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地方特色文化类型中，雷州文化既不同于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是一种民系文化，也不同于华侨文化、禅宗文化、海洋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所揭示的典型地方特色文化。当然，这些文化类型皆是以其自身鲜明的本土特色为开掘重点，并已经被不同程度地拓展为一种区域文化的整体观照。如果将雷州文化也定位为一种民系（雷州民系）(“民系”，是一个民族内部的分支，分支内部具有共同的或同类的语言、文化、风俗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香林意识到，汉族等庞大民族，会因为时代和环境的变迁，逐渐分化，形成微有不同的亚文化群体，为了描述这些亚文化群体，他首创“民系”一词。雷州人中通行雷话，是有别于粤东潮汕话的闽南语系中又一个独立的次方言区，具备民系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方言特征。文化，或以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为依托进行定位，似乎都可以称为“雷文化”。无怪乎自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上半年，湛江针对文化定位问题，通过广播论坛的形式，展开了多次大讨论，其中呼声最高的也就是“雷文化”的称谓。这也正是将雷州民系与“雷”的文化符号结合起来的结果。然而，“雷”在“雷文化”中只是将雷州文化的个体表象（如雷歌，即雷州歌）贴上了“雷”的标签而已，本身并不具有地域特色文化的内涵。雷州文化只能界定为一种区域文化，以行政区划名称的“雷州”笼盖文化构成的个体存在，该区域涉及历史时期雷州行政区划沿革范围内的海康、徐闻、遂溪三县，以及受雷州文化直接辐射的廉江与吴川。

　　一、时空二维的雷州文化界域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没有人类无所谓文化。研究表明，“雷州最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先民在繁衍生息”\[1\]；“广东新石器遗存的发现，可追溯到公元五、六世纪，唐代刘恂《岭表録异》一书中，就提到雷州半岛发现的雷斧等物。……海康县发现的一件大石铲，通高达53厘米，是目前全省发现最大的一件。”\[2\]又据近年文物普查，在雷州半岛的西海岸（北部湾沿岸）发现有新石器时代山冈遗址多处，并在地表采集到大量石、石斧、石环、古网坠等古石器，这充分说明远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雷州先民已开始创造雷州的远古文化。那么雷州的文明史也就要从新石器时期算起，然而“雷州”之名却是在唐代才有的。据《旧唐书·地理志》载，“（唐）武德四年，平萧铣，置南合州，领海康、隋康、铁杷、椹川四县。贞观元年，改为东合州。二年，改隋康为徐闻县。八年，改东合州为雷州。”\[3\]吴松弟《两唐书地理志汇释》亦对此确认无疑。\[4\]由此可以唐贞观八年为限分雷州史为前后两段：一为雷州得名之前的雷州史；一为雷州得名之后的雷州史。

　　雷州于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建置以后，经宋、元、明、清数代，虽上线归属屡有变化，或为广西、或为广东，但下线所领一直相对稳定，“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已定型为海康、遂溪、徐闻三县”。\[5\]空间区域的定型，直接导致了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基本构成要素的生成。如由唐代雷州第一任刺史陈文玉衍生出的雷祖文化（民俗文化）和自唐代以来逐渐凝练而成的雷方言文化、北宋以来的贬谪文化等。从雷州方言而言，它是闽南方言的一种次方言，是随着闽南方言民系的迁徙入雷而慢慢形成的。雷州人的祖先大多是由唐至清从福建的闽中、闽南迁来的移民，北宋文学家苏辙贬雷时在他的《和子瞻次韵陶渊明劝农》诗的小引云：“余居海康，其耕者多闽人也。\[6\]”至迟，“雷州话在明代已形成，并具有区别于闽南、粤东闽语的特点”。\[7\]这些雷州文化研究重要对象的形成，无不是雷州区域定型化之后的事情。如果从雷州民系的形成和“雷字号”文化形态来对这一地域的文化进行称名，则必然是大大消减了雷州文化的内涵，而对雷州得名之前的历史文化不予关注或关注不够。

　　对于雷州得名之前的雷州文化，由于史料的缺乏或语焉不详，描述起来显得异常困难。所可凭据的材料，除《隋书·地理志》、《南齐书·州郡志》、《晋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汉书·地理志》等正史中的“合浦郡”条外，就是可能会从先唐“经”、“子”、“集”部文献中辑出一点零星材料。而仅靠这部分材料是不足以对雷州得名之前的文化发展轨迹进行描述的，这就需要甄别唐以后的文献资料来参证和补阙。唐以后出现了大量地理志书，而关于涉及雷州问题的材料也主要集中在雷州的历史地理和行政区划沿革方面。然而，雷州初立前后的地理史志资料综合起来，依然无法将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些重要细节问题搞清楚。如关于自汉至隋历代合浦郡的郡治问题，它涉及到雷州文化于唐代之前是否已经形成孕育发展的中心问题。当代的一些学者在追述合浦郡时期雷州半岛的政治、文化中心时，十分肯定地认为是在今之雷州城，却没有足以令人信服的材料为依据。先唐合浦郡的行政区划和郡治实在是需要廓清的，即使现在还弄不清楚，也只有存疑。

　　就区域文化界域的空间维度而论，一种文化的产生、生存和发展必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雷州文化所赖以生存的唯一空间就是雷州区域，这一雷州区域就是唐以后逐渐定型化的徐闻、海康（今雷州）、遂溪三县（市）。从历史的纵向来看，可将雷州文化的存在空间分为“前雷州时期（合浦郡时期）”、“雷州时期”、“后雷州时期（湛江时期）”。“合浦郡时期”的雷州文化空间是远远大过“雷州时期”的，这一广大的区域是雷州文化早期生成的土壤，可以称之为合浦郡时期雷州文化研究。作为“雷州时期”雷州文化环境的海康、徐闻、遂溪，是雷州文化研究面对的主要空间，也是雷州文化直接生成的土壤。后雷州时期，雷州区域逐渐缩小，直到今天作为湛江所属的一个县级行政区划。当然，在进行雷州文化研究实践时，仍然无法撇开徐闻、遂溪二县。当下湛江文化强市建设的背景下，雷州文化研究还必需关注到廉江、吴川二市，它们既是历史时期雷州文化向外辐射最为直接的地区，也是湛江的直属行政区，以雷州文化为特色的湛江文化建设自然少不了两者的支撑作用。

　　二、基于“文化”概念的雷州文化研究内涵

　　雷州文化是一种区域文化，区域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是其综合性和多学科性。雷州文化内涵的界定，依赖于对“文化”概念的理解与阐释。那么，什么是文化呢？

　　梁启超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8\]“文化这个名词有广义狭义二种，广义的包括政治、经济；狭义的仅指语言、文字、宗教、文学、美术、科学、史学、哲学而言。”\[9\]当代中国学者也大都从广义和狭义上认识文化，其中广义的文化观念非常适合区域文化的意义界定。如“广义的文化就是人化，即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东西构成了文化。具体讲，它包括三层面：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10\]而狭义的文化仅指精神文化，即观念形态的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意识、情感、意志、价值、信仰、知识、能力等等人的主观世界的活动及其物化的形态或外烁的成果，如典籍、语言、文字、科技、文学、艺术、哲学、宗教、道德、风习，等等。无论是广义的文化还是狭义的文化，都只是限于文化学研究本身的文化界定，对于区域文化研究来说，有许多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因此，雷州文化研究既要突出纯粹的文化内涵，也要有所超越，以文化生成机制和文化生态的开放视野来关注和研究雷州文化。

　　任何一种区域文化的生成，必需具备三个条件，即文化的创造者——人；文化生成的特定环境——地理区域；人与环境的互动。从雷州文化研究来说，首先就是要研究雷州人，研究雷州的族群构成和历史时期的移民龢民族关系问题。其次是研究雷州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这一环境是如何左右土著和外来移民的文化创造。第三是研究雷州人如何影响和改造环境，从而生成各色文化形态；研究雷州环境如何反向制约雷州人的思想和行为，使雷州人在适应雷州环境中打上雷州本土环境的印迹，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的雷州文化。对雷州文化现象的描述是基础性的表面研究，而对雷州文化生成机制和发展走向的研究则是动态的深层研究。一种文化形态生成之后的生命力如何，既决定于其自身价值的高低，更取决于其生态环境的变化。文化生态保护和建设是区域文化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因此，雷州文化研究需要建立四个系统，即雷州人的研究、雷州环境的研究、雷州人与雷州环境互动的研究和雷州文化生态研究。

　　三、雷州文化的人本研究

　　每一个学科或对象的研究，都必须从基础性问题研究开始，只有基础研究有了充分的积累，纔可能将研究引向深入，并从中引出二级课题，逐级生发，从而形成科学而严密的研究体系。区域文化因其内涵的模糊和存在的诸多争议，则更加需要通过扎实的基础性问题研究予以澄清，使得深层研究少一些演绎与猜测，多一些理性判断与实证，使文化研究更富学理性。

　　雷州文化的基础研究虽已有一定积累，却并不系统，而且尚缺乏针对性。为了保证对雷州文化进行科学而有序地研究，使研究人员找准研究工作开展的切入点，可从雷州人研究、雷州环境研究、雷州人与雷州环境的互动研究、雷州文化生态研究四个方面的要求展开，其中最根本的是对雷州人的研究。雷州人的研究主要指对雷州族群、民系和雷州人个体的研究。

　　1.雷州族群研究

　　从雷州族群研究来看，今日雷州半岛地区历史时期曾是百越人的栖息之地，越族痕迹最明显之处是留存于雷州半岛地区大量地名当中的古越语因素。如“调丰”（遂溪）、“调风”（遂溪）、“调高“（坡头）、“调罗”（海康）、“调铭”（海康）、“调爽”（海康）、“调顺”（海康）；“麻登”（坡头）、“麻俸”（官渡）、“麻扶”（海康）、“麻蕾”（遂溪）、“麻廉”（海康）、“麻弄”（南三）、“麻斜”（坡头）；“那毛”（海康）、“那灵”（海康）、“那澳”（海康）、“那卜”（海康）、“那泗”（徐闻）、“那郎”（徐闻）、“那洪”（坡头）、“那榔”（廉江）。\[11\]这些地名至今沿用，并有特定的古越语意义。此外，湛江地区的地名中仍有许多以“圩（墟、虚）”名者，如海康客路镇的“东山圩”、“本立圩”、“田头圩”、“仕坡圩”；纪家镇的“曲港圩”、“公益圩”、“包金圩”；龙门镇的“平湖圩”、“竹桥圩”；遂溪黄略镇的“南亭圩”、“海滨圩”、“华封圩”；北坡镇的“下黎圩”、“北坡圩”；徐闻锦和镇的“胜利圩”等。它们尽管多为后起居民村落，以“圩”命名是沿用了古越语中表示集市的“墟”。清张渠《粤东闻见记》载：“粤人谓野市曰墟，亦作虚。”\[12\]吴永章认为：“如果说古代越人始称集市为墟，墟为古越语，也是言之有据的。”\[13\]如此看来，雷州半岛地名文化中的“圩”也带有明显的古越族文化的印迹。

　　雷州半岛地区分布着古越人的一只——骆越。林惠祥说：“骆越，亦称瓯越或西瓯，在今广东西南及安南。”\[14\]罗香林也说：“骆越亦百越之一支，其居地殆东自广西南宁西南，下及广东雷州半岛，及海南岛。”又说：“骆越自汉武帝时置为郡县，大势已趋向复混合于中夏系统之境地。”\[15\]今雷州半岛地区居民多有王、符、黎三姓，而清人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七“黎人”条载：“黎多符、王二姓，非此二姓为长，黎则不服。”\[16\]由此可以断定，今之三姓中的“王”、“符”二姓必与俚（黎）人存在一定族源上的关系。那么，雷州半岛地区是否有“俚（黎）”人分布呢？

　　据《黎族简史》所考，“黎族的族源与百越西方部分的一只——骆越有较为密切的关系。”\[17\]解放后在海南全岛以至现今黎族聚居的中心地区，都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址。根据出土器物所表现的文化性质来考察，它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文化是同属一个文化系统，特别是与广西钦州地区、广东湛江地区（包括雷州半岛）发现的原始文化更为近似。《三国志·吴书·薛综传》载，黄龙三年（231年），吴合浦、交趾太守薛综向孙权上疏曰：“今日交州虽名初定，尚有高凉宿贼；其南海、苍梧、郁林、珠官四郡界未绥，依作寇盗，专为亡叛逋逃之薮。”\[18\]据张雄所考，薛综所云“未绥”之四郡，正是“俚（黎）”人分布之区域。\[19\]而吴时曾在今广东徐闻置珠官县，又改合浦郡为珠官郡，珠官郡便是今雷州半岛为主体的地区。

　　晋时，雷州半岛地区为合浦郡地，领六县之二为徐闻、珠官，合浦郡与除海南岛之外的北部湾周边地区同属交州。张华《博物志》曰：“交州夷名曰俚子，俚子弓长数尺，箭长尺余。”\[20\]这也说明置徐闻、珠官二县的雷州半岛地区是俚人的分布区。既然雷州半岛地区历史时期曾是俚（黎）人的主要分布区域，那么该区域的俚人大姓也当是“王”、“符”二姓。与今雷州半岛地区的“王”、“符”二姓联系起来，可知雷州族群中的“黎”人成分。“黎”姓与“俚（黎）族是否有内在的联系，也是很值得考察的。今黎姓广泛分布于环北部湾地区，尤以越南为多。《元和姓纂》卷三载：“唐洛阳尉黎迥，爱州人。”\[21\]爱州为唐岭南道所属，在今越南河内南清化附近。唐时爱州正是俚人的主要分布区，洛阳尉黎迥因俚（黎）人而得姓，而黎姓正是从唐代开始才逐渐凝固为一个姓氏。唐时雷州虽已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划，由于唐前交州俚人的广泛分布，其族属和风习也当是一致的，故雷州地区的黎姓也应与俚人有亲缘关系。

　　宋初的《太平寰宇记》所载岭南各族的情形，实是唐、五代时期的有关史实：卷一百六十一至卷一百六十九，共记俚人七处，其中仅有雷州一处，其余六处皆在广西境内及其与广东相邻之地。这说明唐、五代之时今广东境内有俚人活动的地区就是雷州。在俚人逐渐消失的同时，岭南夷獠的分布却有所扩展。《太平寰宇记》又说：雷州“地濒炎海，人惟夷獠。”这说明在唐、五代之际，俚人虽已渐渐消失，但雷州人中的夷獠成分仍是主体。雷州人族属成分的根本性改变，还是两宋大量外来移民迁入的结果。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漫长的历史演变、族群迁徙与融合中，雷州曾是古骆越人和由骆越人派生出来的俚（黎）人、唐宋时期的夷獠与北来中原汉民族的杂居之地，雷州文化已经融入了汉以前的越族文化和汉以后的俚人文化、夷獠文化质素。因此，研究雷州文化的创造者雷州人，首先必需解决历史时期雷州族群的构成及嬗变、雷州土著的外迁和外来民族的内徙等基础问题。

　　2.雷州民系研究

　　从雷州民系来看，经过历史时期的民族融合，雷州半岛地区的古越族和俚人已融入不断南来的汉族系当中，论雷州半岛地区的族系就是指汉族系。岭南地区的汉族系由于来源地不同、迁来时代不同，又分为广府民系、客家民系、潮汕民系和雷州民系等。不同的民系创造了不同种属的文化，而一个民系区别于另一个民系最突出的特征是方言。在湛江四区五县市中，雷州、徐闻、遂溪通行雷州话，“这种方言，在其语言特点上，与广东东部的潮汕方言比较接近，它保持着福建闽南方言的许多基本特征，它是属于闽方言的一支次方言。”\[22\]湛江城四区和吴川以高雷片粤语为主，少部分人讲闽语和客家话；廉江分布最广、使用人口最多的是客家话，其次才是粤语、闽语。\[23\]这表明着传统的雷州区域（海康、徐闻、遂溪）与雷州半岛北部的廉江、东北部的吴川，在民系上是不同的。

　　雷州半岛上的“俚”人，在唐以后的文献中已逐渐不见载録，外来汉民系逐步改变了这里的民族构成。这是外来移民的结果。之前的两汉时期，岭南成为汉朝的疆域以后，并没有出现稍具规模的移民。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不存在移民的来源。南越远离人口稠密地区，周围今福建、江西、湖南、贵州都是人口非常稀少、尚未开发的地区，不可能有移民输出。而中原人口稠密区南迁的人口至长江流于就已定居，难以越过这大片未开发的地区到达岭南。六朝时期由于长期战乱，北方大量移民移入福建和广东东部，以广州为中心的粤中地区也是重要的移民迁入地。但此时尚没有成规模的移民移入雷州半岛。唐代北方移民最多的州，是韶州（今韶关）和广州、桂州、连州。唐末五代，雷州外来移民也逐渐增多，裴某唐末守雷州，因中原乱不得归，定居于此，子绍任官吉阳，遂为吉阳人。\[24\]然而，终唐一代移入雷州半岛的外来移民尚不足以构成一个稳定的民系，“黎话”也未能形成。李新魁认为：“现代雷州半岛等地的‘黎话’，是宋、元、明之时操闽语的人向西迁移所带来的方言，明朝时，这种黎话已经形成。”\[25\]据吴松弟统计，宋代自元丰元年到至元二十七年的212年间，位于广西路南部的雷州的户数增长了550%；雷州也成为广西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元丰元年尚居全国第六位，至元间已跃居第一位，每平方公里达到127户。\[26\]北宋初，雷州“地滨炎海，人惟夷獠，多居栅以避时郁”\[27\]，一派蛮荒景象。然而，到了南宋时期却已是“州多平田沃壤，又有海道可通闽浙，故居民富实，市井居庐之盛甲于广右”\[28\]。雷州人口发展的基础龢民系的基本格局无疑是南宋时期奠定的。

　　今日称雷州人的语言，往往笼统地认为是雷话，其实雷州方言内部也是有差异的。据康熙二十六年（1687）《海康县志·民俗志》载：“雷（州）之语三：有官语，即中州正音也，士大夫及城市居者能言之；有东语，亦名客语，与漳潮大类，三县九所乡落通谈此；有黎语，即琼、崖、临高之音。惟徐闻西乡之言，他乡莫晓。”这种差异性主要是由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点进入雷州地区的移民所致。在这些移民当中，闽人自然是主流。福建对广东的移民开始于北宋中叶，而以南宋时达到高潮。因此，至元时雷州人口密度的大幅度提高，是百余年来移民迁入的结果。“唐朝闽南一批居民移入雷州，壮大汉人队伍，进一步开发雷州半岛。唐宋以后，外地移民大量迁入雷州半岛，主要来自闽南兴化府、泉州府和漳州府等地。明清时期，雷州府属海康、徐闻、遂溪三县，均有闽人迁入。”\[29\]闽人及闽人文化改变了雷州半岛早期的文化面貌，要追索雷州文化的生成基因，梳理和描述先唐和唐宋以后外来人口的移民轨迹是一个必要的前提。

　　3.雷州人个案研究

　　所谓个案研究，是指对雷州历史名人个体的研究。研究历史人物主要在于描述其生平事迹、评价历史功过、评述政治哲学思想、探究学术建树、阐释文学艺术创作等。概括起来，就是从中国传统的人物评价模式儒家所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出发，对人物展开研究。人物研究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如年谱、行年考、交游考、仕历考、评传、专题研究等。无论采取何种研究形式，都必须做好三个方面的基础研究工作：

　　一是文献的收集和整理。现阶段，在雷州文化的人物研究上，主要集中在对陈瑸、陈昌齐等个别对象的研究，而对诸如丁宗洛等一生留下大量著述的历史人物却少有关注，仍有一些近代人物尚未进入人们的视野。即使对陈瑸等雷州热点历史人物也缺乏基础性研究。现今，雷州文化研究的最大局限是对雷州文献缺乏必要的整理和辑録，研究一个人物不清楚他是否有学术著述或诗文集留传下来，这些文献又需要加以系统整理，以供深入研究所用。

　　骆伟《广东文献综録》\[30\]载録雷州文献有年谱、方志、诗文别集、个人全集等。陈瑸著述有清干隆三十年兼山堂刊本《陈清端公文集》八卷、同治七年广州富文斋刊本《陈清端文集》十卷、道光六年上东署不负斋刊本《海康陈清端公诗集》十卷。今有邓碧泉点校本《陈瑸诗文集》。对陈瑸的研究，还有丁宗洛民国23年铅印本《陈清端公年谱》四卷；陈昌齐纂《雷州府志》、《海康县志》；梁成久纂《海康县续志》；穆彰阿纂修《大清一统志》；《清史稿·本传》等。这些是陈瑸研究的基本文献，或加整理，或加辑録。陈瑸以外，陈昌齐、陈乔森、林召棠、林联桂、李晋熙、罗鼎、李文泰等都有诗文杂着传世，都需要进行整理。对他们的著述进行整理，是研究人物的第一步，也是人物研究最为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二是关注历史遗物和遗迹。对于那些留下个人著述的历史人物，其遗物和遗迹的考查可以为研究提供有效的佐证；对于大多数没有留下任何著述的雷州历史人物，查考其遗物和遗迹就显得更加重要了。遗物指人物留存于身后的、藏于官方馆所或民间的实物、碑刻、族谱等；遗迹指故居、旧址等。对这些遗物和遗迹发掘、整理、研究的同时，还要联合地方有关部门或个人进行生态保护。

　　三是民间探访。一个历史人物在其籍地或为官之地往往会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寻访他们的后代和邻里，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可以称作对历史人物的田野考查。

　　作为广东地方特色文化之一的雷州文化，对其内涵界定、雷州文化的主体——雷州人的研究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当然，仍有对雷州历史自然环境和历史人文环境的研究，尚需作进一步探讨。

　　蔡平（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广东省雷州文化研究基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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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载《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