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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雷州石狗文化研究的几点认识

  在古代历史文化长河中,雷州地区的石狗文化是人们高度关注的一种文化。在湛江地区,雷州半岛藴藏的石狗数量之多,堪称全国之最,反映了当地极有特色的一种历史风情和风貌。因此,整理和研究石狗文化所藴含的民族文化意义是不言而喻的。2003年,雷州石狗被列入“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标志着雷州石狗文化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里程。

  对于雷州石狗这一文化现象,前人曾有过一些零星的记録和传说。如南朝陈代,因雷祖降世与九耳犬有关,故狗被奉为吉祥之灵物,敬狗之风继而盛行。又如雷州地区民间所流行的“石狗祈雨”习俗,这种习俗记録并承载了当地人祈求石狗保护的美好愿望。而对雷州石狗进行深入、系统的资料搜集和研究,则是近几年的事情。先是2003年由湛江市博物馆编写出版了《雷州半岛石狗文化》一书(湛江市博物馆编:《雷州半岛石狗文化》,岭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从保护文化遗产的角度,揭开了雷州石狗文化研究的序幕。雷州石狗被列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后,雷州市于2004年编写出版了《雷州石狗奇观》(林涛主编:《雷州石狗奇观》,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从民俗、传说、文化内涵、艺术等多个方面对雷州石狗进行了探讨。2007~2008年,由湛江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牵头,湛江市所属的各市、县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参加,成立普查小组,通力合作,经过深入调查和资料搜集,编写出版了雷州半岛石狗研究丛书《雷州半岛石狗图録》湛江市分册(湛江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编:《雷州半岛石狗图録》湛江市分册,广东旅游出版社2007年版。、雷州市分册(湛江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编:《雷州半岛石狗图録》雷州市分册,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和徐闻县、遂溪县、廉江市分册(湛江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编:《雷州半岛石狗图録》徐闻县、遂溪县、廉江市分册,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共三本,为雷州石狗文化的研究和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极为重要而丰富的资料。

  一、 雷州石狗文化的性质

  雷州地区的石狗分布广泛,散布于雷州半岛各地,尤以今雷州市所辖区域最为集中。雷州市辖区有19个镇、街,共2152个自然村,几乎每个村子都有石狗,不仅数量众多,形态也丰富多样,是最有代表性的地区。

  今湛江市区辖有麻章、赤坎、霞山、坡头及东海岛五区共29个镇、街,计有1330多个自然村,其中以麻章区分布的石狗最多,其他区也有相当数量。东海岛区的东海岛、硇洲岛上也有分布,说明石狗文化对其他岛上居民也有相当的影响。

  遂溪县与廉江市均位于雷州半岛的北部,其中廉江市的石狗主要见于横山、安铺、良垌和营仔等镇,其他地方则较少。遂溪县的城月、建新、岭北、黄略等镇也有相当数量的石狗,不少石狗形态奇异,富有特色。徐闻县在雷州半岛的最南边,石狗数量略少一些,但其造型多古檏粗犷,做工略为简单。西连镇水尾的上好村,因近海而制作许多石狗,旧时俗称“石狗村”。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多被毁损破坏,其后才改称“上好村”。和安、下桥镇因与雷州市相邻,其石狗形态也受到雷州市调风、英利镇的影响。

  雷州半岛的石狗,被当地人誉为“泰山猴王”、“大王”、“文曲星”、“公父”、“石敢当”等,他们把石狗作为保护神而崇拜。

  (一) 雷州石狗与图腾崇拜的关系

  雷州石狗是如何产生的,这是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有学者认为:“雷州石狗的造型是古越族图腾崇拜现象的综合体,是多民族民俗文化的传承遗物。”(陈志坚:《试述雷州石狗造型纹饰的社会民俗现象》,见《雷州半岛石狗图録》湛江市分册,广东旅游出版社2007年版。这是否属实则需要讨论。图腾是古代民族崇拜的标志物,如东夷人的图腾崇拜物——鸟;畲族人的图腾崇拜物——狗;远古羌族的图腾崇拜物——羊;又据考古资料分析,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先民以花为图腾,而半坡类型的先民则以鱼为图腾。石狗石狗为古越族的图腾崇拜物,目前尚难有定论,但古越族只是百越族的泛称,狗不可能是所有古越人的图腾应是可以肯定的。那么,狗是否为古越族里其中一支的图腾崇拜物呢?

  狗作为人类最早的朋友,也是人类最早饲养的动物之一。但查考雷州半岛的文化遗存,尚未发现远古时期有关狗图腾崇拜的资料。而在今广西地区,则有一些有关狗的资料,如贵县南越国时期的罗泊湾一号墓,出土一件青铜竹节筒,筒上的漆画中画着一个人,扛矛拉狗去狩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37页。;年代被认为属汉时期的左江流域崖壁画中,狗的形象也很多(覃圣敏等:《广西左江路流域崖壁画考古与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据分析,这些狗应是在参与人类的狩猎活动。虽然不能肯定这类资料与狗图腾有多大关联,但在先秦两汉时期,这里的越人与狗有密切关系是肯定的。

  从民族学的角度来考察,壮族(僮族)与古越族中的骆越人有演变的关系。因此,壮族所保留的一些民风、民俗多少会带有古骆越人的历史印迹。据调查,今广西西部的壮族聚居地,如上思、大新、田阳、忻城、来宾、合山、上林、都安、象州、金秀、荔浦等县(市)以及南宁杨梅古镇一带,都有数量不少的石狗,而在东部的博白县,则有个别发现。有学者认为,石狗是壮族先民图腾的演化物(陈文、岭博:《壮族与石狗考略—兼谈壮族先民的图腾及其演变》,《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主要依据是:在民间流传的神话中,壮族创始人布洛陀的祖母是高贵的公主,祖父是英勇的狗。在来宾县的水落村,村中立有石狗头,当地人称为“阿公”,即爷爷的意思,村民定期对石狗礼拜。崇左一带的壮族人,在春节时结草为狗像,并在村中供奉。此外,壮族还流行“以狗为姓”、“尊狗贵狗”、“以犬婚聘”、“用狗占卜”、“用狗求雨”等民风、民俗。再有,虽然现代的许多壮族人都已吃狗肉,但在一些偏僻或偏远的壮区,还保留着忌食狗肉的传统,如上林县周安乡的大部分壮族人仍忌食狗肉;大新县下雷村壮族人不吃狗肉;百色的两琶乡壮民忌在祖公台前放置狗肉。不能用狗肉祭奉祖先,说明狗在壮族是受崇敬的,有很高的地位。由此推论,狗是壮族先祖的图腾崇拜物也许有一定的道理。

  需要说明的是,在两广南部及越南北部古越族的一支——骆越人,从其流行铜鼓的情况看,这些铜鼓常见有蛙纹图案,其中也应有以青蛙作为图腾的越人。他们也是壮族的先民。这支崇拜青蛙的古越人与崇拜狗的古越人之间有何种关系,还需要做更多的调查和探讨。(玉时阶:《壮族的青蛙崇拜》,见《壮族论稿》,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梁庭望:《壮族图腾初探》,《学术论坛》1988年第3期。虽然在今壮族区里的石狗还有一点上古时期越人图腾的影子,但在今雷州地区,石狗已经完全没有了越人图腾的理念,石狗的存在或许只是对曾聚居于此地的上古时期越人的一种记忆,其性质功能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 雷州石狗与当地族群历史演变的关系

  雷州半岛地处粤西南祖国大陆最南端,先秦时期属于百越之地。新石器时代,这里的居民流行屈肢葬,这与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南宁顶狮山遗址的情况是相类似的,说明这几支越人有着大体相同的葬俗龢民风。商时期,这一带也已形成相当数量的古国、方国,《逸周书·王会解》载,商朝初年伊尹受商王成汤之命,“于是为四方之令曰:……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这是有关南方小方国向商王朝进贡南海地方特产的描述,这些小方国,其地望大体都在今粤西与桂东、南的范围内。瓯即其后的西瓯,桂国即今桂林一带,损子、产里即今湛江(含雷州半岛)、茂名与钦州、玉林一带,周时当属骆越,东汉时为乌浒,九菌亦即后来的九真,其余小方国的地望亦当在上述地域的附近。

  在西汉前期,雷州半岛属于南越国所辖,不过,这种管辖也许只是一种“臣服”的关系。因为赵佗在上书汉王朝时曾写道:“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由此看来,其时雷州半岛很可能是骆越族的势力范围。汉武帝平定南越,在雷州半岛南端设置徐闻县,这既是对雷州半岛的管治及扼守海南岛咽喉的举措,更是设置官港管理海外交通的需要。从考古资料来看,由于汉时设立徐闻县,县治一带的汉化程度明显高于雷州半岛的其他地方。到东汉时期,雷州半岛的越人已演化为乌浒族。当时乌浒人分布之地域亦相当大,《后汉书·南蛮传》载,“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其西有啖人国……今为乌浒人是也……”由此可知,汉时虽有合浦郡,但大量土著人的汉化程度相当低。延至晋唐时期,原居交州(今越南北部及广西南部)的俚人北迁(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57页。,并与乌浒人融合,一般通称“俚僚”。俚人与汉人分地而居。加之俚人数量多,中央王朝多委任俚帅豪酋担任地方长官。至南朝时,粤西南路地区为冼氏所领,居地两千里。冼夫人被尊为俚帅,又因平定地方豪强叛乱而功冠岭南,被隋王朝封为谯国夫人。

  但需要注意的是,今雷州半岛的石狗文化区域不见或少见冼夫人庙,似乎该地不在冼夫人的势力范围内,而今茂民地区及阳江地区之一部,还有海南儋州一带,多见冼夫人庙。因此,晋唐时期雷州半岛是否曾为俚人区,亦尚存疑问。

  从历史上雷州半岛的族群之演变来看,石狗文化的来龙去脉仍不明朗。据前文所述,石狗的出现与壮族先民应有密切关系,但雷州半岛的考古学资料并没有显现出狗图腾在当地的流行。而茂名地区也少见石狗这类雕像。因此,石狗与唐以前的雷州半岛族群是否有必然的关系,还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三) 雷州石狗的性质、功能及其年代的探讨

  雷州石狗的功能是什么,这可从其分布、放置的形态去考察。据观察,大体上有如下几种:村口;府第、民居门口或墙壁上(下);庙宇、塔阁门口;祠堂门口;山坡上;水塘边;墓前。

  一般而言,石狗的这种放置形式,主要起着守护的作用,在主观愿望上则是祈求石狗保佑阳宅的安全吉祥、家人与村民的安居乐业以及阴间的庇护安宁。这种意念,无论是雷州或是广西其他各地,都是雷同的,并没有质的区别。但在起源方面则可能有所不同。结合雷州石狗年代的推断,对雷州石狗的源起和发展演变进行初步的探讨。

  有学者以出土的先秦遗物为据,认为雷州半岛“有秦汉之前的石狗遗存至今”。(陈志坚:《概述雷州石狗文化的渊源与断代依据》,见《雷州半岛石狗图録》雷州市分册,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事实上,先秦时期在雷州半岛乃至岭南境内,均不见有石质雕像,即使是秦汉时期,石刻造像也难觅其踪。据目前所知,在香港、珠海一带可见先秦时期的石刻岩画,秦汉时期则可见雕刻精美的玉石器。在南越国王宫遗址,现时所知也只有石柱一类的建筑构件。在汉徐闻县、徐闻港遗址,也只有一个大石盘(据推测属饮马槽)可能是汉代遗存。因此,雷州半岛是否有汉及以前的石刻雕像尚难证实。再者,晋至唐宋时期的墓葬,至今也未有墓前放置石狗的考古资料。

  据研究,我国最早的石刻造像是陕西长安昆明池遗址的汉牵牛、织女石雕,花岗岩石质,年代为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略早于西汉霍去病墓前的石刻雕像。(耿占军、田军:《试论长安斗门汉牛郎织女石刻像的艺术价值》,《中国古都研究》(23),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岭南地区的石刻雕像始于何时,尚不明瞭。电白县电城镇山兜村隋代洗夫人墓前有一石质雕刻赑屃(蠵龟),其上石碑无存,如年代判断无误,应该是粤西乃至岭南区最早的石刻雕像。其后则是在广州发现的五代南汉时期雕刻有16只狮子的石质柱础造像。(全洪:《广州十年考古发现与发掘》,见《铢积寸累—广州考古十年出土文物选萃》,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

  雷州半岛的石狗造像始于何时,史料未见明载。以其形态及所列资料而言,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娄欣利:《雷州半岛石狗文化漫谈》,见《雷州半岛石狗文化》,岭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即简单雕刻的简檏型,数量较少;形象夸张、纹饰繁缛、变化多样的复杂型,数量较多;生动活泼、表情丰富的像狮型,数量更多。从类型学的角度分析,它们或许代表了雷州石狗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笔者初步推测,简檏型可能始自唐代而及宋明,复杂型始自宋而及明清,像狮型则始自明而及清至近代。其发展演变的序列推断为:

  简檏型(唐)→(宋明)

  ∟→复杂型(宋)→(明清)

  ∟→像狮型(明)→(近代)

  但这种推论并未得到考古学的证明。

  依陈志坚先生所论,纪念雷祖陈文玉的雷州雷祖祠建于唐贞观十六年(642年),祠前一对石狗,应是唐代的遗存。(陈志坚:《概述雷州石狗文化的渊源与断代依据》,见《雷州半岛石狗图録》雷州市分册,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但以类型学考察,这对石狗已是较为复杂的像狮型,不可能是目前所存石狗造像的早期代表。关于这一点,已有学者提出“为后世补造”之说。(娄欣利:《雷州半岛石狗文化漫谈》,见《雷州半岛石狗文化》,岭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不过,依《雷祖志》所载“九耳异犬”之传说,石狗作为雷祖陈文玉降世的崇拜物,则有其可信的一面。雷州石狗文化以古越族狗图腾意念为底藴,后人又将其附会在雷祖陈文玉降世的传说上,进而在宋代及以后滥觞于雷州半岛和周边地区,这也许是目前众说之中较为合理的一种解释。

  两宋时期,汉人沿海路进入粤西及海南,其中闽南(潮)人多留居雷州和琼州,形成于唐宋时期的闽南方言传入粤西及海南,又形成了支系——雷州方言与海南方言。雷州雷城夏江天后庙前的一对石狗,与始建于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的灵山里六祖堂前的一对石狗造型十分接近,头为圆顶斗笠形,吻部凸出,属复杂型石狗,其年代可能在元。受广府文化和闽南文化的影响,明清时期至为流行的石狮雕像对雷州石狗造像应有很大的影响,前面所列的第三种类型——像狮型石狗,恐怕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其年代也应在明清时期。居雷闽南(潮)人本身并没有制作石狗的传统,但他们一方面恪守以石狗为守护神的土著传统,另一方面又没有土著人以其作为图腾崇拜的观念。因此,既把石狗奉为神灵而尊崇,又嗜食狗肉而使之泛为民风,这种独特的民间乡俗所形成的风貌蔚为大观,是独特的地理区域和土著历史传统与迁徙族群相结合而产生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一道风景线。

  二、 雷州地区石狗与周邻地区的文化关系

  前文述及,与雷州地区相类似的石狗在广西已有较多的分布。此外,在海南省的儋州、琼山等县也有一些分布,这两省在地理单元上与雷州相近或接壤,在古代居住的族群也大体相同或相邻。广西南宁以东及海南儋州、琼山,现时亦为汉区,因此,其石狗文化的内涵与雷州亦应基本相同。而广西百色一带属于壮区,所藴含的石狗文化内涵与雷州地区会有较大的差别,相对而言,壮区的石狗文化与古越人的意念会有更多的、也更为直接的传承关系。

  我们还注意到,在广东省的江门、肇庆和韶关地区,也分布有一些零星的石狗,如开平市月山镇石胶村,有红砂岩质石狗,高62厘米,宽33厘米,蹲伏状,口含石珠,现存尚好;赤坎镇龙树下村,有石狗,亦为红砂岩质,高70厘米,宽54厘米,蹲伏状,其形态与月山石狗相近。这两只石狗,形体较为高大,从其形态及石质考察,粤中与粤西地区的古代建筑构件从明至清初常见使用红砂岩石质柱础、墙基、雕刻塑像。因此,开平这两只石狗的年代估计亦属明代。(《中国文物地图集》广东分册,广东地图出版社1989年版,第391页。2009年开平市进行文物普查时,在赤坎镇芦阳村三门里也发现一只红砂岩石狗,高53厘米,宽35厘米,通长56厘米,蹲伏状,胸前雕刻交叉系铃,后有尾,形态古檏。据村民关荣策(69岁)介绍,相传芦庵公的曾孙关圣徒之妻谭氏(生于正德七年,即1612年,享寿80岁)出嫁时,从娘家带来了一对石狗,村上的人把石狗安放在村口,石狗神通,能震慑贼匪,使贼匪不能进村,贼匪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后趁村人不备,贼匪盗走村东口的那一只石狗,把它扔在“交流渡”的江河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石狗,就把那地方叫做“淹狗洲”。为了纪念石狗,此后每年农历九月十五日的“石狗日”,各家各户做糍,买三牲祭拜石狗。由此可见,三门里石狗的年代亦应属明代。在开平市长沙办事处思始居委会新美村还发现一只石狗,花岗岩质雕成,口大眼凸,双耳,前肢站立,后肢跪伏,胸前雕刻狮毛,年代应为清代。

  肇庆高要市回龙镇黎槎村的一只石狗,放置于一座民居的门前左侧,红砂岩石质,阴刻双眼,吻部已受损,身上饱经风雨侵蚀,呈蹲坐状,底座深埋地下,高38厘米,宽38厘米,通长32厘米,这是一只简檏型石狗。虽然不了解这座民居的始建年代,但以该村仅残留这只石狗,或有可能是该村最早的遗存推测,石狗的年代至迟在明代,也有可能更早一些。又如韶关始兴县马市镇安水朱屋村的一只石狗,放置在村口道旁,红色片砂岩石质,造型古檏,线条粗犷,头顶已被削平,身上多处受损,肩下挂一响铃,高80厘米,宽50厘米,通长60厘米,其形态属像狮型,推测其年代不会早于明代。据瞭解,该村开基于清朝,约有170年的历史。这两处地方,在先秦及汉时亦为古越族所居,石狗的出现与古越族是否有关,值得我们关注。以今天所居族群考察,肇庆高要属广府民系,而韶关始兴则属客家民系,倘若是汉人制作的石狗造像,则其文化内涵与雷州石狗完全相同。又假如是汉人之前的土著民族制作的石狗造像,其文化内涵当与广西壮族区的石狗相近。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多的资料予以探讨。

  三、 结论

  本文对雷州石狗文化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由于未能对石狗做深入的考古类型学分析,也未就目前所见的各种石狗资料做详细的比较研究,因此所做出的年代推测是不可靠的,也是不太准确的,只是一种蠡测而已。雷州石狗文化所藴含的社会意义是非常广泛的,这里的探寻不过是挂一而漏万,期待更多的学者参与探索和研究,也祈盼本地学者对雷州石狗进行细致的登记,对每一处、每一只石狗及相关的资料(如地点、所处位置、背景年代、基本描述、尺寸等)列表公布,使这项研究更具科学性,基础更为扎实、可靠,所做出的成果也就更大、更可信,使这项沉甸甸的历史文化遗产得邱立诚,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到充分的展现,进而有利于保护和继承。

  邱立诚(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本文原载《百越研究》第二辑《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四次年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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