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立于历史学角度评述，范英、江立平先生主编的《海洋社会学》的出版，除将引导历史学者提高对中华民族开发海洋久远历史的关注度，开辟出历史学研究的一片新天地，还在于为其参与这一研究提供学术认同与支撑、研究具体指向，以及激发对诸多学术新问题的思考与解决，最终大大推进海洋社会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这次论坛的主题围遶评述由范英、江立平主编，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海洋社会学》展开。感谢范英研究员与深圳方面盛情邀请，让我今天在论坛上参与交流。但在座学者都是海洋社会学方面的专家，我是江苏高校一名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学者，会前因故很晚接到邀请函，准备不太充分，对范英研究员的大作缺乏深入瞭解，只能站在历史学专业的角度，谈一点粗浅的心得体会，其中可能还有外行话，恭请范英研究员与各位学者批评指正。

　　一

　　《海洋社会学》的出版，将引导历史学者提高对中华民族开发海洋久远历史的关注度，为中国21世纪面临的海洋世纪开辟出历史学研究中的一片新天地。

　　其实，人类历史一开始即与海洋联系在一起。因为人类居住的星球表面三分陆地，七分海洋，称为“水球”可能比“地球”更符合实情。人类固然是陆地上的灵长类动物，但无论生活还是生产，对水资源的依赖如同空气般须臾不可或缺。人类古代的四大文明都诞生于大江大河流域，而大江大河往往与海洋相临相通。这就充分证明瞭人类社会不仅从蒙昧时代即与海洋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丰富的海洋资源与人类丰富的涉海行为还是助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海洋是蓝色的，人类历史从未离开过海洋，站在这一角度，人类历史即是一部蓝色的历史（可简称为“蓝史”），中国历史同样从一开始充满了蔚蓝的色彩。无论是北方的北京山顶洞人、山东龙山人，还是南方的浙江河姆渡人，皆依山傍海而居。我的家乡江苏南通东临黄海，南傍长江，1973年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青墩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箭镞与海洋动物贝殻，证明6000年前南通先民也是依靠渔猎为生。中国人不仅傍海而居靠海而生，而且勇于探索海洋，大踏步地走向海洋深处。海洋考古发现与古代文献记载证明：在2000年前连接中国中原地区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形成的同时，另一条连接中国南方与东南亚乃至阿拉伯半岛、非洲东北部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在逐渐形成中。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等城市，就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海港城市与外贸中心。唐代杜佑的《通典》中记载了一个名叫杜环的中国士兵，天宝年间在怛罗斯之战中，被掳往大食国生活了10余年，因怀念祖国，利用经商之便由海路从西亚返回广州的史实，证明瞭唐代广州作为一座海港城市与外贸中心的重要地位。宋代以后，中国商船更是不分昼夜，不避阴霾，在波涛汹涌的南海海面上大量出现，扬帆远航。中国古代海运发达，除了凭藉中国人的勇气与胆略外，还得益于“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在航海业中的广泛应用。近年从海底整体打捞出水的“南海一号”沉船上，发现了大量中国制造专销阿拉伯半岛的珍贵瓷器，便是中国古代海运发达之一证。2月24日，在浙江台州市举行了海峡两岸纪念三国时吴国卫温船队远航台湾1782年座谈会。与会学者认为，卫温船队比郑和下西洋（1405年）早1175年，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1492年）早1262年，这是中国古代海洋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新民晚报》2012年2月24日）。无论从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还是以上历史事实都证明，中国自古即是一个海洋大国与海洋强国。

　　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历史学界对中国海洋史（包括海洋社会学等）研究的现状不太令人满意，究其原因，一是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两朝，中国通往海洋的大门逐渐关上，以致闭关自守，抱残守缺，海洋大国、强国的雄风不再。有些历史学者为流风所误，将局部认作整体，至今仍喻西方文明为“蓝色文明”，中国文明则为“黄色文明”。何谓“黄色文明”？即他们认为，中华先民开拓的历史，缺乏西方民族探索海洋的冒险精神与大胆追求，仅仅是一部“面朝黄土背朝天”，不断开拓东亚大陆的“大陆文明”的历史。他们可能忘了，即使在明、清两朝，中国还有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还有李汝珍描写海外三十余国奇人异事，奇风异俗的小说《镜花缘》的出版！闭关自守只有短短几百年，而中国的文明史长达5000年。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大步走向世界，沟通五洲，崛起为一个新的海洋大国与强国，中国21世纪面临一个全新的海洋世纪，也必然会遭遇来自海洋的巨大挑战。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现实向历史学者提出了扩大视野研究海洋的重要课题，而有些历史学者思想上显然对此准备不足，故对“当下的海洋社会变迁与转型研究的回应”非常有限。范英研究员指出：“强化海洋社会学研究成为（学者）迎接海洋世纪的重大责任”。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也指出：“中国需要自己的海洋社会经济史”。从中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与海洋强国的久远历史中挖掘出中华先人探索海洋，利用海洋，与海洋和谐相处的历史经验为现实服务，这是历史学者现在面临的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二

　　我认为，范英研究员的《海洋社会学》对于历史学者的价值，更在于为历史学者参与海洋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部成熟的可供参考与启发思考的学术论著，实乃嘉惠史林之佳作，功莫大焉！

　　首先，《海洋社会学》有关海洋社会人类属性方面的论述，为历史学者参与研究提供了学术上的认同。诚如上述，中国久远的海洋历史与海洋世纪来临的事实，需要历史学者将视野投向蔚蓝的海洋与人类的涉海行为，但学术上的相应论述对历史学者参与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更大的说服力与吸引力。兹举一例，大作在论证学科必要性时称：“陆地社会的内在变迁及其人类属性是不能代替海洋社会的内在变迁及其人类属性的”，“人类社会的整体构成和海洋社会相对独立的地位”应予还原。“本书就是以这样的认知来论说海洋社会的内在变迁、外在关照与人类属性的。也因此，海洋社会才能作为社会专门研究的对象之一，才能在这一前提下，对海洋社会的各构成元素作出相应的探讨”一段文字，论述了人类历史的整体性与海洋、陆地两个社会相互间的依存关系，以及建立海洋社会学的合理性，可称见解独到，字字珠玑。历史学者向以人类社会历史为研究对象，但据范英研究员的大作可知，传统认知在研究对象上存在“重陆轻海”，以偏概全的局限性。所谓海洋社会，即人类的海洋社会，人类的陆地社会只有与之结合才构成完整的人类“大社会”。范英研究员给历史学者的启迪，即在于确立历史学研究对象新的认知，将关注海洋社会这一领域的认识从感性上升为理性，从粗浅化为深刻，从而变为自身的自觉行为。

　　其次，《海洋社会学》构建的学科体系架构，为历史学者参与海洋社会领域研究提供了具体指向。这部洋洋66万言的大作，全书二十二章，共分五大部分，四大层次。五大部分中既有对该学科应运而生、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论述；也有对海洋社会内在变迁、外在关照，以及海洋社会与陆地社会互动关系等方面的论述；还有对海洋环境、海洋经济、海洋政治、海洋文化、海洋军事、海洋外交和海洋法规及其与海洋社会互动关系等方面的论述；以及对海洋个体、海洋群体、海洋组织、海洋社区及其与海洋社会互动关系等方面的论述；最后有对海洋资源、海洋价值、海洋生态和海洋建设及其与海洋社会互动关系等方面的论述。四大层次，即分别指上述后四个部分论及的内涵及其与海洋社会互动关系，以凸现其宏观、中观、微观和综观等不同的学术层面。全书体系架构前沿而宏阔（乃至许多概念与命题的厘定），发国内许多学者所未发，但见纵横交错中，又经纬分明，浑然一体，给人留下海洋社会学是一门涵盖广阔，基础坚实的新学科的深刻印象。虽然历史学的体系架构，尤其是研究对象与之存在很大差异，但上述五大部分、四大层次中的每一个部分与层次都必然存在“过去”、“现在”与“未来”，历史学者向以“过去”为研究对象，如此，两门学科在研究对象上即发生了广泛的交叉。分析《海洋社会学》的学科体系架构，历史学者不仅对这门陌生学科的印象变得清晰，而且可以进入这一学术殿堂领略风采，根据实际情况对号入座，与海洋社会学学者同探究竟，协力推进海洋社会学的发展。

　　再次，《海洋社会学》显示的新兴交叉学科与综合学科的性质，启发历史学者在参与研究过程中思考与解决诸多学术上的新问题。国内学者对海洋社会学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这门学科显然不属于传统学科。即使从新兴学科的角度衡量，《海洋社会学》的触角涉及海洋环境、海洋经济、海洋政治、海洋文化、海洋军事、海洋外交和海洋法规等多个领域（每一种带“海洋”字号的，事实上都应属于一门新兴学科），但这些海洋学科中任何一门又都与陆地相关学科的研究对应衔接。立于这一个角度，上述任何一种陆地相关学科，均可在《海洋社会学》中寻觅到本学科的某些元素，而《海洋社会学》中涉及的任何一个领域，又必须以陆地相关学科为基础。《海洋社会学》真是一门横向上涉及许多新兴学科，纵向上衔接许多传统学科的新兴交叉学科与综合学科。而这一众多学科之间合合分分的复杂关系，恰是符合人类对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自身认知的辩证规律的。正如范英研究员称：“宇宙洪荒，天地混沌，百科不分为一体。干坤运转，大势趋求，崭新学说初长成。”故作为历史学者，必须清醒认识海洋社会学研究是一个多学科学者参与的综合性研究，所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会面临许多学术上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例如，历史学者如何在这一研究中改进传统的方法、手段、路径，逐渐构建并形成未来《海洋历史学》的理论构架与理论体系？如何与其他学科的学者融合，凸现综合研究中的叠加良性效应？如何在综合研究中保持本学科的一席之地，发挥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功能？横向在各学科研究对象上有所交叉不失自我，研究方法与手段上有所相似不失独特，纵向则保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等等。上述面临的每一方面都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自然，我因参与交流激发灵感，刚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资格与水平能一一给出具体答案。“路漫漫兮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21世纪海洋世纪已经到来，深圳、南通都面临祖国浩瀚的海洋，理应“春江水暖鸭先知”，对“当下的海洋社会变迁与转型研究的回应”稍快一些。广东学者为迎接新世纪到来在海洋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已经遥遥领先，尤其是范英研究团队在参与创建这门新兴学科过程中，无疑成为一支冲锋在前的劲旅。他们既借鉴国内其他学者的学术成果，又在研究中坚持探索与创新，历经3年，几易其稿，终于出版了这部大作。南通学者应以此为学习榜样，急起直追。相信广东、南通以及国内其他地方学者的携手合作，最终将大大推进对中国海洋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为中国成为一个新的海洋大国与强国服务。

　  （庄安正：江苏省南通大学历史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