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加快社会事业体制改革。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积极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一）经济发展方式非转变不可

　　近年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我国被提到非常的高度，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都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置于突出的地位，同时也是全国上下各类媒体讨论的热门话题，足以表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体现近年来全国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成果。早在上世纪60年代，我国一些经济学家已注意到了经济粗放增长带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但由于当时的大环境和人们的认识水平所限，未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半个世纪过去了，尽管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举世公认的成绩，也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经济增长粗放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以至于现在又一次把它提到非常的高度，成为我国在后金融危机的时代刻不容缓的任务。多年实践表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项复杂、艰巨、长期的过程，任重而道远，必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找出对症下药的办法。

　　（二）体制严重滞后经济发展速度

　　国内很多人士经过深入研究基本得出一种共识：发展方式转变难是因为经济结构调整难；经济结构调整难则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难。由此可找到结症之所在。长期以来，我们对转变发展方式的做法注重于治标，而没有治本，只注重于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整顿治理，而没有同时针对产生这些问题的体制原因进行治理，以至于诸如中央抑制钢铁产能过剩而地方拼命上钢铁项目之类的情形不断出现。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经济运行方式要顺利的运作，必然要求有一个与它相匹配的体制基础，否则就难以运行下去。我国经济粗放增加方式已运行了半个多世纪，说明它与现行的经济体制基本上是适应的。当前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果不改革现有的经济体制，显然是很难实现的。因此，体制改革、制度创新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由之路。

　　体制改革和创新本质上也是一种革命，深化改革必然涉及深层次的权力龢利益关系的调整，涉及到方方面面。因此，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加强整体协调，稳妥推进，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力求在改革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稳定，但关键是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三）我省有关体制改革的实践

　　广东在过去30年改革开放中，担当了排头兵的角色，为我国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取得了辉煌成就，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回顾广东过去所走的路，基本是粗放增长的发展模式。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广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是迫在眉睫。中央审时度势，于2008年底及时批准并下发《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为广东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提出珠三角“深化改革先行区”的定位，明确赋予“先行先试”的历史使命。广东必须抓住机遇，发挥以往“敢为人先，务实进取”的改革精神，探索体制改革新路子，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为全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践科学发展观作出新贡献。

　　但是，目前我省的诸项改革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具体的改革方案下放到各个部门，就成为了部门主导的改革，这样做的好处虽然可以落实责任，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改革不是一个部门能思考的，从一个部门的角度去思考，有时候方向是对的，有时候方向是有偏差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二、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

　　经济体制覆盖很多领域，内容广泛，针对目前经济运行中存在问题，为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建议在深化改革中对下列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

　　（一）探索政府职能定位和到位问题

　　转变政府职能已提出多年，早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就指出要深刻认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广东自改革开放以来，开展了多次政府机构改革，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面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言，广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还面临着艰巨任务。

　　当前突出的问题是政府职能在市场中存在着严重“越位”问题。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管加入了市场的因素，但本质上仍是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各级政府拥有过多资源配置权力和对企业微观决策的干预权力，由于以GDP作为衡量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因而导致各级政府会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上述的权利来实现其“政绩”目标。由此也形成了各级政府投资冲动的内生动力，争投资、争项目，尤其是热衷于产值大、税收高的重化工项目。县市跑省，省跑部，甚至有的县市直接跑中央，各显神通，这就是为什么各地驻京办事处充斥京城的原因。这种不顾客观环境和内部条件，盲目投资，过度开发，造成各地产业类同，重覆建设、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和破坏的现象普遍存在，长期积累下来，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种定势。显然，要转变这种定势，决非易事。必须下决心从体制入手，用改革和创新精神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用制度来保证经济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另一方面，政府职能在市场经济中的“缺位”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市场经济基础环境的建设和维护，极需要政府职能的发挥，如市场秩序、规则、诚信、监管等等。政府与市场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两个方面，政府“越位”，市场就“退位”；政府“缺位”，市场则无法“到位”。只有改革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点模式，真正确立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才能创造经济发展的局面。只有这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努力，才能真正收到事半功倍的功效。因此，深化体制改革必须把深化行政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置于突出的位置。

　　（二）探索一套科学客观的评价指标体系

　　探索一套科学客观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来说，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我国是举国体制，全国一盘棋，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只要中央精神一下达，全国各地就闻风而动，这种体制优势对调动社会资源，办大事，如奥运、世博、亚运，尤其是应对突发性事件是极为有效的，这是举世公认的中国优势。但是，运用行政力量自上而下推动的方式调控市场经济的运作，则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带来不少负面作用。例如，国家为了保证节能减排任务的完成，对各地方下达了节能减排的指标，为了达标有的地方采样了简单的“停产减产”措施，结果任务是完成了，但过程并不是我们期望的。同样，长期以来，我们片面地把GDP增长速度作为衡量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政绩”的主要标准，因而各级政府都把追求GDP高速增长作为首要目标，而忽视了社会、环境等方面为此所付出的代价，这就为粗放增长方式提供了体制机制方面的支持。因此，在深化改革中，必须建立新的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利于对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科学客观的评价和对各级领导干部“政绩”的考核。

　　近期，中央提出的包容性增长，以及“緑色GDP”的概念，是经济发展方向和理念的重大转变。虽然其思路和方向是好的，但至今仍未定型，也未付诸实践。为此，我省在这方面应该有所作为，探索符合我省省情的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另外，建议尝试探索评价指标多元化问题。长期以来，全国统一用一套指标覆盖全国各地。由于我国幅员广阔，地区差异很大，发挥作用也不同，采用全国统一的评价指标，显然对地方的指导意义不大，甚至会挫伤地方的积极性。以我省为例，对珠江三角洲、粤东、粤西、粤北山区有针对性地对它们采用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这不仅能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和积极性，也可避免地区之间的横向攀比，你追我赶地走同一条路子。

　　（三）观念上根本性的更新

　　诚然，把规划做好是一方面，关键是用什么样的体制来推动，已成为关键中的关键。要排除改革的障碍，政府自身的改革是重中之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改不行，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弹性和选择性的，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沉淀出不合理的利益关系。掌握具体操作权力的某些部门，已经成为政治改革的最大障碍。与善政和善治的理想目标相比，我们缺乏政府改革的整体性和战略性的长远规划，政府创新的内在动力严重不足，政府决策机制存在公共利益部门化的明显倾向。

　　总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需深化体制改革，而体制改革是一项艰巨长期的工作。但是，一点一滴的改革，不失时机的突破，这种增量民主的理念或许正是我们目前唯一的选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路径。

　　2010年12月2日

　　（周裕新: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华南理工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