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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澳门宗教》

  研究澳门社会历史、经济等的著作很多,研究其宗教的甚少。《澳门宗教》一书则是迄今中外第一本关于研究澳门宗教的专著。该书由中山大学社会学系黄启臣教授和澳门大学中文系郑炜明讲师合着。作为《澳门丛书》之一,于1994年11月由澳门基金会正式出版。

  《澳门宗教》全书有十余万字,共分五章,介绍了澳门的道教与民间传统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综览全书,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其一,着眼于中西文化交流。该书虽研究宗教,但不是为宗教而研究宗教。《澳门丛书》总序说:“澳门自十六世纪中叶开埠以来,一直是个文化和经济交往的开放城市,充当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澳门宗教》也着力体现了这一特点。我们认为宗教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反映着人与神的关系,也反映人与人的关系。诸种宗教各自作为某种文化传统的特殊载体(何况教徒更兼当种种社会文化的角色),它要在异文化传统区域范围传播并取得成功。必然会直面异文化传统的种种态度。在解决这种种的态度,就必须有一个瞭解对方,互相调适的过程。用社会人类学的“行话”来说,要有一个“文化涵化”的过程。这是解决文化交流的关键。《澳门宗教》研究抓住了这个重点,用较长的篇幅向读者介绍通过宗教传播进行文化交流的情况,特别是第五章有关文化交流的论述就专门写了《耶稣会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角色》一节。该章论述天主教如何早在明代就在澳门立足,如何以澳门为基地,进入中国内地。如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天主教会士们鉴于文化差异的碰撞,产生扺触,传教困难的情况,所以教会要求“教士必须会读、会写、会讲中国话,并尽量熟悉中国的礼仪龢民情”和研究中国文化。到十九世纪初更开办圣保禄学院,培养进入中国内地传播宗教和科学的高级人才。这些人不仅在中国内地迅速发展了传教事业,也把欧洲近代科学技术文化传播进来;他们不仅交游了平民百姓,更交游了皇亲大臣和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研习了中国优秀的哲学、经济学等理论,并通过澳门向欧洲本土传播,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学术界。它们吸收了儒家哲学思想,引发了德国古典哲学弁证思想的创立。经济学方面,中国的重农思想传入欧洲,为十八世纪法国之重农学派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可见当时通过中外耶稣教士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一种成功的双向的文化交流。这种交流对中国和西欧双方的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进步都是有利的。

  其二,注重历史。宗教的传播过程是一个历史过程。种种宗教的产生,它们在各历史阶段的发展,在各种区域的传播,构成了各种宗教时空的历史。各种宗教在澳门的传播历史脉络非常清楚,构成了《澳门宗教》又一大特点。举凡在澳门存在与流行过的宗教,甚至其流派,或古或今,均究其本源,叙其发展流布,述其现状。如澳门道教,其吕祖仙院等道教宫观,实传于罗浮山之朝元洞。甚至中、葡人澳门之得名于“阿妈港”或“娘妈角”,均来源于道教诸神的妈祖信仰。佛教在澳门流传历史悠久,其渊源可追溯自唐、宋。澳门有名的普济禅院,最迟建于明天启二年(1622)年。由于澳门历史始终是国际贸易交往城市的历史。这也反映在宗教的历史与现状上,如由于本世纪七、八十年代来澳经营的日本商贾和侨民增加,日本佛教日莲正宗佛教会,就经由香港传入澳门,开展其传教活动。至于天主教在澳门及其经由澳门向内地传播的历史更是详尽不过了。从1553年葡人进入和租居澳门,天主教耶稣会士随船来澳传播天主教,至1576年成立澳门教区,十六世纪七、八十年代,各教会来澳大量兴建教堂传教;从1609年成立圣保禄学院,作为培养进入内地传教士的大本营以及天主教在内地的大发展;从天主教在内地传播过程中所受到的抗阻(即源于政治、观念方面的所谓“礼仪之争”和教案)造成十七至十八世纪末澳门天主教的窘局,至以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为契机的,十九世纪以来澳门天主教的复苏以及天主教在澳门的现状,都有非常详细的论述。从某种意义上说《澳门宗教》从另一角度反映了澳门的历史。

  其三,介绍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在澳门活动的宗教。该书专章介绍了琐罗亚斯德教、巴哈伊教、伊斯兰教、神圣秀明会、摩门教。特别对鲜为人知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袄教)和巴哈伊教(Baha’I)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给予我们许多宗教方面的新知识。这不仅给我们对于澳门宗教的研究而且对于世界宗教的研究都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还刊出一大批有关澳门各种宗教的照片、碑拓、文献等,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鉴于该书有以上种种优点,故在此特作评介。

  原载《岭南文史》1995年第2期;《澳门日报》199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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