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广东学术界率先探研政治文明理论有其内在的逻辑，包括良好环境氛围的孕育、市场经济实践的推动以及理论工作者学术智慧和历史主动精神的彰显。广东学术界探研政治文明理论经历了“先声效应”、“迂逥策略”和“满园春色”三个阶段，积累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为我国政治文明理论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政治文明理论是人类文明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一批富有历史责任感的专家学者在国内率先拉开了探研政治文明理论的序幕，幷且在迂逥曲折、坎坷不平的探研道路上敢为人先、锲而不舍、知难而进，留下了值得铭记的足迹和华章。在他们用心血和勇气培育出来的理论之果当中，倾注了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广东省社会学学会（下称“两会” ）一些主要骨干和同仁的智慧与贡献。翻阅这些理论探索先行者拟就的文稿和论著，仿佛看到率先划过天际的一道闪电，使人眼前一亮，豁然开朗，心存敬意。在此，谨对广东学术界探研政治文明理论的历程进行简要析述。

　　一、广东学术界探研政治文明理论的内在逻辑

　　广东学术界在羊城等地先行一步，率先在国内展开对政治文明理论的探讨，絶非偶然，可谓顺势应时、风云际会。究其缘由，主要有三：

　　（一）环境氛围 “土沃宜育苗” 

　　理论创新是一种具有超前性的社会行为。因此，政治文明理论在国内率先提出，当然要有良好的人文底藴和宽松的社会环境。

　　在人文底藴方面，在种种地理优势和历史条件的“眷顾”下，勤劳勇敢、开拓进取的广东人千百年来在南粤大地上创造了独具特色、具有开放兼容品格和海纳百川胸怀的南粤文化。经过长期的历史熏陶，至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新时期，这种文化品格更注入了新的活力。不惧来自各方的批评和批判，允许不同理论学术观点的碰撞和交锋，鼓励新领域的创新和探索，使社科界的理论工作者和学人学子思想十分活跃。

　　在政策环境方面，作为中国最早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省份，广东既是敢闯敢试、先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试验田”，又是解放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理论导引的“前沿地”。 这种得改革风气之先的政策优势，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

　　良好人文底藴和宽松社会环境相互交融，使广东成为理论创新的热土，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在中华大地的诞生提供了必需的土壤、日光和雨露。

　　（二）市场改革“情势催新生”

　　改革开放以后，广东率先启动了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与政治存在天然的密切联系，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必然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问题。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导致利益诉求的多样化。由于各种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发生冲突，这就需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以实现社会资源龢利益更加公平合理的分配。这一方面反映了政治文明的发展具有强烈的现实需求和强劲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在民主法制不健全的情境下，研究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性。

　　与内地相比，最早推进市场取向改革的实践，决定了广东对于政治文明发展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和敏鋭的“洞察力”。因此，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广东“两会”的学者率先发起对政治文明理论的探索不是偶然的，而是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学术智慧“敏鋭开先河”

　　理论的创新，除了需要以宽松的外部环境为前提、以实践发展的需求为动力之外，还需要有创新主体的学术智慧和历史主动精神。为此，政治文明理论在广东率先探研，离不开以张江明、范英等先生为领军人物、以“两会” 同仁为基础的团队行动。

　　经过对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研究，以及对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内外关系的缜密思考，张江明、范英先生等学术领头人清醒地意识到，改革开放离不开政治文明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离不开政治文明的导航。于是，他们以领导者的睿智、学者的良知以及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在广东率先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大命题，幷联同“两会”一批学者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研究鸣锣开道，拉开了学术讨论的序幕。

　　二、广东学术界探研政治文明理论的先声效应

　　瓜熟蒂自落，水到渠自成。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理论酝酿之后，广东学术界启动了对“政治文明”理论的率先探研，涌现了一批甚具远见和开创性的成果，这些论说犹如闪电掠过、横空出世、初现其芒。

　　（一）理论创新“平地一声雷”

　　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的发展而言，1986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这一年，“政治文明”概念在国内首次提出。张江明、范英先生率先在两次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关于“政治文明”的重要论点。当年8月，在广州召开的一次学术座谈会上，张江明先生专门发表了《论政治文明》一文，认为把政治文明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相对独立出来“十分必要，任何别的文明都不能代替它”。他认为，党的十二大提出在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物质文明、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同时，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这其实就是政治文明”。无独有偶，同年8月2日至7日，在黑龙江省大庆市召开的一次全国学术研讨会上，范英先生特地发表了《简论政治文明与政治改革的关系》一文并指出：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中相对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言的，人们改造社会的政治成果的总和”；其主要内容包括“一定社会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民主制度，以及该社会政治、法律龢民主等项制度下面人们的政治生活、民主生活和义务权利的进步”；其核心就是社会的“民主问题”；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构成的多维关系，“使我国文明建设的总体战略思想更趋全面和完善，战略目标更加明确和严峻”。仅就政治文明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而言，他认为都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都是“目的与手段的辩证统一”；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文化体制、教育体制、科技体制和人们思想观念等的深化改革所碰到的瓶颈问题，都要求政治文明的出台特别是开展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两位学者对政治文明的精辟见解，透彻阐述了政治文明在文明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政治文明在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实践中的时代价值，昭示着政治文明强大的生命力。这些观点不仅使与会者眼前一亮，产生振聋发聩的学术效应，而且旋即在南粤等地掀起理论探讨的小热潮，在省内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二）学术探讨“智取造声势”

　　广东学术界启动政治文明理论探讨之后，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以其主办的《学术研究》为阵地，开设专栏组织和编发了若干篇政治文明的论文，引导理论学术界探研政治文明的思考向纵深发展，以扩大声势。为此，经过精心策划，一组文章相继问世：第一篇是1986年第4期发表的《关于‘社会政治文明’的思考》〔1〕。该文阐明瞭社会政治文明概念的依据，阐析了社会政治文明的主要内容及其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主要关系。作者形象地将物质文明看成是一棵树中“强劲的树根”，社会政治文明是它“粗壮的树干和树枝”，精神文明则是“繁荣茂盛、充满活力和朝气的緑叶”。嗣后在同年第5期上，发表了《政治文明初探》〔2〕一文。该文界定了政治文明的内涵；提出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是同步产生的，它同后两者的发展都是宏观的自然历史过程和进步趋势；认为它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但“国家政治制度”是它的主体，而“每个成员的民主、平等、自由等的实现程度”是它的标志；认为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关键”、“物质文明发展的杠杆”、“精神文明发展的决定因素”。至1987年第4期，又编发了《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探索》〔3〕。此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包括了政治文明的思想”，“我们应当加以实践和发展，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才能加速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要建设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对其主要的特征与内容进行深入的研究”。上述论文发表后，《新华文摘》或全文转载或观点摘编，多家报刊先后转登。此外，张江明先生又进一步阐述了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关系，认为“物质文明是基础和核心，政治文明是主导和保证，精神文明是先导和精神动力。 ”〔4〕与此同时，不同于政治文明提法的“制度文明”等概念和观点，相继在广东及省外出现，一时成为全国学术争鸣的大热点。

　　三、广东学术界探研政治文明理论的迂逥策略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广东学术界关于“政治文明”的理论探讨遭受了一定的挫折。然而，这并没有浇灭广东学者思考、探研政治文明理论的热情。这一阶段，以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精神文明学研究室和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广东省社会学学会为主体，联同广东省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会、广东省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以小型座谈会、内部研讨会形式，继续探讨政治文明，学术讨论暂且进入迂逥前进的状态。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初直至2002年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重大命题期间，广东学术界尤其是“两会”的学者探研政治文明理论的脚步从未停止。他们凭着锲而不舍的精神，肩负着坚定的理论创新使命，咬定青山不放松，采取“迂逥策略”继续开展政治文明的研究。从公开发表的科研成果来看，这一阶段广东学术界探研政治文明问题的途径大体可归纳为“一体两翼”的方式。

　　（一）借殻研究

　　所谓“一体”，即通过“借殻”研究的方式，以精神文明研究为主体，延续“政治文明”的研究。为了继续探研政治文明问题，广东学术界尤其“两会”的一批骨干，藉助于精神文明研究可以正常出版专著及发表论文的有利条件，把政治文明的研究嵌入广东原创的新兴学科——精神文明学的研究之中，从精神文明必然触及的外部联系来深入考察政治文明，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

　　首先在著作方面，《精神文明学论纲》〔5〕最具代表性。该著作不仅考察了精神文明的内部结构，同时考察了它与物质文明、法制文明、人种文明（后来还加了一个生态文明）的联系与区别，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还特设专章论析了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联系与区别。该书认为政治文明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联系和纽带；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民主政治的确立”，民主政治确保精神文明的发展；政治文明需要较高的文化修养、公民意识和切实的政治理论和行动；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必须协调发展的原则、关系等。此外 ，还从道德建设上展开研究。在这个阶段陆续推出的《社会公德概论》〔6〕、《社会公德漫话》〔7〕、《职业道德新探》〔8〕等著作，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对政治伦理或从政道德的探讨。

　　其次在论文方面，主要有《‘五观’俱全与‘五观’端正——论中国经济特区的精神文明建设》〔9〕、《论形成和发展中的精神文明学》〔10〕等成果。前者认为“中国经济特区从建立到现在，都是非常重视政治文明建设的，也非常重视它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对应关系。特区以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为指引，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也用改革开放和‘三敢’〔11〕精神创造了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因而促进了精神文明和其他文明系统的建设……这是中国经济特区更上一层楼的重要表现”。后者则对“制度文明”和“政治文明”两个概念进行了比较，并针对学术界关于“使用‘制度文明’概念比使用政治文明这一概念更能区分和突出制度中的政治因素”的观点进行了商榷。这篇论文坚持了政治文明的理念，并对其作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中介的本色再次给予了肯定。上述成果的部分内容相继被《中国社会科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文摘》等数十家报刊登载，在全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二）两端切入

　　所谓“两翼”，是指从两端切入，亦即通过“现实”和“传统”两大视角对政治文明建设展开研究。

　　从现实视角切入进行政治文明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人的素质与市场经济（上、下册）》〔12〕、《反腐保廉与社会发展》〔13〕等。前者主要论述的人的自由与市场经济、公务员与市场经济、党政干部与市场经济、党风政风与市场经济、反腐保廉与市场经济等，这都是政治文明建设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后者重点研究的当代世界特别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腐败问题，这更是政治文明研究必须涉及的重大问题。该书对腐败的性质、特征、类型、根源、危害以及反腐保廉的思想武器、社会机制、主要经验等，作了跨越古今中外的比较与研究，对于引起人们对政治文明建设中负面问题的重视，对于激发社会各界人士居安思危、共同面对和破解现实难题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传统视角切入政治文明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对正面典型精神风范的发掘和弘扬。《周恩来的人格风范》〔14〕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该书主要从党和国家领导人正面形象的代表——周恩来的人格着手，对其人格风范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现、形成磨练、完善升华、基本特征和伟大意义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在突出周恩来伟大人格风范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楷模功能的同时，也揭示了这种精神财富和人格魅力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深远意义。这种由此及彼、包含深意的写法，体现了学者既坚守真理又灵活应对的政治智慧。

　　概而言之，这一时期广东学术界对政治文明的探研度过了一段曲折的岁月。虽然公开出版的学术成果没有到处亮出“政治文明建设”的旗帜，但学者们思考和研究政治文明理论的脚步从未停止，政治文明理论对于实践发展的推动作用也从未消弭。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发展，反而增强了广东学术界特别是“两会”的理论学术群体对于拓展政治文明研究的热切祈盼和不懈追求。与此同时，“两会”在坚持理论探索中所培养的人才骨干队伍，所积蓄起来的能量，为政治文明理论研究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广东学术界探研政治文明理论的满园春色

　　进入21世纪，广东学术界乃至国内社科界在政治文明理论研究方面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迎来了满园春色的璀璨春天。回首广东学术界探研政治文明理论的历程，不胜感慨。

　　（一）世纪机遇

　　21世纪初叶为广东学人研究政治文明提供了重大的战略机遇期，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一是来自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15〕的动力。“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了适应新形势提出的党建思想，是执政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建设政治文明的本质体现。换言之，这个重要思想本身就包含着政治文明的思想因子。从时代和实践的高度看，推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进步以及维护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若没有政治文明建设作保障，要成为名副其实的“三个代表”，是不可想象的。广东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地”，对承接政治文明的思想和实践，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因此，广东学术界的学者对推进政治文明理论的研发有较强的敏感性和内应力。

　　二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动力。20世纪90年代末，广东在总体实现小康目标上，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但与“全面建设小康”的要求还有明显的差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在举世瞩目的“南方谈话” 这样嘱托广东的干部和群众，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但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提升社会主义。这里实际上包含着社会全面进步的文明观。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趋势看，小康社会是全面发展的社会，它不仅需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发展，也需要有比较发达的政治文明。这种发展逻辑为开创政治文明理论研究新格局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对广东学术界是一种激励和鞭策。

　　三是迎接全球化挑战激发的动力。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全球化进程带来的絶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深刻影响，同时也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可以这样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追求民主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我国要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必须加快政治文明的建设。广东是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地区，对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冲击有许多直接的感受 。因此扎根在这块土地上的众多学者对在全球化进程中势必加强政治文明建设有清醒的认识，也有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

　　四是实现中华民族文明复兴引领的动力。作为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文明的复兴是一种自觉和觉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引领中华文明复兴的道路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客观地说，在新世纪要实现中华文明的全面复兴，必须更加重视推进政治文明理论建设和实际操作的问题。历史和时代决定了——　广东的学术界必然扮演应有的角色。

　　这个机遇期到来的显要标志，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的两次重要讲话。首先，在2001年1月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指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16〕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讲到“政治文明”的概念，迅速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其后在2002年5月31日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江泽民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问题，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17〕在表明党和国家将加快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付诸实践的意图之后，同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新党章和新宪法又相继对政治文明作出了进一步的阐发或肯定。有学者认为，这是对“学界关于政治文明研究成果的系统归纳、理论升华以及实践的具体部署，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18〕。这个“里程碑的意义”不是杜撰的——在广东社科学术界，可以用“峰回路转”来表述。换言之，在经历了近10年的蓄势待发和迂逥前进之后，学者的思想理论能量此刻又一次得到集中迸发和释放。

　　（二）最新奉献

　　2002年7月12日，在张江明和范英先生的主持下，由中国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会、广东省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会、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广东省社会学学会、广东省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联合组织，广东学术界举行了座谈会，与会专家围遶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提出的政治文明概念及其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次座谈会在回顾广东先行探索政治文明理论近16年历程的基础上，就建设新时期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大意义、基本内涵、基本内容、核心本质、相关规律以及对今后研究工作的建议等，作了进一步的思考。这次座谈会，实质在学术界内起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动员作用。

　　以此为新起点，一批理论学术成果再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以德治国纵横谈》〔19〕、《“三个代表”与政治文明》〔20〕、《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21〕、《新时期建设政治文明的战略意义》〔22〕、《略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涵》〔23〕、《高度重视文明总体中的政治文明》（作者范英。仅注明作者而没有注释者，均为内部发表。下同）、《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发展的重要保证》（萧君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任务》（袁惠民）、《对政治文明的几点认识》（董玉整）、《新时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24〕、《全面正确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根本》〔25〕、《关于实现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若干思考》〔26〕、《政治文化与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李振连）、《谈谈政治文明发展的四个“聚焦点”》（陈伟）、《政治文明是社会现代化的要求》（郑奋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涵义及其功能》〔27〕、《略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28〕、《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刻不容缓》（孔庆榕）、《政治文明是历史的选择和创造》（王逢文）、《搞清楚什么是新时期的政治文明》（萧新生）、《要提倡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马中柱）、《论政治文明的质、量、度》〔29〕等成果，广及政治文明建设的意义和任务，政治文明的内涵、核心、结构、功能、特点、规律，政治文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辩证关系，等等。在此基础上，广东省社会主义社会辩证研究会和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等，于2003年1月联合出版了由张江明、范英主编的《论政治文明》一书，对广东学者在政治文明研究方面进行了一次“大检阅”。这些成果连同广东学术界此前16年的研究成果和主要观点，由新华社以内参形式专呈中央高层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决策参考。此后，随着中国政治文明实践的发展，广东学术界探研政治文明理论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扩延。《执政文明：政治文明首要工程》〔30〕、《政治文明取向下的殡葬改革与公共服务——兼以社会治理为研究视野》〔31〕、《开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新里程》〔32〕等一批成果进一步筑高了广东政治文明理论研究成果的“大厦”。

　　诚然，如果要列出一张更详尽的“清单”，进入21世纪以来广东学术界所发表的或待发表的成果远远不止上面所列举的，也不是本文所能囊括的。

　　（三）时代启迪

　　纵观25年来广东学术界探研政治文明理论所走过的路程，以下几点颇有启发价值：

　　第一，如果说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是一个国家龢民族永葆青春和生机的不竭动力，那么执政党的正确领导则是不可或缺的政治前提。第二，历史的主动精神、深厚的文化底藴以及为改革开放探路的高度责任感，是政治文明理论研究在广东先行一步的现实逻辑。第三，理论探索既要有恪守真理的韧劲，更要有择机而发的学术品格和大智慧。第四，在当代中国，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迫切需要民主法治来保驾护航。

　　日出江天，风劲帆扬。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大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正式写入报告。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又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重要论断。中共十六大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从高层到基层，从党外到党内，从试验到推进，迎来了更好的发展机遇期，拥有了更广阔的舞台。然而，对于正在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华民族来说，政治文明建设的宏大事业仍然任重道远，广东学术界的学者们依然重任在肩。可以预见，广东学术界的同仁必将在党的领导下，与国家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继续书写政治文明研究的时代篇章。最后，我们谨以下面这首短诗铭记这一值得珍视且在延续的探索历程：

　　志存高远气豪爽，

　　笔走风雷历沧桑。

　　回眸廿五〔33〕弹指间，

　　智闯先河着华章。

　　注释：〔1〕萧君和：《关于“社会政治文明”的思考》，《学术研究》1986年第4期。

　　〔2〕范贤超、周建平：《政治文明初探》，《学术研究》1986年第5期。

　　〔3〕邹永图：《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探索》，《学术研究》1987年第4期。

　　〔4〕张江明：《从战略上认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南方日报》1986年10月19日。

　　〔5〕范英主编：《精神文明学论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6〕范英主编：《社会公德概论》，海天出版社1991年版。

　　〔7〕范英主编：《社会公德漫话》，海天出版社1991年版。

　　〔8〕范英主编：《职业道德新探》，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

　　〔9〕范英、刘小敏、李振连：《“五观”俱全与“五观端正”——论中国经济特区的精神文明建设》，《现代哲学》1996第3期。

　　〔10〕范英：《论形成和发展中的精神文明学》，《学术研究》1999年第9期。

　　〔11〕指敢闯、敢试、敢冒风险。参见钟其昌：《试析邓小平敢闯敢试敢“冒”的创新精神》，《理论导刊》2004年第8期。

　　〔12〕范英主编：《人的素质与市场经济（上?下册）》，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

　　〔13〕庞跃辉、范英着：《反腐保廉与社会发展》，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

　　〔14〕吕志、范英着：《周恩来的人格风范》，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5〕江泽民同志2000年2月25日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首次提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参见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16〕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

　　〔17〕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2年6月1日第1版。

　　〔18〕王崇杰：《政治文明理论研究综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3期。

　　〔19〕范英、刘小敏主编：《以德治国纵横谈》，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0〕刘小敏主编：《“三个代表”与政治文明》，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1〕李江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南方日报》2002年6月16日。

　　〔22〕张江明：《新时期建设政治文明的战略意义》，《学术研究》2002年第9期。

　　〔23〕张江明：《略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涵》，《珠海潮》2002年第3期。

　　〔24〕范英：《新时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南方网，2002年11月5日。

　　〔25〕刘歌德：《全面正确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根本原则》，《广州社会主义学院报》2003年第2期。

　　〔26〕李秀潭：《关于实现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若干思考》，《学术研究》2002年第9期。

　　〔27〕吴灿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涵义及其功能》，《岭南学刊》2002年第6期。

　　〔28〕余少波：《略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学术研究》2003年第5期。

　　〔29〕孟迎辉：《论政治文明的质、量、度》，《岭南学刊》2002年第6期。

　　〔30〕陈伟：《执政文明：政治文明首要工程》，《广州日报》2004年11月23日。

　　〔31〕陈伟：《政治文明取向下的殡葬改革与公共服务——兼以社会治理为研究视野》，《探求》2005年第5期。

　　〔32〕李江涛：《开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新里程》，《南方日报》2007年11月1日。

　　〔33〕廿五：1986——2010年，指广东学术界探索政治文明理论走过的二十五年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