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建设文化强省的题中之义就包含着建设较高层次的学术文化。广东用了20年磨一剑之力所创立的新兴学科──精神文明学，可以说是创新当代岭南学术文化的一种尝试。她所藴含的综合价值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学科新价值：创建了一个独特的新学科；二是思想新价值：融汇古今中外、深究当代世界、探索本质来源；三是方法新价值：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面向世界、面向中国、面向未来，坚持综合分析；四是队伍新价值：20多年持续不断地吸纳、培养和锤炼学科队伍；五是服务新价值：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决策方案、理论指导和实施对策；六是效应新价值：有效提升了岭南文化的当代形象。　

　　近20多年来，由广东省内一批专家学者、部分党政领导干部和实际工作者共同创立和发展的新兴学科——精神文明学，可以说是创新当代岭南学术文化的一种尝试，既具有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火花，也具有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策应，不仅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有所裨益，也对建设我们的文化强省、特别是建设其中较高层次的学术文化有所启迪，因而表现出相对的理论新价值与实践新价值：其理论新价值主要是指学科新价值、思想新价值和方法新价值三个方面；其实践新价值则包括队伍新价值、服务新价值和效应新价值这三个方面。现就上述问题作些论说。

　　一、精神文明学的学科新价值

　　广东创立的精神文明学，是以新兴学科的面目出现的。它的问世，既有国际环境、国内环境和广东环境的各种因素所促成，决非某些不食人间烟火者纯粹的幻觉或胡乱的杜撰。它是应运而生的新兴学科，也是应运而生的理论成果，有其学科上的理论新价值。

　　（一）学贵在创新

　　人类文明史表明，各种各样的学科，随着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实践活动的逐步开展，由少至多地产生着，有如珍珠玛瑙般地展示在世界文化的长廊之中，闪耀着各自的光芒，为人们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各种智慧与力量。

　　谨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以来的情况看，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创立的学说，包括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内的伟大贡献，不仅使世界发生了新的变革，更使中国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起来的我国众多的理论工作者，在学习和运用这些理论的同时，也从某一个方面、某一个角度或某一个关节点上，提出某一理论构架，形成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建立相对作用的新兴学科，这既是实践的需要，也是理论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我国一批理论工作者，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榜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更加深信，只要不断努力，在哲学社会科学上，还有许许多多的新兴学科，正等待着有志者的创立和探索，学术理论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春天，已在向人们招手。

　　  从历史看，我国有过百家争鸣、群芳竞艳的学术盛世。但也有过长期的思想禁锢。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清两代又大兴八股之风。许多士子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寻词摘句，述而不作，只是重复儒家的教条，絶无鼓励创造性的风气。这是我国近现代学术文化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

　　在这股社会风气下，人们常把学术上的苟同当作谦虚，把持有异议当作骄气；把唯唯诺诺当作和气，把据理力争当作书生意气；把假说、想象当作浮泛，而把拘泥于微观试验当作务实。流风所及，使我们的一些工作停止于表层而未能超越；停止于实践而未能升华。

　　同时，学科史上也曾出现过不少遗憾，那就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走到边缘，失之交臂。而那些思想活跃者，却能戳破最后一层纸，成为时代的幸运儿。不过，我国许多理论工作者的辛苦劲头是相当可嘉的，但对于创立新学说的劲头，比之西方就差得多了。

　　前面一些话，是韩钟昆先生所讲的。他还认为，一个时代学术文化的进步，得益于学者们的首创精神，谁能提出新思想、新学说，谁就能站在时代的学术文化高峰。新的思想是产生于科学实验和知识积累的基础上的科学抽象，是产生于边缘杂交和学术交流。独居一隅，孤陋寡闻，自我循环，不可能引发思想的火花，促进观念的升华。

　　（二）勇闯不松懈

　　广东创立的精神文明学，其学科理论上的新价值起码表现在：

　　一是不甘于近现代中国学术文化落后于西方的现实，试图用我们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迎接中国学术理论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春天的回归。西方的黑格尔能够创立精神现象学，我们中国人也能够创立精神文明学。他用倒立着的辩证法来观察人世间的精神现象，构建精神现象的学说，我们则用唯物辩证法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构建精神文明现象的学说。

　　当然，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无比博大精深，如同一切前人的优秀思想成果一样，是我们不断学习和不断探究的精神食粮。现世的人虽然达不到他那样的水准，但站在他的肩膀上做一点“延伸”或“改造”，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应该的。

　　这是因为，后人总不能躺在精神现象学之类的经典上，只赞美它的硕果，宁肯在其中咬文嚼字地品评它的文采，宁肯翻来覆去地重复它的观点，而不敢越雷池一步，试着构建适应时代急需的理论体系。如此心态和作为，是一种奴隶的秉性，断难消除中国几百年间思想禁锢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也断难改变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落后于西方的严重现状。

　　也因此，和其他新兴学科的问世相似，广东创立的精神文明学及其在学科理论上的新价值，便是针对奴性余毒的侵蚀，展示中华民族改革开放的英姿，为恢复和发展炎黄文化兼容并收的固有特色而尽点微力。

　　二是不应该只停止于表层而不敢超越，只停止于实验而不敢升华，把创建新兴学科的努力尝试，当作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现象。这种状况要不断地有人来冲刺，要有人来反其道而行之，才有望于各种新说的不断涌现，学术文化的不断推进。

　　受近现代几百年来思想禁锢的恶劣影响，在一部分中国学者的头脑中，学术的奴才性多于学术的主人性，鹦鹉学舌的本领多于独立见解的机能，使许许多多思想的闪光，理性的火花，泯灭于茫茫的书海，依附于儒学的经典，销蚀于所谓的实验，满足于惰性的陋习。这现象难道不是司空见惯的么？

　　当然，任何个人或一些人的力量，都很难改变这种现象。因为“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用在这里同样是适用的。但是，任何个人或一些人，以其实际的行动来参与这种现象的改变，做改变这种现象的有心人，则是必需的。

　　从这个角度上看，新兴学科精神文明学便可以说是其中一例。暂不言其思想内容上有何新的价值，谨就其创立的实际行动而论，锲而不舍的精神而论，无疑具有了学科践行意藴上的新价值。

　　三是不能在学术探索中浅尝辄止，以重蹈学科史上出现的“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走到边缘，失之交臂”这种遗憾的覆辙，多一些地拿出“捅破最后一层纸”的学术勇气和智慧，为新兴学科的问世和学科史的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思路。

　　尤其是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实践逐步深入的机遇中，不仅要及时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学，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还要在这个基础上，从更高的层次上，抽象出人类一般的精神文明学。因此，精神文明学本体最高层次的发现，便是“捅破了”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的“最后一层纸”。

　　如果只停止于表层，只停止于实践，只停止于叫学什么就学什么，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敢发挥学术理论上的首创精神，不敢提出实践急需的新思想或新学说，决不可能站在时代的学术文化高峰，也不可能有力地参与推动该时代学术文化的正向发展潮流，更不可能有什么学科新价值可言。

　　（三）发展无界限

　　提出了精神文明学的本体各层次，或创立了精神文明学本体各层次的实体形态，絶非表明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已经完成。如果只停止于已有认识，只停止于已有水准，其学科的新价值便不可能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来。

　　新兴学科精神文明学的创立及其后在实践中的不断发展，所具有的学科新价值，正是通过“创立”与“发展”这些关键过程来表明的。只要这些过程还未完结，还未完善，尤其是发展过程的“最后一层纸’’还客观地存在着，我们对其学科新价值的把握，也仅仅是一种相对的认识与揭示。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提出如上三点不成熟的看法。   

　　二、精神文明学的思想新价值

　　广东创立的精神文明学，其思想内容是相当丰富多彩的。它既是构成该学科理论新价值的基础要素，又是相对地具有思想内容方面理论新价值的共性或同点。我们不仅要在大体上揭示其学科的理论新价值，还要进一步归纳其思想内容上的理论新价值。

　　从广东创立精神文明学的时代背景论、直接起因论、大致历程论和显着成果论，到广东创立精神文明学的本体层次论、纵向起点论、内部结构论、外部联系论、精神生产论、创建活动论，再到实践进展中的公德开篇论、职德新探论、经济伦理论、市场素质论、反腐保廉论、人格风范论、雷锋精神论、人生观初论、凝聚力简论、德治纵横论、真善美合论和文明总体论等事实中可以看出，该新兴学科在思想内容上的新价值，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融通古今中外

　　广东创立的精神文明学，广泛吸纳古今中外的优秀思想成果，以形成自身的系列性新理论。这些系列性的新理论，一旦进入精神文明学的范围之内，便体现其思想来源，又为建立精神文明学服务，因而在该学科的思想内容上展示了崭新的价值。

　　任何新兴学科的具体内容，都有其思想的来源。精神文明学任何一个具体内容的思想来源，都可以在古今中外优秀的思想成果中找到。问题在于，这些优秀思想成果能否形成自身的系列性新理论，这些系列性新理论能否为精神文明学的创立服务。正是在这一点上，其思想内容中的新价值才是可贵的。

　　当然，在吸纳古今中外优秀思想成果以形成自身系列性新理论的过程中，要力求避免钻牛角尖，避免生吞活剥，避免搞烦琐哲学，避免为理论而理论，才能使所形成的系列性新理论，具有活跃的认同力，赋有强烈的针对性，秉有切实的操作感，因而体现其思想内容上的新价值。

　　（二）深察当代世界

　　广东创立的精神文明学，深入考察当代世界的精神文明实践，以抽象出自身的系列性新理论。这些系列性的新理论，一旦进入精神文明学的范围之内，便体现其思想来源，又为建立精神文明学服务，因而在该学科的思想内容上展示了崭新的价值。

　　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思想源泉。从中国的历史上看，从来没有象今天那样，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措施地开展着全民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从来没有象今天那样，把精神文明建设实践当作自觉自为的伟大事业。精神文明学的思想新价值，正是这一伟大事业、伟大实践的其中一种折射。

　　当然，在吸纳当代世界尤其是当代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的成果以形成自身系列性新理论的过程中，要避免就事论事，避免无的放矢，避免理论脱离实际，避免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才能使所形成的系列性新理论，具有思想的科学性，赋有思想的开放度，秉有思想的生命力，因而体现其思想内容上的新价值。

　　（三）探索本质来源

　　广东创立的精神文明学，力求把握精神文明学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来源的本质，以展示其系列性理论新价值。这既是我国对一般社会科学理论的共同要求，更是对精神文明学这一新兴学科理论的根本要求。也只有从本质上把握好，新兴学科精神文明学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用和价值。

　　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是事物内部所包含的一系列必然性的综合。它不是事物的表层，看得见，摸得着，而是深藏于事物的内部，只有深刻的思想才能认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就是深刻的思想典范。这是通过长期的学习与实践形成的结果。在把握事物的本质方面，从事精神文明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应向邓小平学习，方能更有效地接近精神文明学理论来源与实践来源的本质，使其立于不败之地。  

　　而从精神文明学现有基本理论的最本质之点来说，便是研究人类主体精神的形成、发展及其同客体存在交互作用的问题。其主要的思想内容，一是研究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起源与演进的规律；二是研究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内部结构与外部联系的规律；三是研究人类社会精神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精神文明自身建设的规律。它的各本体层次都离不开这一最本质之点，同时又是这一最本质之点的相应演绎或变通。

　　再从这一本质之点出发，他们曾将广东创立和发展的精神文明学归纳为18个论，不仅构成广东创立和发展精神文明学的总体面貌，而且也是其思想新价值的最为基本的表现。其中：

　　本体层次论提出了精神文明学本身的三层次及其主要特征，它所具有的思想新价值应在于：从学科建构的初始阶段起，便明确地划清了各层次的基本界限，因而促进了各层次的专业化研究。

　　纵向起点论揭示了精神文明学所依附的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它所具有的思想新价值就在于：从精神文明的原始起点、成型起点和崭新起点上来寻找其发展的规律，因而展现了史缘的关系。

　　内部结构论探索了精神文明学作为新兴学科的内在构成及其关联，它所具有的思想新价值就在于：把文化子系统、思想子系统和审美子系统分别看成是其基础、核心和综合的要素，因而全面地考察了真善美的统一要求。

　　 外部联系论提出了精神文明学在精神文明领域的应有位置和应有作用，它所具有的思想新价值应在于：精神文明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和其他文明发生着紧密的联系，并形成相互促进的局面。

　　精神生产论突出了精神文明学最为关心的精神生产、精神产品、精神消费和精神享受等一系列重要环节，它所具有的思想新价值就在于：对精神生产所及的相关规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把握。

　　创建活动论则描述了精神文明学得益于20多年来我国广大群众自觉建设精神文明的伟大实践，它所具有的思想新价值就在于：从社区多项层次、领域多项层次和家庭个人层次上，进行了规律性的探索。

　　而公德开篇论则表明广东在公德理论问题上做了先行一步的尝试；职德新探论是在众多研究的基础上由广东提出了跨世纪的新命题；经济伦理论是较早生长在广东这块热土之上的新见；市场素质论则以它恢宏的构思回应了新时期的紧迫需求；反腐保廉论、人格风范论、雷锋精神论、人生观初论、凝聚力简论、德治纵横论、真善美合论和文明总体论……，等等，都在一系列理论上进行了创新，因而具有新的思想价值，限于篇幅关系，将留给有兴趣的评论者作深入的研究。

　　三、精神文明学的方法新价值

　　广东创立的精神文明学，既有学科体系上和思想内容上的理论新价值，也有方法论上的新价值。综而观之，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引

　　所谓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于它根据社会实践的不断前进，随时汲取各种具有科学性的成分或因素以丰富自己。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中，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发展，给精神文明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理论指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当然也指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事业。精神文明学之所以能够在广东创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同时又具有方法论上的新价值，主要有赖于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指引。

　　尤其是邓小平理论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使精神文明学在广东的创立与发展，从方法论上所起的作用是相当明显的。如果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理论勇气，决不会有这门新兴学科的产生和存在，也决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状态。

　　回顾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关于人类的文化、思想和审美等问题，确实有过许许多多的论述。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它们并没有明确提出“精神文明学”这一概念，或建立起“精神文明学”的体系。这就需要解放思想，进行创造性的劳动。

　　在进行精神文明学的创造性劳动过程中，遵循“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1〕的名言，广东学者实事求是地概括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有关概念、范畴、规律和理论，从而形成有机的学科体系，展示精神文明领域丰富多彩的思想内容，以促进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不断发展，这已是一件活生生的事实，不可否认的事实。

　　也就是说，既成事实的精神文明学，它在学科体系上的新价值和在思想内容上的新价值，是与方法论上的新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离开方法论来看其学科体系及思想内容的新价值，或离开后两者来看前者的新价值，都不能全面认识精神文明学的理论新价值。

　　（二）坚持面向世界、面向中国、面向未来的研究之路

　　精神文明学最高的本体层次，是研究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产生、发展及其内外相关规律的新兴学科，是研究世界范围内各种不同社会制度的精神文明现象及其演化进程的内在联系的学科。因此，它要面向世界，密切注视世界，观察和分析世界。

　　这包括对世界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法制文明、人种文明、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静态和动态的事物，都要力求加以瞭解与认识。

　　因为“面向世界”是“认识世界”的重要环节。世界性的精神文明现象与规律，同其他文明现象与规律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离开世界文明的发展大道，不把世界文明置于精神文明考察的大背景中，进行世界性的精神文明研究，就不可能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同时，“面向世界”又是“改造世界”的重要前提。人们对世界性精神文明现象与规律的认识，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改造世界，即发扬人类优秀的精神成果，抛弃或消灭那些不利于为人类造福的精神垃圾，让世界充满健康进取的风气，让人类不断完善自身的素质。要达此目的，必需面向世界，面向不同社会制度的文明，面向不同社会制度下生活的人们，才能对世界性精神文明现象和规律，作出实事求是的探索。

　　这与面向中国并不矛盾。在研究世界性精神文明前提下，重点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及其建设规律，立足于为中国的现实服务，既同研究世界性精神文明息息相关，也同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共性密不可分。“面向中国”本身就是“面向世界”的一项重要内容和表现。  

　　所以，“面向中国”社会的实际，从其中找出带规律性的认识，对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是共性的东西；而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则是共性的成分；这种共性的成分，又是构成世界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世界精神文明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    

　　基于此，广东创立的精神文明学，在勾勒世界文明一般轮廓的同时，把笔力主要地集中在描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及中国具体实践的图画上面，这是应当明确的落脚点。

　　当然，“面向世界”与“面向中国”，都离不开“面向未来”。世界的未来，中国的未来，是过去和现在进化发展的继续，也是世界和中国的希望所在。用科学的方法来看世界和中国的未来，就是要在过去和现在的认识与改造的基础上，作出一些科学的预测，提出一些相应的对策，至少，在精神文明学研究的范围内，是必须这样做的。而科学的方法则是推动人们在“面向未来”的各种挑战中，能够站稳脚跟，少走弯路，迎来21世纪的美好前程。

　　（三）坚持多学科知识综合分析的思维程式

　　广东创立的精神文明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为主线，同时汲入了许多学科相关的知识，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人才学、伦理学、人口学、政治学、法律学、历史学、考古学、生态学和美学等学科；以及现代自然科学、管理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而成的一些分支学科，由此形成具有自身特殊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新兴学科体系。因而，坚持多学科知识的综合分析，是极其重要的方法论之一。

　　现代科学发展的总趋势，一是分工越来越细，许多新兴学科不断产生；二是各种边缘性学科和综合性学科不断涌现。这是现代的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不断发展，人们的认识不断提高，因而对科学提出迫切要求的结果。

　　四、精神文明学的队伍新价值

　　毛泽东讲得好：“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2〕

　　应该说，广东创立的精神文明学，是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伟大实践的产物之一，是亲口尝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伟大实践滋味的，而且经历了不少实验和变革，并从这些实验和变革中加以抽象概括建构而成的。

　　（一）不断开拓创新

　　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要实现这种反映，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践。实践是主观方面与客观事物进行联系的桥梁，只有在改造客体世界的实践中，从事精神文明学的研究者，其肉体感官，包括眼、耳、鼻、舌、身，等等，才能同客体事物相接触，客观事物才能反映到他们的头脑之中；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促使客观事物的内部变化，加速客观对象本质的呈现过程，才能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并形成比较系统深刻的理性认识。

　　遵循实践的科学原则而创立反映实践的精神文明学，广东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经历了多年的努力实践与艰苦探索，不仅在理论上有其新价值，而且在实践上也有其新价值，这是我们的看法。这种实践新价值，表现在从事精神文明学探索者，在探索精神文明学的理论实践中得到了新的实践的锻炼。

　　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践是个全新的实践，而有幸参与这一实践的理论探索者，从一开始就注意了对这一实践的理论思考。从广东的情况看，这种理论思考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现在已有20多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广东创立的精神文明学，不是一天半天的事，而是近20多年的理论思考所得。

　　近20多年来，广东从事精神文明学研究的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是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的同时，进行精神文明学研究而锻炼出来的。这支队伍的可贵之处，是实实在在地参与和追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践，认认真真地思考精神文明学的体系内容，既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科学思想，又力求有所发现，有所发展，提出了一批有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命题，也因此得到了新的实践的锻炼。

　　正如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伟大事业。邓小平为我们指明瞭前进的方向，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但是今后的路具体怎么走，要靠我们自己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开拓，总结新的经验，形成新的认识。只有这样去做，才能创造性地继承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才能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这是对待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态度，也是邓小平同志期望于我们的。”〔3〕

　　但有的同志却认为，现在我们已经有了邓小平理论和党的路线的正确指导，只要按照这个理论、这条路线办就行了，用不着再提倡探索与研究。我们认为，这个看法是片面的，不符合江泽民同志上述的正确观点。

　　不错，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和动摇。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要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还会遇到大量的新问题，解决这些新问题，许多时候是没有现成答案的，只能靠我们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探索中前进。因此，提倡探索与研究，包括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在内，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是需要的。

　　（二）不畏艰辛探索

　　广东从事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就是在不断探索与研究中创立和发展了这一新兴学科的。同时，不认为只有领导者或“大人物”才有资格进行探索与研究，才有资格提出新观点、新见解和新学说，“老百姓”、“小人物”也同样有新发现，有新创造。固然，“老百姓”、“小人物”提出新观点、新见解和新学说，可能会比领导者、“大人物”要艰难得多，麻烦得多，但正好是锻炼普通理论工作者的机会。惟其如此，这些人通过探索和研究的成果，更显其特别的实践新价值。

　　 因为这些人来自基层，来自亲身的实践感受，不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也是“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何况，广东创立和发展的精神文明学，是集思广益、众志成城的产物，许多重大的项目，关键的课题，都是以集体的通力合作完成的。在众多的长期的合作过程中，队伍得到了锻炼，这是很自然的事。其中许多新观点之所以能够进行不断的深化和完善，也是很自然的事。

　　可以说，20多年来坚持精神文明学的创立与发展过程本身，发现、培养和凝聚了一大批积极参与精神文明建设实践、努力探索和研究精神文明理论的人才，这些人在精神文明建设实践中发浑了应有的作用，从而体现了学科建设在队伍锻炼上所具有的实践新价值。我们应当十分珍惜这些人才。

　　人们经常抱怨，哲学社会科学队伍面临青黄不接的状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面临肤浅浮夸的境况，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面临无人关照的危险。这是有一些道理的。造成如此局面的原因很多，要改变这种局面的办法也很多。其中有一条，那就是要切切实实地做些新兴学科的开拓工作。

　　应当看到，通过某一门新兴学科的创立与发展，是吸引、发现、培养和凝聚更多新人的办法之一，是繁荣学术理论的办法之一，是提高一个区域文化水准的办法之一，是改善居民思想素质的办法之一。这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无疑是有用处的举措。

　　（三）通力合作发展

　　就精神文明学在广东的创立与发展来说，队伍里面老中青年相结合，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相结合，决策部门与实际部门相结合，各相关学科人员之间相结合，不仅有利于该新兴学科的发展，也有利于该新兴学科人才的不断成长和队伍素质的逐步提高，这已被实践所证明。所以，“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以其空发议论，不如实干一场。

　　当然，有些事情，尤其是学术理论上的东西，实干不一定会得到人们的普遍理解、马上认同，不一定会鲜花簇拥、掌声雷动。但对于探索者来说，这毕竟不是主要的回报、惟一的追求。它需要的是默默劳作、锲而不舍。只有这样的队伍，才会有最大的希望、成功的希望。

　　五、精神文明学的服务新价值

　　广东创立和发展的精神文明学，最鲜明的特点是来自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不仅使进行这一新兴学科研究的队伍得到了锻炼，在实践上具有队伍新价值的内涵，而且使这一新兴学科本身得到了验证，在实践上具有了服务新价值的内涵。这里涉及到理论是否联系实际的重大问题。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把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矢”与“的”的关系，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马克思主义这根“矢”，就是要射中中国革命这个“的”。邓小平也一再告诫人们，理论不能脱离实际，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思想，江泽民同志作了深刻的阐析，认为“理论是否联系实际，不仅是一个学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关系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4〕

　　 而从广东创立和发展精神文明学的已有过程来看，自觉地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始终是他们的努力方向。不这样做，就不会有这一新兴学科的问世，也不会有这一新兴学科的前进，更不会有这一新兴学科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践中的价值可言。因此，对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重要性的认识，是我们揭示精神文明学在实践上的服务新价值的基本前提。

　　在这一基本前提下，综观精神文明学在实践上的服务新价值，其主要表现有三：

　　（一）为进行着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开展提供多种思考的决策方案

　　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同其他事业一样，决策者的思考是需要多种方案的，思考的方案多样化，其内容、方法、途径和选择的比较就更有科学性，更能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

　　精神文明学为进行着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践所提供的决策方案，应该说是较为丰富多彩的。这不论从它的体系性显着成果，还是区域性和专项性的显着成果来说，都称得上各显神通，百花齐放。

　　例如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等各种辩证关系的认识方案，精神文明内部结构系统化的认识方案，精神生产四大环节的认识方案，创建活动多层次的认识方案，以及如何培养以“四有”为基础的新人的认识方案，怎样改善和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素质的认识方案和跨世纪、可持续地发展精神文明建设战略设想的认识方案，等等，枚不胜举，都从正面提出决策者可以思考的宏观、中观或微观方面的服务方案，因而具有了实践上的服务价值。    

　　（二）为进行着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开展提供相应范围的理论指导

　　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同其他事业一样，都必须有指导理论，这就是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以及党中央一系列重要精神。但这并不排斥在精神文明建设实践中，依据这些理论原则并在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践活动具有某种指导性的理论。

　　精神文明学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践所提供的指导性理论，应该说是较为丰富多彩的。这不论从它的体系性显着成果，还是区域性和专项性显着成果来说，都是力求具有的共性。当然，这种指导性的理论，更多的是中观和微观方面的东西。它既是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和党中央精神文明建设精神的阐析、延伸及具体化的运用，又是在这个基础上讲出了某些新的观点、比较科学的观点，因而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践具有某种指导性功能。

　　例如对一个省、一个地区、一个领域、行业、部门或单位，按照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和党中央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精神，进行创建活动的同时，又必须从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出带有指导上述相应的、具体范围的理论，以便更好地落实上头的部署，开展行之有效、独具特色的工作。这些指导性的理论，是为具体范围的实践活动服务的，因而具有实践上的服务新价值。

　　（三）为进行着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开展提供可行性的实施对策

　　由于我国各省的差别性较大，各市各县的差别性也较明显，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状态是不平衡的。因此，同一件工作任务的贯彻，需有不同针对性的对策，方能在实践中收到相应的效果。这叫做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一本通书念到底，照搬照套，依样画葫芦，就会把好事办坏。如果注意了可行性对策，情况就会很不一样。

　　精神文明学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践所提供的可行性对策，应该说是较为丰富多彩的。这不论从它的体系性显着成果，还是区域性、专项性显着成果来说，都是力求具有的共性。当然，这种可行性对策，主要是中观和微观方面的东西，但不乏宏观上的考察与应对。不少时候，在宏观上的考察与应对，甚至比微观或中观上所花费的心血更多些。

　　这是因为，精神文明学的各种层次体系及其显着成果，不仅仅看到鼻子尖下的一些事，只为这些事做可行性对策，局限于“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由于该新兴学科在总体上表现出对世界人文的高度关怀，它对人类如何走向精神文明负有自觉的责任，更何况是中华民族所关心的问题，精神文明学应该而且必须自觉地回应。这叫做“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它力所能及的可行性对策，因而具有了实践上的服务新价值。

　　广东创立和发展的精神文明学，在实践上提供决策者多种思考的服务新价值、相应的理论指导性服务新价值和可行性对策的服务新价值，表明该新兴学科立论的宗旨，在于文为时而作，作而经世致用。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紧密相联系的学风，为改革开放服务，为现代化服务，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为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素质服务的学风。

　　我们认为，广东创立和发展的精神文明学，其体系性研究成果不是只讲学术理论，只顾自己的学科建构，而不讲为现实服务，不讲为决策者出主意的东西，因而不是纯粹的“学院派”。同时，广东创立和发展的精神文明学，其体系性研究成果也决不是只讲实践经验，只顾为具体工作部门开药方的东西，不讲理论学术建构和创新，不讲文化品位和档次的东西，因而不是纯粹的“实用派”。

　　总而言之，他们一不象极个别的“实用派”讨厌的“学院派”，二不象极个别的“学院派”嘲笑的“实用派”。这两种怪圈于他们之辈，还欠资格加入进去，所以只好走“第三世界”之路。也就是说，正确的态度是，一要真心真意向广大实践者学习，二要真心实意地向广大有理论功底的同志请教，幷力求形成杂交状态。只因这状态还在生长之中，世人不识真面目，他们只好自报山门，以便搞张“饭票”。  

　　六、精神文明学的效应新价值

　　辛辛苦苦创立的精神文明学，又坚持了多年的发展，到底有没有一定的社会影响？这是必须正视的问题，也是需要具体看待的问题。我们认为，从其社会影响来揭示它在实践上的效应新价值是办法之一。 

　　（一）岭南文化的时代提升

　　固然，前面所说的从事精神文明学研究的队伍得到了锻炼以及为社会提供了相应的服务，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种社会影响，一种社会效应。但这里主要是指文化意藴上的社会影响或社会效应。这个文化，是广义上的文化，先要说的是岭南文化。

　　近代的岭南文化，在提出时代新课题方面，是处于全国的先进行列的。有学者考证，创立洋为中用的“拜上帝会”的是洪秀全；首先提出资本主义改革纲领的是洪仁轩；最早提出商战理论而导发商办企业的是郑观应；维新变法的提出者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者是孙中山……

　　这些先哲先贤，确实使岭南人扬眉吐气，脸上有光；也在岭南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为现近代中国的文化发展，增添了夺目的辉煌。此其时也，岭南文化便成了国人议论纷纷的主要对象，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褒扬者不絶于耳，鞭笞者怒发冲冠。但不管怎样，岭南人高举了岭南文化的旗帜，提出了新时代的大课题。

　　卓炯等经济学家在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积极地提出和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理论，敢于言人所未言讲人所未讲，因而被世俗看成是“离经叛道”的怪论。但是在今天，他们为邓小平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所作的贡献，以及他们在邓小平理论的伟大价值中所得到的应有肯定，同样说明岭南文化在当代中国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此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综观经济学研究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研究，90年代开始的追赶经济学理论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以及文史哲经的其他优长学科研究，均为现时代的岭南文化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李权时先生曾指出，当今的岭南文化，正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轨，“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得出这一重要见解的论者认为：

　　第一，岭南文化率先实行文化模式的转变。即从阶级斗争为纲到建设为中心，文化建设以经济工作为轴心，服务和服从于经济建设，特别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岭南文化一直走在前头，起着带头作用。

　　第二，岭南文化率先进行改革开放。广东是改革开放的综合试验区，全国五大特区，广东占了三个。岭南率先实践市场经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断提出和解决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因而起到了改革与开放示范区的作用，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

　　（二）精神文明学是当代岭南文化的重要代表

　　而精神文明学的创立与发展，就是以岭南文化为背景、为天生苗圃的，自有一份岭南文化的风骨、情趣和辐射作用，其社会影响或社会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现代岭南文化的共性。 

　　一、它是广东现代物质文明飞速进步这一牢固的基地之上生长出来，展示广东现代风情的文化现象。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精神文明产生的物质基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5〕“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6〕

　　20多年来，广东按照邓小平上述理论，坚定不移地抓物质文明，坚定不移地抓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使“经济穷省”变为“经济大省”，还要变为“经济强省”，从而跃上国内的先进行列，也为它的精神文明建设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有了这个物质基础，广东精神文明建设所受的各种制约，所遇到的各种困难便相对少些，岭南文化纔可能有相对丰富的内容和现代风情。    

　　仅从这一物质基础看，是岭南文化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好境遇。也就是说，岭南文化在近代的崛起和在当代前期的复苏，其物质基础是相当薄弱的，它发出的是“穷则思变”的时代呼喊。这呼喊与物质基础的反差相当悬殊，因此能收到地动山摇、石破天惊、直冲九霄、神州震撼的社会效应。

　　而在当代后期的广东，其物质基础逐步强固起来之时，岭南文化发出的诸多“敢为天下先”的信息，则是与物质基础处于基本同步行进的状态，二者之间的反差并非如旧日之势，因而给人的感觉当然不一定那么强烈，这也是很正常的情况。

　　但已足可说明，岭南文化的中的精神文明学研究，它所依附的广东物质文明这一经济基础，与它生长、发育及所结之果之间，是怎样一种关联。也足可说明，精神文明学虽如当今的岭南文化一样，其社会效应并不一定那么强烈，但还是有感觉的。这种感觉告诉我们：广东创立和发展的精神文明学，不同于以往贫穷落后状态的地方，〖JP2〗就在于它主要是岭南现代物质文明催生的产物，其社会反应更多的是以平常心态进行的，也为持平常心态的人们所逐步接受。〖JP〗

　　二、它是与国内其他区域文化相交流，统一于中华民族的大旗下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风情的文化现象。我国幅员辽阔，区域文化林立，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它们对岭南文化的存续与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涉及到广东创立和发展的精神文明学，也同此道理。   

　　任何一个区域文化，都不是孤立生长的。更何况历代流民南迂，使岭南文化浸透了各区域文化的特长或因素。秦汉、两晋南北朝、两宋时期和明朝末年，史称四大南迁高潮，盖因战事纷乱而起，那些流民可以统称为老客家。而上世纪50年代南下的军政干部，80、90年代南下的打工族，则以新客家的雄姿参与岭南的建设。不管是老客家还是新客家，他们不仅带来体力，而且带来智力，并与当地人连成一片，更增添了岭南文化的活力和创造精神。

　　岭南文化藉助于这些来自中原及各区域的老客家和新客家的持续性传播，融入的各区域文化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中华文化的大一统精神，是国内任何区域文化都不会或缺的灵魂。岭南文化虽然是一种区域性文化，但无疑具有中华文化大一统精神的共性。

　　三、岭南文化固有的浓郁的地方特色及其所具有的大一统精神的共性，如果说它们在旧时代的结合因缺少各种必要的社会条件而较为松散、零乱和无序，那么，二者在今天则结合得更为紧密，更加充分，因而是展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风情的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也只有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并在当代社会条件下，才能较旧时代有巨大的变化与飞跃。

　　从这一切入点来看岭南文化中精神文明学的创立与发展，显然不仅仅是岭南一地的文化现象。它所具有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功用，同样是它的一种社会效应。这与认同岭南文化在当今的社会效应一样，是风行水上，自然成“纹”的道理。  

　　因为它的创立与发展，离不开各区域文化的吸纳与交流，离不开中华大一统人文精神的营养，离不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也离开不开现代社会各种可资发展的条件。它从一开始，既立足实践、面向实际，更立足广东、面向全国，并试图通过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的实战来看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景况，其社会效应就在这里。   

　　（三）建设文化强省必须有学术文化方面的创新

　　有人说：“广东没有文化”。这不是全面的看法。只要回顾一下近代与当代的一些事实，岭南文化是否定不了的。问题在于它没有中原及发达区域那样的基础，举步又较晚，现在的文化水准也不高，需要向国内各区域文化学习和借鉴，以便赶上或超过他们。

　　有人说：“广东人只会生孩子，不会起名字。”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首先，广东会生孩子比不会生孩子要好一些。如果不会生孩子，何来后继有人？其次，广东对生下来的“孩子”，并非所有的名字都起不了、起不好。从近代的洪秀全到孙中山，不就给生出来的“孩子”起过很好的名字吗?当代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辩证法、综观经济学、追赶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华民族凝聚力，以及精神文明学的研究等等，不是还行吗？不是在全国还有一定的社会效应吗？

　　当然，“广东没有文化”也好，“广东人只会生孩子，不会起名字”也好，听了没有坏处，只有好处。我们毕竟需要有人鞭策，需要有不同意见，更加刻苦实践与思考，从广东发出的声音才会有多些的社会效应。

　　总而言之，藉助于广东创立的新兴学科——精神文明学及其所具有的先进文化价值的分析，能够看到创新岭南当代学术文化在建设文化大省整体上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也就是说，要真正建设文化强省，必须要有学术文化方面的创新。这种创新又必须要有人去尝试。我们只是做了一些努力，有待今后不断探索、不断前进。也更希望有更多的同仁，在建设文化强省的进程中，甘坐冷板凳，细水长流地为创新岭南的学术文化而贡献终生。　

　　注释：〔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4页。

　　〔3〕江泽民：《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一周年》，《求是》杂志1998年第4期。

　　〔4〕江泽民：《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一周年》，《求是》杂志1998第4期。

　　〔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