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Ⅰ号”古沉船的发现和打捞，重现了宋朝中国南海海上贸易大发展的繁荣景象。而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及必经地区的广西北部湾沿岸与“南海Ⅰ号”有何关系呢？广西北部湾地区在宋代海上丝绸之路上地位又发生什么变化呢？

　　一、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与广西北部湾港口的形成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1〕卷二八根据这一记载，汉武帝的船队将中原的黄金、杂缯（丝织品）沿着内陆水路过五岭、沿南流江而下，扺合浦港出海，向西过大观港、乌雷岭（今钦州犀牛脚）到达交趾，随后沿着交趾（越南）海岸前行穿过马来半岛，到达黄支（印度东海岸）等地。海外各国的货物到合浦等地上岸后，沿水路北上汉中（长安）或溯江至西南地区贸易，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与内地的贸易往来。东汉（公元83年）后，随着零陵峤道即湘桂走廊的扩建，更多的船只选择以北部湾为终点，海上丝绸之路通向了罗马（大秦），“到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2〕卷118。由于当时陆路交通不发达，航海技术水平较低，加上北部湾北部属季风气候区，沿海岸航行、依靠地文导航、取得沿途岛屿的补给是大规模航海活动最可行的办法，合浦港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广西北部湾沿岸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地区。

　　二、宋代南海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改变

　　“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洲，东西南北方千里”〔1〕卷二八。合浦和徐闻在汉代的繁荣，使从雷州半岛到海南岛的海上交通路线得以开辟，一批批汉军从合浦徐闻渡海到珠崖、儋耳，海南岛及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得以开发与经营。到三国至南朝时，由广州出发，经海南岛以东、西沙群岛北礁到东南亚诸国的新航线逐步得以开辟，这比经徐闻、合浦等处曲折航行的航程大为缩短，减少了航行时间，降低了运输成本。特别是随着造船工艺及航海技术的进步，远洋船只可以脱离海岸线在茫茫大海中航行，走更远的路和更复杂的航线，扺达更多的国家。广州在六朝之后，逐步成为中国南方海外贸易的中心，北部湾航线及徐闻、合浦港的重要性开始下降。

　　唐朝时，“广州通海夷道”可达印度洋、波斯湾及东非海岸，交州和广州为中国南方的两大对外贸易港口。“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3〕 ，交（州）、广（州）之间也相互贸易，“每岁，广州常发铜船过安南货易”〔4〕。到宋朝时，商船由泉州、广州等地出发，穿越南海到达中南半岛，再过马六甲海峡，可达印度、东非、阿拉伯半岛、红海沿岸地区，甚至可达北非和近东。“福建、两浙海滨多港，忽遇恶风，则急投近港”，自广州而东，海道易行，而“广西海岸皆砂土，无多港澳，暴风卒起，无所逃匿。至于钦、廉之西南，海多巨石，尤为难行”〔5〕地理门，广州而西到交趾的海道难行。三佛齐国为域外各国从海上至中国的必由之路，《岭外代答》“航海外夷”条记载了从三佛齐经屯门至广州、经甲子门至泉州两条航线，并没有言及至廉州的航线。可见，宋代海上丝绸之路不再以广西北部湾沿岸为必经之道，廉州（合浦）已失去当年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

　　三、宋代广西北部湾港口以发展对越交往为主

　　在宋代海上对外交往繁荣发展的背景下，广西北部湾地区对外交往发生新变化，主要以安南等东南亚小国为交往对象，中心港口移至钦州，钦州博易场等地为主要的贸易场所。

　　1.广西北部湾通安南的交通进一步贯通，钦州经海路到交趾是最便捷的通道

　　唐朝时，由于廉江的入海口被淤泥堵塞，加上廉州通交趾的必经之地乌雷岭前有长数百里的砂碛直入大海中，“海舶遇之輙碎”〔5〕卷1 ，朝廷积极寻找新的通道，“唐贞观中（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清平公李弘节遣钦州首领宁师京寻刘方故道，行达交趾，开拓夷僚，置襄州（今上思一带）”〔6〕卷四一，修筑从钦州通襄州的道路，直扺交趾。“初交趾以北， 距南海有水路，多覆巨舟”，唐咸通八年（867年）三月，高骈奏请开凿通往交趾的水道天威径（潭蓬运河）〔6〕卷十九，从此经钦州海面出安南的船只无须绕过白龙尾，可直接穿过天威径直达交趾，缩短了航程。宋朝重视通往交州的海路，开宝五年（公元972年），朝廷“令海门（今广西合浦）造船通交趾”。这样，宋代广西通安南的道路主要有五条：一是“自邕州左江永平寨，南行入其境机榔县，过乌皮、桃花二小江，至浦定江，……凡四日至其国都”〔5〕安南国条；二是“自太平寨东南行，过丹特罗江，入其谅州，六日至其国都”；三是自右江温润寨入其国。四是自安南的永安州，用小舟至钦州港，朝发暮到〔5〕地理门；五是自钦州水陆兼行，“自钦西南舟行一日，至其永安州。由玉山大盘寨过永泰、万春，即至其国都，不过五日。”〔5〕安南国条但自钦州经海路到交趾是最便捷的通道。

　　2．钦州成为中越官方使者往来的必经之地

　　“钦、廉皆号极边，去安南境不相远” 〔5〕地理门。宋以后的史书，常称廉州“旧时为入安南之道”，可见此前的廉州是入交趾的主要道路。宋代，钦州通交趾，陆路可由襄州直达交趾，海路可渡海出安南。安南“东有小江过海至钦、廉”〔5〕安南国条，其国人一般是“率用小舟，既出港，循崖而行，不半里即入钦港……朝发暮到”〔5〕边帅门，十分便利。由于从钦州至廉州的航线“乱流之际，风涛多恶”，“异时安南舟楫多至廉，后为溺舟，乃更来钦”〔5〕边帅门，在邕州、钦州道路畅通之后，廉州一道逐渐衰落，钦州港取代了廉州。

　　由于钦州渡海通安南是当时最便捷安全的通道，“正使至廉，必越钦港”，钦州便成为中越两国官方使者往来的必经之地。如宋嘉佑五年（1060年），交趾寇邕州，杀五巡检骤。余靖为广西体量安抚使，移檄交趾。交趾即“械五人送钦州，斩于界上”〔7〕。这事发生在邕州，却移交至钦州处理，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到道路的便捷。元丰四年（1081年）十二月，宋神宗诏令广西经略司指挥“自今有赐安南诏命，令钦州关报本道，候遣人至界首迎接，乃得付之”〔8〕卷321。此外，两国投递公文也主要以钦州为通道，“钦州探海往其郡永安州投公文，不容民间交语，馆之骤亭，速遣出境，防之甚密。其国人贡，自昔由邕或钦入境。盖先遣使议定，移文经略司，转以上闻。有旨许其来，则专使上京，不然则否。”〔5〕安南国据统计，宋代来华朝贡的国家有26个，朝贡次数达302次，其中安南45次、占城56次、真腊，三佛齐33次、大食40次〔9〕P101-104，这是宋代接受海外国家朝贡较多的表现，也反映了宋代经过广西北部湾等地的朝贡贸易的繁荣。

　　3．设立了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

　　宋朝“……自东北而西南，其行至钦州止矣。沿海州郡类有市舶”〔10〕航海外夷条。1010年，北宋朝廷准许在廉州及钦州如洪寨(今钦州黄屋屯一带)设互市，在廉州设沿海巡检司“掌番货海船征榷之事”〔11〕卷167，具有市舶的职责。钦州“港口置扺掉寨以谁何之，近境有木龙渡以节之，沿海巡检一司，迎且送之”〔5〕边帅门。进一步加强了管理和防守。

　　4．钦州博易场成为中国西南地区对外贸易的主要交易地

　　大中祥符二年（1010年），安南王遣使要求互市于邕州，宋真宗给予拒絶，要求遵旧制，“止许廉州及如洪寨互市”，这说明此前如洪寨已是中越边民的交易场所。为了便于钦州与安南间的交易，元丰二年（1079年）六月，广南西路经略使上言“钦、廉州宜各创驿安泊交人，就驿置博易场，委州监押、沿海巡检兼管勾”〔12〕番夷，从之。于是置有江东驿，钦州博易场诞生。

　　博易场是以中越两国商民交易为主的国际贸易市场。交趾商人“循岸而行”，“舟楫往来不絶”。小宗的交易有斗米、纸笔、尺布等，大宗交易则有金银、铜钱、沉香、光香、熟香、生香、真珠、象齿、犀角等，尤其是有富商“自蜀贩锦至钦，自钦易香至蜀，岁一往返，每博易动数千缗”〔5〕钦州博易场。博易场成为中国古代最大的对越贸易市场。

　　5．在钦州交易的物品种类较多

　　“凡交趾生生之具，悉仰于钦”，有交趾人“以鱼、蚌易斗米尺布”〔5〕钦州博易场，交趾方所售商品还有金银、铜钱、沉香、光香、熟香、生香、珍珠、象牙、犀角等。我方贸易品种有小商近贩纸笔、米布及富商从四川贩来的蜀锦等。两广稻米“常岁商相转贩，舶交海中”〔13〕卷五。此外还有用于制造船柁的乌婪木，“在钦州只数百缗，至番禺、温陵，价格增十倍”〔5〕花木门。南方号称桂海，桂枝、肉桂、桂心的药用价值皆很高， “桂产于宾、钦二州……于钦者舶商海运，致于东方”〔5〕花木门。

　　6．钦州成为越南及广西沿海的一个中心市镇

　　大中祥符五年，宋朝下令：“濒海之民常惧交州侵扰，承前止令互市于广州及如洪寨”〔8〕食货三八之二九，钦州如洪寨（位于今钦州市钦南区黄屋屯镇）是宋政府法定开放的对外贸易市镇，钦州博易场也是“舟揖往来不絶”，成为各种商品聚集的市场，具有货物聚积之地和带动周围市场发展的双重作用。

　　四、宋代广西北部湾海上对外交往所折射的信息及其与“南海Ⅰ号”的关系

　　钦州港的繁荣是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一窥。宋代，中国的对外交通重心由西北陆路转向东南海洋，海外交通贸易迅速发展。南海航线是宋代海外交通的重要航线，从中国的泉州或广州港出发，由南海南下可至中南半岛、菲律宾群岛、阿拉伯半岛等地，甚至远及东非、地中海沿岸。中国东南沿海出现了一批对外贸易的港口。在广南西部沿海，沿钦州、廉州海岸南下即达交趾，并可下南海诸国。钦州到交趾一线本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由于廉州至钦州沿线海域航海条件较差，随着宋代钦州与安南间道路的拓展，钦州沿海港口便取代廉州，发展对越贸易，形成宋代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局部繁荣。

　　宋代，广州与钦州之间一直有频繁的经济往来，“南海Ⅰ号”的发掘地也是广西北部湾商船的经过地。广州是广南地区交通的总枢纽，从广州沿海岸西行可达钦、廉两州。广州当时生产的远洋船“木兰舟”属“持万斛之舟”，其桅杆长３丈，动辄行驶数万里，桅杆是否结实是关键，所以一定要用钦州出产的纹理坚密的乌婪木制造。《岭外代答》载，钦州山中有两种奇材，一种是紫荆木，坚硬似铁，色如燕脂，数百年不腐坏；另一种叫乌婪木，专门用来造大船之桅杆。造一双桅杆的乌婪木料，在钦州山中价值不过数百缗，一运到广州，就翻涨10倍，仍供不应求。由于以广州为中心的海外贸易的发展，造船业的兴盛，对钦州乌婪木和紫荆木的需求不断，钦州与广州之间有较为频繁的往来，“南海Ⅰ号”发掘地所在的阳江海面应该是广州与钦州之间商船往来的经过地。但它不以运送陶瓷品为主，而是以运送船舵为主。

　　另外，钦州坭兴陶号称中国四大名陶之一。钦州坭兴陶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隋朝时期，到宋朝时有较大发展，这应与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上繁荣的陶瓷运输所带来的影响有关。

　　综上所述，两宋时期，中国海上贸易空前繁荣，留给后人的最直接的航海物证就是“南海Ⅰ号”沉船的发掘。“南海Ⅰ号”所反映的经由中国南方沿海的对外交往是宋代中国海外交往总特征的体现，而广西北部湾各港口特别是钦州港的对外交往是宋朝海外交往繁荣发展的一个局部缩影，其客观影响远远超过当年的汉朝海上丝绸之路。

　　注释：

　　〔1〕（汉）班固撰，（唐）颜师古等注：《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82版。
　　〔2〕（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校：《后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版。
　　〔3〕（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4〕（唐）刘恂《岭表録异·海鳅鱼》，出自王叔武校，林超民主编：《西南古籍研究2001年》，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宋）周去非着、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6〕（后晋）刘煦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7〕（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録·尚书余襄公》卷9，四部丛刊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11月。
　　〔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标点本1995。
　　〔9〕李云泉：略论宋代中外朝贡关系与朝贡制度。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二期。
　　〔10〕张堉春、陈治昌：《廉州府志》卷14，道光13年仲冬重修刊印，海门书院文昌阁藏。
　　〔11〕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版。
　　〔12〕郭声波点校，《宋会要辑稿·蕃夷道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
　　〔13〕朱熹《与建宁诸司论岩济札子》。选自〈晦庵先生朱文化文集〉(卷三十六)四部丛刊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11月。

　　吴小玲（广西钦州学院商学院北部湾历史文化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