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代表作为论坛承办单位之一的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热烈祝贺“‘南海Ⅰ号’与海上丝绸之路论坛”胜利召开，向来自各地的专家、学者、记者表示热烈欢迎，向论坛的主办单位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阳江市人民政府和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表示衷心感谢！

　　现在举办的这个论坛，是首届的全国性的、以“南海Ⅰ号”为主题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论坛，无论是从“南海Ⅰ号”的发掘研究而言，或者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研究开发而言，都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值得高兴的是，在我们进行这个论坛的同时，还正在这里进行着两件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喜事：一是广东省水下考古队对“南海Ⅰ号”沉船文物进行出水后的首次挖掘，收获甚丰；一是中央电视台奉中央指示，派出综合拍摄班子，专程前来拍摄“南海Ⅰ号”专题电视片，这是中央台今年要完成的三大重点片之一，另两个是北京故宫和甘肃敦煌。这些大喜事都集中在同一地点、同一时候，不是意味着奏起了新的海洋文化交响乐么？

　　一、从“南海Ⅰ号”的发掘研究而言，具有启开第三阶段——综合研究开发阶段的意义

　　在此前的两个阶段，分别是：发现阶段和打捞阶段。

　　发现阶段始于1987年8月，交通部广州救捞局与英国某潜水打捞公司合作，在广东省台山市的上、下川岛外海域进行沉船调查施工过程中，意外发现一条满载中国宋代瓷器的沉船，打捞出水宋代瓷器及其他文物200多件，在现场的中方人员及时地采取了保护措施，并向文物部门报告。

　　1989年11月15日至11月20日，中国南海沉船水下考古调查队，对“南海Ⅰ号”沉船进行了首次水下调查。这次调查，用最先进的美国ECC公司生产的SMS—960式旁测声纳进行搜寻和定位，又经13人次潜水探摸，确定了沉船范围和位置，采集到一些白瓷碗碎片，证实与首次调查同为“南海Ⅰ号”沉船遗物。

　　2001年4月至5月，由国家文物局、国家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组成的专业水下考古队，对“南海Ⅰ号”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勘探和重新定位。同年10月再次作出精确定位及埋藏状况分析。

　　2002年3月至5月，水下考古队在广州打捞局的协助下，对“南海Ⅰ号”进行了初步发掘，除发现沉船的船体、干舷、船舱外，还发现大量精美的沉船文物，其中陶瓷器约4000多件，此外还有漆器、石制品、铁器、铜器、银锭及大量的铜钱。同年8月，又进行20多天的发掘，再次核实了沉船的保存状况和沉船范围，为沉船的文物价值和制定打捞方案提供科学依据，从而首次正式为“南海Ⅰ号”作出了文物价值估计和打捞沉船方案的初步定位。

　　2003年9月22日至24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馆）和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联合组成的“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组”，在组长黄伟宗教授率领下，对“南海Ⅰ号”沉船的文物和保存状况进行了全面的考察研究，根据水下考古人员提供的科学依据及其判断，即：在迄今所发现的海上沉船文物中，“南海Ⅰ号”是年代最早、体积最大、保存最完整、文物量最多、价值最高等“五个最”，进而对其作出“海上敦煌”的文化定位，黄伟宗还代表项目组写下了“海上敦煌在阳江”的题辞。这个定位，主要是从“南海Ⅰ号”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上的高峰或标志地位，堪与甘肃敦煌在陆上丝绸之路的高峰或标志地位相匹配而言的，可谓对“南海Ⅰ号”的首次文化发现和文化定位。

　　2004年元旦，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关系及特别项目部主管阿丽丝·德·让丽丝女士为首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和专家，专程考察了“南海Ⅰ号”，高度评价其提供了非常难得和富有价值的实证，认为不愧为“海上敦煌”。同年8月，世界著名海洋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原教育部长兼成功大学校长吴京教授，慕名专程考察“南海Ⅰ号”，认为这是“不得了”的发现，世界的航海史、航海文化史都要由此改写。这些评价，可谓从世界航海科学和海洋文化的高度，对“南海Ⅰ号”的首次科学发现和文化定位。

　　2005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将挖掘“南海Ⅰ号”和创建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正式列入建设文化大省重点项目中，标志着政府对“南海Ⅰ号”重要地位和价值的确认和实际保护与开发。

　　以上可见，对“南海Ⅰ号”的发现阶段，经历了考古的发现和定位、文化的发现和定位、科学的发现和定位、到政府的发现和定位等过程。

　　打捞阶段可分筹备启动和正式进行两个进程。

　　筹备启动进程，可从2002年算起，直至2006年6月。因为在这期间，先后对打捞方案进行了6次修改。笔者有幸参加了最后一次论证会。这次论证会，由省文化厅主持，在广州珠岛宾馆举行了关于“南海Ⅰ号”打捞方案专家论证会，国家文物局、国家海洋局、交通部救捞局的负责人和专家，同广东省文物部门、广州打捞局、阳江市政府及文化局的负责人和专家一起，对打捞方案作了充分论证，一致赞成整体打捞方案。会后不久，省政府确定了“原地打捞，整体保护，就地展示”的方针。从此开始按此方案筹备启动打捞工作。据悉，被誉为“水下考古之父”的美国考古学者乔治·巴斯，在看了整体打捞方案的模拟试验后说：“方案如此精妙，只有中国人才做得出来”。

　　2007年12月18日，以专门制作的巨型吊机船“华天龙”进驻现场为标志，启开了正式打捞进程。整体打捞大致分为四步：第一步，清理沉船周边环境，主要是清理船边凝结物；第二步，用特制的钢“沉井”罩住沉船，并利用巨大的水泥块下压到海底预定位置；第三步，给“沉井”依次穿36根托底梁；第四步，在底梁间隙穿37块保泥板；第五步，切割沉井、安装吊绳，利用巨型吊船将重达数千吨的装载沉船和泥沙的沉井吊出水面，用拖船送至“水晶宫”。

　　2007年12月21日上午10时50分，是个神圣的时刻，专门制作的巨型吊机船“华天龙”号伸开巨臂，从海底将“南海Ⅰ号”沉船徐徐吊起，装载沉船的沉箱正式浮出水面，在海底被掩埋了800多年的南宋古船重见天日，标志着“南海Ⅰ号”打捞阶段的正式结束，也标志着世界首创的古沉船整体打捞工程的成功。随后进入专门安置的“水晶宫”则进入保养期，同时也就进入综合研究阶段、即第三阶段了。

　　这就是说，从2008年初开始，对“南海Ⅰ号”保养期和综合研究期。所谓综合研究，是指对这条古代沉船相关的方方面面进行多层次的研究，即：首先，它是古文物，应进行考古研究；二，它是水下海底沉船，应进行水下海底保存状况研究；三，它是宋代商船，应从宋代商业、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角度去研究；四、它主要载物是宋代瓷器，应从宋代瓷器的生产、技术、销售、使用、文化状况研究；五，它是宋代船，应从古造船业及其远航状况研究；六，它是用了许多现代科学技术打捞出来的，应以打捞学、尤其是现代科技所起作用的研究；七、古船进入“水晶宫”后，自然环境变了，产生新的问题，如沉船海水生锈、出水文物变色、溶铁与瓷器粘结等不利文物保护现象，以及对文物的科学鉴定，都必须以现代科技解决，故也必须对其进行现代科技综合研究。

　　总之，是要在考古、现代科技、海上丝绸之路等三个方面进行研究。所以，这次论坛进行的课题，大致是围遶这三个方面。尤其值得高兴的是，在论坛开办前不久，广东省文物研究所的专业人员，对“南海Ⅰ号”从试验到正式进行发掘清理，有了实实在在的发现，硕果累累，为论坛提供了丰富的实证，为进行综合研究提供了详实的基础，所以，这在“南海Ⅰ号”的发掘研究史上，是有里程碑意义的。

　　二、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而言，具有从史料进入实体、从交通线进入航船、从海港进入海体的转折意义

　　“南海Ⅰ号”被称为“海上敦煌”，主要是从其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上的地位而言的。这个文化定位，固然是其文物数量（估计数5至8万件）和价值（曾在伦敦市场试拍每件百万英镑）为迄今所发现海上丝绸之路文物载体之“最”，并堪与陆上丝绸之路文物载体之“最”的甘肃敦煌相匹对，而且在其研究开发价值上也是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的。

　　1.从史料研究进入文化遗存的实体研究

　　丝绸之路的概念，最早是德国地理地质学家李希托芬（Fendinan Von  Richthofen，1833—1925）在《中国亲程旅行记》（五卷本1887—1912陆续出版）使用的，而且是在谈到中国经西域到希腊、罗马的陆上交通线时使用的，可见其概念实指陆上丝绸之路，其“亲程旅行”也实指陆上丝绸之路的考察。该书中只在一张地图上的说明中有“海上丝绸之路”一词，未作任何阐释，可说这是“海上丝绸之路”概念之始，但也说明着者对海上丝绸之路尚停留在史料的文案考察，而非像陆上丝绸之路那样“亲程旅行”。

　　中国最早研究丝绸之路的学者，是已故的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他在1955年发表了一篇5万多字的长篇论文：《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文中认为中国蚕丝输入印度“有五条道路：南海道、西域道、西藏道、缅甸道、安南道”。在论述“南海道”一节，引用了《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的一段重要史料为证：“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文字史料。由此也可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是从文案史料开始的。

　　自季羡林这篇重要论文发表后，中国学术界对丝绸之路研究日益兴旺热烈，但多注重陆上丝绸之路的考察研究，涉及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甚少，即使有所研究，也多在史料文案研究层面，未能进入文化遗存实体研究的层次，其主要原因是发掘海上文物不多，发掘“南海Ⅰ号”后才有相当规模和基础，而且，也即是21世纪初探察“南海Ⅰ号”开始，国家文物局才创办了水下考古培训基地和组成基本队伍，才真正开始了中国水下考古事业，从而在紧接“南海Ⅰ号”之后，即在粤东海域发现并挖掘出“南澳Ⅰ号”的重大成果。由此，使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有丰厚的文化实体基础。所以，“南海Ⅰ号”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史上，具有从史料研究进入文化遗存实体研究的里程碑意义。

　　2.从海上交通线研究进入海上航船文化遗存研究

　　世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最引入注目的事件，是1991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中国、日本进行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其结果是在泉州确定了中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明确了东西方海上丝绸之路交通线，虽然在泉州发现了一些文化遗存实体，如在海边沙土中挖出一条南宋木船，但由于木船中无任何文物，且非远海航船，故难作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船文物的实体研究。

　　直到发现“南海Ⅰ号”，才找到了真正的海上航船遗存文物，从而才结束了历来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多停留海上交通研究的历史，进入了航船遗存文物研究的新时代。

　　3.从海港遗址及文物研究进入海洋实体文物及相关学科研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1年组织的专家考察团，目的是沿海上航线考察海上丝绸之路的古海港遗址，即中国的广州、泉州，日本的大阪，由此启开了以古海港遗址探究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先河。泉州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后，获专款兴建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和博物馆，就是海港遗址研究的重要收获与标志。

　　2000年6月28日，刚创会的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组成专家团到雷州半岛的徐闻考察，随即又到广西合浦考察。在这两个古海港遗址中发现了许多重要历史文化遗存，如汉代的万岁瓦当、古墓、古井烽火台等，以遗址实物证实了《汉书》地理志中关于徐闻、合浦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记载，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考察泉州时所定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始于南宋的时间，推前为西汉，即推前了1300多年。这也是进行古海港遗址考察研究的重大收获和标志。

　　2001年11月，在湛江市举办了《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武汉、泉州、厦门、南宁、北海、香港、澳门的专家公认了上述成果，随即按省领导批示，成立了“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组”，马不停蹄地从粤东到粤西和广西沿海港口进行了考察，在饶平、潮州、澄海、汕头、汕尾、惠州、深圳、东莞、香港、广州、澳门、珠海、台山、阳江、电白、湛江、遂溪、雷州、徐闻、合浦、北海、钦州、防城港等都有海上丝绸之路海港遗址及文物。尤为可喜的是，我们从这些海港遗址中还发现每个古港都是有兴衰期的，常常有相互之间此盛彼衰、彼存此亡现象，由此使得这些古港先后相继的兴亡期，构成了汉、晋、唐、宋、元、明、清的朝代发展系列，从而使广东和广西沿海的古港遗址，构成了相当完整的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史及其港口史，这也是海港文化遗存考察研究的重大进展和成果。

　　更为可喜的是，“南海Ⅰ号”的发掘和研究，使历来卓有成效的海港遗址研究更上一层楼，史无前例地将海上丝路文化研究深入到海体研究。所谓海体，固然是指这曾航行海上、又沉入海底的沉船载体，同时还包涵这船体在海中的环境整体，以及与其文物相关的海洋自然人文学科整体，包括海洋学、土壤学、气象学、保存学、考古学、陶瓷学、经济学、造船学、航海学、商贸学、文化学等。这个深入转折是极其现代的、科学的、伟大的。

　　三、从这次“‘南海Ⅰ号’与海上丝绸之路论坛”而言，具有现场挖掘与理论研究对接、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研究对接、考古文化与现代科技对接研究，从而进一步擦亮“海上敦煌”文化品牌的意义

　　在举办这次论坛前不久，考古专业人员对“南海Ⅰ号”文物进行正式挖掘，参加论坛的专家学者都到现场参观，又聆听了挖掘人员的情况报告，势必对原有的理论研究有所增进或裨益，具有理论与实际对接结合的意义。

　　参加这次论坛的专家教授，来自全国各地，提交的论文都能围遶论坛中心而又丰富多彩，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西北大学李并成教授和兰州大学王冀青教授，两位“不远千里而来”的著名敦煌学研究专家都提交了很有份量的论文，他们能光临这次论坛，且提交的是关于甘肃敦煌与“海上敦煌”、“南海Ⅰ号”联系研究的论文，体现了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联系研究的学术思想，标志着两条丝绸之路的研究学者携手合作、并将两条丝路对接研究的学术新动向，甚有开拓意义。

　　在提交的论文中，还有关于以现代科技探讨研究“南海Ⅰ号”发掘、保存、开发等问题的论文，既有科学性和实际操作性，又体现了考古文化与现代科技对接的科技文化新走向，也是很有创新意义的亮点。

　　所以，这次论坛必将进一步擦亮“南海Ⅰ号”的“海上敦煌”文化品牌。

　　黄伟宗（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