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基础教育对广东的启示

　　2009年10月，我随国家教育部专家考察团到德国首都柏林和东部地区访问。德国在基础教育方面的一些情况，引发了我对广东的基础教育一些问题的思考。

　　一、关于如何建设重点学校和公有教育资源分配的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我们国家人才短缺的时候，为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全面展开了重点学校的建设，对一批原来条件较好的学校，给予人力、物力、财力上的特殊关照，使之成为各方面条件都比较优越、办学水平和质量都比较高的重点学校。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随着全社会对教育公平理念的追求，是否还应该办重点学校？如何对待公有的教育资源分配？成为社会舆论和广大家长关注的焦点，也是各级政府需要面对的难题之一。一段时间内，对于继续开办重点学校几乎是一边倒地否定，于是国家教育部明令禁止办“重点学校”。可是随后不久，诸如“省一级学校”、“国家级示范高中”的名目又再出现，各级政府又对这些学校予以人、财、物力上的特殊支持，没有“重点”称谓的重点中学依然存在。这种以不公平的方法分配公有教育资源的做法，在群众当中引起越来越多的不满，也带来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初、高中入学考试的问题、择校问题等等。到底应不应该办重点学校？以什么方式办重点学校？如何分配公有的教育资源？是各级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

　　作为社会公平、教育公平理念的一个重要体现，必须大体均衡地分配公有教育资源，不应当对某些学校有特别的照顾。因为这样做不仅是对大众的不公，也取消了学校之间的公平竞争。重点学校坐拥优势，不必花太多心思就超越了其他学校；一般学校望尘莫及，无法与重点学校竞争，失去进取之心。广州曾经有一位所谓“四类”学校的校长对我说：“我现在关心的就是学生中‘男的不死、女的不生’”，即保证学校不要出乱子。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之下，要求学校提高教育质量无从谈起。但简单地取消重点也不行，德国东部（东德）就经历了这么一个从取消到复办的过程，对我们不无启示。

　　东德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和教育制度和我们有类似的地方。东德的基础教育一向是多层次、多次分流的，既有类似我们重点中学的学术型(gymnasium)中学，有类似我们一般中学的综合(comprehensive)中学，也有职业(vocational)中学。这种学校体系一度相当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许多国家的关注和学习。东德时期，学校都是由政府按照实际需要拨给经费，当然不是平均分配。随着两德的统一，教育公平的理念成为社会的主导，政府取消了对学术型学校在资金投入、师资建设以及招生入学方面的额外照顾，许多学术型学校办不下去了。2002年本人访问德国时，发现东德的学术型中学的资源优势不复存在，正在逐步走向消亡，许多学术型中学都关了门。然而在今年的访问中却发现，学术型中学又在悄悄地恢复和兴起。我们参观过的一所学术型中学就是在关门之后，又由政府重新拨给校舍并召集原来的教师（现多数已超过50岁）复办起来的。和德国的同行聊起来，他们认为社会不能没有精英，学校也不能没有榜样。取消学术型中学不仅使得一些优质儿童得不到恰当的培养，还使得整个学校体系失去引领方向，导致整体教育质量的下降。东德过去在国际中学生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奥林匹克竞赛中成绩很好，现已风光不再。甚至在欧盟举办的国际性教育质量监控检测中，德国的排名也相对落后。因此在近几年，复办学术型学校的呼声四起，家长和社会舆论都转了方向。

　　东德复办的学术型中学没有走回原来依靠政府特殊照顾的老路，以维持教育的公平。它们或者完全是私立的，从家长和非营利的基金会那里获得优势的资源；或者是在政府按平均的标准分配给它们资源的基础上，再从学生那里收部分学费，形成资源优势。学术型学校复办不久，已经展示了在培养社会精英方面的优势，也带动了其他学校在办学水平和质量方面的竞争，促进了地方教育质量的提高，因此越来越多地方又复办学术型学校。

　　德国的情况对我们是一个启示：取消重点、搞平均主义是不可行的。不管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都需要培养精英，也需要有优秀的学校作为榜样来引领整个教育体系的发展。应该办好重点学校，但是要有新的思路，这样的重点不能靠政府来封赐，不能靠对公共教育资源的超额占有来维持。靠的是学校本身的能力和学校高质量办学引起家长对教育的投资来支持。

　　不仅德国如此，似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由社会力量来办精英学校，公立学校则重在保证全体（未来）公民都能接受起码的合格教育。我们国家将来也必然会走上这一道路。为保证教育公平，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不应该有档次，政府对它们一视同仁，将资源均衡的分配给每一所学校。但是高中阶段，政府应该逐步推行公立高中分档收取学费的制度，允许不同档次的学校按不同的标准收学费。即：不管什么样的公立高中，它们得到的政府资源是一样的，以保证公平。在此基础上，办学质量档次高的学校学费高，而不是现在的一刀切做法。这样的做法当然需要试点，建议考虑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如广州、深圳，先选少量如华南师大附中这类学校进行试点，收取较高学费。与此同时，不管是义务教育阶段还是高中阶段，都要鼓励一些条件较好的私立学校走向精英化，鼓励一些企业，或像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深圳大学这样的单位出资开办非营利型的私立学校，并进一步发展成为精英学校。政府应取消对私立学校在招生方面的歧视性限制，让它们逐步改进生源质量。对非营利的私立学校给予和公立学校相同的基本经费资助，如同香港政府对私立学校采取买学位的做法。保证私立学校教师在业务发展和职称评定方面与公立学校教师有相同的机会。这样的做法，既符合社会公有资源均衡分配的原则，符合教育公平的理念，也保证了优质学生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社会能够得到精英人才。

　　有人也许会以为这样将导致有钱就可以进好学校，造成新的不公平。这是一种误解。优质的私立学校并非有钱就可以进去，现在事实上已经有不少优质私立初中，其入学资格要求远高于一般公立学校。当然也应注意到，这种优质高价的做法，可能会造成部分有较高潜质而家庭经济又比较困难的学生面对高学费的困境。对此，政府必须有所作为，给这类学生予以适当的帮助，如将以往多给重点学校的资源，改为奬学金或免息贷款，用于资助学业好、有发展潜力而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教育公平并不是搞平均主义，不是搞一刀切。教育公平是一个相对的、变化的、发展的概念。不公平不好，絶对的公平不存在。过分的、絶对化的公平诉求，必定导致与社会多元化、多层次的教育诉求相互对立，是不正确的。

　　二、建立立足广东的全面的学生素质发展监控体系

　　此次访问德国的重点，是考察德国教育发展与进步研究中心(Instituteof Educational Progress，德文简称IQB)。该中心由德国的文化与教育部倡导成立，设在著名的洪堡大学内，由各州提供资金，进行大规模教育质量监测。为什么要这样做？从教育的合理性上看，德国的同行认为，当前教育管理模式发生了质的转变，从倾向于课程计划管理的输入导向，转向学校自主开发课程、监控学校教育成效的效果导向；从内容导向转向能力转向。即，过去政府非常关注学校应该教什么和怎么教，通过对学生的输入来引导教学。现在政府倾向于对学习的结果进行考评，以考评来引导教学。从社会需求上看，德国的教育体系非常复杂，学校的自主权也越来越大，各地学校的水平参差不齐，但是所发的却是相同的证书，社会对这种状况不满，要求有一个标准统一的外部考评，对学校的教学质量进行监控。因此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机构，开展对学校的教育质量监控。其实不仅德国这样做，发达国家都这样做，如美国的NAEP，英国的QCA，都是类似的机构。还有一些跨国的机构，如欧盟的PISA，美国的TISS等等，进行国际性的教育质量比较。从现实上看，主要是由于德国连续几年在欧盟为主体的PISA测试排名较差，使德国的教育界受到巨大的社会压力。德国教育界觉得PISA测试不合理，德国的实际教育水平不像PISA测试结果那么差，因此积极地建立起自己的IQB。

　　这样的大规模教育质量监控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促进学校教育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可能引导学校在“应试教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远离素质教育的轨道。因为这些监控的基本理念还是“科学化”、“数量化”，试图用更为“科学”的方法来建立起解释学业成绩的数学（统计学）模型，用便于数量化的纸笔测试卷作为工具收集数据，然后用系统的统计学方法来解释考评所得数据，解释学生的学业成就，得出关于教育质量的结论。这套方法表面上看来比较严谨，推行起来也方便，问题在于其基础。教育概念远比自然科学的概念复杂，而且许多教育概念的本质是什么还弄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对概念进行操作定义，会把概念的大部分内涵、甚至是最重要的内涵给弄丢了。如什么是人的语文能力，现在的做法是将其分解为听、说、读、写四个方面，单独进行测验。这显然把语文能力中很重要的思维、想象等等丢掉了。我在2003年访问英国的QCA和今年访问德国的IQB的时候，都向主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主人一方面不讳言他们确实有这方面的担忧，另一方面一致笑称他们是在向中国学习，以统一考试为主导来指挥教学。两国的教育专家和校长也都很担忧他们的教育也会像亚洲国家一样走上应试的轨道。

　　从输入控制转为结果监控，同时给学校更大的自主权，是符合教育的规律和世界发展的潮流的。广东应该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在教育改革、包括教育质量监控方面成为我国的排头兵。为此，建议广东现在就投入一定的力量，组织一个团队研究如何全面地检测学生素质发展的监控体系，在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广东自己的教育质量监控中心。这一团队首先要研究国际上教育质量监控的理论基础和操作方式方法，深入认识目前国际上流行的监控方式的意义，分析其局限性，探索更加符合素质教育思想的全面教育质量监控的理论和方法，并通过试点逐步加以实施。简要地说，国际上通用的方法目前都是只能衡量学生学习的量的方面，还应该研究如何把学生学习的质的方面，或者说质的水平也包括进去。这样的研究和实践做好了，是对全世界教育测量评价理论的实质性突破，也是对提高广东的教育质量的重大贡献。这样的研究和实践在广东并不是没有基础，华南师范大学就有一支这样的理论研究队伍，不过缺乏经费的支持和实践的阵地。广东省教育厅对中小学生的综合素质测评在全国就很有特色，只要花力气做进一步的提高和完善，是完全可以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进行这样的工作目前也不需要在人力上有额外的投入，可以模仿国外的经验，把这样的研究团队挂在高等学校，如华南师范大学，把省教育督导室、教研室以及其他高等学校的力量组合起来，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就可以运作。

　　如果广东现在不采取措施开展教育质量监控的研究工作，也许会像德国一样陷于被动的局面。我们国家在2005年开始，仿照发达国家的做法，依托北京师范大学建立了国家基础教育质量监控中心，并开始初步的预测，他们的做法完全照搬国际上的做法。从历年高考的情况看，广东学生在纸笔考试的分数方面一向不如其他省市，略低于全国平均线。当然这并不能说明广东的教育质量差，恰恰相反，广东的学生见多识广、思维灵活、发展潜力大，不仅得到国内名牌大学的公认，连香港和海外的不少大学都有这样的看法。广东考生的笔试成绩低主要由于广东的老师不像一些省市一样对学生进行高强度、军事化的应考训练，这其实是好事。然而上述所谓的质量监控以偏概全，用简单化的纸笔考试和标准化的方法测量学生的学习水平，并以此推至学校的教育质量。这样的监控一旦实施，广东可能就不得不背上“教育质量差”的帽子。由于这种监控涵盖了从小学至高中的整个阶段，可能会把原来相对生动活泼的初中和小学教育也逼上应试教育的轨道，其后果是灾难性的。而如果我们现在开始研究，就能拿出更为科学合理的数据来解释广东的教育质量和水平，从而保证广东的教育健康发展。

 　　（高凌飙）
　　2009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