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州半岛的土地开发，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外来移民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限于资料，本文只能对历史时期雷州半岛外来移民的迁入及其对该地区土地开发的推动作用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

　　众所周知，在生产力诸要素中，人是最活跃的因素。先进地区的人口流向落后地区，必然会将先进的生产方式、生产技术一同带入新居地，从而推动迁入区的开发进程。在历史时期，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雷州半岛的土地开发，同样与经济文化相对先进的北人之南迁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古代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看，秦以前，岭南地区已受到中原文化，尤其是楚文化的影响，\[1\]这种文化影响之所以发生，当然不能排除人口的流动和物质交流两方面的原因。

　　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向岭南地区的移民活动，发生在秦代，大约有三次。第一次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平定岭南之时。是年，秦始皇“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徙谪，实之初县” \[2\]这次带有征服性质的移民活动，规模很大，据说有 50 万之众， \[1\]范围也很广，雷州半岛所在的象郡亦属移民之区。第二次是在秦始皇三十四年， “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2\]。说明从那时开始，岭南已成为封建王朝迁徙中原罪徒和贬官流放的基地，并以这种办法来充实初设边郡人口，戍守边陲。第三次，南海龙川县令赵佗为稳定秦南征将士人心，扩充实力，上书秦始皇“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始皇可其万五千人”。 \[3\]这些南下女子，名为“士卒衣补”，实则为南征将士婚配。赵佗的用心十分显然，就是想借此来安定军心，增殖人口，扩充实力。秦代的三次人口南徙，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在客观上对包括雷州半岛在内的岭南地区的开发都是大有益处的。

　　秦以后，中原人仍以多种形式继续南迁。两汉时期，前后有两伏波将军率师南征，每次都有一些将士奉命留下来戍守南疆，落籍边关。西汉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平定岭南，西汉王朝重新将南越之地划分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九郡，驻军戍守。由于汉代同秦代相比，南疆版图扩大了许多，戍守的将士人数自然会有很大的增加。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率大军南征交趾，曾经由雷州半岛沿海岸线进军。这里实际已成为前哨阵地，战略地位非同寻常，当有部分将士在此戍守落籍。如东汉初年青州人黄万定随马援南征，就曾留守落籍于雷州半岛所在的合浦郡，其子孙后来竟成为当地土著人的首领。再如当年随马援南征的战士禤纯旺，亦是有姓名可考的落籍者。\[4\]其次是贵族官僚的流放。西汉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失败者，如哀帝时关内侯张由、平帝时中山王后卫氏等人，都被流放雷州半岛所在的合浦郡。第三是商人逐利南来雷州半岛。半岛地理位置特殊，突出于南海之中，由此扬帆南下东南亚航路最近，所以早在西汉元封年间，徐闻港即开辟为对外通航贸易的官港，中央政府设左右侯官常驻港口，处理通航贸易事务。徐闻港的开辟，使这里的商贸活动大大活跃起来，一时间，吸引了不少北方商人逐利南来，当时此地流行的一句俗谚， “欲拔贫，诣徐闻”， \[5\]就是这种情况的生动写照。第四是人民避乱南迁。这类南迁者以西汉末年为多，如王莽时鲁国的汶阳士氏南迁苍梧广信县，桓帝时颖川唐氏迁居桂阳县 (今连县)，后来都成了那里的望族。而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老百姓当然还有很多。至于西汉时期南迁的洪波是否波及半岛地区，目前还缺乏具体的证据。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秦汉之间相继南迁的中原人民，带来了北方先进的铁制农具、牛耕等生产技术，对包括半岛在内的岭南地区的早期开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晋室南渡之时，中原人民为逃避战乱，纷纷举族南迁，形成了秦汉以后北人南迁的又一高潮，这些自发流徙的“流人”，从黄河流域进入长江流域，其中更有一部分远徙岭南。这股南迁的潮流，持续时间很长，迄止南朝，仍未稍歇，史载“东晋南朝，衣冠望族向南而迁，占籍各郡”。 \[6\]其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可想而知。这次大规模的南迁潮流，亦波及雷州半岛，如刘宋时期徐闻县的阮谦之，其祖父就是从中原陈留南迁来的。 \[1\]既然阮氏家族不远万里，辗转迁址雷州半岛最南端定居，估计北人南迁至雷州的絶不会是个别现象。到了唐代，朝廷更是有计划的“徙闽民于合州” (雷州唐初称“合州” )，\[7\]使雷州半岛的人口有了较大增加。据统计，唐代中期(742年)，雷州府的户口数已达4320户，20572人，户口数在唐代广东19个州中分别名列第14位和第11位。 \[8\]可能是同乡相亲，转相引领的缘故，自唐迄宋，不断有闽人迁至雷州，到两宋时期，雷州半岛已出现很多福建莆田移民聚居的村落。雷州府的户口也比唐代有了很大增加，1080 年即已达到 13784 户。南宋末年，蒙古骑兵攻陷临安，赵宋皇室及其追随者，且战且走，一路败退，由浙而闽，由闽而粤，再由粤东而粤西，据说一度退至今湛江市的硇洲岛，\[1\]故有大批难民也随之避乱粤西和雷州半岛，形成又一次流民移动高潮。这样就使得雷州的人口在元初又有了更大的增长，达到了89535户，125310口。其户数之众，仅次于广东人口最稠密的广州路，名列第二;但其增幅之大，却为宋元广东诸路中所仅见。元以后，仍有北人，特别是闽南人相继迁徙雷州，落籍于斯。清雍正时，朝廷也曾有意识地号召流民来此垦荒，又有不少外来人口落户半岛。由于历史时期外来人口的不断迁入，外来移民竟成了半岛地区的人口主体，以至连外来的方言——闽方言(雷话)也成了这里最通行的语言。

　　二

　　北人的大量南迁，在客观上极大地推动了半岛地区土地开发的进程。当然这种开发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先秦时期，岭南地区的百越诸部落，还处在落后的原始社会阶段，土地的开发程度，尤其是雷州半岛平原地区的土地开发程度极其有限，自秦汉时代起，因北人的接踵南徙、带来了北方先进的农耕文化，这一地区的土地开发才进入了新时期。自秦汉迄宋元之间，雷州半岛地区土地开发的情况，虽无直接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仍可从这一地区人口密度变化的数据中略窥一二。因为一般来讲，在有剩余荒地可供垦辟的前提下，土地资源的开发程度总是同人口密度的大小成正比的。西汉元始二年，半岛地区的人口密度仅为14人/ km2,唐天宝元年已是26人/ km2,元至元二十一年更增至157/ km2。雷州半岛从古及今，都有剩余荒地可供开垦，所以，该地区人口密度的成倍增加，必然推动土地的开发，这是肯定无疑的。

　　雷州半岛地区历代人口密度数据简表(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整理。

　　时间郡县名称户数人口密度备注

　　西汉元始2年

　　(公元2年)

　　合浦郡15,39878,98014人/km2

　　东汉永和5年

　　(公元140年)合浦郡

　　23，12186，61715人/km2

　　隋大业5年

　　(公元609年)合浦郡28，690缺>15人/km2

　　唐天宝元年

　　(公元742年)海康郡(即雷州)4,3202057226人/ km2

　　宋元丰3年

　　(公元1080年)雷州13,784缺>26人/km2

　　元至元27年

　　(公元1290年)雷州89,539125,310157人/km2

　　明洪武24年

　　(公元1391年)雷州45,352225,612282人/km2

　　清嘉庆15年

　　(公元1810年)雷州185,214628,392786人/km2

　　西汉迄隋，雷州半岛地区皆属合浦郡。唐代，雷州始从合浦郡析出。

　　户数比东汉增加 24 %，人口密度必相应增大。

　　户数比唐时增加3倍多，人口密度必相应增大。

　　宋以后，雷州地区的土地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官民田地山塘的面积呈现出迅速扩大的趋势。据明万历《雷州府志》、清嘉庆《雷州府志》和道光《广东通志》的记载，列表如下:

　　元明清雷州地区官民田地山塘面积统计

　　朝代年份面积

　　元无确切年份

　　5,586顷

　　明

　　洪武24年

　　11，345顷

　　嘉靖11年

　　12,345顷

　　万历41年

　　13，016顷

　　清嘉庆21年

　　19,405顷

　　元明清时期雷州地区的土地资源的进一步开发，主要得益于屯田和垦荒。

　　元代用兵海南，征剿黎峒，遂在海南(今海南省)、海北(高、雷、化)两道招募流民，分遣新附士卒，实行具有军事性质的屯垦，以为久驻之基。这种屯田，由官府拨给耕牛，再收取屯户田租，以供军需。据统计，元成宗时，海北道雷、高、化三州的民屯户有3357户，民屯田26500亩\[1\]。如果再加上军屯田的面积，其屯田总面积一定不少。明代洪武年间，为防范倭寇进犯，广东沿海增设卫所，驻军防守。这些专以防倭为要务的军士，实际上也采用了军屯的传统方式，而且明代军屯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元代。明万历《高州志》说:“国初籍民为军，乃讲屯政。”雷州半岛三面环海，易攻难守，是防倭的重点地区，驻军人数和军屯规模自然相当可观。据记载，明雷州卫辖内外九所，额设旗军10002名，屯兵4140名， “不分旗军，人给田地 20亩耕种，本府抛荒田828顷，照数分给之。” \[9\]清初因受“迁海”影响，屯田之政虽一度废驰，但不久即告恢复，并由官府“招垦给牛种，以次修屯兵之政”,\[10\]大体上恢复了原有的规模。

　　其次是大片荒田的开垦。随着半岛地区人口的增长，特别是北方移民的大量迁入，历史时期雷州半岛的荒田不断地得到开垦应该是无可置疑的。因为元以后该地区官民田地山塘面积和该地区人口同步增长的事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不过，我们除了知晓元代该地区人口数和土地面积以外，元以前具体的垦荒情况还知之甚少。有关明清时期雷州半岛的垦荒情况，我们藉助方志，则可知其大略。

　　明代洪武年间，在明太祖朱元璋的倡导下，全国各地包括广东在内，掀起了新一轮垦荒高潮。1327 年(洪武五年)，明朝政府在奬励垦荒的基础上，明确规定:“流民复业者，各就丁力耕种，毋以旧田为限”,\[11\]这一规定打破了旧有的土地归属权限，保障了开垦者的土地所有权，推动了荒地的开垦。与此同时，广东一些地方的州县官员，也采取积极的措施， “募民占籍，垦辟草莱”，不少地区逐渐呈现出“农桑被亩，鸡犬声闻”的喜人景象。\[1\]据雍正《广东通志》卷 20 记载，明代从洪武二十年(1387 年) 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 210余年间广东全境新增耕地96830顷。\[1\]雷州府官民田地山塘面积亦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据明万历《雷州府志》记载，元代雷州府的官民田地山塘面积为5586 顷，到明洪武 24 年，即增至 11344 顷，翻了一番。明万历 41 年，又增至 13016 顷，净增 2328 顷。说明明代雷州垦荒成绩的确十分突出。

　　清代，尤其是康熙平定“三藩”和解决台湾问题之后，实行了积极的鼓励垦荒措施，如蠲免赋税，把招抚流民复业和垦荒多寡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大小的标准，另外还规定对垦荒有功的地主加以叙用等等。这些措施在广东乃至雷州地区发生很大效用，如雷府遂溪县知县宋国用就曾以实际行动，“捐给牛种劝垦”，安抚流民。雍正即位以后，更是屡颁诏书，要求各省督抚以及府州县官大力招民垦荒，责令地方官府借给百姓牛、种、口粮作为生产工本;放宽起科年限，水田六年，旱田十年，着为定例;又诏举老农，给以八品顶带，以示奬励垦荒。雍正六年，又颁“谕湖广、广东、江西等省百姓毋轻徙四川诏”，其中特别提到“各省皆有可垦之田土，即如广东高、雷、廉三府尽有荒地可以耕凿”,\[12\]有意识引导天下流民前来粤西垦荒。朝廷如此重视，地方官自然不敢怠慢。雍正时，雷州府的招民垦荒则由州最高行政长官知府王铎亲自负责，终雍正之世，雷州府计开垦荒田 629 顷，成绩显着。\[1\]干隆十一年，又诏谕荒地较多的高、雷、廉三府，“听该地民人垦种，免其升科，给与印照，永为世业”,\[1\]给予粤西更加优惠的政策，促进了半岛地区土地的进一步开发。

　　三

　　在雷州半岛荒地不断垦辟的同时，随着这里人口的增加，尤其是南迁流民的增加，土地开发的深度和广度也大大加强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水利事业的兴修，大大增加了单位面积的产量，提高了产出效益。半岛地区水利的兴修，江南水乡之民大规模南迁的唐宋之际是一个分水岭。宋以前这里似乎没有什么有名的水利工程值得一提，至少是缺乏史料记载。从北宋开始，雷州城郊已有开渠引水的记録。\[1\]南宋时因北人的大量南迁和地方的重视，半岛地区的水利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南宋绍兴 2年到16年，有一个名叫胡薄的官员，受命主持修筑工程浩大的雷州东西御潮海堤;\[7\]绍兴 28 年，雷州知府何庾(一作“庚” )，组织民众疏浚扩建雷州城北的特侣塘，城西的西湖塘，同时在雷城东、西、南各开凿三条水渠，一条从特侣塘南流与西湖水汇合，灌溉城东临海“万顷洋田” ;一条从西湖塘东流城南，灌溉东洋田;一条由西湖塘导水西流灌溉城西“白沙田”。雷州人民没有忘记何公兴修水利，为民造福的恩惠，将这些水渠称之为“何公渠”。南宋干道年间，雷州知府戴之邵，在何公渠的基础上加以整修扩建，在特侣塘上增建8个水闸，24渠，灌溉遂溪县田，另开 8 个支渠和若干新渠，此外又修筑了御潮堤岸，捍护农田。“何公渠”加上“戴公渠”和“戴公堤”，雷州境内遂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十分发达的水利网。\[1\]这套水利网的形成，使雷州东西洋万顷土地皆成良田，百姓“大获其利”。\[13\]

　　元代统治阶级虽为异族，但仍能重视地方水利的兴修。蒙元皇朝统治的数十年间，至少有两次对雷州东西洋防潮海堤以及有关渠塘进行过修整改造，史称元时“浚故湖，筑大堤，竭三溪潴之。为斗门七，为渠二十有四，开良田数千顷，滨海斥卤为膏壤”，民謡赞曰: “渠之泱泱兮，长我禾尤稻;自今有年兮，无旱无涝”。\[7\]

　　入明以后，雷州地方官府除了对原有水利工程进行疏浚改造外，府属三县建陂凡 19 处，塘 41 口。\[1\]明末清初，天下大乱，海康、遂溪两县海堤，多处沦崩失修，康熙35年(1696)，雷人陈瑸疏请修筑。清廷拨款5300余两，陈瑸自己捐款 5000 两，东西海岸海堤得以重新修复，发挥效能。

　　水利事业的兴修，使土地开发的深度大大加强，产出率提高，雷府“万顷洋田”每亩单产可达三、四石\[1\],每年以两季而论，其总产量已非常可观。故清人屈大均说: “雷郭外，洋田万顷，是曰万顷洋，其土深而润，用力少而所入多。……大都资灌溉于罗湖、特侣二渠。借捍御于长堤乌岸，修则穰，驰则荒，固往事之验也”,\[13\]屈大均的话，很好地说明瞭水利与农业丰歉的关系。

　　二是北人的南迁，也大大促进了半岛地区土地开发的广度。突出表现是北方旱田作物在半岛地区的广泛栽培。譬如，麦类作物的栽培，在汉代只发现于江北。西晋杜预曾建议在江南大种包括麦子在内的“五谷”，结果被人以江南之土“不可陆种”为由否定掉了。到了东晋，江南始有种麦的记载。\[14\]据说唐时广州一带的小麦是有种无收，但自宋初经由官府大力推广以后，粤地种麦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苏轼在广东博罗看到的景象是“夹道皆美田，麦禾甚茂”。(据苏轼《游博罗香积寺》诗引。到南宋时期，由于南迁人口众多，小麦面粉的市场需求旺盛，“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至是竟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15\]作为北方旱田作物主导品种的小麦，竟在南国大地广泛种植起来。而雷州的冬小麦又以其品质上乘而驰名天下。据史料记载，在南粤范围内， “小麦以雷州九月种，来年二月收的最好，其次是粤西(即今广西)，又次是增城” \[1\]。除小麦之外，雷州府也有了芝麻、鸭脚粟、狗尾粟、豆类等北方旱田作物的种植。北方旱田作物南移，粟麦菽黍与水稻在雷地兼作，既可使低洼易灌，水利和土质条件较好的平原继续发展水稻生产，又可使丘陵高亢之地得到利用，种植适宜的耐旱作物，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另外，由于水旱作物对气候和节令有不同要求，为人们不违农时，充分利用季节，种植合适的农作物提供了更广阔的选择余地，从而起到了早晚兼济，春秋互补的作用，拓宽了雷地农作物种植的时间和空间。清人屈大均所说的雷地“无日不种，亦无日不获”\[16\],正是雷州半岛土地开发向广度进军的必然结果。

　　上述种种说明，随着北人的大量南迁，水利的兴修，旱田作物的普遍种植，半岛地区的土地开发，在深度和广度两个层面上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郭天祥（湛江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

　　参考文献

　　\[1\] 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 75、 92、 174、 180、 215、 339、 347、 153、 210、 221页。

　　\[2\] 《史记·秦始皇本纪》。

　　\[3\]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4\] 俱见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七)，中华书局1983年版。

　　\[5\] 明万历《雷州府志》、《舆地纪胜》均引《元和郡县志》。

　　\[6\] 《宋史·食货志》。

　　\[7\] 转引自《湛江两千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8、 153、 14～15页。

　　\[8\] 参见《中国人口》(广东分册)，广东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9\] 明万历《雷州府志》(卷12)。

　　\[10\] 清嘉庆《海康县志》(卷1)。

　　\[11\] 《明史·太祖本纪》。

　　\[12\] 嘉庆《雷州府志》(卷一)。

　　\[13\] 《广东新语》卷二“雷州海岸”。

　　\[14\] 曹文柱《中国流民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页。

　　\[15\] \[宋\]庄季《鸡肋篇》。

　　\[16\] 《广东新语》(卷一)。

　　（本文原载《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