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发现“南海Ⅰ号”及沉船遗物

　　1987年，英国海洋探测打捞公司(The Maritime Exploration and Recovery Ltd.)与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合作打捞1772年沉没在广东上川岛海域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林斯堡”（Rimsberg）号，结果意外发现了一艘中国古代沉船。1989年，中国与日本水下考古学者合作进行调查，古代沉船被正式命名为“南海Ⅰ号”。2001、2003年，中国水下考古对沉船进行发掘，发现沉船船体保存较好，虽然船的上层建构已经不存在，但主甲板及其以下的船舷、隔舱以及支撑结构（如龙骨、船肋）等，基本保存完整，船舱内放置着整齐的瓷器和其它船货，是南中国海域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宋代沉船。2007年4月至12月，“南海Ⅰ号”被成功地整体打捞出水，安置在专门为其建造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等待进一步的挖掘研究。

　　川山群岛位于台山南面的广海湾海域，由上川岛、下川岛两个大岛以及其它一些小岛组成，属台山县管辖。这一海域处在广东中部通往西部海上交通的主航道上，也是古代中国通往印度洋、波斯湾海域海上航线的必经之地。在著名的《郑和航海图》中，宣德五年（1430）郑和第七次下西洋航线，就从“上、下川山”南面海域穿过。〔1〕15世纪以后，中国商人、东南亚商人和葡萄牙人、荷兰人经常在这片海域活动，从事贸易、走私甚至海上抢掠。1552年第一个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ns Xavier）因病逝世，就葬在岛上，上川岛至今仍建有一座教堂，见证早期天主教向东方传播的历史。沿海渔民在该海域进行捕渔等海上作业时，经常意外打捞到古代发生海难或因战争而沉没的沉船遗物。2002年以来，一些专家在上川岛大洲湾遗址发现“正德年造”、“大明嘉靖年造”、“大明嘉靖年制”等瓷器残片等遗物，〔2〕证明正德、嘉靖年间这里是澳门开埠前葡萄牙商人贸易的重要据点。

　　现有资料表明，这艘南宋初年的海船最大可能是一艘装满商货、开往南海或印度洋国家的南宋商船，，长约30米、宽10米，船体庞大，考古专家估计，“南海Ⅰ号”沉船遗物总量估计有6万到8万件，目前收集、发掘到的遗物，只是沉船遗物中的一小部分。主要有如下几类：〔3〕

　　“南海Ⅰ号”出水遗物分类（截止2009年）（表格略）

　　关于宋代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商品，前人已经作出很多研究，《宋会要辑稿》记载南宋初年通过海道进口的货物有400余种。而输往海外诸国的货物有如下几类：一是纺织品，如锦缎、绢、帛等；二是陶瓷，如青白花碗、水坛、大瓮、小罐、盆、砵、水埕等；三是金属及其制品，如铁（铁条、铁块）、铁器（鼎、锅、碗）、金银器皿、铜器（鼎、锅）等；四是各种日常用品，如漆器、草席、雨伞、针、帘子、木梳、绢扇等；五是农产品、副食品，如粮食、酒、盐、茶、糖；六是药材，如大黄、干良姜、川芎、白芷、樟脑等；此外还有染料（朱砂）、玩具、马匹、武器等。〔4〕从现有资料看，“南海Ⅰ号”沉船最大可能是一艘装满商货、开往南海或印度洋国家的南宋商船，船上遗物给我们瞭解12世纪中叶中国商品出口与生产状况提供大量实物参证资料。

　　“南海Ⅰ号”沉船整体打捞受到国际社会各界的热烈关注，已经有专家进行介绍和初步研究。〔5〕但是由于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尚未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有待更多出水实物资料的支持。本文根据现有考古资料，结合文献与地方资料，从史学角度对宋代中国陶瓷生产及其外销、铜钱外流以及海洋社会生活等问题作初步探讨。

　　二、从沉船遗物看宋代瓷器生产与外销

　　中国陶瓷生产历史悠久，可能在汉代，已经有中国陶瓷器物通过海路销往东南亚。在越南中部茶邱(Tra Kieu) 的古占婆国遗址，出土了汉代风格的瓦砖，以及东印度罗马风格的陶片。〔6〕在印度尼西亚，也出土过汉代陶魁，类似的器物在广州汉墓有发现，〔7〕说明当时可能已经有陶瓷销往越南等中南半岛国家和印度尼西亚海岛。

　　可以确证，六朝以后中国陶瓷外销不断增多，唐代陶瓷成为丝绸之外的畅销海外的大宗出口商品，湖南、浙江所产青瓷和白瓷远销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和东非地区，广东潮州北郊窑、梅县水车窑，南海、新会官冲、三水、广州西村、廉江、遂溪的窑厂也生产外销瓷。〔8〕

　　宋朝陶瓷业蓬勃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明人董其昌谓：“世称柴、汝、官、哥、定五窑，此其着焉者。更有董窑、象窑、吉州窑、古定窑、古建窑、古龙泉、古磁器、古饶器、霍器、彭器，与外国大食、高丽二窑，皆有佳者，俱不及五者。”〔9〕

　　从“南海Ⅰ号”沉船打捞上来的瓷器看，出水瓷器主要来自宋代江西、浙江、福建的窑场。

　　1.江西景德镇窑产品

　　景德镇原名昌南镇，高岭土资源丰富，唐代所产瓷器已经很有名气。江西古代方志记载：“唐武德二年，里人陶玉献假玉器，由是置务设镇，历代相因。宋以奉御董造，元泰定本路总管监陶，皆有命则供，否则止。”〔10〕或谓：“景德陶，昔三百余座，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它所，皆有饶玉之称。其视真定红磁、龙泉青秘，相竞奇矣。”〔11〕又谓：“瓷器，浮梁出，景德镇最佳，湖田市次之，麻仓洞为下。白者佳洁如玉，亦有青花纯翠交描金者，极为精致。”〔12〕上世纪80年代已经发现湖田、湖湘、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青白瓷窑址。由宋迄元，景德镇青白瓷盛烧不衰，吉安永和镇窑、广东潮州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皆受其影响，形成一个大的瓷窑体系。〔13〕

　　湖田窑为宋代景德镇窑系规模最大，延续烧造时间最长的窑场，位于景德镇市东南湖田村，烧造青瓷和白瓷。湖田窑创烧了著名的青白瓷，釉层透明度高，光泽度强，多用刻花装饰，线流畅、灵活；刻线深处釉厚，呈青色，釉层薄处色淡泛白，釉色和纹样互相烘托，艺术效果极佳，瓷胎薄腻至极，造型规整秀美，为湖田窑青白瓷独特成功之处。〔14〕

　　“南海Ⅰ号”沉船出水的影青瓷，有划花瓶、小瓶、葫芦形瓶等。其中湖田窑青白釉癸口碗、青白釉页脉纹芒口碗，晶莹薄透，胎坚体轻，与传世的景德窑青白釉瓷器大不一样。

　　2.浙江龙泉窑产品

　　龙泉窑位于处州龙泉县，是继五代越窑兴起的烧制青瓷的窑场，与浙江东部各县窑场属同一窑系，是宋代南方重要的青瓷产地。五代越州烧制的“秘色窑”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15〕龙泉窑早期产品在器形、装饰与釉色上与越窑、温州窑、婺窑有相似特征，到南宋中期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器形淳檏，器底厚重，圈足宽阔而矮。以烧制日常用品为主，还有文房用品、仿古瓷器等。南宋晚期龙泉窑达到鼎盛，釉色以粉青釉和梅子青釉为代表，前者有如青玉，后者犹如碧玉，极负盛名，器形多种多样，有各类盆、碟、盘、碗、盏、壶、渣斗等日用品，文房四宝则有水盂、水注、笔筒、笔架、棋子等等。〔16〕

　　龙泉窑产品工艺精湛，备受世人推崇。清人谓龙泉窑“土质坚白，釉色葱翠，所谓粉骨龙泉是也。……龙泉釉色诱梅子青、冬青色者，可与观窑争艳，间有纹片者，俱堪珍贵。”〔17〕朱琰认为越窑神韵比邢窑更胜一筹：“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緑，邢不如越三也。”〔18〕

　　“南海Ⅰ号”出水龙泉窑产青瓷，如划花的碗、盏等。青釉菊瓣纹碗，釉色莹润丰厚，有“千峰翠色”、“如玉似冰”神韵，为国内首见。另一款龙泉窑产青釉划花瓷碗，高8.5厘米，口径18.8厘米。施青黄釉。敞口，弧壁，圈足。内壁划缠枝花卉，内底为莲花或花卉。

　　3.福建窑产品

　　宋代福建陶瓷发展与东南沿海兴盛的海外交通与贸易有直接关系，主要是适应外销而生产，以“建盏”（兔毫盏）为代表的黑釉瓷、汀溪窑生产的“珠光青瓷”、德化窑为代表的白瓷，在日本、新加坡及东南亚其他国家有发现。迄今为止仅福建省已经调查发现宋元窑址数百处之多。〔19〕

　　德化窑产品

　　德化窑位于福建德化县，窑址分布在全县18个乡镇。唐代开始烧造瓷器，宋元以来以烧造白瓷着称，是我国东南地区重要瓷产地。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共发现德化窑唐宋元遗址43处，比较著名的有唐五代的墓林窑、宋代碗平仑窑和屈斗宫窑。1976年发掘，考古工作者对屈斗宫古窑进行发掘，古窑基长57.1米，宽1.4-2.95米，共17间窑室，出土800多件窑具和6700多件完整或残缺器物，具有明显宋元时期器物特点。〔20〕1974年泉州湾出土的宋代商船，装载大量的陶瓷器，其中就有德化窑生产的白釉瓷盒和磁碗。

　　根据考古发现，德化窑器物可分为青白瓷、影青瓷、酱釉瓷、黑釉瓷、青黄釉瓷、白釉瓷等。德化白瓷胎质细坚，胎色洁白，滑腻乳白，有“乳白”、“象牙白”之称，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独树一帜。

　　“南海Ⅰ号”沉船出水德化窑印纹白瓷，有四耳罐，小盒等。碗坪仑窑产白釉小瓷瓶，一款高10.8厘米，口径5.2厘米。喇叭形口，鼓腹，圈足，腹部印有重瓣莲花纹，其中足底有墨书。

　　泉州磁灶窑产品

　　磁灶窑位于泉州晋江磁灶镇，分布在梅溪两岸，包括许山、官仔山、蜘蛛山、土仔山等处。受景德镇窑影响，产品釉色有緑、青、黄、酱色，其中緑釉瓷和彩绘瓷最有特色。宋元时期磁灶窑产品远销日本、东南亚地区，在南亚、非洲、澳洲也有发现。

　　“南海Ⅰ号”沉船出水多款磁灶窑产品，其中一款緑釉长颈瓷瓶，高8厘米，口径24厘米。细长颈，鼓腹，圆饼形底。肩上无周弦纹；

　　緑釉小瓷盘，高1.5厘米，口径10.5厘米。莲瓣形口，宽折沿，沿上引缠枝菊花。内壁呈花瓣状，内底印折枝花卉。

　　福建其他窑口产品

　　“南海Ⅰ号”沉船出水的福建窑产品除德化窑、磁灶窑产品外，还有青白釉瓷碗：

　　一款高5厘米，口径17厘米。敞口，口作花瓣形，圈足，内壁及底划折枝牡丹。

　　一款高6厘米，口径188厘米。敞口，圈足，口作六瓣形，内壁划云纹；酱釉扁身瓷瓶，高8厘米，口径37厘米。短颈，平底，底部露胎。这种瓷瓶数量很多，有些墨书“郑知客”、“然”、“直”等字；青釉瓷碗，高4厘米，口径13.8厘米。敞口，斜壁，圈足。内壁沿下及内底划弦纹，施青黄釉或青灰色釉；白釉瓷盒。

　　一款高2.8厘米，口径4厘米，器表印竖纹。

　　一款高5.3厘米，口径6厘米，器呈瓜棱形，盖顶印花卉纹。

　　一款高3.5厘米，口径7.2厘米，器作八角形，盖顶划花瓣，印花卉图案。

　　酱釉扁身瓷瓶，福建窑产品。高8厘米，口径37厘米。短颈，平底，底部露胎。这种瓷瓶数量很多，有些墨书“郑知客”、“然”、“直”等字。

　　白釉瓷盒。一款高2.8厘米，口径4厘米，器表印竖纹。一款高5.3厘米，口径6厘米，器呈瓜棱形，盖顶印花卉纹。一款高3.5厘米，口径7.2厘米，器作八角形，盖顶划花瓣，印花卉图案。

　　宋代瓷器在海外市场也很受欢迎，江西景德镇窑、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德化窑、磁灶窑、广东潮州窑、广州西村窑等都有产品销往海外。从“南海Ⅰ号”沉船打捞上来的瓷器看，宋代外销瓷器生产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1.陶家或商家所作标记

　　古代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既有官僚富商，也有中小商人，合伙经营是常见的一种方式，因而扬帆出海的海船满载着商家们的货物。为防止混杂或其他目的，货物需要做一些标记。1998-1999年西沙海域发现的“华光礁Ⅰ号”宋元沉船，部分瓷碗底部也有墨书题字及“吉”、“大吉”等文字，相信也是陶家或商家所做的记号。〔21〕而1974年在福建泉州湾后渚港出土的宋末元初海船，发现大量写有“南家记号”、“南家”、“曾干水记”、“林干水记”、“张干水记”、“干记”文字等的木牌、木签，可能是泉州本地商家或为官家富户经营产业的“干人”的记号。〔22〕

　　“南海Ⅰ号”沉船出水的一些福建窑产品，有些瓷器底部留有各种各样的墨书，为瞭解当时瓷器生产的陶瓷作坊、陶家姓氏、商家名号提供深入研究的信息和线索。例如泉州磁灶窑出产的一些小瓷瓶足底墨书“蔡”、“陈”、“林”、“郑知客”、“然”、“直”等字，当为船上商人姓氏记号。还有一些墨书“几”、“由”、“杨十”等字，当为商家或陶家所作的记号。

　　2.外销瓷订制

　　沉船出水一些器物目前尚未能确定其产地，“喇叭口”大瓷碗、一些瓷瓶、陶瓷首饰盒等物品，式样、造型及风格都与国内同类物品风格迥异，显然是为国外客户专门制作的，可以肯定是根据国外市场要求，特别加工制作的。这种根据海外市场需求出现的外向型陶瓷生产与销售方式，一般认为明清时期才出现这种情况，现在看来应该改写。〔23〕

　　在沉船出水遗物中，瓷器数量很大，一方面说明这些中国产品在海外有销路，另一方面则显示实用性产品在宋代海外贸易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传统观念认为，宋代海外贸易以香料、珠玑等奢侈品为主，现在看来也需要反思。

　　3.瓷器装运

　　陶瓷为易碎而沉重的商货，无论海路还是陆路，长途搬运都有很大难度。陆路搬运瓷器利用人夫畜力，车辆运载有限，一般采用大小相套、内实豆麦、捆绑搬运的方法。明万历时人沈得符谓：

　　予于京师，见北馆伴使馆夫装车，其高至三丈余皆鞑靼、女直及天方诸国贡夷归装。所载他物不论，即瓷器一项，多至数十车。予初怪其轻脆陆行万历，既细叩之，则初买时，每一器内，纳少土及豆麦少许，叠数十个，辄牢缚成一片，置之湿地，频洒以水，久之则豆麦生芽，缠绕胶固，试投之荦确之地，不损坏者，始以登车。临装驾时，又从车上掷下数番，其坚韧如故者，始载以往，其价比常加十倍。〔24〕

　　与陆运比较，海路运输量大得多，但方法则大同小异。上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在海南岛陵水县海滩发现一批唐代广东青瓷碗，多为10个一捆，大小相套，相信是沉船遗留下来的。〔25〕

　　1998-1999年，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对西沙海域永乐环礁、华光礁、北礁进行系统调查，发现了五代至明清各个年代的水下文物依存13处，近代遗址1处。“华光礁Ⅰ号”宋元沉船瓷器整齐均匀地排放在船舱内。〔26〕

　　宋人朱彧在《萍洲可谈》说：

　　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27〕

　　“南海Ⅰ号”沉船瓷器装运也一样，采取“大小相套”方法，有绳子捆绑痕迹的瓷器整齐地排放在一起，有些则是大罐里装着小瓶子，从而充分利用了船内有限的空间。当然，大量的瓷器也是海船上佳的压舱物。

　　三、从出水铜钱看宋钱外泄及其流向

　　从华南到中南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菲律宾群岛及其它岛国海域构成的南中国海海域，历史上就是一个交往频繁、联系密切的海洋贸易区域，其悠久的历史、波澜壮阔的贸易图景与海洋社会的万种风情，一点不逊色于布罗代尔笔下的地中海世界。南海海洋贸易对硬通货的持续大量需求，很自然导致相关贸易国家的货币进入国际市场流通领域，成为一般等价物和交换手段，因而南海周边不少国家有兼用外国钱币的习惯，古罗马钱币、波斯银币、中国历代铜钱，在东南亚国家考古遗址中时有发现。

　　中国古代钱币由于对外贸易而流入岭南，进而流入东南亚等国，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被储藏起来，或当做贵重金属材料加以熔铸，制作其他用具。晋孝武帝太元三年（378）诏曰：“ 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闻官私贾人皆于此下贪比轮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其重者为禁治，得者科罪。”铜鼓在岭南俚僚地区是权威的象征，“其富贵者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又多构雠怨，欲相攻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28〕2000年11月，广州市西湖路广州百货大厦新翼建设工程发现一处三国时期利用废弃水井作储存的窖藏。该窖藏分两层堆积，下层为陶瓷器，有青釉碗、罐和筒瓦、板瓦、砖块等建材；上层堆积全为铜钱，成串成堆，锈蚀黏连，重量达三、四百斤。据初步辩识，有“五铢”、剪轮“五铢”、“大泉二千”、“大泉当千”等。广州以往考古发现的三国遗物很少，铜钱更屈指可数，这次发现当时铜钱数量之多，为瞭解东吴广州商业及钱币流通状况提供重要宝贵物证。〔29〕

　　不少流入海外诸国的中国铜钱甚至被储藏，作为“镇国之宝”。人说：“蕃夷得中国钱，分库藏储，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非铜钱不售。”1994年，我国学者姚朔民先生获得印度钱币研究所所长MR.K.Jha寄送的印度埃格摩尔、马德拉斯和泰米纳德政府博物馆收藏的一批中国古钱资料。这些古钱出土于印度东南部的泰米什纳德（Tamilnadu）邦坦贾武尔(Thanjavur)地区的窖藏，共3个：1号窖藏有20枚，2号窖藏有1822枚，3号窖藏有323枚。现存资料分析，1号窖藏宋钱占该窖藏古钱总数的83%，2号窖藏宋钱占该窖藏古钱总数的95%，3号窖藏宋钱占该窖藏古钱总数的93%，3个窖藏还出土少数汉唐古钱。〔30〕 这些钱币最晚出年号为 “景定”（1260-1265），宋理宗最后一个年号，距离宋朝灭亡仅10余年，说明该窖藏年份大约在宋末。泰米什纳德邦坦贾武尔地区位于印度东南部，与斯里兰卡隔海相望，位于唐宋时期南天竺注辇国境内，如此众多的中国钱币被贮藏在印度东南部的泰米什纳德邦坦贾武尔地区，也充分说明12世纪中叶中外海上贸易相当繁荣。

　　直到14世纪，马六甲的印度、波斯、亚齐、暹罗、阿拉伯商人及本土商人，都大量收购中国铜钱，拿来熔化制作各种厨房用具，如锅、罐、盘、碗或装饰品。〔31〕

　　中国铜钱流入东南亚的另一种情形，是直接进入海外市场，充当一般等价物，这种情况相信更为普遍。宋人范成大说，安南国“不能鼓铸泉货，用中国小铜钱，皆商旅泄而出者。”〔32〕2002年以来，越南国家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院在前黎朝（980-1009）升龙皇城遗址出土大批成串的中国钱币，估计是通过官方或商业渠道输入的。〔33〕

　　沟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沿途国家和地区，甚至形成使用国际货币的流通区，因而日本学者冈崎敬说，从东向西的丝绸之路，也是从西往东的“白银之路”。〔34〕在南中国海——印度洋海洋贸易圈，不少国家都有兼用外国钱币的习惯，形成兼用外国货币的特殊通货区，中国钱币在东南亚乃至印度洋一些国家和地区大行其道，充当了国际通用货币的角色，某种意义上说，海上丝绸之路可以称为“铜钱之路”。

　　中国钱币流入东南亚国家以宋钱最多，固然是因为当时海外贸易繁荣、货币经济发达，另外宋钱制作精美也是重要原因。正如彭信威先生所指出，宋代货币文化在中国历史上达到最高境界，钱币的形状、穿孔的大小、轮廓的阔狭、铜色的配合等都相当完善，尤其在钱文、对钱（同一种年号钱同时用两种或三种书体）上体现美术与文学的完美结合。宋钱文化甚至影响了周边一些国家，越南在北宋开始铸钱，也输入中国钱；南洋使用中国钱，大概也是这个时候酝酿起来的。〔35〕

　　“南海Ⅰ号”沉船多次探察发掘都发现钱币，年代最早为东汉的“货泉”，其次为隋唐时期的“五铢”钱和“开元通宝”；少部分为五代十国钱币，如后周“周元通宝”、后唐“唐国通宝”；絶大部分为北宋各年号铜钱，最晚的年号为南宋“绍兴元宝”。前后出水6000多枚，其中钱文清晰的有4000多枚。2004年5月，连续数天都有钱币出水，前后出水6000多枚，最多一天达到4000多枚。很显然，中国钱币在东南亚、印度洋一些国家和地区充当了国际通用货币的角色，大行其道。

　　一方面是大量中国铜钱进入南海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则是铜钱大量外泄及其所引发的“钱荒”、金融紧迫问题。关于铜钱外流问题，唐中期已经出现。元和四年敕云：“禁现钱出岭”。〔36〕后唐庄宗同光二年也发布过类似法令：“勿令商人载钱出境”。〔37〕宋朝初建，统治集团从维护皇权最高利益、国家民生大计立场出发，重视铜钱外流现象，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努力规范海外贸易的管理，打击偷漏货币行为，阻止铜钱流向海外。建隆三年敕：

　　如闻近日缘边州府，多从蕃部将钱出界，枉前销熔。许人告捉，不以多少，并给与告人充赏，其经历地分应系干兵校，并当重断，十里以上处死。”〔38〕

　　开宝元年九月，太祖诏曰：“旧禁铜钱无出化外，乃闻沿边纵弛，不复检察。自今五贯以下者扺罪有差，五贯以上其罪死。”〔39〕可见宋初钱禁已经相当严厉。其后庆历、嘉佑皆有禁例，惩处从杖、徒、刺配到死刑不等。

　　南宋建立后，海运发达，近自南海诸国，远至印度洋、东非国家，都吸纳大量中国铜钱。当时输入中国的香药、象牙、犀角、珊瑚、琥珀、镔铁、玳瑁、玛瑙、水晶、蕃布、苏木等，除了使用丝绢、瓷器偿付外，其他都用铜钱、金银结账。此外，北方的金国、高丽、日本也大量使用宋钱。所以南宋铜钱外泄较北宋更为严重。嘉定十五年，有官员上言，国家置市舶于泉、广，招徕海外客商，互通有无，“如瓷器、茗醴之属，皆所愿得，故以吾无用之物，易彼有用之货，犹未见其害也”；但是以金银铜钱购买外国货，导致“金银、铜钱、铜器之类，皆以充斥外国”，则是不可取的。由于利源孔厚，“沿海郡县寄居，不论大小，凡有势力者，则皆为之。官司不敢谁何，且为防护出境。铜钱日寡，弊或由此。倘不严行禁戢，痛加惩治，中国之钱，将尽流入化外矣。” 〔40〕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中指出：

　　自国家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是以临安出门有禁，下江有禁，下海有禁。凡舶船之方发也，官必点视，及遣巡捕官监送放洋，然商人先期以小舟载钱离岸，及官司点视，巡捕之送，一为虚文。于是许火内人告，以其物货之半充赏。或又以装发，则舶回日亦许告首，尽以回货充赏。〔41〕

　　宋朝为防止铜钱外泄可谓煞费心思，想尽办法。绍兴二十八年颁布“铜钱出界罪赏”条例：“诸以铜钱与蕃商博易者，徒二年，千里编管；二贯流二千里，二十贯配广南；出中国者，递加一等；三千贯配远恶州。”〔42〕南宋中期颁行《庆元条法事类》将钱禁分为“将铜钱入海船者”、“以铜钱出中国界者”、“以铜钱与蕃商传博易者”三种情形，处以杖至配流等惩罚。另外，宋朝对官吏钱禁执法也作了严明的赏罚规定。

　　南宋长期实施钱禁，然而既然放开对外贸易，从中获得市舶利益，就不能不接受国际市场的考验。事实上，国际贸易市场的力量像无形的手，经常超越行政区划、国家疆域，无形中把不同种族人群、利益集团纠集在国际性海洋贸易的体系之中，形成的共同利益诉求和利益关系，化解宋朝官方持续不断的严厉手段和措施，导致朝廷“钱禁”律令软弱无力或形同具文。“南海Ⅰ号”沉船和印度东南部宋代钱币窖藏发现大量宋钱，是海外贸易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说明宋朝“钱禁”的努力是不成功的，甚至是徒劳的。有宋一代，由于对外贸易频繁，铜钱外流始终禁而不絶。

　　三、沉船出水的铁器与金属材料出口

　　在以往的水下考古研究中，除了钱币之外，其它金属器物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然而，在古代海外贸易中，金属原材料或金属制品是国际市场的重要商品，用以制作武器或农具；同时，金属也是上佳的压舱物。由于商货质地或耐侵蚀性不同，沉船所载船货由于在海水中长期浸泡而消失，商船本身也经常销蚀坏朽，销声匿迹，但是成块的铜、铅、锌还是经常出现在古代沉船遗物中。

　　1997年打捞的印度尼西亚印坦沉船遗物十分丰富，其中铜块、锡块，共有上百个，规格一致，估计各有两吨。铜块呈圆顶平底柱状，半径约8厘米，可能来自婆罗州西南部铜矿。锡块形状像被切断的小金字塔，有檀香木图案，应该来自邦加岛或勿里洞岛。还有铅块，数量巨大，大部分呈长方形柱状，每块重约20公斤。〔43〕而在泰国暹罗湾发现的14世纪搁世浅二号沉船遗物中，有中国瓷、泰国瓷、中国铜钱、象牙和铅块。〔44〕

　　1991年，在辽宁绥中县三道岗海域发掘的元代沉船，发现大批磁州窑瓷器和铁器遗存。铁器主要是犁铧和大锅，放置于船舱的下层，瓷器覆盖其上。由于长期海水浸泡侵蚀，铁器已经锈蚀凝结成几大块状，复原极为困难。从凝结物断面可以看到，一张张犁铧是迭压在一起的，无疑是船内装载的货物。〔45〕

　　在2004年对“南海Ⅰ号”沉船探察中，发现为数不少的铁质凝结物按口径大小层摞套迭堆放，从船头到船尾，连续有规律分布，高度80-100厘米。另外有铁钉，则用竹篾圈捆成扎，成束放置。沉船还发现一些铜环，套装于青瓷釉粉盒中。初步辨识，这些铁质凝结物为铁锅，铁锄，估计是运往海外销售的，说明金属材料及其制品在南宋也是重要的出口产品。

　　宋代铁矿采冶主要集中在京东路、河北路、江南西路和福建路。〔46〕绍兴末年，东南产铁州有信州、抚州、吉州、建州、郁林州、兴国军、饶州、舒州、宾州、江州、潭州、惠州、韶州、广州、池州、洪州、辰州、处州、徽州、南雄州等。〔47〕福建路产铁量很大，商客贩卖于各郡。梁克家《淳熙三山志》称，福建生产的“生铁”、熟铁，行销浙江温州。“南海Ⅰ号”沉船发现铁质凝结物等遗物，对探讨宋代采矿业及其产地分布、产品出口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线索。

　　在东南亚海洋贸易中，不少国家使用金银为货币。据《宋史》记载，宋代占城“互市无缗钱，止用金银较量锱铢，或吉贝锦定博易之值。”丹流眉国“贸易以金银。”三佛齐国“无缗钱，土俗以金银贸易诸物。”〔48〕另据赵汝适《诸蕃志》记载，真腊、三佛齐、细兰等国，番商兴贩都用金、银、瓷器等博易。〔49〕苏吉丹国“民间贸易，用杂白银凿为币，状如骰子，上镂番官印记，六十四只准货金一两，每只博米三十升，或四十升至百升；其他贸易悉用是，名曰‘者婆金’。”该国盛产胡椒，货银二十五两。可博十包至二十包，每包五十升。当地经常发生海上抢掠，“俘人以为奇货，每人换金二两或三两”，导致番舶不敢前来贸易。〔50〕凌牙斯加国番商兴贩用酒、米、荷池缬绢、瓷器等，以货物准金银，如酒一墱准银一两，准金二钱；米二墱准银一两，十墱准金一两之类。〔51〕还有国家使用海贝巴为货币。诸如此类，在《岭外代答》等史书也有记载。“南海Ⅰ号”沉船除了发现为数不少的铁质凝结物外，还发现一批银锭，一些铜环，当与南海贸易使用金银等贵金属流通大环境有关系。 

　　四、沉船船体及其它遗物见证南宋某些航海生活场景

　　在以实物为主体的海洋考古发现中，沉船中每一件遗物实际上都体现着历史时期一个或多个国家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片段，为历史研究提供难得的实物标本。循着标本透露出来的信息，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可以追寻到更多历史事实，验证历史，发现历史，乃至重构历史。一艘船就是一个流动的海上社会，古船上人群构建有别于陆地的海洋社会。所以，“南海Ⅰ号”沉船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发现一艘数以万计的稀世珍宝本身，还在于藴藏着超乎想象的历史信息和非同寻常的学术价值，对瞭解当时从事海洋贸易人群的社会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1.沉船船体

　　11世纪以后，欧洲各国造船技术出现重大改进，就是先做船的龙骨和肋骨，再装上以木版钉制的船体，并使用纤维与沥青，增加船体防水性能。此外，以艉柱舵代替拖桨，从而更有效控制航向。船帆的改进主要是引入与主桅成一定角度的三角形侧帆，取代原来的与主桅成直角形的直角帆。

　　各国船只的规模也不断增大，地中海的船只比北欧船只大。十字军时期的威尼斯，政府的船只平均可载运500吨货物，包括舱内的船货，和甲板上的大量船货。私人商船一般不如政府的船只大。13世纪时，英国船只平均载重为200吨，最大为300吨。14-16世纪威尼斯的帆船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通用载货帆船，又称“方帆帆船”，完全依赖风帆提供动力；二是国营阿森诺（Arsenal）船厂〔52〕建造的桨帆并用大木船，主要运送旅客与昂贵货物，以及执行海军任务。这种船船体既长又宽，可容纳船员200人（大部分为桨手）。速度快，灵活机动，且适合无风情况下航行。〔53〕

　　1318-1559年威尼斯商业帆船的大小与装载容量（表格略）

　　同一时期，宋代造船业也相当发达，以福建福州、泉州，广南广州、雷州等地所造海船，最为出名。各种船只的载重量以“料”计算，“料”即“石”或“硕”，一“料”就是一“石”或一“硕”，直到明代，仍然采取这种计量方法。吴自牧《梦梁録》谓：“海商之船，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54〕这里的五千料海船是最大的海船，也就是载重五千石，300吨左右。二千料海船载重大约为120吨。

　　元丰年间，宋神宗曾遣使往高丽，在明州造两“神舟”，“规模甚雄”。宣和年间，宋徽宗遣使高丽，更造两神舟，“大其制而增其名”，一曰“鼎新利涉怀远康济神舟”，一曰“循流安逸通济神舟”，“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欹首，屈服蛟龙”；另有六艘“客舟”。这种“客舟”长10余丈，深3丈，阔2丈5尺，可载粟2000斛，约120吨左右；“神舟”长阔高大“皆倍客舟”，载重量也有240吨。结果当宋朝使团驾驶庞然大物到达高丽时，引来“倾国耸观而欢呼嘉叹”。〔55〕

　　宋代海船船体一般为尖底造型，呈V形，便于抗风破浪。1974年在福建泉州湾后渚港出土的宋末元初海船，造型就是尖底的，船身扁阔，平面近似椭圆形。海船采用了多根桅杆和可眠桅技术，船身采取水密隔舱技术，即使船舱部分漏水，无关大局。泉州发现的古船用十二道舱壁分隔成十三舱。选材用耐腐蚀的松、杉、樟等，接逢处用桐油、石灰、麻丝拈紧，以防漏水。〔56〕

　　“南海Ⅰ号”沉船是一艘南宋初年的海船，长约30米、宽10米，是目前发现保存完好的最大的宋代海船。2009年8、9月间的试掘显示，沉船上甲板保存基本完好，船体两边船舷仍然存在，裸露出来的小部分船舷木质特别厚、坚硬，基本上没有出现腐烂迹象，很有研究价值。

　　沉船还打捞出一块巨大的菱形石锚，长310厘米，宽35厘米，高15厘米，是难得的古代碇石实物。相信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将带给人们瞭解宋船更多的惊喜。

　　2.其它生活用品

　　“南海Ⅰ号”沉船发现不少估计属于生活用品的遗物，对瞭解南宋异彩纷呈的海洋社会生活很有帮助。例如1987年打捞出水的瑬金银腰带，长179厘米，具有波斯风格，有可能为船主或船员所用，暗示沉船或许与南亚或东南亚存在联系。

　　沉船出水鎏金虬龙纹环（拉手？），长径11厘米，短径2厘米，环体直径1.5厘米，重约4两；镯体粗壮，两端呈龙头形，可以放大或缩小。

　　金戒指，出水时混杂在铜钱中，上面镶嵌8个珍珠，直径分别为1.9厘米，2.2厘米，2.2厘米。

　　方楞金环，长径5.7厘米，短径4.8厘米，环体方形，边长0.4厘米。

　　铜镜，长19.8厘米，面径10.7厘米。

　　石砚长17.3厘米，宽10.1厘米，厚2厘米。

　　石雕佛像，长4厘米，宽1.65厘米。

　　石雕观音坐像，长3厘米，宽1.7厘米；底座穿有两圆洞。

　　此外，还有石枕、朱砂、粉盒、纤细卷曲的金条，亮丽精致的漆器残片等，有可能是运往海外的商品，但比较可能是船上人的日常用品遗物，令人猜想宋代“水上人家”某些起居场景。

　　船上还出水石雕佛像、石雕观音坐像，观音底座穿两有圆洞。假如观音像为船上的人崇拜的偶像，可以认为，在宋代飘洋过海的水上人家心目中，大慈大悲的观世音也具有航海保护神的广大神通，成为反映宋代海洋信仰的珍贵实物资料。

　　此外，船上发现的眼镜蛇骨，或许为船上阿拉伯、印度商人饲养的眼镜蛇遗骸，因为印度人有饲养眼镜蛇为宠物的习惯。

　　五、余论：沉船考古与宋代海洋史研究

　　宋朝是个伟大的朝代，经济发达，城市繁荣，科学技术进步，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富有的国家。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指出：公元8世纪的唐朝，中国经历了最辉煌的岁月，但是到了12-13世纪，情势发生令人瞩目的扭转，一个尚武、好战和组织严明的社会，被一个活泼、重商、享乐和腐化的社会所取代。〔57〕西方一些学者敏鋭地感受到，由唐及宋，中国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经济革命”。有些日本学者把唐宋变革与欧洲近代化进程相比较，提出宋代“近世说”。

　　赵宋王朝对中外关系与海外贸易相当重视，它的鼓励通商政策不仅与唐代有连贯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宋太祖赵匡胤甫定荆湘，即对其弟赵炅说：“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富饶矣”。〔58〕广南、江南的经济优势，海外贸易即居其一。兴盛的南海贸易为南汉带来十分丰厚的市舶收入。史载刘氏“广聚南海珠玑，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穷奢极娱，僭一方，与岭北诸藩岁时交聘。”〔59〕所以，宋平南汉，即派人重修广州南海神庙，重视海外贸易。北宋熙宁二年，神宗给发运使薛向、副使罗极手诏曰：“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钱、刘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者，亦有笼海商得术也。卿宜创法讲求，不惟岁获厚利，兼使外藩辐辏中国，亦壮观一事也。”〔60〕这里的“钱”与“刘”，乃指五代南方吴越钱氏和南汉刘氏。南宋高宗也说过：“市舶之利最厚，若措施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颇有助于国用，所以他主张遵循旧法，招徕远人，“阜通货贿”。〔61〕

　　宋人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等沿海港口四海扬帆，发展海外贸易，推动中外海洋贸易进入鼎盛阶段。“南海Ⅰ号”沉船是世界海洋考古的里程碑，让世人领略了宋代社会经济的繁荣景象，把国人带入波澜壮阔的航海时代，重温海上丝绸之路昔日繁华。

　　水下考古的出色表现，已经向世人证明它在考古学中无可置疑的新贵地位。近代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例如殷墟甲骨、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仅形成瞭高水平的研究队伍，而且产生了大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形成跨学科的国际显学甲骨学、敦煌学。学术价值非同一般的“南海Ⅰ号”宋代沉船出水与研究，相信也将带来中国海洋史研究等多方面的重大突破，形成新的学科领域。目前，考古工作者已经制定发掘计划，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带着重重思考与疑问，翘首以待，期待多学科合作研究，早日揭开种种历史迷团。

　　注释：

　　〔1〕向达校注《郑和航海图》，中华书局，2000年，第40页。
　　〔2〕苏桂芬、邱立诚主编《广东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广东省文物局、广东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办公室、广东省文物保护基金会编印，2011年2月，第10页；黄薇、黄清华：《上川岛与十六世纪中葡早期贸易》，《陶瓷下西洋——早期中葡贸易中的外销瓷》，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2010年，第60-80页。
　　〔3〕本文有关“南海Ⅰ号”沉船遗物照片与资料来源：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年；广州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香港市政局编《南海海上交通二千年》，香港市政局，1996年；《“南海Ⅰ号”打捞纪实》，《人民画报》2008年增刊；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等编《海上敦煌——探秘“南海Ⅰ号”》，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崔勇研究员提供部分资料，特此致谢！
　　〔4〕参见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6、54-57页；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46-1048页。
　　〔5〕Li Qingxin(李庆新),Nanhai I and Maritime Silk Road（《“南海Ⅰ号”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0年1月；《“南海Ⅰ号”打捞纪实》，《人民画报》2008年增刊；崔勇：《“南海Ⅰ号”发现始末》，《广东艺术》2008年第二期；同氏《“南海Ⅰ号”的发现与调查》，《中国文化遗产》2007年第四期；张万星：《“南海Ⅰ号”水下考古》，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主办《2008水下考古国际研讨会成果报告书》，台北县立十三行博物馆，2009年，第43-50页；魏俊：《“南海Ⅰ号”2007整体打捞》，《中国文化遗产》2007年第四期；孙健：《南海沉船与宋代瓷器外销》，《中国文化遗产》2007年第4期。
　　〔6〕Ian C. Glover & Mariko Yamagata, The Origins of Cham Civilization: Indigenous, Chinese and Indian Influences in Central Vietnam as Revealed by Excavations at Tra Kieu, Vietnam 1990 and 1993, 《东南亚考古论文集》，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1995年， 第145-170页。
　　〔7〕广州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香港市政局，《南海海上交通贸易二千年》，香港市政局，1996年，第69页。
　　〔8〕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唐宋窑址出土文物》，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85年，第11页。
　　〔9〕董其昌：《骨董十三说》，熊寥、熊微编注《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192页。
　　〔10〕陆万垓：《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续补》，熊寥、熊微编注《中国陶瓷古籍集成》，第47页。
　　〔11〕蒋祈：《陶记》，见康熙《浮梁县志》，熊寥、熊微编注《中国陶瓷古籍集成》，第177-179页。
　　〔12〕林庭、周广纂修《江西通志》卷八，嘉靖四年刻本，熊寥、熊微编注《中国陶瓷古籍集成》，第32页。
　　〔13〕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264-265页。
　　〔14〕1982年，湖田窑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5〕朱琰：《陶说》卷二《说古·吴越秘色窑》，熊寥、熊微编注《中国陶瓷古籍集成》，第353页。
　　〔16〕参见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274-275页。
　　〔17〕《南窑笔记·龙泉窑》，熊寥、熊微编注《中国陶瓷古籍集成》，第653-654页。
　　〔18〕朱琰：《陶说》卷二《说古·唐越州窑》，熊寥、熊微编注《中国陶瓷古籍集成》，第351-352页。
　　〔19〕叶文程：《中国福建古陶瓷标本大系总序》，陈建中、陈丽芳：《德化窑》（上），第4-5页。
　　〔20〕陈建中、陈丽芳：《德化窑》（上），福建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13-17页。
　　〔21〕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办公室编《西沙水下考古（1998—1999）》，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ⅵ、195、241页；孙健：《南海沉船与宋代瓷器外销》，《中国文化遗产》2007年第4期。
　　〔22〕陈高华、吴泰：《关于泉州湾出土海船的几个问题》，载《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261-272页。
　　〔23〕15世纪以后，葡萄牙、荷兰等国商人来到中国，经常采取预付订金、来样加工、期货贸易等方式，开展东西方贸易，促成东南沿海的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地成为历史悠久的瓷器生产地和外销集散地，并直接导致东南沿海窑址的分布与港口之间形成了兴衰共荣的局面，同时也使东南沿海各窑出产的瓷器，在种类变化、产品面貌特征乃至生产、销售方式等方面都与海洋经济文化圈的异动、海外消费习俗的变迁等密切相关。而其间的生产—运销网络包含着当时国际上最流行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参见笔者：《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471-486页。
　　〔24〕沈得符：《敝帚斋剩语》，熊寥、熊微编注《中国陶瓷古籍集成》，第236页
　　〔25〕何纪生等：《陵水县移辇村海滩发现唐宋时代陶瓷器》，《文博通讯》1978年第八期。
　　〔26〕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办公室编《西沙水下考古（1998—1999）》，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ⅵ、195、241页。
　　〔27〕朱彧撰、李伟国点校：《萍洲可谈》卷二，中华书局，2007年，第133页。
　　〔28〕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四《州郡典?古南越风俗》。
　　〔29〕广州市文化局编《广州文物保护工作五年（1996-2000年）》，广州出版社，2001年，第83页。
　　〔30〕姚朔民：《印度发现的中国古钱与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国钱币学会东南亚货币研究会编《瀛海流泉—东南亚货币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147-154页。
　　〔31〕The Collection of Malacca Coinages 13th -18th (赖鸿义：《十三至十八世纪马六甲钱币集》) By Tony Lye Fong Nge, 2005，p140.
　　〔32〕范成大着、齐治平校补：《桂海虞衡志校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53页。
　　〔33〕Vietnam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Thang Long Imperial Citadel, The Culture Information Publishing House, Ha Noi, 2006. 
　　〔34〕参见冈崎敬：《东西交涉考古学序说—丝绸之路与白银之路》，《东西交涉的考古学》，东京：平凡社，1973年，第8页；姜伯勤：《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伊兰人：论遂溪的考古新发现》，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编《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1991年，第21-33页。
　　〔35〕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6-298，333页。据研究，15世纪郑和下西洋时代，马六甲国际贸易流通一种依照南宋铜钱版样制作的锡币，有两种面值：1钱锡币、2钱锡币，这种锡钱马来人或华人都能接受。17、18世纪一些国家按照中国钱制（主要是唐宋钱）铸造钱币，这些钱币进入东南亚市场，对相关国家的货币流通产生一定影响。例如1659-1685年间，日本当局在长崎设立铸币厂，模仿中国旧铜钱样式，专门生产用于出口的铜钱，这种日本铜钱的主要贩运者是台湾郑氏集团。18世纪越南北部（东京）采矿业的发展，以及从日本和中国进口铜及锌，越南南部（ang Trong，内区）和北部（ang Ngoai，外区）仿制数额巨大的钱币，虽然东京的钱币原料是由华人矿工开采出来的铜，而交趾支那的铸币原料是由中国帆船从广州输入的锌与铜合金制造，但不影响它们大量流向国外——大部分流往中国，以至于中-越钱币流通的方向从以往的中国向越南输出，反转为越南向中国输出——当然还有流向柬埔寨、暹罗和南洋群岛。因此，在东南亚市场上，除了流通中国历代新旧铜钱外，还有部分来自别国仿制“中国铜钱”的钱币，可见中国钱币制度对东南亚影响之深远。参见The Collection of Malacca Coinages 13th -18th (赖鸿义：《十三至十八世纪马六甲钱币集》) By Tony Lye Fong Nge, 2005，p140；李塔娜（Li Tana）着、徐素琴译，《十八世纪越南铸币及其在亚洲的流通》，《海洋史研究》第一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36〕刘昫等：《旧唐书》卷十四《宪宗纪》。
　　〔37〕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三十一《庄宗纪》。
　　〔38〕《群书考索》后集卷六十《财用·铜钱》。汪圣铎先生认为引文中“十里”当为“十贯”之讹，甚是。见氏着：《两宋货币史》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77页。
　　〔3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太祖开宝元年九月壬午。
　　〔40〕《宋会要辑稿》“刑法·禁约”二之一四四。
　　〔41〕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九《钱币》。
　　〔4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録》卷一百八十。
　　〔43〕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思鉴(Janice Stargardt)：《沉船遗宝：一艘十世纪沉船上的中国银锭》，《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383-432。
　　〔44〕黎道刚，《泰国古代史地丛考》，中华书局，2000年，第269页。
　　〔45〕俞伟超：《十年来中国水下考古学的主要成果》、张威：《海底七百年——绥中元代沉船调查》，《福建文博》1997年第2期“纪念中国水下考古十年专辑”）， 页10，39-43。
　　〔46〕汪圣铎：《两宋货币史》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66、819页。
　　〔47〕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六《铜铁铅锡坑冶》。
　　〔48〕《宋史》卷四百八十九《外国传》。
　　〔49〕赵汝适原着、杨博文校释：《诸蕃志》卷上，中华书局，1996年，第19、36、52页。
　　〔50〕赵汝适原着、杨博文校释：《诸蕃志》卷上，第60-61页。
　　〔51〕赵汝适原着、杨博文校释：《诸蕃志》卷上，第45页。
　　〔52〕阿森诺（Arsenal）船厂是威尼斯最大的造船企业，1104年创建，经营几个世纪，雇佣工人数千人。
　　〔53〕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着、伍晓鹰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3页；汤普逊（James Westfall Thompson）着、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75-176页。
　　〔54〕吴自牧：《梦梁録》卷一二《江海船舰》。
　　〔55〕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四。
　　〔56〕《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10期。
　　〔57〕谢和耐着、刘东译：《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58〕王偁：《东都事略》卷二十三《刘鋹传》。
　　〔59〕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僭伪×刘陟列传》
　　〔60〕李焘着、黄以周等辑补：《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宋神宗熙宁二年七月壬午。
　　〔61〕《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三。

　　李庆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