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Ⅰ号”沉船的发现，虽然出于偶然，却在考古学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根据初步估计，整船文物超过8万件，既有铁器和铜器，又有银器和金器，更加繁多的是瓷器。就已经出水的瓷器来看，不仅形制多样，汇集了德化、景德、龙泉等宋代著名窑口的精品；而且不少文物品相雅致，少数富有中亚风格：为研究我国古代瓷器的生产和交流状况提供了极为丰富而难得的实物资料。

　　“南海Ⅰ号”沉船的打捞，虽然迟于它被发现十余年，但是影响却依然深远。这次打捞的成功，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工程技术杰作。其方案是，首先将船体起吊，然后平移到海岸边的博物馆中，最后置于巨型的玻璃缸中，以供发掘与展览。这样的工程既是宏伟的，又是精细。将珍贵易损的瓷器以及其他文物整体完好地打捞上来，需要确保起吊和运送沉船过程的平稳，其间必然充满许多困难和反复曲折，体现了出群的智慧与创造。“南海Ⅰ号”沉船打捞成功，是中国水下考古的重大尝试，为全面开展水下考古的研究作了榜样，因此是标志性的里程碑。同时，“南海Ⅰ号”沉船打捞成功，也为具体考察沉船的结构以及其中的藴藏提供了便利的平台。

　　在上述基础之上，考古工作者从2011年3月底开始对沉船实行试发掘。历时一个月的发掘，大体上摸清了船艏在沉箱中的位置，采集了水、泥和沉箱标本，提取了相应的测算数据，为今后的考古工作提供了经验。在这次试发掘结束不久，广东省政府参事室、珠江文化研究会和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及时地召开论坛，不仅能够有效地推动对“南海Ⅰ号”沉船的全面发掘工作，而且对于围遶“南海Ⅰ号”沉船的历史研究工作的开展是有力地促进。

　　相对于考古工作，历史研究是滞后的，这是因为客观上需要等待考古工作者的发掘成果。然而，就主观而论，我以为历史研究如果能够紧密配合考古工作者的节奏，学术成果就会相得益彰；而且，还会反过来促进考古工作，发挥相辅相成的功效。所以，我愿不揣冒昧，在这里刍议“南海Ⅰ号”沉船的部分历史学上的意义。

　　一、偶然事件与必然结果

　　“南海Ⅰ号”沉船于1987年8月被发现，距今已经二十四年，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了。二十四年之前，中国广州救捞局和英国海上探险与救捞公司在今广东省阳江市东平港以南约20海里处的上下川岛海域探索，目的是寻找东印度公司的一艘名叫莱茵堡号的沉船。但是，它们并没有搜寻到莱茵堡号沉船，却意外地发现了距离海平面约23 米的这艘中国古代的沉船。最初按照发现的海域和部分文物的时代特征将它命名为“川山群岛海域宋元沉船”，后来才被俞伟超先生定名为“南海Ⅰ号”。

　　“南海Ⅰ号”这个名称十分响亮，它会令人纵情地遐想古代南中国辽阔海面上繁荣的商旅景象，而“南海Ⅰ号”沉船本身只是众多商船中的一艘而已。八百年前，它的沉没是一次不幸的海难，属于偶然的事件；二十四年前，它的发现是考古学上的幸运，属于偶然的大收获。虽然前前后后都是偶然的，然而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如果没有南宋时期发达的手工业经济和繁荣的商业贸易事业，就生产不出那么精美的瓷器，也打造不出“南海Ⅰ号”这样的船只，那么也就不需要海外贸易，当然就不会有海难的发生。正是因为中国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样的历史背景，因此海外贸易十分繁荣，才会有人组织商船远航，从而不幸造成个别的船只出事沉入海底，于是就有了二十四年前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于是才会有我们今天的讨论会。所以说，“南海Ⅰ号”的沉没与发现虽然只是偶然事件，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海上之路的关键坐标点

　　自古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有陆地途径，也有海上之路。至迟在汉代，海上之路就已经开辟出来。汉代的船只已经能从广东和广西的港口出发，沿着中南半岛的东岸航行，扺达东南亚各国。唐宋之后，由于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的发展，经由海上之路航行，可以扺达波斯湾沿岸各国，更远甚至到达非洲东海岸的诸多港口。

　　“南海Ⅰ号”沉没的地点，正是位于自古以来形成的海上之路航线上。从沉船所在的海域进发，向东北方向，经过川山群岛，可以航行至阳江、广州、潮州、泉州和厦门；向西南方向，可以驶扺雷州半岛、琼州海峡，进而穿越南海乃至印度洋。因此，“南海Ⅰ号”沉船能够提供由古代典籍和陆上考古无法提供的诸多信息，从而推进航海史、造船史、陶瓷史、贸易史的研究。特别是，通过对“南海Ⅰ号”沉船位置的分析，结合文献的考据，将为复原古代海上贸易之路确定一个至为关键的坐标点。

　　三、民众的历史

　　毋庸置疑，传统的历史学大多以名人特别是高层政治人物的活动为主要的研究内容。传统的考古学，也一样重视名人。去年讨论得如此热闹的曹操高陵问题，就是因为曹操是极为著名的历史人物。然而，与陆地上的考古学不同，特别是与考察墓葬截然不同，沉船上遇难的船员都是无名之辈。即使可能会偶尔刻画下个别的姓名，也无从核对他的籍贯、他的生平以及他的亲属状况。这些无名氏的历史，似乎没有什么意义。

　　然而，无名之辈的历史，正是社会上多数人的历史，他们的生活状况才真正能反映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对“南海Ⅰ号”沉船的认真考察，有可能帮助我们推测出，诸如船员在船上的生活场所、驾船器具、饮食器皿以及风俗习惯等情况。我相信，只要深入考察与研究，就会有所发现。而这些无名氏船员的状况，正是当年中国南海沿岸居民的缩影。他们的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所属阶层的经济状况。于是，这样的研究在历史学上就具有了相当重要的价值。所以说，“南海Ⅰ号”反映的是传统历史学关注得较少的无名氏的历史，民众的历史。

　　此外，在“南海Ⅰ号”沉船被发现的同时，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大澳古渔村受到了外界的重视，尤其是渔家特殊的民俗风情被人们所瞭解。从而，不仅推动了对于大澳周围地区历史的研究，也为岭南文明特别是珠江文化的研究增添了色彩。

　　四、岭南文明的耀眼亮点

　　绚丽的岭南文明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不同于华夏文明的特点，却又与华夏文明水乳交融。岭南文明与华夏文明一样，也是源远流长的。

　　在考古工作者的长期努力下，发现了岭南文明的诸多亮点。早在旧石器文化时期，马坝人文化就是一大亮点，它表明12万年以前就有人类在岭南生活与繁衍。后来，考古工作者又在发现马坝人的狮子岩附近发现了石峡文化，这是新石器时期的重要遗址。作为岭南新石器时期的另一处重要发现，是位于广州郊区的飞鹅岭文化遗址。飞鹅岭文化反映了当时的氏族聚落状况，因而被誉为岭南第一村。

　　在封建帝国建立之后，岭南文明也很辉煌。过去我们谈论岭南的古代史，特别是秦汉时期，主要依据的是古籍记载，如《史记》，又如《汉书》。但是，古籍中的记载往往是零星的、片面的，尤其那些早期文献的作者多数生活在中原地区，由于交通不便难以亲临岭南境地，他们记载的内容往往得之于道听途说。然而，南越王墓和南越王宫发现之后，大量的精美文物以及不被文献记载的历史场景呈现在人们眼前，使得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眼睛为之一亮，认识大为开阔。

　　唐宋转型期之后，南方的社会安定，经济飞跃发展。“南海Ⅰ号”沉船的发现就是显着的明证。人们透过“南海Ⅰ号”沉船能够看到，原来南宋时期岭南地区的文明竟然如此灿烂辉煌，如此具体丰富。于是，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眼睛再次发亮，这又大大地推进了相关的学术研究，深化了人们对于岭南文明的认识。而且，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南海Ⅰ号”沉船的科学价值还会日益凸现，对于岭南文明的认识也将继续升华。

　　南宋时期具有相对发达的经济基础，社会财富也有充分的积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人们才会集中巨量的货物，积极开展海外贸易，以赚取巨额的利润。“南海Ⅰ号”沉船装载着八万余件宋代各地生产的瓷器以及大量的岭南生产的铁器出海远航，属于不辞艰辛地从事海外贸易者中的典型例证。像“南海Ⅰ号”这样的商船，在当年应该是为数不少的。久而久之，在岭南社会中便形成为勇于向外开拓和敢于经营事业的传统文化精神。历史的经验是值得注意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广东地区之所以能够快速地积累财富，促使经济迅猛地腾飞，以及积极地开展对外商贸，其原因固然与政策的优越密切相关，但也不得不承认是传统文化精神的影响使然。

　　“南海Ⅰ号”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海下沉船中体积最大、年代最古、保存最为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这艘南宋时期的木质船只已经沉没海底八百年，但是船体依旧保存完好，木质坚硬如新。它为研究古代造船工艺、航海技术以及木质保存方法提供了典型的标本。同时也说明，自古以来岭南的各族民众就具有吃苦耐劳的习惯，他们世代掌握着优良的传统工艺技术。如今，作为他们后代的现代各族民众，正是由于保持了祖先的优良传统与精神，所以才会成为精于现代手工业技术而又奋发图强的一代新人。

　　“南海Ⅰ号”是岭南文明的耀眼亮点。它被发现、打捞和安置，不仅仅为世人储备了一座收藏着数以万计稀世珍品的宝库，而且藴藏了丰富的科学信息和深邃的学术价值。“南海Ⅰ号”沉船被发现之后，在将近四分之一的世纪里，人们对它的学术意义已经谈论了不少，本文或许是多余的写作。不过，由于沉船的安全起吊和成功安置，以及数量惊人的文物问世，必将进一步推动相关的考古与历史研究。随着考察工作的全面开展，随着研究工作的细化与深入，人们对于“南海Ⅰ号”学术意义的理解必将更加全面与深刻，但愿本文能有抛砖引玉的效果。

　　李凭（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