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际竞争已从陆地转向海洋，通过海洋国土教育，更新传统的海洋观念，树立现代海洋现念，振奋国家海洋整体行动以及国民海洋行为，是发达国家未来发展战略的基础性工程。阳江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具有重要地位，明清时期更位居“西洋”航线要冲，是全省海防布局的西路防务重镇。本文主论明代阳江海防，以期对海洋国土教育有所启迪。

　　一、古代阳江在南海航线上的地位

　　阳江在明以前为南恩州地，明初撤南恩州，阳江隶肇庆府，是肇庆府唯一濒临南海的属县。现代阳江市海岸线长341.5公里，岛岸线长49.3公里。主要岛屿有30多个，有北津港、东平港、丰头港、双鱼港、北额港、三丫港、戙船澳等良港。

　　阳江海域自古至今在南海航线上有着重要地位。关于古代阳江海上交通的文献记録甚少，但我们仍可窥见它在南海航路上的重要角色。现存最早的文献记録，当数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八“岭南道二”引唐房千里《投荒杂録》：阳江“当海南五郡泛海路，……既当中五州之要路，由是颇有广陵会稽贾人船，循海东南而至，故吴越所产之物不乏于斯。”在唐宋，阳江已是广东南部重要的出海口，同长江三角洲有频繁的海上交通，其主要港口既是东南海上丝绸之路的中途港，又是宋代阳江石湾陶瓷等著名产品外销的始发港。1987年在阳江东平港以南约20海里处，发现目前最大的宋代沉船“南海Ⅰ号”。“南海Ⅰ号”承载的历史信息仍有待“解码”，但已能确凿地肯定阳江海域航道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段。明代，郑和七下西洋，虽则航行档案无存，在文献上难得一窥阳江海域的“西洋”功业，但明代茅元仪《武备志》所载“郑和航海图”，仍留下了若干蛛丝马迹。“郑和航海图”对广东航路标示比较粗疏，不过我们还可以看到郑和的舰队航经粤西海域的大致情况。这段航线，绕航上下川岛南边的外海，从海南岛和西沙群岛之间穿过，同现代的国际航线已经基本吻合了。这段航线远离大陆海岸，不同于前段航经潮州南澳等地的沿岸航行。笔者推测，阳江的北津、东平、南鹏列岛、新宁的漭洲、上下川岛之间的大片海域，岛屿、暗礁密布，海况复杂多变，史称“独石耸峙其中，每潮起汹涌而入，遇风则其声砰击如雷，下多阴碛，舟师往来，非老舟师莫辩。”（道光《阳江县志》卷一“山川”） “南海Ⅰ号”就是在这片海域遇险的，当地渔民早就熟知这片海域的凶险。郑和下西洋征集了沿海各地的“舟师”和航海资料，阳江、新宁地方肯定也提供了相关的航海资源，促使郑和舰队开辟了外海航线，而且当时中国人高超的指南针“针路”导航也为离岸航行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条件，不必再重蹈近岸航行遇险的故辙。同时，笔者需要重点提出的是，此后西方居心叵测的“探险家”也是沿着这条曾经辉煌一时的“西洋”航线摸索过来的，上下川岛等原本毫不显眼的弹丸之地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有关研究成果已多，笔者毋庸赘述。笔者要探讨的，是这一带海洋形势变化对阳江海防的影响。

　　明 茅元仪《武备志》“郑和航海图”（按：图中标示的“石塘”即西沙等南海诸岛；阳江位置在神电卫、广海卫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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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明代阳江的海防

    广东全省濒临南海，有漫长的海岸线，沿海地带向为岭南社会经济文化最发达之区。历代统治者经理广东，守土御边莫不以海防为要务，沿海筑寨设防、列兵屯守。从海洋大势来看，明初由于沿海“倭乱”以及各种敌对势力给明王朝造成极大的威胁，朱元璋力持“海禁”，并作为既定国策长期延续下来。但在十五世纪明朝仍保持着海洋大国的絶对优势，故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明中叶以降，世界性的历史巨变同时发生在东西两个半球，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并日益壮大，东方的大明帝国没有迈向资本主义，但一些新的经济社会因素也在不断高涨，岭南最大的成果是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和南海海洋的经济化。大利所趋，民间开海呼声日高，朝廷海禁日严，民间唯有挺而走险，以“盗”的身份出入海洋；同时，南海海洋地缘政治态势也发生变化，西方列强络绎东来，葡萄牙人控制马六甲海峡和“西洋”航路，进而以阳江和新宁海域以南的上下川岛为跳板，在嘉靖中入据澳门，到万历年间中国商船已经在印度洋“波路断絶”了。阳江，是肇庆府唯一出海口，直接经受经济浪潮和国际政治风波的冲击，诚如史称：“端州南滨于海，而阳江独当之。估客往来之辐辏，民利之，然而倭寇海氛，时有抄略，故其利在海而害亦在海，实岭西要害之冲也。”（道光《阳江县志》区大伦“前序”）海洋形势使位于“岭西要害之冲”的阳江海洋防务顿显严峻。到明中后期，整个海洋形势已发生剧变，广东海防布局暴露的问题，尤以西线至为集中，影响大局颇为深远。 

　　明代阳江海防大势。

　　明代广东海防布局分东、中、西三路。西路海防的防御范围实际上包括了新宁、阳江以西的全部中国海域，是三路之中最漫长的防线。明初对粤西的海疆防务，原按卫所标准设置，同中路广州府新宁县交界的恩、阳防务尤为严密。例如在阳江县，洪武元年（1368年）置阳江千户所，八年（1375年）复设海朗、双鱼两千户所，为犄角之势，设两所千户官领旗兵以守，三所共有旗兵942名。（民国《阳江县志》，卷19兵防志一，“兵制”。）阳江千户所署在阳江城西黾山上，驻守阳江。双鱼千户所驻守海陵岛，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都指挥花茂在海陵岛内戙船澳建所城，门楼四座。洪武二十七年都指挥使花茂在县东南五十里处（即北津港北）建海朗守御千户所所城，镇守北津港一带的海湾。以上三所分隶广海、神电、肇庆三卫。又每所设备倭官一员，置寨城一座，负责海上巡哨。当时出汛巡哨时间，分为春汛和冬汛，规定“自清明前三日起，至大暑前一日止，谓之春汛；自霜降前一日起，至小寒前一日止，谓之冬汛”。双鱼寨有兵船12只，官兵444名，分左右两哨：左哨派守双鱼港内，通双鱼所城。右哨派守风头港，与海朗寨接界。由于这一带“奸宄窥伺疏防，常驾客船藏盗，出入相应”，因而严饬与海朗寨会哨分防。又由于双鱼千户所城离阳江170里，离电白90余里，“声援辽远，实为边海孤城，外洋势难遥控”，因而外洋形势，亦靠该寨派兵瞭望侦察，有情报，及时上报。这种负责瞭望侦察的兵，称为“了军”。双鱼寨港门，有东西两山对峙，上有铳台三座，由东山原设官兵（即地方招募的营兵）据险而守，故“贼末敢猝犯也”。“每岁春汛，除督发双鱼一哨官兵外，又例调东西两山各营兵协守所城并一带海岸”。（明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2〈广东六〉,“双鱼寨所图说”。）至于海朗所城， 则有官兵巡哨“东接广海，西界双鱼，楼船组练，雄踞上游，幽然一天堑哉！”（同上“海朗寨所图说”。）以上双鱼、海朗两寨，在巡哨期间，除了本寨官兵外，还调东莞乌艚10只，配载神电等卫官兵， 戍守戙船澳等处（道光《阳江县志》卷5“海防”）。戙船澳原设的民壮、哨船也参加他们的戍守工作。从以上明初阳江卫所军及附设寨兵的布防示例来看，大扺险要之处，必派兵防守，海面巡哨有制度，规定出汛日期、地点，所以明人评曰：“守险之制，亦云密矣”。

　　嘉靖中，广东海防三路设立水寨。东起潮州，西尽廉州，南尽琼州，皆有水寨以守。西路水寨在潮者曰柘林，在惠者曰碣石，在广州者曰南头，在肇庆曰（阳江）北津，在电曰白鸽，在琼曰白沙。广东沿海的六个水寨，西路防线独居其三（北津、白鸽、白沙），可见防务之重。每月负责守把的官员率领寨船，会哨于界上险要处，取具该地方卫所巡司结报。属于西路的北津水寨驻扎在阳江海陵岛的戙船澳，分两路巡哨：一往东，至新宁的上下川岛，于中路的南头兵船会哨，取广海卫结报；一往西，至电白之放鸡岛，与雷州白鸽寨兵船会哨。雷州白鸽寨也分两路巡哨：一往西，至赤水，与北津兵船会哨，取吴川所结报；一往海康围洲一带，与龙门干体港派出的兵船会哨，取凌禄司结报即回。至于琼州一岛，孤悬海外，其会哨制度自成一体，从海南岛东段岸线的白沙寨分南北两路环岛巡哨，同粤西大陆的沿海防线诸寨没有会哨制度。

　　在建立卫所和附设水寨的同时，还设立了烽堠传警制度。万历二年两广提督殷正茂建议施行烽堠传警制度。规定在“沿海地方不拘十里十二三里，择其高阜去处，或就山顶可以了顾四远者，即建墩台一所，……每墩拨军六名，一年一换，俱于卫所食粮旗军差用……。如遇瞭见异船在海行使，却于贼船近处墩上举大白旗，各墩连接走报。如贼势将登犯某处地方，日则举烟，夜则举火，仍放大铳三个，鸣锣，令一军执小旗，打小锣，将贼船数目、约贼若干、登犯地方情由，毋分雨夜，走报邻墩，一体传报。”（应槚等，《苍梧总督军门志》，卷5〈舆图三〉，“沿海信地”）烽堠传警制度如何实施，未见有具体记载。但从《苍梧总督军门志》所附的“舆图”来看，东、中、西三路防线，以西路沿海防线所置的烽堠至为密集，图中可见仅在北津寨防区沿海岸而下，就排列有南洋、丹草、北津、合浦（烽堠名，非粤西之合浦）、赤水、潭村、黄村、白山、罗浮、南海、莲头、大陈、山尾、辅弼等十多个烽堠。北津以下的白鸽寨，烽堠分布密度亦复如是。

　　明政府在西路沿海地区建立卫所、附设水寨、建立巡哨、报警等制度，还董以都司，地方险要之处建立营堡或巡检司，派兵驻守，以为海防辅弼。从上述的示例中，可见北津、白鸽、戙船澳、海朗城、望峒澳、双鱼等所城及水寨的防务设置尚称周密，但是，明代粤西海防有可观者亦仅限于示例所述的靠近中路广州府的防段，偏离中路愈远的西路防段则疏漏愈严重。西路远端的防线，明代海防文献亦语焉不详（尤其是白鸽寨以下至钦州龙门的防段）。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由于西路防务被错误的战略所扭曲，幷且在明中后期没有因应时势，加以调整，即使某些防段在战术上有较好的设置，也不能挽回全线的颓势。     

　　明中后期西路海防的困局。

　　宋元以降，随着岭内外交通主干道交通的转移和岭南的开发，粤西的经济和国防地位渐被忽视。明代珠江三角洲和潮汕平原全面开发，广东中路和东路地区的海洋经济化进程也迅速展开，粤西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更加相形见绌，被进一步边缘化。明政府和广东的封疆大吏从利益出发，在海防战略上以有限的资源力保中、东两路，无遐顾及西路，该段防务相对薄弱是大势所趋。明中叶以后，粤西海防开始败坏，表面上似同当时政治腐败，财政空虚，卫所废弛也有关，但诘其深层原因则是由于战略的误导。嘉靖年间“抗倭”名将胡宗宪对此已持有比较清醒的看法，议论精彩，故不惮其长，全段引出。他指出：“议者曰：广东三路虽并称限厄，今日倭奴冲突莫甚于东路，亦莫便于东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高、雷、廉又次之，西路防守之责可缓也，是对日本倭岛则然耳”。明初海防侧重东、中两路，只能是针对日本而言。接着他又分析了西路的形势：“（高、雷、廉）三郡逼近占城、暹罗、满剌诸藩，岛屿森列，游心注盻，防守少懈，则变生肘腋，滋蔓难图矣，可弗讲乎？故高州东连肇广，南凭溟渤，神电所辖一带海澳，若莲头港、汾州山、两家滩、广州湾为本府之南翰，兵符重寄，不当托之匪人，以贻保障之羞也。雷州突出海中，三面受敌，其遂溪、湛川、涠洲、乐民等四十余隘，固为合卫三道门户，而海安、海康、黑石、清道并徐闻、锦囊诸隘，所以合防海澳以操纵反侧。俾不敢梗化焉者，尤可龌龊玩愒哉！若廉州，则尤为全广重轻，海北扼塞，两有攸寄，故兵符特剳于灵山达堡，增屯于卫北，海寇、峒獠、外夷之忧，视三岭独劳焉。西南雄郡，如琼为廉之外户，五指腹心，尽为黎据，郡邑封疆无不滨海，备倭之制，若白沙、石琼、馆头、文昌、海安、海康对峙，番岛飘风突来，防御甚艰，近虽驻参将于崖州，责有攸寄，而守御营戍旧额岁久寖弛。凡此，皆西路今日所当汲汲经画焉者”。（明 胡宗宪《筹海图编》，卷3〈广东事宜〉）胡宗宪向以“抗倭”为能事，但他似乎已经觉察到明初服从于全局抗倭的战略部署，到明中已有调整的必要。西路在战略位置上的失衡，极有可能影响到全国东南部的整个战略态势，留下严重的后果。我们从明中后期西路海防状况的若干示例来看，胡宗宪的分析和担忧不无道理。

　　西路防线从与新宁会哨的广海卫起，蜿蜒南下而西，至钦州的龙门港止，其防线是三路之中最漫长的，其防务亦特重于东、中两路。但是，被置于整个“抗倭”防线尾部的西路防务，偏偏“守御营戍旧额岁久寖弛”，呈现颓废之象。而防务的颓废又多集中在向称严密的中、西路交接部位。其他防段更不堪闻问了。如在新宁县，原有两支军事力量：一是设于海晏的巡检司，由地方政府管辖，募丁壮编成营堡，防卫地方；二是嘉靖十五年成立的广海卫千户所，由旗军在县驻防守御，属广海卫管辖。至隆庆年间，由于“地方广阔，武备疏略，守之不足”。 以至《苍梧总督军门志》云：“前项营堡废撤殆尽，尚存募兵百名屯县，……自募兵撒，而所赖为卫，止城军耳，军止守城，城外毫不能力，而地方遂眷眷多事焉”。下段的阳江，明人冒起宗指出：明初海朗、双鱼千户所，置寨城，附设“水寨”，“札船分守，扼要哨防”，但自广海寨芒洲交界起，西至雷州白鸽寨、再至硐洲交界止，计汛凡三百里。“海广则隙多，地广则险众也。近年兵额日缩，饷额日亏，船额日减，军额日缺，岁规制如初，而迹类象人涂马，所为指臂使而首尾应者，则茫乎未之讲也”。这种兵额和舡额日减、饷额日亏的现象非常普遍。又如北津水寨，“自［万历］七年以后，船兵屡有裁减，又裁船大小二十，捕兵六百三十三人益［海康］白鸽门以守乌兔，至十五年尚存大小船只三十五只，官兵九百十七人”。比起原额，船只减少了一半，官兵减少了一半有多。又如阳江等千户所，原额“每所一千一百或［一千］二百名，仅各存一百五十或二百余，最多亦不过三百，莫可究诘矣”，也比原额减少了二三成。兵力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军官私役，士兵难堪，再加上克扣，纷纷逃亡。正如史载：“自后兵政日驰，将领玩法，视公卒为私隶，食不以时，役无虚日，是以逃亡相踵，而尺籍遂空”。同时，尚存的士兵，由于军官克扣粮饷，或豪右子衿包揽侵占，生活十分困难。史称：“阳江所军鹑衣百结，无异乞儿，神电皆豪右包充，名存实缺，甚则子衿揽头粮米，印官莫敢谁何，嗷嗷穷卒，岁无粒糈充腹” 。这种“无异乞儿”的军队如何有战斗力呢？所以万历未年巡按田铎在《请补道缺疏》中揭露：广东“海防之敝，敝于总哨，一恒人能谈之。大扺有官而无兵，有兵而无船也，有兵有船而官与兵不守其信地也” （田铎，《按粤疏稿》，卷1“请补道缺疏”）。更严重的是嘉靖二十五年将戙船澳戍兵尽撤，万历二十五年又革钦依把总、废水寨，海防更不可问了。所以自明中叶以后，西线防务废弛，西方殖民势力乘虚而入，海盗骚扰沿海，几无宁日。葡萄牙等西方殖民势力东侵。这已经是史学界的老话题了，笔者毋庸再赘。葡萄牙殖民者得以在中、西路防线突入，这里岛屿森列，但大都防务废弛，葡人长期游弋于中、西防线接合部附近海面的上下川岛、西草湾、浪白澳等处，幷且建立据点，进而盘踞澳门，甚至窥视广州，同该段防务败坏不无关系。另外，明中后期海洋形势的变化也对西路的防务提出了新的要求。除了西方殖民势力崛起之外，中国周边地区和国家也有较大的发展。越南中部和南部开发，广南政权治下的顺化、会安等市镇成为新兴的国际商港，明隆庆元年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闽粤商民咸赴广南贸易。从“郑和航海图”来看，从粤西沿岸绕航驶向越南的传统航路早已弃而不用，新航路从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间穿过，横航直趋越南的中南部。这是一条更加便捷的经济航线。东进的葡萄牙、荷兰、英国船队，也利用这条航路。而后，以葡萄牙为首的西方各国，从马六甲海峡东来的船只，更采取横向航法，从越南中部顺化一带直取菲律宾的西侧的巴拉望，开辟了所谓巴拉望航线，从中国东面的远海直趋广东的中、西部。这些新航路使原先可以控制“西洋”交通的粤西海防布点显得更加鞭长莫及。明隆庆以前，广东海禁实际上已很松弛，粤西防务的对象也不是倭，而是面对整个海洋形势变化引起的很多新问题。以“抗倭”起家的胡宗宪其实意识到这一点，他对粤西防务的评论，并无渲染“倭患”，倒是关注到“占城、暹罗、满剌诸番”、“海寇”和“外夷”，由此而把粤西防务的视野向远程延伸，他提出“广州湾为本府之南瀚”，“若廉州，则尤为全广之重轻”。如是以观，西路的战略地位就不应该置于全粤的尾端，而要调整为首段，面向新的海防对象。但事实上，明中后期，粤西防务的前锋是处于被迫向中路收缩的状态。文献上白鸽寨后段的会哨和布防情况交代不清，可能同这段防务废弛有关。万历以来建立的烽堠全部沿大陆岸线设置，幷且高密度集中在靠近中路的恩、阳沿岸一线，离岸海岛则全无烽堠，对于从远海而来的不速之客根本没有斥堠远报的预警机制。这不纯是布防技术问题，而是战略性问题。明朝统治者以防守陆地的理念来防守大海，明中后期的粤西海防战略地位不但首尾倒置，而且向陆地纵深收缩。明中叶以后，由于综合国力衰减，政治腐败，财政空虚，军制松弛，西路防线节节收缩，积重难返，已经起不到国家东南保障的作用，兼且留下了很多积弊。而处在西路和中路海防接合部的阳江、新宁等海域的海防布局不图远略，收缩到近海防守，那些沿岸设置的“烽堠”对从远海突进的敌船毫无知觉，几同废物，其他所有要塞也难逃“实为边海孤城，外洋势难遥控”的厄运。西方势力长驱东进，沿途几乎都没有受到太大的邀击。从此后的海防发展史来看，中国东南的海防，实际上已从西路开始，全线崩解了。

　　三、明代阳江海防对现代海洋国土教育的启示

　　“海洋国土”是指在国家主权管辖下的一个特定的海域及其上空、海床和底土。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一国的内海、领海属于国家领土的组成部分，国家对其行使主权，对其内的一切人和物享有专属管辖权。据此，我国不但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领土，如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我国还管辖海域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

　　但是，在属于我国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权益中，近一半存在争议，海域被分割，岛礁被占领，资源被掠夺的情况渐见普遍。我国版图上的海上传统疆界已名存实亡。据报导，我国的8个海洋邻国，对我海洋国土和权益均提出不同程度的无理要求，总面积达100多万平方公里海域。 一些邻国在南海本来应该属于我国管辖的海域实施海洋资源开发，年产石油数千万吨。 一些国家通过决议，把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列入其版图。菲律宾更明目张胆，把南中国海改名为“西菲律宾海”，进一步侵犯中国海洋国土主权，使我国“海洋国土”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和复杂。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明人杨博对明代的海防有过一番感概，他说：“国初更番出洋之制，极为尽善，至于列船港次，犹之弃门户而守堂室，浸失初意，救弊补偏急当讲画无疑”（《明经世文编》卷275杨博“复督察军务侍郎赵文华条陈海防疏”）。他颂扬明初郑和代表国家出航远洋宣示国力的盛举，批评后来的海防布局退守内港，不顾外洋的做法。明中叶以后，广东海防弃西路而保中路，就是这种“弃门户而守堂室”的消极防御政策，结果是西路门户洞开，中路的堂室亦保护不了。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最终占据澳门，后至的西方各国的炮舰也迫近虎门一带的海域游戈，兵临省城，给下一个朝代的海防留下了深刻的隐患。明代海防的衰颓，原因复杂，但主要的内在原因是传统海洋观的束缚。即使在郑和下西洋的辉煌时代，明朝天子感觉“长驱内向，奄有四海”也仅仅是一种盲目的自娱自乐，从未有把领属的海洋作为国土来经营的雄图大略；明清以来的‘禁海’政策，更造成国民海洋意识澹薄，使中国海洋意识十分脆弱。 现代国际竞争已从陆地转向海洋，通过海洋国土教育，更新传统的海洋观念，树立现代海洋现念，振奋国家海洋整体行动以及国民海洋行为，必须作为我国未来海洋发展战略的基础性工程。

　　阳江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具有重要地位，明代更位居“西洋”航线要冲，是全省海防的西路防务重镇。“南海Ⅰ号”宋代沉船的重大考古成果，使阳江成为中国的海洋文物大市；阳江海防历史文献资料丰富，在沿海，还有许多明清以来西路海防的遗址，例如海朗守御所城遗址、双鱼城遗址、北津城遗址、闸坡炮台遗址、东平大碉楼与炮台、还有二十多处烽火台(即烽堠)遗址，海防文化遗产堪称全省之最。在广东文化强省建设中，期待阳江保护和开发利用好这些海洋文化资源，争取建立海洋国土教育文化生态保护区，对开启民众的海洋国土观、海洋国防观和海洋权益观发挥应有的作用。

　　陈忠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