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州文化泛指雷州半岛及受其影响周边地区的地域文化，它与潮汕文化、海南文化一起，构成作为岭南文化一个亚文化的福佬文化。由于雷州文化具有广泛文化来源、深厚土著文化底藴，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不断得到充实和更新，形成自己文化特质，故能在我国地域文化之林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但长期以来，雷州文化未得到深入研究和发掘，许多文化特质还鲜为人知，实有必要通过一项专题研究，使其优良传统得到继承和发扬，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一、雷州文化历史渊源

　　雷州位居祖国边陲，历史上为封建王朝势力薄弱之地，容易保留土著文化；但雷州又处在南海交通要冲，历史上海陆交通和贸易兴旺，人员和物资往来频繁，文化信息丰富。两种因素相结合，构成它多元文化来源。但人群作为历史文化主要载体，无疑是雷州文化来源的主体，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的文化特质和变迁。

　　（一）俚僚文化

　　岭南土著，西汉以前中原人还不知其族别，一概称为“越”或“蛮”，总称曰“百越”或“蛮夷”。无论“越”、“蛮”、“夷”皆为对南方各族的泛称，而不是族名，故这时文化也泛称为百越文化。而按照复旦大学谭其骧先生意见，到《后汉书·南蛮传》说“至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交趾女子征侧及其妹征贰反。……于是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此为关于岭南族名最早记载，其中“里”为岭南各族主体(谭其骧：《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地理》，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雷州半岛时属交趾部，自属土著里人分布区。魏晋以后，“里”改作“俚”。张华《博物志》曰：“交州夷名俚子”。（吴）万震《南州异物志》云：“广州南有贼曰俚。此贼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往往别村各有长帅，无君主，恃在山险，不用王法。”雷州半岛属合浦郡地，亦为俚人区域。所以东汉以后，以俚僚文化代替百越文化，更具体和符合雷州半岛文化实际。隋唐时期俚人发展为大规模部落联盟，高凉冼氏“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万余家”(《隋书·谯国夫人传》。，冼夫人势力覆盖粤西南、海南等地。不过，隋唐已有俚僚往往合称，《隋书·地理志》云：“俚僚贵铜鼓，岭南二十五郡，处处有之。”并有一部分被汉化，“隋唐之际，冯冼内属，荒梗之俗为之一变”(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条，中。。当然，其实雷州还是“瑶、壮、侗、僚与黎杂处之地”(宣统《海康县续志·雷祖志》。，但他们多是从俚僚中分化出来的，有一部分相继走上汉化道路。如唐政府任用土著陈文玉为雷州刺史，他“精察吏治，怀集洞落，僚蛮相继输款”，部分“相率归洞远去” (嘉庆《雷州府志·人物》。，即渡海入琼。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称：“俗呼山岭为黎，人居其间，号曰生黎”，所以古代黎族不限于海南岛，雷州半岛也是其居地。后来他们部分汉化，部分迁居海南，但俚僚文化却在雷州半岛留下深深的痕迹，在各个文化层面上表现出来；又因为俚僚文化是雷州半岛在百越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最早的历史文化，所以也是底层文化，成为以后雷州文化最基本构件之一。

　　（二）闽潮文化

　　雷州三面临海，其海洋地理坏境与资源遂成为最富海洋文化特性的闽潮人移居和开发的对象。唐代，已有“徙闽南之民于合州”之说(转见宋鋭：《雷州人是来自福建的闽南人》，载政协海康县文史组《海康文史》1984年第4期。。按合州初置于萧梁，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更名东合州，辖境约今雷州半岛。宋以后，移居雷州的闽潮人更多，幷发展为当地居民的主体，这有大量家乘、族谱记载。宋绍圣四年（1097年）贬雷州文学家苏辙在《和子赡〈次韵陶渊明劝农诗〉小引》曰：“余居海康，……其耕者多闽人也。”道光《广东通志·雷州府》引宋《图经》说雷州“州多平田沃壤，又有海道可通闽浙，故居民富实，市井居庐，甲于广右”。雷州半岛北缘“化州以典质为业者，十户而闽居其九”(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十六。。民国《曹氏族谱》：“远祖讳相公，……由闽之建阳，于南宋干道七年（1171年）移居吾邑曹家村”。宣统《海康县续志·金石》云：“海康鹅感村官民，由闽入雷，自宋末梅岭公始。”同书《人物志》又云：“吴日赞，……府城东关人，先世系出八闽。始祖竑，宋淳熙初官雷州通判，因家焉”；“邓仁爽……，公闽人也，发迹于福州潮阳里，为宋进士，官光禄大夫，继掌雷州路，性癖山水，择得郡西南七十里而家焉。庄名潮阳，殆不忘其祖乎。”同书《金石·莫公亚崖祠田跋》：“余系自莆（田）之武盛里，十一代特奏公判高凉，卒于官，其子因家焉。季有冬公迁雷，盖宋理宗末年也。”另同书《陈韫之先生墓志铭》曰：“其先闽人也，始祖以宋进士官于琼，有政绩。任满，卜居于雷之北隶，延世滋大，乃迁岭东干塘村。”明清迁居雷州闽潮人不减于前。宣统《海康县续志·人物志》记“李韶绎，……邦塘村人，始祖曰德重，明时由莆田迁海康，遂卜居今村”。又宋鑫《惠龛集·有明始祖王封公由闽迁雷卜居宋家村考》云：“公讳王封……由福建兴化府莆田县迁雷，卜居于海康之麻廉洋，名其村曰‘宋家村’”。明清时应募至雷州半岛开垦的闽潮人更不在少数。明广东布政使罗荣奏：“高、肇、雷、廉所属州县地多抛弃，流民、土瑶易为啸集，请募民开垦，劝课农桑” (《明实録》卷一○一。。在清初广东掀起撩荒运动中，高、雷、廉三府被开垦土地最多，“粤民踊跃争愿垦荒”(雍正《广东通志》卷四。。雍正雷州知府王铎专司府属有关事宜，当然会有不少闽潮人加入垦荒队伍。故雷州城南天后庙联曰：“闽海恩波流粤土，雷阳德泽接莆田，”反映闽潮移民所带来闽潮文化在雷州空间占用和流布，整合为雷州文化一部分。可以说，闽潮文化是雷州文化一个重要来源，从雷州居民后来归属于福佬系看来，这诚不为过。

　　（三）中原汉文化

　　秦汉中原封建势力进入雷州半岛，设立郡县，中原汉文化开始在当地扎根生长。汉代兴盛一时的徐闻、合浦港，即为汉文化在当地传播的强大基地。其中徐闻港地望不出雷州半岛，无论今徐闻还是海康都有大量汉墓，但徐闻就有290多座，出土“万岁”瓦当、卷云纹瓦、陶板瓦、灰坑、并、柱洞、宜宫砖、钱纹砖等建筑遗存遗址，以及铁、铜器、五铢钱、龟钮铜印、各种陶器等，显示今徐闻县西南五里镇二桥、仕尾一带大有可能为古徐闻县城或港口，中原建筑文化在当地传播无可置疑。在与海康临近的徐闻沿海，也发现不少汉代文物，其文化风格与在广州、澄海、五华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或相似，既受南越文化，也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有非同寻常的渊源关系。至中原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精神文化等，也先后传播至雷州各地，渐渐成为当地文化主宰。例如刘宋时徐闻著名大户阮谦之，其祖父东晋时举家迁入徐闻，数十年后到阮谦之时，已发展为当地豪绅大户，成为封建文化在徐闻的代表人物。经唐代俚人大规模汉化或他迁，到宋代以降，中原汉文化渐渐成为雷州主流文化。虽然闽潮文化这时也伴随移民高潮传入，但它代表的是民间文化，自不能与拥有强劲文化势能的官方文化，即中原汉文化相比。随着封建统治的加强，中原汉文化日益牢固地占领各个文化阵地，也是雷州文化主体。

　　（四）海外文化

　　雷州半岛海岸线曲折绵长，港湾众多，又有徐闻以及附近合浦古港；仅靠历史早期中原人南下北部湾的湘桂走廊这条水陆交通线；而雷州半岛上台地广布，容易通过，海陆交通方便，海上丝绸之路对它影响甚大，海外文化得与参与雷州文化的形成和传播。徐闻出土汉代舶来水晶、玻璃、玛瑙、琥珀；徐闻和遂溪出土南朝波斯银币、银盒、银手镯等饰物，高州良德出土唐代昆仑奴女人头像；明清时期发掘的荷兰铜炮、越南铜钱、日本瓷器、银元、欧洲青花瓷器等，它们早期的以波斯为主，也有来自东南亚和南亚，后期的包括西班牙、日本、荷兰、英国等。这些器物所代表的海外文化都在雷州文化中占有一定地位。

　　上述这些来自不同地区、民族或民系的文化，长期在雷州半岛上交流、碰撞、整合，大约在明代，主要以雷州话（亦称黎话，但不是海南黎族使用属壮侗语族的黎语）形成为标志，表明雷州文化作为福佬文化一个亚文化产生。明人王士性指出：“廉州中国穷处，其俗有四民：一曰客户，居城郭，解汉音，业商贾（指客家人）；二曰东人，杂处乡村，解闽语，业耕种（来自闽语区之人）；三曰俚人，深居远村，不解汉语，惟耕种为活（指黎族人）；四曰疍人，舟居穴处，仅同水族，亦解汉语，以采海为生（指水上居民）”(王士性：《广东绎》卷四，载周振鹤编校《王士性地理书三种》第3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此处所说廉州包含今雷州半岛。清代雷州话进一步成熟，外地人已听不懂这种方言。干隆张渠《粤东闻见録》指出：“高廉雷琼之间，益侏难解。官司听讼，恒任隶役传达。至于吏、礼户库，往往呼此而彼应，即胥役亦不能辨。幸近奉功令，士人应试，皆先学习官音，庶臻同文之盛云”(转见李新魁：《广东的方言》第42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当然，雷州风俗，饮食、宗教等也在此前后定型，表明雷州文化作为一个区域文化体系脱羽成熟，也是多个文化要素历经长期整合的结果。

　　二、雷州文化特质

　　多元文化整合而成的雷州文化，反映了人类适应雷州地理环境采取的方式，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价值取向，人类世代劳动成果的总体特征，以及深层的精神世界的结构与风貌，集聚成雷州文化的特质，并在多个文化层面上反映出来。

　　（一）丰富海洋文化内涵

　　无论是土著俚人，还是入居闽潮人，都视海洋为他们经济生命线，以耕海为生活的一个主要来源，也是雷州海洋文化最基本一个层次。在雷州半岛新石器或秦汉文化遗址中，都有不少石和陶制网坠，如海康英利镇兰圆领，海母乡英楼岭、廉江河唇镇鸭岭、吴川梅緑镇梧山岭、塘尾镇南蛇岭、三村港镇大兜岭，遂溪江洪镇鲤鱼墩、黄略镇礼部村，洋青镇罗马坛等遗址，除了捕鱼工具还有大量蚬、螺、鱼骨等，显示土著居民从远古时代起就与海洋有不解之缘。宋代以来，大片河海滩涂被开垦而成为新的粮仓，如雷州湾和南渡河出海口一带，地势低洼，海潮侵袭，长期处于沉睡状态。宋代闽潮移民到来，修成南北大堤和灌渠，引淡冲洗，经数代努力，大片斥卤化为沃壤，遍地荆榛变成稻梁。到明代，雷州东西两洋成为雷州半岛最大粮仓，耕海同时向农业土地利用方向转变。故万历《雷州府志》说雷城附近“宋始筑岸防海，以开阡陌”。则此前，鱼盐生产是开发海洋资源的主要形式；此后，其地位也没有降低，志称雷州地区“山民务农圃以尽地力，海人谋鱼盐以养身家”(道光《电白县志》卷一。。如电白一带海岸“渔箔横列，以海为田”，当地人“渔佃为尘”(道光《电白县志》卷十四。，即用竹制“渔箔”围滩涂，使鱼类养殖、储存、捕捞三者达到完善空间组合，有效利用水体、滩涂和饵料，使渔业生产工场化和规范化，取得精养密放效果。这种方式类似今日网箱养鱼，为一项先进技术，其经济效益大于海洋捕捞，故时有“白米鲜鱼电白街”诗句。

　　雷州人善商有着悠久历史，汉徐闻、合浦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已与东南亚诸国直接交易。志称徐闻“汉置左右侯官，在徐闻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直到唐代仍有“欲拔贫，诣徐闻”之谚(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八。。海上商业贸易不失为当地经济支柱。雷州窑业也久负盛名，隋唐窑址就不少，宋元雷州陶瓷业相当兴旺，遂溪、廉江、海康等地均有大窑址，且多分布在海运方便的河岸、海边，产量大，非当地所能消费，于是大部分外销东南亚各地。海上丝绸之路或称陶瓷之路成为雷州海洋文化一个强大载体。

　　宋元以来入居雷州闽潮商人，为雷州文化注入更多海洋文化成分。宋代雷州城居民富甲一方，不但因为附近农产丰饶，而且依靠与闽浙、海外贸易。宋代海康港出口货物有“谷、米、牛、酒、黄鱼”(《宋史·食货志》下。。北宋时诗人秦观贬雷州，诗中有“粤女市无常，所至辄成区，一日三四迁，处处皆虾鱼”之句(秦观：《淮海集》卷六《海康事书》。。南宋李纲贬海南，暂住雷州，也说当地“山果海鲜多不识，却须传与北人夸”(李纲：《梁溪全集》卷二十四。，雷州海产品多得不可胜数。明清时潮商“恃重赀往各乡买糖，……租舶艚船装所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贩棉花，色布四邑，下通雷琼等府，一往一来获息几倍”(干隆《澄海县志》卷十九风俗。，澄海等地所需粮食，“向借商民领照赴洋及高雷等处买回澄，以贾民食”(《粤东例案·平粜》。。民代吴川梅緑港“生齿盈万”，清代被称为“小佛山”，会馆汇集，福建商人在那里专设“漳州街”，成为“岭西一大都会”(光绪《梅菜志稿》卷八杂録。。徐闻海安港，潮州、珠江三角洲各州县、广西、澳门、湖北等商人云集，各式商号荟萃的“海安街”长一里多，为琼雷各地商品集散市场。遂溪赤坎港，各地商船猬集，设有闽、浙、湖、广会馆，商贾繁华不减梅緑。今湛江市区尚有“福建村”、“福建街”等地名，过去内有潮州会馆，民主路内有闽浙会馆，徐闻县民生路有广府会馆、潮州会馆等，展示，闽、湖、广（州）商人在雷州半岛活动盛况。

　　雷州海洋文化深厚历史积淀，也见于精神文化层面，其中海神崇拜又居独特地位。因半岛海陆相接地理环境，海陆相互作用产生的各种自然现象增加了人们对茫茫大海的神秘感，一方面由此产生海神崇拜；另一方面是闽潮人带来妈祖（天妃、天后）崇拜。海神庙宇遍及各地。据方志统计，妈祖庙在电白有5座，吴川有8座，位居南海神、冼太夫人、龙母庙之上，在人们心中地位甚高。雷州城南有雷州最大天后庙。今湛江东方街原名“天后街”，以旧有天后庙得名。雷州本盛祀冼夫人，庙宇林立，妈祖传入，也有请进庙宇并祀，称“宣封庙”，在今湛江市南郊即有一座。湛江硇洲岛为航海冲要，有明正德元年（1506年）修天后庙，代有重构，为当地名庙。徐闻海安港有明代修妈祖宫，另在化州、廉江、茂名、信宜等地同样有大小不一天后庙，香火甚旺，信仰至笃。这些地区居民对联多曰“源从闽海，泽及莆田”，电白旧俗人死曰“回福建”。有关天后显灵记载不絶于书，光绪《电白县志》说：“圣女水神，江淮河汉多显灵，不独吾电也”。又宣统《海康县续志》云：“仕宦之过琼，商贾之海运，必祷于庙”。每逢天后诞日（一般为农历三月二十三），各地都有游神、演戏活动，届时万人空巷。另外还崇拜三婆婆神，传为天妃之姐，农历三月二十二为诞，祀祭活动也很热烈。这反映了天后作为勇敢、无畏、正义化身，涉波履险，济世救人，热心公益事业，正是雷州人敢于开拓、进取海洋文化品格的表现。

　　雷州人亲海，除了崇拜天后，也祀奉汉代开拓岭南有功之臣伏波。雷州有不少关于马（援）、路（博德）两伏波传说。海康、徐闻、化州、吴川等地均有伏波庙。徐闻伏波庙建在讨网村，时间最早。苏东坡经此，写了《徐闻伏波庙记》云：“海上有伏波祠，凡渡海者，必卜焉。曰某日可渡，必吉，而后敢渡。”雷州城内有伏波祠，传始建于东汉，现今规模最大，为人仰止。伏波被尊为海神，也是雷州海洋文化一种折射。

　　（二）厚重土著文化底藴

　　相对封闭的环境、滞后的社会经济，使雷州半岛成为我国保留土著文化最多地区之一。俚僚文化积淀层厚重，见于多个文化层面，构成土著文化景观，是一笔宝贵文化资源。

　　俚僚人俗重铜鼓，是财富、权力象征，也是一种打击乐器，铜鼓包含非常丰富内容，称为铜鼓文化。在广东省内收藏的200多面铜鼓中，以雷州半岛出土的最多，几乎各县都有所发现，仅湛江市博物馆内即收藏有15面。类型颇多，有北流型、灵山型铜鼓，皆属粤式铜鼓。无论北流型还是灵山型铜鼓，鼓上都铸有蛙，显示对蛙的崇拜，也是农业文明发展的象征，两者都离不开水，又说明雷州先民主要是水居的。失传已久的“雷州换鼓”风俗活动，谅也是以铜鼓为压轴的祭雷活动。又雷州各地多铜鼓地名，如海康有铜鼓村、铜鼓溪，廉江有铜鼓讯，遂溪有铜鼓塘、铜鼓径，电白有铜鼓岭，化州也有铜鼓岭等。铜鼓丰富的文化内涵有待进一步发掘。

　　狗是古越人渔猎时代崇拜对象。《后汉书·南蛮传》记述了神犬盘瓠与人婚配的故事，实际上反映古代少数民族原始崇拜和经济生活。至今黎、畲、瑶等少数民族仍视狗为图腾，狗崇拜盛行这些少数民族地区。雷州半岛昔为俚人居地，狗崇拜残余至今犹存，形成一个特殊石狗文化圈。据悉，今湛江地区保存下来各种造型石狗数以千计，大者高约1米，小者仅20厘米，几乎村村都有，多者10-20头，少则1-2头，或立于村口、树下，或蹲于门前、天井，甚至窗户顶部飘板之上。湛江市博物馆即收集各种形态各异石狗。据研究，这些石狗最早为宋代雕刻，更多为明代以后作品，如电白县仙桃乡龙眼村清代石狗，高90厘米，长74厘米，为重要文物，当然也有现代制作的。母石狗又比公石狗多，是古代俚人生殖崇拜的一种折射，反应增加人口愿望。每月初一、十五为祭石狗定例。平时有难解问题，当地人也会求助于石狗。狗地名在广东南路一带很普遍，如电白有狗耳山、狗毛虫坡，茂名有石狗岭，化州有狗园岭，信宜有石狗，吴川有石狗塘，海康有田狗寮，徐闻有山狗吼、狗头铺、狗肚等。又狗壮语音麻或马，壮族由俚族演化而来，俚人生活过地方留有不少壮语地名。广东恰有许多起头是麻、马地名，主要分布在雷州半岛一带，如湛江市区有麻斜、麻章、麻弄、麻登，海康有麻亭、麻演、麻緑岭；海康有马特、马留、马铁，徐闻有马坑，遂溪有马屋寮，吴川有马霄、马容、马跳，化州有马力，电白有马踏、马榄、马鹿、马跳、马郁等。它们很有可能是狗地名的音译，也是狗崇拜在地名上留下来的吉光片羽。

　　吃狗肉与狗崇拜并不矛盾，世界上有些民族相信被吃者的智慧和力量会转入吃者之中。狗既为古越人崇拜对象，吃狗肉也大行其道。雷州“白斩狗”作为饮食风俗一宝，闻名海内外也应是俚僚文化遗存。

　　雷州半岛是我国著名雷击区。唐李肇《国史补》曰：“雷州春日无日无雷”。先民出于对雷电恐惧，对雷神崇拜有加。海康、电白、遂溪等地建有雷神庙，最大一座在雷城西英榜山，称雷祖祠，后又由雷衍生出异人陈文玉，任雷州刺史，殁后有灵，被奉为雷神受祭。现已失传的“雷州换鼓”乐俗，实也是一种祭雷方式。散落于雷州大地的陨石，当地人称为“雷公石”或“霹雳砧”，认为有驱邪避灾功效，作为神器收藏，这实为对雷神崇拜一种表现。

　　种稻是古越族文化特征之一。雷州半岛虽然比较乾旱，但适宜水稻生长的河谷、坡地也有相当面积。在壮语中，水田称为“那”。“那”字地名遍及两广及西南各省区，在广东主要分布在粤西和琼雷等地。据《湛江市地名志》和《茂名市地名志》统计，“那”字地名在湛江市有65个，在茂名有19个，皆为大地名，小地名不在其列。如徐闻有那加，海康有那黎，吴川有那罗，电白有那花，化州有那楼，高州有那慢，茂名有那田等，基本上集中在南渡河和鉴江流域水稻产区。从那字地名分布格局，可知俚人经济、社会及政治组织已很健全，长期活动于一个比较固定地域，进步到一定成熟阶段。此外，屈大均《广东新语·文语》说：“自阳春至高雷廉琼，地名多曰那某、罗某、多某、扶某、过某、牙某、峨某、陀某、打某”等。如海康有扶桥、扶合、扶柳，遂溪有扶良，电白有思笠，湛江由罗阳、罗坑，徐闻和廉江都有打银，廉江有多浪、多宝洞，吴川有多曹，高州有多南塘，信宜有扶六、扶曹、扶龙等。这些地名，见于田地、村落、城镇、山野等，显示丰富古越人文化内涵。

　　（三）开疆文化遗泽

　　雷州半岛向称“天南重地”，为我国大陆最南地理区域。与海南岛一样，古代是封建王朝贬谪罪臣或途径之地。这些流落边疆的政治或文化人，多致力于传播中原文化，推动当地文化发展。这种由流寓人物在边陲地区传播的汉文化，后被称为“开疆文化”。它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以流寓人物为载体，以自己活动改变当地落后文化，有助于边疆地区开发和进步。当然历史上进军边疆所带来文化传播，也列入“开疆文化”范畴。

　　汉代以来，雷州半岛以为中原政治势力所及或南下所经之地，从汉两伏波到后来统一岭南战争，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强了中原文化在雷州传播。历史上有过许多文化名人，如唐宋时即有7位宰相贬雷或途径逗留，官阶下者更不胜其数。雷州西湖十贤祠所祀奉的10位大贤，即寇准、李纲、赵鼎、李光、王岩叟、苏轼、苏辙、任伯雨、秦观、胡铨即为他们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当地兴教化，办水利，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培养人才，贡献非浅。如明大戏剧家汤显祖，坐贬徐闻典史，为一个未入流小吏。他见百姓穷困，官吏横行，应从教育入手，以正吏治民风。他创办贵生书院，升座讲学，座无虚席。这些贬官逐客到来，恰如群星陨落夜空一样，照亮了文化荒凉的雷州大地。其流风所及，至今仍未泯灭。保留至今雷州十贤祠、真武堂、苏公亭、寇公亭、莱公井、徐闻贵生书院等即为开疆文化在雷州历史见证，它们深藴的文化内涵已融合进雷州文化之中。

　　（四） 以热作为中心的红土文化之乡

　　深色玄武岩地层，乾热气候，形成雷州红土。在这种地理环境下孕育、发展起来的乡土文化，称为红土文化。它包含了物质和精神文化各个层次，是既有可视又有可悟的文化景观。雷州与海南一样，过去是槟榔、椰子、甘蔗等热作分布区。明清时徐闻“糖蔗之利，几与谷相半” (转见林臣勇：《明清时期湛江地区的农业经济》，见《湛江文史》第17辑。。“雷（州）之乌糖，其行不远，白糖则远货苏州、天津等地”(嘉庆《雷州府志》卷二。。雷州又是我国引进新作物基地之一，如花生“宋元间。……粤估（贾）从海上诸国得其种，高雷廉琼多种之，大牛车运之，以上海船而货于中国（原）”(檀萃：《滇海虞衡志》卷十志果。。清末海康“城西坡地种落花生盈阡盈陌，用以榨油，运输出口” (宣统《海康县续志》卷二。。晚明又从海外引入番薯，雷州半岛是最先种植地区之一，吴川人林怀兰被认为是从越南引入番薯者之一，电白县至今还有番薯林公庙作为纪念。解放后，雷州引种橡胶、剑麻、咖啡、胡椒、油棕、腰果、菠萝等热作，显示红土地利用一个新方向和热作文化景观的空间占用。在热带红土视野下，人们用黄牛运输，辗出殷红车路，过去穿葛、麻布衣或吉贝（棉花）制作衣裳，戴油笠或大叶笠遮阳，穿木屐，吸烟用“大碌竹”工具，普遍以番薯粥为主食等，都是适应乾热气候所构成红土文化风景线。

　　三、雷州文化历史定位

　　在热带临海环境下由多个源头文化融会、整合而成雷州文化，像地层古生物一样，由百越文化基础上产生底层俚僚文化、中层闽潮文化、表层中原汉文化构成，在岭南文化共同文化特质下，具有独特文化风格。如上述，俚僚文化在原始崇拜、民间信仰、风俗活动、地名等颇具特色；闽潮文化则以海洋文化特质见长；中原汉文化则反映在历史政治、经济制度、儒家伦理、道德、礼仪方式等方面。半岛的地理形势，使雷州文化具有海岛型文化的某些特征，如相对封闭性和海洋文化较发达等。在这点上，雷州文化和海洋文化特质基本相同或相似，在许多方面可以沟通，故在岭南文化分区上，同属福佬文化区琼雷文化亚区。但两地之间毕竟有小异，一是琼州海峡分隔，它们到底是两个地理单元；二是海岛和半岛对外交往不尽相同，雷州半岛与大陆关系比海南密切。反映在文化特质上，雷州有大陆少有石狗崇拜和比海南更强悍民风。雷州地理纵深有限，缺乏大面积山区，历史后期，民族龢民系成分比较单一，文化也比较均质。从这个意义上讲，雷州文化相对独立性使它有可能成立一个单独文化区，但这个文化仍有待更全面深入研究。

　　司徒尚纪（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本文原载《珠江文化与史地研究》，中国评论文化有限公司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