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宋以来，由于地处南海，广东地区的对外贸易较前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宋时期中国瓷器在海外获得极大的声誉，需求量很大，这对广东地区瓷业的兴盛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广州的西村窑、潮州的笔架山窑及雷州窑正是在此时发展起来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雷州窑的兴起，极大地提高了雷州港作为对外贸易商港的地位。这里就广东宋元时期瓷业的发展与雷州窑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 广东宋元时期窑址的考古发现
1. 广州西村窑
西村窑位于广州市西村增埗河东岸岗地上。属北宋时期，发现于1952年。皇帝岗是西村窑场的主要遗存(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西村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出版，1987年。。堆积高约7米，清理一座龙窑，残长368米，拱顶已毁，窑身中部最宽4米。窑首尾稍收窄，窑床铺沙，坡度13°。窑的前端有火膛及火门。烧制的产品分粗瓷和精瓷两类，以前者为主。釉色以青釉为多，黑酱釉为次，也有青白瓷（影青），还有少量低温緑釉。器类有碗、盏、碟、盆、执壶、凤头壶、军持、罐、盒、唾壶、注子、净瓶、灯、熏炉、烛台、枕等。还有雀食、碾轮、漏斗、埙及狗、马陶塑等。纹饰有刻划花、印花、彩绘、点彩和镂孔等。部分器物是仿耀州窑，如橄榄青釉印团菊和缠枝菊纹的碗、盏、碟、大盆；而周边刻花，盆心绘酱褐色釉菊纹或牡丹的青白釉大盆则是西村窑特有的产品。西村窑烧制的瓷器在南海西沙群岛及东南亚、菲律宾、印尼等地都有出土或传世。是当时岭南地区生产外销瓷器的重要窑场。
2. 潮州笔架山窑
笔架山窑在潮州市东郊笔架山(广东省博物馆：《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1年。。亦为北宋时期。在西临韩江的山坡遍布瓷片和匣钵碎片。有“百窑村”之称。1953～1986年间多次进行调查和发掘，已清理10多座窑。均属龙窑（包括阶级窑），窑室内部用砖砌筑隔墙。最长的一座残长795米。产品以白瓷为主，器类有碗、盏、盆、钵、盘、碟、杯、灯、炉、瓶、壶、罐、盂、粉盒、人像、动物玩具等，釉色有白、影青、青、黄、酱褐等多种。特点是釉质晶莹润泽，釉层较薄，一般不开片或极细的鱼子纹片。纹饰以划花为主，还有雕刻和镂孔。北部猪头山一带多生产美术瓷，釉色多样；韩山中部主要生产影青瓷和青釉瓷；粉丝厂后山一带多见黑釉、酱釉产品。器物中有相当数量的观音、佛像以及小洋人、哈巴狗，说明产品远销国外。日本、东南亚也曾出土笔架山窑的产品。笔架山窑出土的一件瓷佛像座，刻有“治平三年丙午岁次九月一日题。”、“水东窑”等文字，证明这里就是古籍文献中所记载的水东窑，年代为北宋。此外，发现一座宋墓打破了五号窑，墓中出土的铜钱几乎包括所有的北宋年号钱，而在窑中的堆积物出土一枚“元丰通宝”，表明该窑的废弃时间不会早于北宋元丰（1078年）。
3. 雷州窑
雷州窑主要分布于雷州市与遂溪县，其中雷州市纪家镇、杨家镇与遂溪县杨柑镇是窑址的主要分布区(杨少祥：《海康县公益村、土塘村宋元窑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文物出版社，1988年。。年代为南宋至元。1986年在雷州市纪家镇公益圩旁清理一座残长187米的龙窑，其中火膛268米，窑室残长1602米。火膛与窑室之间有火墙相隔。附近有含陶瓷片的堆积，最厚达336米。出土窑具有匣钵、垫环、压锤、石碾槽等。瓷器有碗、盘、碟、炉、杯、钵、壶、瓶、罐、枕等，胎灰白色，施青白釉或酱褐釉，有的呈冰裂纹。部分碗的内底模印莲花纹、菊花纹，有的碗内底有四个垫烧痕迹。瓷器中以釉下褐色彩绘最具特色，如口部绘卷草纹的钵；口沿点褐彩的碗；罐类的肩部与腹部绘莲瓣纹、钱纹、卷草纹、折枝菊花纹等，有的还题写“金玉满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等吉祥语；枕类作如意形，边饰卷草纹、钱纹，中部饰折枝菊花或花鸟。这些褐彩瓷器与雷州市宋元墓葬所处同类器完全相同，应属同一时期及同一窑系的产品。
遂溪县杨柑镇下山井村西面的海岸尚存10余座窑，属雷州窑系。产品以青釉瓷为主，褐色釉次之。器类有碗、盏、杯、盆、钵、盘、碟、炉、瓶、壶、罐、砚等。盘、碟的形制较多，有花瓣口、折沿、扭花唇、平唇等多种。纹样有刻花、印花、褐色彩绘等。一件瓷碗模有元代“大德九年”的铭文，是雷州窑年代下限的实证。部分瓷器采用大小相叠垫烧的方法，并置于匣钵内烧制。
4．其他
这里主要列述具有代表性的几处：
遂溪新埠窑群在遂溪县杨柑镇新埠沿海，与雷州窑系的下山井村窑群相距不远。年代为宋代。窑群东起坝头村，西至永安村。窑炉结构不明。堆积物厚达1米，含大量陶瓷片。烧制的瓷器有碗、盏、盘、碟、杯、罐、壶、瓶、钵、枕、砚、炉、坛等，釉色有青釉、青黄釉、酱褐釉，釉层很薄，碗类多饰莲花瓣刻纹，碟类则印圆形花纹。多采用大小器皿套装叠烧，器内有四点垫烧痕迹。其他还有压锤、碾槽、碾轮、匣钵以及网坠等陶器。
廉江窑头山窑群位于廉江市营仔镇西南面窑头山，又称“犀牛望月”。年代为宋代。发现龙窑8座(曾广亿：《广东唐宋陶瓷工艺特点》，《广东唐宋窑址出土陶瓷》，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出版，1985年。，依山坡砌筑。窑长20～25米，宽18～21米。主要分布在山冈的东南面。堆积厚3～5米，遗物十分丰富，瓷器有碗、碟、杯、罐、盆、壶、瓶、坛、盒、灯、盏、砚等，部分瓷器外表模印回形纹、双线“非”字纹、“万”字纹。主要施青釉或黑釉，有少量彩绘瓷和刻花瓷，彩绘是用铁锈色颜料在器外壁描绘花卉、兰草。陶器有瓦、碾轮、碾槽、压锤、垫饼、垫环、网坠等。
南海奇石窑位于南海市小塘镇奇石村一带的多个山冈(同上。，因未经发掘，窑炉结构不明。据调查所得，烧造的瓷器种类主要有罐、盆、盘、碗、碟、杯、壶、瓶、盏等，以施青釉和酱黄釉为主，也有少量属窑变釉。装饰手法有印花、刻划和彩绘。彩绘瓷以铁锈色釉料为主，也有深褐色墨彩。纹样以菊花、卷草最多，其他有人物、图案、兰草、水草等，器形见于盘、盆、瓶、罐。属于奇石窑烧造的最为典型的器物是在佛山澜石鼓颡岗出土的一件彩绘人物瓶(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出土五代至清文物》图29，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出版，1989年。，器肩下一周缠枝花卉，器腹一周四个人物形象，服饰一样而动作表情不同，生动地表现了从喝酒开始，到醉后入睡的过程，描绘手法传神逼真，将酒香人醉的情景刻画得惟妙惟肖，是非常难得的艺术品。在窑址的堆积物中，有的器物拍印有“嘉佑”及“政和二年、三年、六年”等年款，结合器类分析，奇石窑的年代为北宋时期。
惠州窑头山窑位于惠州市东平窑头山(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惠州北宋窑址清理简报》，《文物》1977年8期。，北面有东江，西南为西枝江。年代为北宋。堆积物厚达5米多。清理窑炉一座，为斜坡阶级式龙窑，残长469米，宽276～316米，残高16米，窑室用双隅砖平放顺砌，窑底用黄褐色沙土夯打。窑内堆积分七层，在第二层出土了210公斤铜钱。遗物有窑具和瓷器。窑具及制作用具有匣钵、垫饼、垫环、试片、擂钵、坎臼和杆、铜片等。瓷器有碗、碟、盏、杯、盅、罐、壶、瓶、炉、器盖、枕、小狗及一些雕塑等，釉色以青釉为主，还有酱褐釉，酱黑釉、青白釉（影青）及少量白釉。器表装饰有印花、刻划、雕塑、镂孔等，花纹有缠枝菊花、缠枝牡丹花、卷草、蕉叶和凸雕莲瓣纹等。出土的铜钱最晚为南宋“建炎通宝”。
封开都苗窑位于封开县长岗镇都苗周家村一带(何纪生等：《广东封开县都苗宋代窑址调查》，《文物》1975年7月。。年代为北宋。窑址范围较大，主要分布在村南的猪墩、十分窑、天后宫、张山涌、龙湾等地。沿江的低矮山冈上多见破碎的窑具和瓷片。各处窑址相距数百米，堆积厚3～4米。但窑室未作清理。烧制的瓷器以碗为主，其他有盘、碟、盏、杯、炉、罐、瓶、钵、壶等，釉色以青釉为多，有深有浅，深者呈青緑色；也有的为粉青色，釉色光滑，呈冰裂纹。施釉大多不到底，烧造火候高。总体观察，器物风格与广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窑较为接近。
梅县瑶上窑位于梅县瑶上镇郭屋村碗窑窝(杨少祥：《广东梅县市唐宋窑址》，《考古》1994年3期。。年代为南宋。1985年发掘。窑炉结构为龙窑，窑壁用长方形砖砌筑，窑床倾斜度为23°～25°。窑中间有一道隔火墙，上有10个火孔。窑内出土瓷器碗、盘、盏、盅、壶和窑具漏斗形匣钵。瓷器施青白釉（影青）、青釉、酱釉，以青釉为主。碗心一周刮釉，叠烧法烧成。少量青白（影青）瓷碗、碟的内壁刻花、印花，纹样有牡丹、飞凤，以回形纹作边饰，使用覆烧法，有芒口，与北方的定窑系统瓷器烧制方法相同，省内少见。
五华龙颈坑窑位于五华县华城镇河子口老柏塘山南坡(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五华县华成屋背岭遗址与龙颈坑窑址》，《考古》1996年7期。。年代为南宋至元。据调查，南坡分布有5座龙窑，其中一座，长约35米，宽约22米，但为清理窑炉。文化堆积厚05～11米，出土大量已残破的匣钵、垫环、垫饼及窑砖，在一些匣钵内还有不少瓷器，均已变形、残破、或烧结黏附于匣钵内。匣钵有漏斗形、圆筒形多种型式及匣钵盖。瓷器器类有碗、盘、碟、盏、灯盏、杯、壶、罐、擂盆、器盖等，以碗、盘、盏为大宗，瓷质坚硬，洁白，釉色以青釉为主，包括青黄、青緑、青白（影青）等，个别为酱釉。其他还有陶罐、板瓦，应是窑场使用的器物。推测该窑的主要年代在南宋，至元代期间弃废。
二、 广东宋元时期瓷器生产的几个特点
1. 窑炉与产品特点
在已发现的广东地区的宋元时期窑址中，经考古发掘的地点并不很多，上述各处地点，已知的窑炉均属龙窑，其中潮州与惠州可见阶级式龙窑，这是龙窑向大型化发展的结果，也是追求产量的结果，如潮州笔架山的一座阶级窑，长达795米，个别者甚至长100米上下。在多数地点，一般性的龙窑是最为常见的，长度大都在20～40米，也有的长60多米。当然，这时期个别地方也还存在一些小型的馒头窑（如高州发现160多座）(曾广亿：《广东唐宋陶瓷工艺特点》，《广东唐宋窑址出土陶瓷》，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出版，1985年。，但代表窑炉主要特点的仍然是龙窑。阶级式龙窑出现在北宋时期，其时中国瓷器已达到很高成就，外销货物中以瓷器最为兴旺，需求量很大，广东瓷器生产自然不甘落后，故此，有多个窑室的特长型的阶级式龙窑应运而生。然而，由于阶级式龙窑结构复杂，烧造技术要求很高，不宜掌握；加之岭南的地形地貌也不适宜发展这种阶级式龙窑，因此，阶级式龙窑并不多见，南宋时期这种窑炉已不见使用。
北宋时期，广东的瓷业以广州西村窑与潮州笔架山窑为代表，前者以青釉为主，后者则以青白釉（又称影青）为主，可以说，分别代表两个大的窑系。西村窑的产品有40多种，其中大部分都是日常生活用品，有少量杂器。就釉色、装饰特点而言，以青釉素身者最多，次为青釉刻花类，青褐釉彩绘器、印花器与酱黑釉器也有相当数量，少量为影青器，只有个别为緑釉器。值得注意的是青褐釉彩绘器是釉上或釉下加彩的都有，加绘花卉的主要是盆及腰鼓、碟、罐、枕；加点彩的有小瓶、水盂、盒、罐等。潮州笔架山窑生产的瓷器以影青釉最多，其他有青釉、黄釉和酱褐釉，白釉者较少。器类有20多种，亦以日用瓷器为多，而人像与佛像、鱼形壶、莲瓣形座炉是其特色。器物的装饰手法比较简单，多见刻划花艹纹样，别具风格的是浮雕式的花艹、动物，不见印花器和彩绘器。这与西村窑的产品特征有着鲜明的对比。
遂溪新埠窑的器物以青釉为主体，装饰手法仅见刻花与印花，应属于西村窑系，年代也与西村窑相当。惠州东平窑的器物施釉情况与西村窑有更多的共同点，花纹装饰风格也较相近，受西村窑的影响是无疑问的，当亦属西村窑系。但东平窑的阶级式龙窑结构是学自潮州窑。南海奇石窟无论是器物或是施釉方式都与西村窑密不可分，两者都生产刻花瓷、印花瓷和彩绘瓷。但在产品种类所显示的成就方面，奇石窑尚不及西村窑，不过奇石窑烧造的人物形象所达到的水平则是西村窑所未见的。虽然如此，我们仍然乐于认为奇石窑是在西村窑影响下出现的，当然也属于西村窑系。至于封开都苗窑，器物主要是日用品，虽然也以青釉瓷器为主，但在产品装饰方面未见其特点，器物形态则与西村窑、潮州窑都有相仿之处，若以釉色而论，与西村窑应较为接近。
南宋时期，随着西村窑、潮州窑的衰落，雷州窑成为广东地区新兴的瓷业大户。雷州窑的产品以青釉瓷器为主，少量为酱褐釉，个别为酱黑釉，装饰特点是釉下赭褐色彩绘花卉、卷草或弦纹、文字、动物图形等，也有少量模印花鸟纹样。这种情况明显受到西村窑瓷器风格的影响，尤其是褐彩瓷，其绘制手法也有相仿之处。当然，两者的器物形态已有很大的区别，仍可认为，雷州窑的褐彩瓷在某些方面是继承和发展了西村窑同类瓷器的特点，并取得了新的成就。不过，雷州窑的产品似乎没有向粤中及粤东地区销售，它的影响面更多地面向雷州半岛地区及海外输出，并对越南同时期的瓷业产生一定的影响。廉江窑头山窑的产品以青釉瓷为主，也有少量彩绘瓷和刻花瓷，应归属雷州窑系，它们的年代也应相同。而在深圳南头后海出土的一件元代褐彩瓶(《深圳市唐至明清墓葬调查发掘简报》，《深圳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94年；又引自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出土五代至清文物》图62，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出版，1989年。，或许与雷州窑的元代制品有某种关系。
在粤东地区，梅县的瑶上窑和五华的龙颈坑窑以生产青釉瓷器为主要特点，也有少量影青瓷和酱釉瓷。瑶上窑的瓷器装饰有刻花和印花，还或多或少地保留有潮州笔架山窑瓷器往昔的风貌。而龙颈坑窑则更多地生产各种檏实无华的青釉素面日用瓷器。这种景象与北宋时期潮州笔架山窑所显示的瓷业兴旺期确有天渊之别。
2.与外省窑系的关系
目前，陶瓷界大都认为，釉下彩绘瓷器最早为唐代长沙铜官窑所创，铜官窑的瓷器很受海外欢迎，产品多有输出，其输出主要是通过广州口岸，这对广州地区的瓷业不能不产生影响。由此，认为西村窑彩绘瓷器是受到前代铜官窑彩绘瓷器装饰手法的影响而产生是有一定道理的。西村窑彩绘瓷器有釉上彩与釉下彩两种，但入窑烧造后已没有什么差别。若以与同时期瓷窑关系而论，西村窑瓷器将刻花与彩绘混合使用的装饰手法，集磁州窑与耀州窑装饰特点于一体，这是西村窑瓷器的最大特色。不过，就总体面貌而言，西村窑瓷器与耀州窑更为接近，故陶瓷界把西村窑划属耀州窑系，虽然也有学者提出异议(曾广亿：《广东唐宋陶瓷工艺特点》，《广东唐宋窑址出土陶瓷》，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出版，1985年。。毋庸讳言，磁州窑系的釉下彩绘瓷器，也带有明显的唐代长沙窑的影响。磁州窑的釉下彩绘瓷器主要是白釉下带各种彩绘划花，其中以黑彩为主要装饰方法，当中又以白釉下黑彩划花瓷器为最高档。而西村窑的彩绘刻花瓷器是以青釉下褐彩为主要特色。到雷州窑，则主要地发展了釉下褐彩，不见刻花瓷器，这是雷州窑的地方特点。较为明显的是，雷州窑褐彩瓷器的诗、画风格，应无例外地来自于磁州窑的影响，而磁州窑的这种诗、画装饰不过是继承了长沙窑的传统。
青白釉（影青）瓷器是北宋时期江西景德镇新创的产品，宋元时期，景德镇窑大量生产青白釉瓷器成为风尚，盛烧不衰。可以说，潮州笔架山窑是受其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在景德镇，甚至有专门生产青白釉瓷盒的作坊，潮州笔架山窑大量生产同类瓷盒的做法当与景德镇有密切关系。因此，陶瓷界将宋代潮州窑列属青白釉瓷窑系。以往曾有论者探讨潮州窑属仿龙泉窑(陈万里《从几件瓷造佛像谈到广东潮州窑》，《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3期。，事实上，龙泉窑虽初创于北宋早期，但形成自身特点主要是在南宋中期，与北宋时期的潮州窑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由于北宋潮州窑的青釉双鱼盘与南宋龙泉窑的同类瓷器（盘内底贴附双鱼）确有相仿之处，那么，是否可以考虑，正是南宋龙泉窑的某个产品受到了潮州窑瓷器的影响，这并非不可能的事。
3.外销需求推动了广东瓷业的发展
中国陶瓷历史的发展表明，中国瓷器在唐代晚期进入成熟的阶段，至宋时，瓷业迅猛发展并达到很高的水平。可以说，真正使中国瓷器扬威世界亦当其时。由于宋瓷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深受世人喜爱，故需求量很大，由此而推动了宋代瓷业的发展。为适应对外贸易的需要，位于“南海丝绸之路”、“陶瓷之路”要冲的广东地区当然不会落后，各处瓷窑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全省42个县市有宋代瓷窑址612处，出露窑床近千座(曾广亿：《广东瓷窑遗址考古概要》，《江西文物》（中国古代青瓷研究专辑）1991年4期。。目前已知宋时期广东地区烧造外销瓷器的窑口有潮州笔架山窑、广州西村窑、惠州东平窑、南海奇石窑和雷州窑等，在海外发现的广东外销瓷器以笔架山窑和西村窑瓷器产品最为丰富。在印度尼西亚爪哇附近的海域，曾打捞有笔架山窑生产的青白釉盒、水盂、瓜棱形罐、盘、刻花碟、碗、莲蓬三联盒等(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瓷》。；菲律宾也出土有笔架山窑的青白釉瓜棱形盒、瓜棱形执壶、圆筒形盒等(香港东方陶瓷协会编：《菲律宾发现的中国瓷器》。；马来西亚也发现不少笔架山窑瓷器(冯先铭：《中国古代外销瓷的问题》，《海交史研究》第2辑。；巴基斯坦的巴博地区亦曾发现笔架山窑的刻莲花瓣炉(冯先铭：《中国古代外销瓷的问题》，《海交史研究》第2辑。；此外，其时的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首府缚达城（今伊拉克巴格达）也聚集不少贩卖潮州窑瓷器的商人(《汕头日报》1982年2月16日。。由此可见，潮州窑瓷器不仅外销至南亚地区，西亚地区也不少。西村窑的产品主要销往东南亚地区，印度尼西亚曾出土西村窑的长颈阔口瓶、酱釉和青釉点彩瓶、青白釉喇叭口军持、绘花碗、刻花碗、彩绘刻花碗、青釉凤首壶、点彩水注等(叶义：《南中国窑器》，《东南亚瓷中国外销瓷》，香港东方陶瓷学会出版。；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博物院，收藏有印度尼西亚各地出土的西村窑瓷器(叶义：《南中国窑器》，《东南亚瓷中国外销瓷》，香港东方陶瓷学会出版。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瓷》。；菲律宾与沙捞越地区也出土不少西村窑瓷器(叶义：《南中国窑器》，《东南亚瓷中国外销瓷》，香港东方陶瓷学会出版。；西亚地区的阿曼，亦曾出土西村窑的刻花碟(曾广亿：《阿曼出土的中国古代外销瓷》，《古陶瓷研究》1982年第1辑。；西沙群岛的海域，也多见典型的西村窑瓷器。再者，阿曼曾出土奇石窑生产的黑釉翠蓝窑变四耳罐(同上。。雷州窑因发现较晚，20世纪80年代鲜有介绍，90年代初露端倪，并有为数不多的文章见诸报刊，迄今窑址的发掘报告仍未发表，故海外所见之中国褐彩瓷，多被认为是磁州窑的产品，其实并不尽然。如埃及尼罗河畔古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褐釉瓷，应就是元代雷州窑制品(马文宽等：《中国古陶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雷州窑的产品以罐、枕数量最多，其他还有壶、瓶、杯、盘、碟等，除雷州地区略有出土外，其他地区少有发现，可见其产品是以外销为主。雷州市区始建于宋至今尚存的天后宫，是当年雷州地区海上贸易兴旺发达的见证。宋人朱彧在《萍州可谈》记述当时从广州出洋的“船舶深阔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贮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正是宋代广东地区瓷器大量出口贸易，盛况空前的真实写照。
三、 宋元时期广东瓷业与雷州窑的关系
1. 雷州窑兴衰的历史原因
北宋元佑二年，宋王朝置泉州市舶司。自此，福建地区的海外贸易大幅增长。不过，在南宋最初的几年，广州市舶司在海外贸易方面的收入仍不会低于泉州市舶司，故广州市舶提举仍说“收课入倍于他路”。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之十四。但绍兴二年兵祸大作，广州陈颙一度围困潮州，其后黎盛又“犯潮州，焚民居毁城去” (《海阳县志》（雍正版）；《潮州志》（民国重修版）。，潮州窑极有可能于此时被废止。广州市舶司也曾一度被暂罢，海外贸易受到严重影响。而对广州瓷业的主要威胁还在于此时江浙与福建地区瓷业的兴盛，并在泉州出口贸易更为有利的情况下占夺了粤瓷的海外市场。西村窑也很可能在此情况下受到冲击而停产。但在粤西，受到的影响看来要小得多。
雷州半岛自汉徐闻港衰落之后，至唐宋时期，置雷州、下辖海康、遂溪、徐闻，州治设于海康（即今雷州市），这使该区有了新的发展机遇。唐时，雷州半岛基本完成了民族融合，俚人大都汉化。宋代，北方移民尤其是福建人，迁徙落籍雷州者不少，因而雷州地区人口大增。这些移民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使瓷业较前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褐彩瓷技术的使用，很有可能是从磁州、吉州、广州等地引进瓷匠，从而推动了雷州窑系的形成，使之成为当地经济新的亮点，这既是时代的需求，也与瓷匠的引进有很大关系。与此同时，农业（尤其是甘蔗、水果、茶、烟）、渔业、手工业（制糖、纺织）等也都迅速发展起来，雷州城成为粤西地区的重镇，由此而开创了经济繁荣、海外贸易再次兴起的新局面。诚然，造船与航海技术的进步，是唐宋时期我国海外贸易发展迅猛的基本条件，但在刺激瓷器外销方面，宋王朝的外贸政策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据《宋史·食货志》载：“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泄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绮、瓷、漆之属博易。”这个政策从主观上扩大了税源，限制了钱币外流，客观上鼓励各种实物外销。《宋会要辑稿》记载：南宋嘉定年间，雷州知州郑公明、赵伯东均因用铜钱博易番货而遭罢免，可见违禁而遭受的处罚是很严厉的。雷州窑分布在雷州、遂溪、廉江等地，窑址地靠雷州港，产品输出极为便利，故宋元时期雷州地区瓷业蓬勃发展，数量颇多。雷州港与当地瓷业正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地发展、兴旺起来。
明代初期，明王朝屡次下令禁止民间下海“通番”贸易，实行“海禁”，这使沿海地区的海外贸易受到极大的限制，加之元、明时期新兴的青花瓷器与釉上彩瓷器，逐步取代了色彩不那么鲜艳的釉下褐色彩瓷器，雷州窑走向衰落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到明代，高、雷地区的青釉瓷器还可见点彩的存在(广东省博物馆等：《吴川县黄坡福岭村古墓清理报告》，《广东文博》1990年1期。，但那已是雷州窑褐彩瓷器的遗迹。显赫一时的雷州窑褐彩瓷器，在宋元时期的当代古墓中给我们留下了惊奇，也在废弃的窑址中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赞叹。
2. 雷州窑与广东其他窑系的关系
雷州窑的兴起，固然有磁州窑系的影响，但也有自身所具备的基础和条件。雷州市沈塘镇茂胆村，自唐代起，这里就与遂溪、廉江等地的窑口一起烧造青釉瓷器。北宋时期，雷州地区青釉瓷的烧造水平也与其他地区同步发展。不过，产品质量与数量都大大不及潮州窑和西村窑，故雷州本地烧造的瓷器在北宋时期似乎还没有外销。而在雷州城区出土的一些属于北方窑系的北宋时期青釉或白釉瓷器(标本现存雷州市博物馆。，应是通过雷州港转运出口的货物。
在泉州港兴起龙泉窑崛起之际，潮州窑与西村窑也到了衰落之时。龙泉窑系瓷器以其质优取代了潮州窑瓷器的地位；西村窑那种青不够透，彩不够艳的瓷器，终于被磁州窑系强大的彩绘瓷所击倒。雷州窑看准了磁州窑彩绘瓷器在海外备受欢迎的机遇，随即在青釉瓷中加入釉下赭褐色彩绘技术，并将诗、画装饰技法加以发展，配以浓厚的粤西风格，使雷州窑在广东地区的瓷业中独树一帜，成为宋代广东地区瓷业中的三大窑系之一。从大的方面看，雷州窑或许可归属于磁州窑系，但它毕竟有其独特之处，它那白描式而又精美的花卉、动物图案以及诗、书、人物所显示的南方情调，是青釉瓷系中彩绘瓷器发展分支的成功范例，对探讨宋元时期广东地区的瓷业发展及对外贸易极为重要。
邱立诚（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本文载《粤地考古求索——邱立诚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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