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组和我会部分专家，到广州市番禺区进行了古文化的专题调研，发现该区古番禺文化和南学文化底藴全面而深厚，虽然自改革开放后进行过不少研究开发，但都显得零散而深度不足，有创意的开拓性、整合性的研究开发不够，在省委、省政府领导发出建设文化强省号召的时候，对这片具有丰富文化宝藏之地，是很有必要进行大气魄、大手笔研究开发的，特提交调研报告和开发建议如下：

　　一、古番禺文化、宗祠及其乡祠文化内藴

　　番禺，是秦始皇发兵岭南五路大军进军所向之一，平定后又是在南海郡首设的县。历史上，曾先后是南越、南汉、南明的小朝庭之都，三朝十主，凡148年。由隋至宋，两度并入南海，共约110年。自明代至民国前期，番禺与南海分东西两半管治广州，1921年正式建市（由孙中山之子孙科首任市长），才将番禺、南海分别作为广州临郊县治。但由于自秦朝至明代，历代番禺管辖广州地域（主要或部分），多作为广州之别称，所以，往往将两者等同或混同，尤其多是称广州的古文化为番禺文化，或者说，将古番禺文化统视为广州的古文化。

　　诚然，古番禺文化主要元素多在广州城区，如：南越王宫署、南越王墓、南汉花园、明代城楼等遗址，因为城区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但是，这不等于说在分县管治后的番禺，则全无古番禺文化遗存。从这次调研情况来看，事实上不仅仍然存在，而且是内藴极其丰富，并具有体现古番禺文化最大特点的优势。

　　其中最突出的，是各村镇都拥有数量不少、年代久远、姓氏众多、保存较好、至今仍发挥作用的宗祠、公祠、专祠、家庙。如：钟村的襟湖李公祠、化龙的屈氏大宗祠、沙湾的王公祠、何氏大宗祠和南村的黎氏宗祠等，全区共357间之多，遍布每条村巷。这种宗祠或祠堂文化现象，应当说既是古番禺文化的最大特色，也是广东或岭南文化的最大特色或亮点。

　　深层次地说，广东或岭南文化的实质是移民文化，或者说是移民的姓氏文化和族群文化；古番禺文化，即是广东或岭南早期的移民文化或移民的姓氏和族群文化。因为先秦时的岭南，是百越（南越）族生息地带，百越族无姓氏，秦兵南下与百越人结合，才将中原的姓氏文化传入，才开始有姓氏文化的时代。这也即秦兵进入番禺才开始的。

　　自秦代以后，汉武帝平南越，东汉三国时代的动乱，唐代开通梅岭古道，宋代皇室南渡，南雄珠玑巷人南迁，都接连从中原涌入批批移民定居岭南，而且又多是以宗亲或族群结帮南下。这些宗亲或族群在安居一些年代或承传若干系代后，为保持宗亲或族群凝聚力和保护力，便以宗祠制度和兴建祠堂为载体，维护和承传本有的姓氏文化传统和思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明清以后，广东商贸发达和人口移动增多，分赴省外或国外的商人、移民、打工（包括被称为“卖猪仔”的侨工）的人口日益增多。这些赴外的广东人，出于自护和乡情，便在所在地或所在国，建立起乡祠（即会馆），如四川省百多个县有“广东会馆”，多是康熙年间“湖广填四川”的移民组合所建，在南洋、澳洲、美国、加拿大等国，都有许多广东侨民组建的乡祠或会馆。番禺在省外、海外的移民、侨民，也在其所在地建有这些会馆或乡祠。这些省外或国外的广东乡祠、会馆，实是与宗祠或祠堂同类，同是移民姓氏文化现象，不同的是以同乡为纽带，不是以同姓氏为前提而已。

　　番禺以及珠江三角州地区，宗祠数量多而分布广，在省外、国外的广东会馆或乡祠也林林总总，正是这种移民姓氏和族群文化特重特强的体现。而这种文化，正是从古番禺开始的，直至现在仍普遍地保持着。所以，这是古番禺文化的深厚根基，也是最大特色。

　　从上可见，古番禺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特色明显；仅“番禺”一词，也有深厚文化内涵，很有大力挖掘、弘扬的必要。

　　二、书院、寺庙、园林、学人及其体现的“南学”特色

　　在现有的古文化遗存中，全区古书院或学堂遗址尚存17间，包括官学与家族、宗族兴办的社学、书室、书塾、家塾。其中南村的培兰书院、石碁的九成书院和同安社学，年代较早，钟村的培桂家塾名声较大。此外，寺庙楼塔有66间，其中清代的莲花塔，于20年前重新装修，再现辉煌至今。从这些文化遗存的史料（尤其是每个姓氏的家谱、族谱、宗祠书院中的题匾、楹联）上看，都有从中原移民的记载或烙印。如在钟村谢村襟湖李公祠的楹联中，有“光彩雁塔风华陇西”句，道明其祖是陕西、甘肃（“雁塔”在西安，“陇西”在甘肃）移民；在罗边村的培兰书院，尚有南雄珠玑巷人南迁领头人罗贵的画像，以及与江门良溪（称“后珠玑巷”）罗氏大宗祠完全一致的楹联（即：“发迹珠玑，首领冯黄陈麦陆诸姓九十七家，历险济艰尝独任；开基蓢底，分居广肇惠韶潮各郡万千百世，支流百派尽同源。”可见此村是罗贵后裔子孙。据此，可称罗边村为广府“第三珠玑巷”）。可见番禺的书院文化，实质上也是古番禺移民姓氏文化的一种体现，同时又有特浓的“南学”特色。

　　“南学”一词，是著名国学大师、中山大学已故教授陈寅恪提出来的。通俗地说，南学是指在南方的学术、学人、学风、学制、治学思想与方法、治学对象与成果，都与北方不同，有自身的风格和体系。从番禺的书院、寺庙、园林、学人文化的总体看来，是具有明显“南学”特色的。这些特色，突出体现在下列三项文化实体上。

　　（一）余荫山房内藴的“南学”多元文化特色

　　位于南村的余荫山房，是广东“四大名园”之一（此外是东莞的可园、佛山的梁园、顺德的清晖园），是保持旧貌最完整的园林，被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余荫山房既是岭南园林文化的精品，又是岭南宗祠文化、书院文化的代表，它是寓宗祠、书院、园林文化为一体的文化实体。番禺的其他姓氏祠堂，大都有XX堂之名，如何氏大宗祠又称“留耕堂”，黎氏宗祠又称“永思堂”，其内涵既有姓氐意味（同宗族聚会之所），又有书院意味（助学与庆贺功名功能）；而每个书院所冠名称，如培兰书院、九成书院，也使书院具有宗族文化色彩。

　　这种宗祠与书院功能同具、祠堂与园林建筑一体的文化环境，既是珠江或岭南文化有特强的多元性和包容性的典型体现，又是孕育具有南学风采学人的场所。古番禺历代涌现的杰出人才众多，而且大都是以治南学或因南学而领风骚的。据史料载，古番禺历代曾有状元2人，榜眼1人，探花2人，进士315人，武进士23人，举人1668人，武举人277人。杰出的代表人物，如东汉杨孚，以诗体写岭南风物的《南裔异物志》而著名于世，成为岭南首位诗人和风物学家，可谓开创“南学”先之祖。宋代李昴英，既是刚正不阿的清官，又是“骨力遒健”的诗学大家。明代黎遂球，被称“牡丹状元”，为创办“南园诗社”之魁。画坛“岭南三杰”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开创“岭南画派”。乐坛“何氏三杰”何柳堂、何与年、何少霞，揭开广东音乐新篇章。以上都是历代“南学”的开路先锋或先贤，标志着“南学”的源远流长和在文化领域的全面性、丰富性和多元性。

　　（二）雷锋山的海云寺具有“南学”寺庙与学派文化内涵

　　雷锋山早在千多年前已道场。清朝初年，佛教高僧函昰天然和尚（1608一1685）驻锡该寺，命名海云寺。时值明灭清兴之际，大批明朝遗老投入空门，形成“王谢半为僧”的局面，其中投入海云寺不少，受到天然和尚的庇护，造成海云寺成为明代遗民安身立命净地，天然和尚成为精神领袖，从而使海云寺成为佛教中兴的岭南名刹，在各地扩建了分支性的寺庙，如海幢寺、无着庵、芥庵、别传寺、华首台寺、栖贤寺、归宗寺、灵化寺、花山寺、海辐寺等。天然和尚与他的本师道独、师弟函可、弟子今无、今释等三代僧人的经解，都被尊藏入浙江“嘉兴藏”，形成了具有“南学”特色的曹洞宗天然一系，并确立了在岭南的佛门地位。

　　这些在时代动乱中进入佛门的人，不少原是饱学之士，入寺后得以在安定环境中继续潜学静修，更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从而大都修成诗书大家，卓有建树。天然和尚的弟子达数千人，其中他的传法弟子“今”、“古”、“传”等三个字辈，都有许多著名诗僧或诗家，他的俗家弟子陈子壮、黎遂球、梁朝钟、屈大均、陈恭尹等都是著名学者，由此而形成了特有“南学”风韵的“海云诗派”、“海云书派”、“海云学派”，同时也体现了寺庙文化与学派文化、佛教文化与学术文化相结合的独特景观。

　　（三）屈氏大宗祠与屈大均及其代表作《广东新语》的“粤学”体系

　　屈氏大宗祠既是屈姓的宗祠，又是屈大均（1630-1696）的纪念祠堂。屈大均字介子、翁山，番禺思贤人，16岁补南海县学生员，18岁参加抗清斗争，清定广州后，出家海云寺，结交顾炎武等持续抗清斗争。晚年隐居著述，直至卒年。仅是明末清初诗坛上“岭南三大家”之一（另二人是陈恭尹、梁佩兰），一生著述数十种，其中有《翁山诗外》、《翁山文外》、《翁山易外》等。《广东新语》是他的代表作，成书于康熙十七年（1678），全书28卷，即：天语、地语、山语、水语、石语、神语、人语、女语、事语、学语、文语、诗语、艺语、食语、器语、宫语、舟语、坟语、禽语、兽语、鳞语、介语、虫语、木语、香语、草语、怪语，是一部广东地方百科全书。他在自序中称：“是书则广东之外志也，不出乎广东之内，而有以见广东之外；虽广东之外志，而广大精微，可以范围天下而不过。知言之君子，必不徒以为可补《交广春秋》与《南裔异物志》之阙也。”可见他是旨在“范围天下”而写广东之“广大精微”的，也即是以天下之眼光写广东，同时也即是为补正过去写广东著作之不足而写的。这些话，清楚表明他这代表作，是向天下推介广东，写新语，立粤学。这部巨著，眼界开阔，丰厚翔实，自成体系，既是粤学的奠基之作，也是“南学”的代表作。而为他所建的纪念祠，内有“翁山纪念堂”，并曾设过翁山纪念小学，这些遗存和历史，也是以宗祠与书院结合的内涵体现了“南学”的独特风采。

　　三、关于研究开发古番禺文化的建议

　　古“番禺”是岭南三千年历史文化的品牌，不应因行政区域的变更或缩小而轻易抛弃或淡化，应当始终保持、传承、弘扬它。近年番禺区一直是这样做的，尤其是在发展现代商居（“祈福新村”等）、饮食（“四海一家”等）、旅游（“长隆动物园”）以及被称为广州“緑轴”的植物生态园、“洗星海纪念馆”等文化项目，都在很大程度上擦亮了番禺新文化品牌。建议在文化发展战略上，将重点向古番禺文化倾斜，向打造文化名片板块和建设文化创意园转移。本着这个战略思想，我们建议釆取下列项目策划或规划。

　　（一）以整个番禺区为地域，以古番禺文化为底藴，以余荫山房为中轴，打造“南学祖地”文化板块。具体的做法是：1.将全区现存的古番禺文化遗存（主要是宗祠、书院、寺庙、园林）编织为网络或系列，既保持各自本身特色，又在总体作出分工，每个都突出一项古番禺文化的亮点；2.余荫山房较全面而完整地具有古番禺和“南学”文化内藴，应作为文化板块的中轴（中心）打造，即在其本体及其周边，将古番禺和南学文化硬件或软件的精华，分类系列地以多种方式展现，如：宗祠、书院的知识或历史的陈列，南学代表人物的业绩，南学旧制（如开笔、授课、乡试）的重现或体验等，使其成为南学文化集粹和让今人体验的场所，成为全区各街道古文化网络或系列的核心，既补各亮点之所缺，又自成其为最高最大亮点，造成“众星拱月、月照众星”之亮丽文化景观。

　　（二）长期以来，人们对宗祠、乡祠的认识有误区，往往只看到其中的封建落后因素，忽视其积极作用，一方面是对其姓氏、宗亲、族群和乡情作为纽带的凝聚力、辐射力、文化力认识不足、不敢发挥；另一方面，是对其祠堂的建筑文化的内涵与价值知之甚浅。其实，这两个方面，即具有历史的非物质和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而且两方面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因为运用发挥得好，既是古为今用的文化品牌，同时，在当今强调建设和谐社区、和谐社会的时候，更具有化解矛盾、和解纠纷、和谐人际关系的纽带作用。显然，要消除认识上的误区，必须着力探索发挥其积极作用的途径或方式，需要进行认真地实践和深入地理论探讨，为此，建议番禺区各街村的祠堂、书院都要充分利用其空间与传统，进行各种节日活动和文化活动，以编写家谱、族谱、祠堂文集或史料、建设庭院景观等方式，凝聚乡亲的人力、财力、智力，增强人际交往与情谊；在作为中轴的余荫山房，应举办各种文化讲座，普及南学文化知识，培养南学文化骨干。此外，在当今全国尚未重视宗祠乡祠文化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在番禺举办“中国首届宗祠乡祠文化论坛”，我们可以协助或共同主办。

　　（三）早年被毁的海云寺，是岭南重要佛教寺庙之一，是清初海云学派的发祥地，在古番禺文化、南学文化、佛教文化、岭南和珠江文化中都具有重要地位。前些年要求重建的呼声甚高，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果。这个史绩空缺，是不应长期空缺下去的，相信迟早总要填补，迟补不如早补。如能重建，当以原址为好。下大决心，用大力气，采取另择地方安排正在兴建而尚未完工的妇幼保健院（已建部分建筑仍可留用）、收回已售出原址土地的做法，难度虽大，但不是不可行的。实在不行，也应另择地方重建这座具有不可或缺的名刹古寺。果能如此，则以建于余荫山房邻近空地为好，因为可以相互映衬补充，也可作为“南学祖地”文化板块的组成部分或链接项目。

　　（四）在屈氏大宗祠或余荫山房邻近，创建“广东新语”文化创意园，以《广东新语》内涵结构作为其内涵结构，将书中各卷即28“语”，每语选其最精之“语”作为一个景点（有的“语”可多选，有的可不选），即起码有28个景观，以此尽可展现并缩影整个广东的地域历史文化风情。屈大均是番禺人，《广东新语》写于番禺，理所当然是番禺独家文化资产。此外，其他宗祠、书院，也可挖掘其特有文化内藴，创建文化园。如：钟村李氏公祠是保存较好的祠堂，而钟村又有谢恩桥的南汉故事，可以将这故事寓于祠前地带，创建出颇有深意和创意的文化园；罗边村有珠玑巷三代人南迁的故事，大可在培兰书院周边，建设广府“第三代珠玑巷”文化创意园。如果有条件的宗祠、书院都能建有多种文化意藴的创意园，那么，整个番禺区即可建成为岭南最大的“南学祖地”和丰富多彩创意园的文化品牌板块了。

　　调研组人员：

　　领　队：黄伟宗（省政府参事、中山大学教授、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

　　成　员：司徒尚纪（省政府参事、中山大学教授）

　          谭元亨（省政府参事、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戴胜德（省文史馆馆员、一级作家）

　          莫羡春（省政府参事室参事业务处处长）

　          李海春（省政府参事室参事业务处副处长）

　　执笔人：黄伟宗

　　2010年4月6日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广东文化组　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