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中国改革开放已持续有三十年有余了，抚今追昔，所有的开放都与海上丝绸之路息息相关，与广东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之地息息相关。为建设广东文化强省，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认真梳理一下海上丝绸之路在广东的文化资源，更全面揭示其对华夏文明、世界文明有巨大历史贡献，应是当务之急。 随着“南海Ⅰ号”的发现与发掘，这一研究又一次推向新的峰巅。毋庸置疑，“南海Ⅰ号”作为宋代商船本身，以及上面数以万计的历史文物，都将揭示出中古鼎盛之际的宋代，其对外贸易、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的丰厚史实，尤其是宋代处于社会转型之际，生活方式、生产技术、商品流通等方方面面宝贵信息。为此，有必要以专文加以概括与论述，揭示其重要性、紧迫性，赋予其相应的历史地位。

　　一　　

　　先秦时期，珠江流域的经济文化、物质文化是不曾被忽视过的。中原人历来对岭南的奇珍异宝、舟楫竹箭垂涎三尺。公元前1000年，越人就向周成王献过舟；楚王亦向晋王炫耀，自己在南边可得到不少珍奇物品，无求于晋；郭棐《广东通志》中还有，“时三晋推魏最强，越王与魏通好，于是使隅（公师隅）复往南海，求犀角、象齿以献之。隅久在岭表，乃得诸琛，并吴江楼船，会稽竹箭献之魏……”类似的历史记载还很多。

　　当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埃及，下令在一个叫拉科德的小渔村上“建造一座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之际，当时尚叫番禺的南方古港，已初具规模。从此，一东一西，成为了海上丝路两端夺目的明珠。当七世纪阿拉伯人占领亚历山大港，惊叹其是“一座具有4000座宫殿、4000所浴室、1200座花园、400个剧院和马戏场的城市”时，盛唐的广州，絶不会比这逊色；更不用说唐之后，被南汉国改名为“兴王府”的广州的规模了，那也是宫殿、离宫、园林数以千百计了。

　　亚历山大时期，正是中原七雄争霸、嗣后，则是秦扫六合。秦汉大帝国，与其同时的罗马帝国，可以说是当时世界的两大中心。而丝绸之路，则是这两大中心之间的重要纽带。其实，还在汉武帝打开陆上丝绸之路之前，民间的海上丝绸之路却是早已开通了。张骞通西域，便已发现大夏商人经销四川丝绸、竹杖、枸酱，汇报给汉武帝，汉武帝层层追问，最后得知，“道西北牂牁江，汇广数里，出番禺城下。”   

　　正是汉武帝听取了关于蜀货南运出海的陈述后，毅然决然派遣黄门译长自广东徐闻、合浦起航（其时番禺已被焚）出海，打通贸易通道——这被视为海上丝绸之路首航的第一批官方船队，规模巨大，并第一次写入了史书之中。

　　陆上丝绸之路虽然名闻遐迩，但好景不长，及至唐代，已被风沙吞噬，这才有了《西游记》中的九九八十一难。但海上丝绸之路，却经久不衰，历时2000多年。

　　当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并行不悖之际，秦汉帝国在世界上尚与罗马帝国平分秋色。及至公元三四世纪，世界民族大迁徙之际，匈奴在欧亚大草原遭遇千年不遇的大旱灾，分西、南两股兵力分进时，西匈奴长驱直下，最后令罗马帝国万劫不复，南匈奴则令中原来了个“五胡乱华”，中土经三百年动乱，却迎来了唐宋的富强，其时，则世界只余下中国这个中心了！

　　唐代的陆上丝路已是絶响，而海上丝路，则日益昌盛。在《唐元和郡县志》中，仍记有“欲拔贫，谐徐闻”的民谚。可见到唐代，纵然广州已成为中国第一大港，但徐闻的富裕繁华，却依然如故；而著名的唐城雷州，则在这一基础上迅速发展了起来。

　　自汉至唐，造船业的发达，中国乃为世界之冠，汉代便已有瞭楼船，史书上记有：“大船也，今江南泛海船谓之舶，昆仑及高丽皆乘之，大者受万斛。”昆仑儿，是指南亚印度及南洋的居民，也就是从海上丝路西来者。而商贸的发达，早在南北朝时，梁武帝曾感叹道“朝廷便是更有广州”，证明广州海上丝路的对外贸易，对梁朝的财政是何等地举足轻重。

　　阿拉伯古行亦有记载：“中国的商舶，从公元三世纪中叶，开始向西，从广州到达槟榔屿，四世纪到锡兰，五世纪到亚丁，终于在波斯及美索不达米亚独占商船。” 更有称，在巴比伦西南可看到“希拉市外停泊中国、印度之商船。”

　　可见，在三世纪古罗马帝国覆灭后，中国在海上丝路的贸易，业已称雄于世界。也在这之后不久，印度高僧菩提达摩则在广州舍筏登陆，成为南宗初祖，这也是中外文化交流中具有标志性的重大历史事件。

　　海洋文明，表现为商业城邦的兴起以及海外移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珠江文化及海上丝路，从一开始便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历史格局，华夏文明与别的文明的交往。“天子南库”说明对国家财政，尤其是南朝以及后来文化重心南移之际的物质文化所起的作用，进而在精神文化上的拓展。在未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前，对中国尤其是广东社会经济的影响不可低估，事实上，在货币的流通方面，对外贸易上的影响则更大了。如东晋南朝之际，全国通用铜钱，而“交广之城，全以金银为货”（《隋书·食货志》），这证明在对外贸易中，有大量银源进入。考古业已发现此期间进入中国的波斯银币。这对于明代最后实行银本位货币的世贸体系开了个头。人们不难看到，商业城市的形成在东南沿海，尤其是在广东，是相当显着的，徐闻、雷州、高州、恩州、广州，一直到潮州，以及广信、桂林、龙编，包括韶州、连州、布山、郁林等，也相应发展了起来，对南方社会经济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对于南北朝广东历史文化的研究，现在看起来力度仍很不够，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我们有可能对罗香林曾论断过自汉以来，这里是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汇的中心有更新的认识，获得更雄辩的材料。认为此期间南方文化较北方超前，更是有证据与理据，不是简单认为南朝正统而北朝为胡人便可以一言以蔽之。而从这一点出发，更可以认识到海上丝绸之路对当时整个华夏文明的影响。此刻，佛教传入，便是长时间，一直到今天仍生生不息，不独至禅宗南宗在南方的创立。反过来，中国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此时也已经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对南洋或东南亚、对中亚、西亚及欧洲，同样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对上述线索、事件的梳理，也包括对广东沿海自古以来海上丝路上商业城市、文化重镇的梳理，无疑是一笔相当重要的文化历史资源，切切不可让其湮没下去。对阳江，由于发现“南海Ⅰ号”沉船大量的历史文物，定位其为“海上敦煌”，其在海上丝路上的意义，更不可轻估。

　　要将世界史作一个整体来看，不可将中国“单列”，惟有这样，无论对世界史还是中国史，都会看得更清晰也更准确一些。基于这一点，三四世纪的“世界民族大迁徙”这一事件，在世界，也同样在中国，当成为一条历史分界线，即远古与中古的划分，这一来丝绸之路的作用便更凸出一些。在这之前，海上丝绸之路由自发走向自觉，由民间走向官方，已成规模，幷且在两大帝国中循环回复。甚至如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着的《全球通史》所说：“罗马人……为了将年取暴利的帕提亚中间商排除在外，他们积极开展和印度的直接的海上贸易。于是，愈来愈多的商队不再取道西去的丝绸之路，而是向南经过和田前往印度北诸港口。候在那里的罗马商人接到货物后，在季风帮助下，将它们迅速地运过印度洋，至红海诸港口卸货。”

　　长期以来，汉唐的陆上丝路名声大于海上丝路，这也许与历代撰史者的伦理中心观有关。但不管怎么说，在世界民族大迁徙之前，陆上与海路当是各有千秋，尤其与古罗马的联系，当海路更盛。

　　二　　

　　自六世纪隋再度统一中国，历唐、宋、元及明初中期——即西方海上扩张开始前夕，及明迁都北京，全面从海洋退缩之间这近一千年，以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兴旺为标志，华夏文明可以说一直是世界的中心，不再与古罗马平分秋色，其时，西方已陷入了“千年黑闇王国”中世纪中。其时中国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始终居于世界的第一位。由世界中心之一到成为唯一的中心，这一千年绵延不断的强大的文化影响，远播到了整个亚洲甚至更遥远的地方。唐的强大，宋的富裕、元的扩张以及明初、中叶海上帝国的风光，无一不与丝绸之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相关。

　　日本汉学家中村久四郎的著名论文《唐代的广东》指出，广东在中国对外贸易通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研究中国的交通史，就应该认真注意广东的历史。”这里讲的广东对外“交通史”，显然便是指的海上丝绸之路。唐王朝以空前絶后的开放气魄（坦率说，用“开放”这个词，只是与“封闭”相对而言，但在这之前尚毋须用“开放”二字，因为统治者丝毫未考虑过封闭）敞开国门，且以强大的势能，推进着中外通商与自由贸易。广东，由于其自然地理、人文历史上的优势，特别是持续已久的外贸传统，在中外贸易中得天独厚。纵然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长安，作为“朝贡”式贸易盛极一时——其中不乏广东送至国都的大量“海货”，但对广州而言，作为自由贸易的商业都会，不仅是中国第一，而且是世界第一大港。唐代称国内商业都会，“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益次之。”其实，广州在唐、宋两朝，其商业繁荣程度，恐怕要在扬州之上，只要认真研究其时的历史资料，作必要的量化分析，便可以得出上述结论。特别是这段时期中外国人的记録，当更为客观一些。

　　仅黄巢之乱时的广州，就有上十万的蕃商，这在史料记载言之凿凿。时至今日，广州人口近千万，外商人口也未达到这个数。而唐代人口也只有六千万上下。这说明广州作为世界巨港的开放的宏大气魄，其间不少故事，也很说明问题，包括昆仑奴攫杀州官，事后亦可遁海而走……等等。当日广州的城市规模，“州城三重”的格局，以及在繁华市区，“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当可令今日咋舌。

　　由于广州的繁盛，带动了沿海及近海商业城市的发展。张九龄开通大庾岭道，韶州处于“贡朝之所途，”其商贸兴盛，仅次于广州，古诗有韶州驿楼“楼前千帆背夕阳”句。雷州接徐闻而兴旺，恩州成了雷州泛海通淮浙、福建的中枢，新州成南道交通要道，潮州更成了“与韶州略同”的“岭南大郡”，经略流求的基地……

　　正是这一千年，如外国学者所论断的：

　　结果，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陆路，首次成为中国同外界联系的主要媒介。当时，中国经济的主导地位，这可以由如下事实看出来：中国的出口品大多是制造品，如丝绸、瓷器、书画等；而进口品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矿石和马匹等。最后应该指的是，宋朝时期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对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因而，宋朝时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

　　以上，我们强调的是海上贸易及其对商业城市形成的影响，但我们却不应当忽略，这期间佛教的兴盛及三教合一的形成，伊斯兰教的传入——广州有诸如光塔、响坆等该教的圣迹，文化的交流，也相对是同步的，随着四大发明——其中三大发明，即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发生于宋代，先后传入西土，对其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文明更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而这次“南海Ⅰ号”的发现与发掘，正处于中西文明即将再一次大规模交互的重要时间节点上，其意义怎么高估也不为过，它不仅填写了历史研究的一段空白，也展示了“宋朝时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以及早于西方向市民社会、商业社会以及相当成熟的市场形态转变的可能性。“南海Ⅰ号”丰富的文物，更是人类文明的历史瑰宝。

　　正是蒙古的铁骑，把先进的中国的科学文化带到了西方，开放了整个世界，让西方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可对于中国而言，在某种意义上，宋元最后一仗——厓门银湖之役，却是华夏文明的“滑铁卢”，其后果不久便显现了出来。

　　厓门，正是在广东，是珠江“八门入海”当中的一门。元朝当局，实行过五次“海禁”，更成为日后闭关的先声。

　　三　　

　　明代中期一纸圣旨，终止了郑和七下西洋，再加上清初对郑氏海上帝国的剿灭，中国最终从浩瀚的大海上全面后撤，由一个称雄大洋的海洋大国，退缩成了一个陆上的弱国——从厓门之役，到郑和下西洋的絶响，一个上千年敢于面对海洋的泱泱大国，竟一下子闭关锁国起来。

　　郑和下西洋，一度是从广东出发。其船队之大，为世界之最，首航有62艘，28000人，是后来哥伦布、达·伽马望尘莫及的。可他却未能建树“发现新大陆”的功勋，问题不在于他有没有到达过美洲（迄今学术界争议很大），而是当时的理念不允许他有“发现”，即便他登上过美洲大陆，回来后也不得不噤口，他的航海日记悉数被焚毁。

　　明朝甫立， 禁海令便不断，固然有一些具体原因，但根本在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或思维方式，是宋明理学的“内伤”所至。从而让郑和下西洋成为我们这个海洋大国的絶响。

　　我至今仍不敢苟同所谓康熙皇帝也主张什么“改革开放”，认真向传教士学习西方科技一说，并证明清初、中期仍是开放的什么“盛世”。这其实是自欺欺人而已。纵然有点“开放”意识，也无非是自命为“天朝上国”居高临下的“怀柔远人”罢了。清朝立国百年之际，正是“盛世”之中，皇帝仍不准自己民族同占全国人口90%的汉人交往，不准读书，不准学汉语，干隆亲自御批，认为满人读书，为“玩物丧志”、“剽窃浮华”、“居心日就险薄”、“遂致古风日远，语言诞漫，渐成恶习”，八旗当“务崇敦朴旧规、毋失先民矩矱”、“以清语骑射为务”……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自康熙至干隆的100多年间，西方是怎么突飞猛进的，从珍妮纺纱机到瓦特蒸汽机，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到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还有牛顿等一大批科学家、思想家的出现。

　　也就是在“盛世”之际造访中国，为干隆祝寿的马尔戛尼，也认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几不堪的旧船……它将象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将永远不能修复” 因此，中国已不再成为一个国家，只是一个市场而已，瞬间便可以被瓜分掉。

　　但是，由于在广东始发的海上丝绸之路悠久的历史与影响，明、清二朝也不得不对广州网开一面，在最严酷的封关之际，仍可留下“一口通商”。明代由于以“怀柔远人”与“厚往薄来”的政策进行朝贡贸易，入不敷出，不得不对广东实施优惠政策，准许非朝贡国家船舶驶入广东贸易，尤其是特许葡萄牙人在浪白澳、澳门以至“中国第一大港广州进行贸易”。这一来，非朝贡贸易在广东则成为了主导。后一度部分开禁，“广州几垄断西南海之航线，西洋海舶常泊广州”，这一来，广州港重新成为中国海上丝路的第一大港，且是全国惟一合法的对外贸易港。

　　正如围棋中留下气眼而全局皆活一样，这对明、清二朝的闭关销国，重农抑商政策留下了“漏洞”。二朝的“走广”是出了名的，广商凭此不仅在全国出名，而且在世界上继续拥有一席之地。随着晋商、徽商以及宁波商人崛起，城市的商业化程度、社会的结构，均发生了变化，东南沿海更被视为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当更正为现代化因素。

　　明代不少广东商人移民南洋，对南洋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时的南中国海经济圈，业已形成……而西方殖民者，早期如葡萄牙、荷兰、西班牙等，也每每只能依靠当地的华商作交易。可以说，这时的海上丝路，令中西文化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双向的直接、实质性的接触，这便是“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了。前者，我们已知道不少，不再重复，后者，如中国的科举制度，对西方从恩赐制、分肥制走向公务员的考试选拔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又如《易经》的二进位法，对莱布尼兹不无启迪；至于四大发明，还有工艺美术……则更不用说了。

　　清代实行更严厉的海禁，最后确立“一口通商”的政策，广州又恢复了它的历史本位，被外商视为“半开放”的商业城市，其时，包括北美航线，俄罗斯航线及大洋洲航线先后开辟，鸦片战争前，外商更认为“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广州十三行兴盛一时。

　　近年来，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历史文学作品，都有意无意地逥避、掩饰或抹杀近代中国由于封建极权吏治腐败等造成的种种弊端，对鸦片战争之前便早已停滞了的中华国力讳莫如深，这一来，对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乃至辛亥革命的作用与意义，也加以了模糊与淡化。而这些，在广东却是行不通的，毕竟，这三大革命运动无论成败，都是启动于广东，都是由于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世界先进文化的深刻影响所导致的。 

　　尽管黑格尔一再声称“中国没有得到海洋文化的馈赠”，从而没有海洋文化，始终处于历史起点之际，他看到的也许只是明清停滞不前的帝王的统治，却没有看到广东省生生不息的大海波涛，同时，也是为他的“絶对理念”加诠释罢了。事实上，在他在生及去世之后，曾作为海洋大国的中国，挟2000年海上丝绸之路的雄风，正在酝酿、抑或已经掀起了一个根本的历史变革，以至李鸿章失声称之为“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我们只要认真梳理发生在广东的三大革命运动中所呈示出的先进的、革新的成分——无论是技艺、法度还是思想，都不难找到海上丝绸之路所投射下的影踪，金田村、万木草堂、中山纪念堂……作为不同阶段的历史遗物，也都同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硕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海上丝绸之路，就没有近代中国于广东省的革命性的推动。

　　而没有近代这三大革命运动，没2000年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就同样不会有20与21世纪之交的这场改革开放。历史，毕竟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

　　四　　

　　综上所述，在远古时期，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业已由自发走向自觉，与陆上丝绸之路并驾齐驱，勾通了中西方两大世界中心的联系，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由于世界民族大迁徙，在进入中古时期，惟余下中国强唐富宋，成为世界的中心，带动着世界走向近代，推动了西方走出黑闇的中世纪，在陆上丝绸之路衰落之际，海上丝绸之路更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进入近古，由于落后民族入主中原，加上宋明理学造成的内伤，中国历史出现了逆转，然而，又由于有海上丝绸之路，在广东引发了三大革命运动，终于又令中国重新获得生机，直到今天，迎来了伟大的改革开放，令中国重新跻身于强国之列。

　　无论是远古、中古还是近古，海上丝绸之路从未停止过对中国，也对世界文明作出的巨大历史贡献。纵然近代中国有过落后，有过屈辱，甚至国土沦丧过，但切不要忘记，正是海上丝绸之路所留下或带来的丰富历史与现代的资源，使我们有可能重新审视自己，走出自己的“中世纪”，在未来的岁月中大放光华。

　　因此，如何乘“南海Ⅰ号”的发现与发掘之东风，认真地、全面地，同时也是深刻地认识与发掘这一伟大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建设广东文化强省，更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再度复兴，这对于位于海上丝路始发地的南方大省，无疑是责无旁贷的。因此，追寻历史的踪迹，对海上丝路上的所有文化资源——无论如何是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都必须尽快作出认真的梳理，并列出清单来，这无疑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历史宝库！它不仅仅是历史文物、古典建筑等作为器质上的人文旅游资源，更是思想文化等作为精神上的无价之宝，尤其是这一经济、文化的纽带，几千年生生不息，是必给未来带来更蓬勃的生机。

　　谭元亨（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