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经济社会的矛盾和热点也在不断切换。如果说2009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是应对金融危机，确保经济增长的话，那么今年，以及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经济工作的重心将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广东率先推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40条，全面具体、客观务实，操作性强。而本建议则试图从宏观、理性、前瞻角度提出一些思路供参考。

　　一、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思想观念的转变和客观认识的升华

　　中国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速缓慢，家庭收入低下。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从企业到家庭都迫切希望改变现状，“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成为追逐目标，考核工具。30多年来，广东和全国的经济规模上去了，但经济社会的内涵和质量却被忽视了，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中央及时提出了“经济发展”理念和“科学发展观”方法论，这是一种认识的升华。这意味着中国将从更广阔的层面和辩证统一的角度推动经济社会实现数量增长与质量提高的统一，外延扩展与内涵坚固的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统一，达到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要求。“发展”是一个更加宽泛的哲学概念，它本身就含盖了“增长”“速度”等一系列数量指标。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针，尊重经济发展客观规律

　　关于“转变”理念的表述，目前政府文件和新闻媒体有时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时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一般情况下没有人去仔细推敲，把它视为同一种含义。但认真思考，二者还是有区别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传达出一种事物内在矛盾发展变化的客观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似乎更加突出外在力量的助推。我认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提法更为科学和贴切。

　　任何事物发展变化都有其客观规律，复杂多变的经济社会更是如此，违背规律盲目行事必然遭受惩罚，历次经济金融危机造成经济萧条衰退就是很好的见证。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更演变成全球性灾难，究其原因，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方式出了问题，致使全球经济失衡。美国的“高赤字、高负债、高消费模式”、欧洲的“高税收、高借贷、高福利模式”、中国的“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模式”都面临严峻考验，需要调整和重构。从总体上看，广东的问题和全国一样，但由于广东改革开放早，外向型经济比例大，矛盾暴露的时间、影响的程度、转型的重点和全国不一定完全同步。目前，以劳动密集型支撑的传统制造业受到外销疲软、人民币汇率升值和内部员工要求加薪等多重压力，经营环境恶化。这就要求我们开拓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产业转型同时并举，其中产业转型是根本性举措。同时，它也是减轻广东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压力的有效途径。日本上世纪50年代以来，基本上是10年一次转型，从纺织、钢铁、家电、汽车、信息到环保与新能源，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型态从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旧质到新质的动态变化，使其GDP总量排列全球第二位，其经验值得借鉴。在广东，粤港澳经济一体化、海洋经济开发、县域经济及城乡一体化都是大有文章可做的。谈到规律，我认为，过去我们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特定的环境下提出的一些“超高速”、“超常规”、“跨跃式”等大跃进式的口号应该逐步淡出了。

　　三、从重视GDP系列数量型指标到既重视数量型指标又重视生态环境、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等质量型指标的转变

　　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到目前为止，GDP（人均GDP）仍然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达和人民富裕程度的重要宏观经济指标，不容忽视。但不能不承认，在反映质量效益、生态环境、社会发展、人民幸福等方面它有不足之处。如果仅以GDP考核业绩排名次，不仅导致盲目扩张、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还可能助长弄虚作假、夸大数据、透支未来、误导决策。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意味着统计指标和业绩考评体系都要改革，GDP指标体系已相对完善，目前要重视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科学技术、教育卫生、社会发展、人民幸福等质量型指标体系，要将其列入考核内容。社会发展的实际成效除政府评价外，还要广泛吸收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人民群众参加，社会经济发展好不好最终要由老百姓说了算。

　　最近几年，在践行科学发展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中，广东各地都创造了许多新经验，其中“增城模式”很有特色和示范性。可以进一步总结提升，在全省范围内加以宣传推广。

　　四、从重视经济发展硬件建设到既重视硬件又重视软实力培育的转变

　　就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来看，发达国家已进入以高科技智能为动力，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后工业时代”，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前工业化时代”或者“工业化时代”阶段，财富形成、积累和转移方式已呈多元化格局。以物质和货币为载体的硬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固然十分重要，但以政治、经济实力为支撑的话语权、定价权，以及以技术、创意为先导的专利权、商标权、质量技术标准等软实力，或者说“巧势力”的作用日益显现。以美国为例，凭藉着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势力，几乎掌控了全球经济、金融、贸易领域的话语权、定价权，并以此聚敛财富、转嫁损失，甚至控制全球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诚然，软实力的形成不是一日之功，需要长期的培育和积累，但首先是重视和行动。广东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又毗邻港澳，有条件也应该以超前眼光、战略高度、先行先试的勇气来策划、培育和发展自己的软实力，在国内或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条件成熟再走出国门。比如，以深交所为依托的中小企业及风险投资资产的定价已具雏型，专利申请广东走在全国前列，汽车和家电生产已上规模，华为、中兴的电子信息产品，LED新光源系列产品市场份额大，颇具规模的期货和商品市场正在形成，这些优势要很好地珍惜并有意识超前培育话语权、定价权、质量技术安全标准的制定权等软实力。

　　五、从重视出口外销推动经济发展到既重视出口又重视内需的转变

　　广东外向型经济比重大，出口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海外市场要继续巩固和拓展，不能因为扩内需而有所放松。最近富士康事件引起国内外媒体纷纷议论，“中国不能再作‘世界代工厂’”、“中国劳工不接受血汗剥削”、“富士康们应迁出中国”等情绪化语言在社会上颇为流传，甚至得到一些专家学者的赞同。对此政府的决策者应保持高度冷静，客观分析，正面引导，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无论是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还是从中国劳动力资源市场的客观现实来看，中国作为“世界代工厂”和“制造业基地”的阶段不是短暂的，慎言迁出。当然，要积极引导传统制造业向现代制造业转型。

　　中国是一个大国，内需是经济发展的持续推动力。增加居民消费至少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拓宽收入渠道，提高收入标准，缩小收入差距。第二，引导家庭财富积累和财富增值，发展中产阶级。第三，加大公共投入，健全教育、医疗、卫生、退休保障制度。第四，转变消费观念，创新消费方式，发展多元化、个性化消费。第五，提倡制度性，甚至强制性休假，淡化“加班文化”，2009年我国居民休闲消费1.7万亿元，对拉动内需作出积极贡献。

　　六、从重视物质财富创造和积累到既重视物质财富又重视精神财富创造和积累的转变

　　中国GDP总量已到一定规模，今年可望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均GDP仍然偏低，甚至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增加物质财富、实现物质文明任重道远。不过相形之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目标，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的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化的精神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形成，中国五千年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扬等精神财富的创造、积累和保护上则显得乏力、或表面肤浅、急于求成、文化浮躁，直接影响着经济社会和谐协调健康发展。比如公共场所的大声喧哗、乱扔乱吐、贪小便宜等屡禁不止；“刘太医”、“张悟本”们的伪科学骗术仍有人信奉吹捧；“犀利哥”“凤姐”之流的低俗文化大有市场；青少年轻生跳楼，暴力相向等不正常举动等都折射出文化发展滞后的弊端。

　　文化的极端重要性，温总理在今年“两会”期间作了很好的诠释，“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因素，可以深刻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进程，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没有先进文化的发展，没有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

　　与物质财富相比，精神财富的创造和积累，需要更长时间的历史传承和文化沉淀，应引起高度重视。第一，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充分发挥教育的社会性功能。建议中小学增加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知识教育，免费参观博物馆、纪念馆、文物基地，多组织集体活动和社会实践，从小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第二，努力发掘和传承优秀文化精髓，建设文明健康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广场文化、社区文化，引导志愿者、社工等义务活动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鼓励历史悠久、文化淀积深厚、改革开放有特色的中心城市树城市品牌和形象，增强向心力和凝聚力，让优秀文化元素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精神支撑。第三，高度重视大众媒体对人们思想观念行为准则的社会影响，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宣传文化机构规范和自律行为，宏扬先进文化和思想，正确引导公众舆论，自觉承担起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社会责任。

　　七、在进一步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加快政府职能和行政方式的转变，充分调动民间主体的积极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对宏观经济决策与调控，法律制度的设计与建设、公共设施和服务的供给以及社会管理和服务、维护市场公平等方面发挥的主导作用日益明显和突出，而且会更加强化。

　　但政府的直接投资和行政干预则会对民营经济产生“挤出效应”，造成低效运行和重复建设，甚至滋生腐败。2009年中央财政投资4万亿元保增长、扩内需，各地方政府除财政投入外，新增贷款3.05万亿元，融资余额达7.38万亿元，已形成一个庞大的债务负担，并直接影响金融安全。另一方面，由于民间投资领域和盈利方式制约，社会上形成巨额的游资，形成热钱炒股、炒楼、炒农产品、放高利贷，导致市场波动、物价上涨，累及民生。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行政方式已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环节。

　　为民间资本营造宽松的投资环境，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国务院颁布了“民间投资36条”，这本身就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当务之急是如何贯彻落实，这方面佛山已迈出坚实步伐，呈现出在社会经济资源的控制上“国退民进”、“藏富于民”的良性循环。政府要改变大包大揽工作方式，许多市场运作事务，如提供政策谘询，加强行业自律，促进行业发展，维护行业合法权益等应放手让行业协会去做，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放手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的高素质民营企业家，既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也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

　　（何问陶：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暨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