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广东各民族人民中存在的主要宗教信仰有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和原始宗教。汉族人民中信教者人数不多，主要信仰基督教、天主教，也有人信道教和佛教，伊斯兰教在回族人民中传播。原始宗教则在其他少数民族中流传。

　　现将各种宗教在广东各民族中流传分布的源流情况，简说如下：

　　一、基督教

　　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七月，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到澳门，不久入广州十三行，任印度公司秘书。他白天处理商务，晚上则秘密从事传教活动。这是基督教传入我省之始。如果从马礼逊算起，该教传入我国广东的时间已有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了。然而，基督教各教派大规模传入广东还是鸦片战争之后。从鸦片战争起，直到解放前夕，其各国系统的教会情况是：

　　美国教会系统有：

　　1.哥老会　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入粤传教。先在广州同德大街立教堂，后扩展到四邑（新会、恩平、开平、台山）传教，再后到阳江、韶关等地设立教堂。

　　2.公理会　美国公理会的俾治文于道光十年（1830）来广州传教。

　　3.浸信会　道光十五年（1835年）美国浸信会派劳白、需克两人来粤宣教，又分南美浸信会和北美浸信会两支。南美浸信会先在广州联兴街设立教堂，并购船一艘向水上居民传教；随后扩展到肇庆及四邑并沿西江而上传教。北美浸信会的传教范围则为沿东江至梅县客属各地。

　　美国系统教会中，以上述三会为最大。此外还有许多较小的教会，如：

　　4.美广同寅会（原名群兄弟会），光绪十五年（1889年）色加古、梅林等同来广州传教，后又在中山县小榄镇设立教堂。

　　5.播道会\[又称：美（国）、瑞（士）、丹（麦）会\]，光绪十三年（1887年）由宽库仑传入。初在广州河南设立教堂，不久又在番禺、增城分设教堂；并造启明福音船（机轮船），不时赴内地向水上居民传教。

　　6.远东宣教会（后名国际宣教会）。

　　7.神召会。

　　8.五旬节会。

　　9.安息日会。

　　10.真耶稣教会。

　　11.救世军会。

　　以上各会均在广州和珠江三角洲传教。

　　12.约老会，主要在广东南路传教。

　　13.希伯仑长老会　在南海县一带传教。

　　14.金巴仑长老会。

　　属于英国系统的教会有：

　　1.圣公会　在英国本土称安立间传道会，在华称中华圣公会。在广州设立救主堂，并在增城、肇庆和北海（现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传教。

　　2.伦敦会　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伦敦会派牧师和丹拿来广州传教。咸丰二年（1852年）湛约翰又到广州沙基设立教堂。不久，由马六甲回来的中国牧师何福堂又往佛山立教堂办教务。

　　3.循道会　在英国称惠师礼会，在华称为循道会。该会于清咸丰元年（1851）派俾士入粤宣教，设会堂于增城、台山、开平、新会、中山等县市。

　　此外，还有长老会和浸信会在汕头等地宣教。

　　属德国系统的教会有：

　　道光九年（1829年），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到广州，至二十一年（1841年）始建福汉教会。属于德国系统的在广东主要有三个教会。

　　1.礼贤会（原名巴勉会）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叶纳清在东莞虎门设教堂，以后又在宝安、惠州等地设堂传教，总部设在东莞。

　　2.崇真会（原名巴色会）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黎力基、韩文山二人来粤，分别在宝安客家人地区和潮汕等地传教，其活动遍布东江客属十六个县，立教堂一百三十余处。其总部设在龙川县的老隆。

　　3.信义会（原名巴陵会）　清咸丰四年（1854年）韩士伯来粤，传教于宝安、花县、清远、南雄、河源和五华等县。不久，力教士也来粤，进入海南岛琼中苗族地区，在少数民族中宣传基督教。该会在广州芳村也设有教堂。

　　属于加拿大的为加拿大长老会，主要在中山、江门一带进行传教活动。

　　属于新西兰的为新西兰长老会，主要在广州郊区、花县、番禺以北一带传教。

　　解放前还有一些华人出面办的教会，如美以美会、基督徒灵修院（在广州东山）、神召会（大马站会）等。

　　以上是基督教会的概况。还有一些较小的基督教教会，因资料缺乏，就不一一列举了。抗日战争前，在粤的基督教会号称十八个教派，二十四个公会，全省约有教徒八万人，主要分属美国、英国和德国三国的教会。抗日战争后，由于德国是战败国，经济拮据，所以德国系统的教会势力日渐式微。英国系统教会，除圣公会外，也因经济困难而不振。唯独美国的教会因国民党政府依靠美国而兴旺，美广同寅会就在广州、中山等地加强了他们的活动。

　　解放以后，基督教界清除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摆脱了西方控制，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开展了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运动。一九五四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成立，广东也成立了这两个会的分会。从此，我省的基督教各派趋于联合和统一。

　　教堂方面，从一九五八年起，为适应教徒参加生产和工作的便利，实行教堂联合崇拜。如广州市至一九六○年为止，由五十个左右教堂合成十四个教堂进行联合礼拜。至“文革”前又合成为九个。

　　在十年动乱期间，由于党的宗教政策受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我省基督教教徒正常的宗教活动也被迫停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从一九七九年九月起各地的教堂逐步恢复开放，供教徒们过宗教生活。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已恢复的基督教堂有五十四个，分布于广州、汕头、惠阳、佛山、梅县等地区，其中广州有四座。全省有主任牧师、副主任牧师、宣教师等神职人员二百三十多人，其中广州有九十三人。为培养神职接班人，广东有九名青年被送去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学习。

　　现在教徒们在教学和自己家庭中过着正常的宗教生活。全省从一九八○年十二月圣诞节到现在有八百多名新教徒受洗入教。据省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的负责人估计，目前广东基督教徒的人数较解放初有所增加，达到十万人，其中广州市就有一万人。〔1〕

　　二、天主教

　　明朝万历八年（1580年）意大利人利玛窦、罗明坚、巴范济等人来华，于我省肇庆传播天主教和西方文化科学技术，这是天主教传入广东的开始，迄今已有四百年的历史。但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也是在鸦片战争之后。

　　鸦片战争后，各帝国主义政府强迫清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如“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天津条约”、“辛丑条约”等）都把列强“在华传教自由”列为其内容中主要的一项。一八六○年的“北京条约”更规定“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田地建造（教堂）自便”。从此各国传教士便大批来华，以本国侵略势力为后盾，并为之效劳。他们利用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深入内地建立教堂，设立教区，分划区域，各据一方。如法国主要把持云南、贵州、广西、上海、河北和东北各省市；意大利主要控制湖南、湖北、甘肃；美国则主要以广东和湖南作地盘等。这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国天主教的殖民性质。比如一八五七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军舰闯入珠江炮击广州，将清两广总督的部堂夷为平地。法国政府随即胁迫清政府同意，在总督部堂废墟上建造教堂。从一八六三年起法国天主教会花了二十五年时间建起中国和远东最宏伟的广州石室教堂，作为其在华南传教的中心。

　　中国的天主教过去受罗马梵帝冈教廷的统一控制。如一九四六年，罗马教廷将中国天主教划分为二十个教省，一百四十三个教区。广东属华南教区。除广州外，天主教在广东各省市及许多乡镇都设立教学传教，其中尤以汕头及东江客属地区为多。

　　解放后，我国天主教界爱国人士，为了清除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反对罗马教廷的无理干涉和破坏，提出了独立自主，由中国神长教友自己办教的方针，成立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广东省也成立了广东省天主教爱国会），并从一九五八年起实行自选和自圣（祝圣）主教，从而结束了外国势力操纵中国天主教会的历史。

　　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党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各地教堂陆续修复开放。天主教徒的宗教生活和爱国活动又得以正常进行。

　　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广东天主教有三个教区，即广州教区、汕头教区和江门教区；其机构有广东省天主教爱国会和广州市、肇庆市、汕头市、韶关市、惠州市、开平县天主教爱国会。教务方面有广东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全省天主教徒的人数尚未有统计，据有关部门估计约有八万人；广州市有教徒一千多人。现在，全省有主教三人，神父四十六人，修女七十八人；其中广州市有主教一人，神父六人，修女十一人，全省已开放的教堂有三十六间，其中广州市有石室和沙面两间，其余正在修复中。〔2〕

　　三、佛　教

　　据典籍所载，三国东吴孙亮时（约公元255年），外国僧人支疆梁至广州，译出《法华三昧经》，此为佛教进入广东之始。

　　秦汉以来，广州即为对外贸易的港口城市，常有外国僧人来往。如东晋隆安五年（401年）克什米尔僧人昙摩耶舍利到广州传教，建王园寺（即今光孝寺）。从西晋至唐，佛寺逐步扩展到罗浮山、粤北（曲江南华寺）、潮州（开元寺）等地，特别是曲江南华寺，由于禅宗六祖惠能弘扬佛法于其间，使之成为南禅宗之祖庭。故唐至五代，广东禅宗佛教曾盛极一时。宋朝是其衰落时期，明朝和清初又有所复兴。除广州各大寺外，明朝建有清远峡山寺，明清之际扩建鼎湖庆云寺、罗浮山永福寺、海康天宁寺、均成岭表大刹，僧徒甚众。各地县的名山几乎都有寺院。

　　清末至民国期间，由于佛寺经济不支，佛教界后继乏人，也因广东为祖国南方门户，新文化新思想激荡其间，广东之佛教遂趋于式微，名刹大多非毁即废，僧众日少。至抗日战争期间，除南华寺、鼎湖庆云寺尚能维持香火外，余均衰败了，尔后一直没有得到恢复。

　　广东佛教主要有禅宗和净土宗两个宗派，两派现已趋于结合。

　　现在广东有佛教僧尼约八百多人，主要分布在湛江地区和汕头地区。其中湛江有僧尼四百多人（尼一百僧三百左右）。广州有僧二十多，尼五十多共约八十人。全省已修复开放的佛寺有约二十间，著名的如曲江南华寺、潮州开元寺、肇庆鼎湖庆云寺 、海康天宁寺、广州六榕寺等均已开放。其他佛寺亦在修复中。〔3〕

　　广东的满族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解放前，部分满族人信仰观音佛（属佛教），也有少数信仰天主教的。原放在广州市惠福西观音楼上的木雕观音，传说是满族人祖先从北方带来的。这座观音楼，是满族群众进行佛教活动的庙宇。全国各地的满族中，唯广州的设有祠堂，很可能是受广东汉人普设祠堂所影响。解放后，信佛和祭祠活动基本停止，宗教对满族人的影响日见减少〔4〕。

　　四、伊斯兰教

　　据《广东通志》和《广东府志》载，伊斯兰教于唐初（七世纪初期）即传入我国，到现在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其时离穆罕默德创教时尚不远，相传系由阿布·宛葛素自阿拉伯传入广州。唐中叶已建怀圣寺（俗名光塔寺），作为侨居的阿拉伯人举行宗教仪式之所。

　　伊斯兰教传入广东后，首先在广州发展起来。因为唐宋时广州有大批外国商人和侨民来往居住。此时广州已有伊斯兰清真寺七所。除怀圣寺外，有大南路之南胜寺，濠畔街之濠畔寺、东门之大东营寺和小东营寺，小北之湛家寺，流花桥外之先贤古墓（包括阿布·宛葛素墓）。明中叶以后，随着回族人口在肇庆和海南岛居住，伊斯兰教也在以上两地流传开来。

　　解放前全部回民信奉伊斯兰教。小孩出生五日内，举行命名礼，由教长用阿拉伯文字替其起教名。男子年满九岁，女子年满十二岁，必须参加宗教活动，遵行伊斯兰教礼仪和教规。许多礼仪，如“晨礼”、“晌礼”、“晡礼”、“昏礼”、“宵礼”等一日五礼，回民都得参加。每星期五举行一次集体礼拜，名为“主麻日”。每年有几个在清真寺举行的大节，最隆重的是回历十月的“开斋节”和十二月的“古尔邦”（宰牲节）。回民不吃猪肉。男女结婚要在教堂举行仪式，由阿訇念经和证婚。回民死后，由亲人用清水沐浴和用白布裹尸，经清真寺阿訇和亲朋礼赞后，放入“他保架”（公用棺材），运到墓地，再用白布带吊放下墓穴中，由阿訇作最后礼祷，才掩土成坟。现在这些仪式已不十分严格了，但伊斯兰教对回民生活的影响仍然存在，回民一出生便自然地成为伊斯兰教徒。现在广东全省有伊斯兰教徒约一万人，广州怀圣寺、肇庆清真寺和崖县回辉村的清真寺均开放供伊斯兰教徒过正常的宗教生活。

　　五、道　教

　　道教在广东有很长远的历史，解放前主要在汉族、黎族、瑶族和苗族中流传。

　　据《广东通志·安期生列传》载：“齐人李少君自言少好道，入泰山采药，……遇安期生，……少君于是求给奴役师事之。遂将少君东至赤城，南之罗浮，北至太行，西游玉门，……安期生在罗浮时，尝采涧中菖蒲服之，至今故老指菖蒲涧为飞升处”。又《罗浮山志会编》载：“毛公汉初人，名翁。……道成移居罗浮山，三百余岁，弟子七十二人”。这些记载都似荒诞不经。但自秦汉始，随着广东的开发，巍峨奇秀的罗浮山成了方士们的修炼之处，也成了广东道教的发祥地则是事实。

　　道教信奉的神有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玉皇大帝等等。东汉末，中国的道教分为丹鼎和符箓两大派,这两大派均在广东传播。丹鼎派在广东汉族地区的传播人，首推东晋的葛洪。《晋书·葛洪传》载：“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性寡欲，无所爱，不好荣利。……洪见天下已乱，欲避地南土，……遂将子侄俱行，至广州，刺史邓岳留，不听，去。乃止罗浮山炼丹。”他主张养心颐神，采药炼丹（外丹）；主张以药治病，主炼内丹（就是现在说的“气功”）。认为这样才能禳祸得福，益寿延年。据本传记载，他的著述甚丰，计有《抱朴子》内外篇共一百一十六卷，碑诔诗赋百卷，檄文表章三十卷，神仙、良史隐异等传各十卷；又抄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后应急方》四卷。现存的只有《抱朴子》和《肘后应急方》二方。葛洪不仅对广东而且对全国道教都有巨大的影响，并为祖国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丹鼎派要求信奉者有较高的文化，按葛洪所说：“道者儒之本，儒者道之末也”（《抱朴子·明本》）。所以只能为一些统治阶级人士和知识分子所接受，其传播面较窄。到了明、清，信奉这派的人已不多，而且学道练功方式也没先前严格。入道的手续是交一定的钱物就行了。如民国初年，入道者每年缴纳白银二十两；抗战以前每年交纳广东洋毫五十，满三年即可入道观居住，直至死亡由道观负责埋葬，富者还可在山上建立别墅居住〔6〕。

　　符箓派创始人是东汉末的张道陵。他们用符水为人治病，以一口剑、一块印和一本都功箓为其传家法宝。由于这一派传教方式简单，故在一般汉族群众乃至少数民族中传播较广。广州人称这种道教徒为“喃巫佬”，意思是专门为人喃巫念经驱鬼禳灾之徒。解放前，民间举凡一切婚丧生育祭祀打蘸择吉建筑及病疾等，往往要请他们入宅或设坛作法。这类道徒宣场迷信，愚弄群众，骗取财物，危害甚大。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人民文化水平和觉悟的提高，他们已没有了市场，多数已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至1955年7月，广州只有道观3间，31名道士，惠州元妙观有道士4人，属全真道。改革开放后，广东各地道观重修，陆续开放。

　　六、其他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

　　解放前，海南黎族地区90%以上已进入封建社会，少数地区还保持着原始社会家长制公社瓦解阶段残余形态的合亩制，生产力水平低，“刀耕火种”盛行。与此相适应，黎族人民长期信仰原始宗教，同时也接受道教的影响。原始宗教包括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黎族的自然崇拜又有山鬼崇拜和天体崇拜之分。黎民认为山鬼管辖飞禽走兽，狩猎前得选出“俄巴”（狩猎长）向山鬼占卜，得到允许方可进山狩猎；狩猎完了，又要以猎物献祭山鬼，表示感谢。黎民又认为日、月、云、雾、雷、电等都有精灵，是祸之根。犯了疟疾，认为触犯瞭风鬼；得了头痛，发热病，认为得罪了太阳鬼和雷公鬼。为使病者痊愈，不是求医，而是杀鸡甚至杀猪祭祀各种天鬼。此外，黎民还认为火有火神，牛有牛魂；甚至谷种也有精灵，要求得它们赐于，方有收成。黎族的祖先崇拜也极为流行，愈是接近汉区的地方愈甚。人死后，出殡前得请鬼公（巫师）送魂；墓堆上盖起船形屋和猪圈、牛栏，并把死者生前所用过的工具、食具和一些食物葬于墓中，供灵魂使用。黎人惧祖先鬼更甚于天鬼。人有重病，就认为祖先鬼作崇。便请来鬼公或娘母（巫婆），杀猪杀牛祭灵，以盼消灾。阮元《广东通志》卷三三三记载，黎人“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富者至杀十数头者”。“缺医信鬼”是解放前黎族人口死亡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道教传入黎族只有数十年之久。道教传入后，黎人从鬼中分出“神”来。由于黎语没有“神”一词，便借用海南汉人方言“公”。因此有了所谓“万天公”（家主神）、“老爷公”（财神）等。但仍称道教的神为鬼，如“五常鬼”、“大天佛鬼”、“七煞鬼”等；把道教庙宇、祠堂称为“鬼屋”。最靠近汉族区的地方，道教影响较大，黎族中已有了未脱产的宗教活动分子，如鬼公、娘母和道公等。有少数地方还有道教组织，由高公、正公、掌案师组成，常常为人祭鬼，勒索病者家属财物甚至耕牛；有时还诬指善良农民为“禁公”、“禁母”（用巫术致他人生病者），进行种种敲榨和迫害〔7〕。这些活动已属封建迷信性质了。

　　苗族主要信仰为祖先崇拜，敬盘古为始祖，逢农历二月初二和六月初六给予祭奠；也信仰自然崇拜，相信山鬼、海龙王（水神）、帝母鬼（天神）、土地公（地神）等。狩猎和辟山开荒祭山鬼，遇到天灾或疾病，便以为是上述鬼作崇。外来符箓派道教影响也深，主持道教活动者有文武道公，握有经书、符咒、鬼印、木偶像等，还懂得本民族的历史传说和草药知识。文武道公帮人祭鬼“治病”，常常骗取财物，诬指病者之病是某人用“禁术”加害的，挑起纠纷。造成杀害无辜。传授上多是父传子，也有带徒弟的。一九二○年以后，基督教也传入了苗族部分地区〔8〕。

　　瑶族主要信仰亦为祖先崇拜，信奉盘古皇。连南各瑶排建有盘古皇庙，以前每年都要举行拜皇（跳王）活动。近代则二十至三十年才拜皇一次。拜皇的目的，是请求神明保佑人畜平安，祈祝丰收。所祀之神有盘古皇、狗头王、太阳、太阴、禾苗地主、五谷大王等。他们还拜男姓祖先，有的除供奉历代祖先外，还供奉黑面公、黄面公和白面公三个神像，以求安宁。此外，瑶族人民认为一切生物死后均有鬼魂。患病则是鬼缠其身，需叫“师爷”驱鬼、捉鬼。“师爷”是瑶族中道教化的宗教主持人，又叫先生公。他们也崇拜道教诸神如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玉皇大帝、张李二天师、赵元帅、土地、灶君等等。他们的宗教活动方式多是用占卜等方法“查”鬼和用咒语、符箓、舞蹈、祭献、绘画、塑像等方法送鬼、逐鬼、捉鬼。有人死了，他们出来搞“开路”仪式，赞扬死者功绩，指点死者去路，用咒语赶死者灵魂归阴间，以免留在阳间作弄生人〔9〕。解放后，随着生产的发展，物质、文化生活和医疗事业的进步，瑶族相信这些原始宗教的人不断减少，但其影响远还未消声絶迹。

　　壮族的宗教活动多与农事活动相关，均属原始宗教迷信活动。如农历二月初二的“土地伯公诞”，须焚香拜土地神；四月八日的“牛皇诞”，需在牛栏烧纸拜神，给牛喂糯米饭，六月六日的“邦久那”，祭田头公；九月九日的火神节，祈求避免火灾等等〔10〕。

　　畲族主要信仰祖先崇拜，认为盘瓠为自己的祖先，并绘有数丈长的画像，称为“祖图”。各地均建祠堂，每逢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在祠堂里挂起祖图祭祀。有的地方在三、五年中还要举行一次大祭〔11〕。

　　以上概要地叙述了广东各民族的宗教信仰源流和目前的大致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各种宗教在各族人民中的影响已日渐减弱。这与我省解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以及我们党长期以来坚持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唯物主义宣传教育是分不开的。另方面，我们也看到，宗教的影响依然存在，而且这种影响还将是长期的。如上面所述，有的宗教组织和活动依然存在，有的则转化为封建迷信活动。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现代化中应如何正确对待呢？

　　我们总的任务和目标是使人民群众摆脱宗教和迷信的羁绊，最后使宗教归于消亡。但这一目标的实现是遥远将来的事。当前我们的任务是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取缔封建迷信活动，积极宣传无神论思想。

　　首先，要分清宗教问题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历史上，宗教曾被帝国主义和剥削阶级所利用，在宗教领域曾存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但是，宗教又关系着千百万人的思想信仰，解放后由于宗教组织内部的封建压迫剥削制度已经废除，帝国主义势力已经基本肃清，各民族中的不同宗教的爱国人士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宗教问题更加属于公民个人的思想认识问题。既然是思想认识问题，就不能靠强制手段去解决，不能用颁布法令去废除。

　　当前，我们应当认真宣传贯彻的仍然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就是宣传每个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过去不信仰的现在有信仰的自由，过去信仰的现在不信了也有自由。总之，不论信教或不信教，也不论信仰什么宗教，也不受国家机关和他人强力的干涉。当然我们也反对任何人利用宗教进行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活动，主张中国的宗教徒依据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实行自传、自治、自养的正确方针。我国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12〕。坚决抑制外国宗教中一切敌对势力的渗透。同时我们也坚持将宗教信仰和封建迷信活动区分开来，在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时，也坚决取缔以迷信为手段，愚弄群众，骗取财物，甚至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巫婆”、“神棍”的封建迷信活动。

　　这里心须明确指出，我国宪法中规定的“受国家保护的正常的宗教活动”，是指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根据各自的传统和习惯，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或教徒自己家里进行的拜佛、诵经、烧香、礼拜、讲经、讲道、弥撒、受洗、受戒、封斋等以及过宗教节日，终传、追思宗教活动。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滥造庙宇，搞封建迷信活动超出了宗教政策允许的范围，必须加以制止。

　　在改革开放后的宗教问题，党和政府有明确的方针。

　　江泽民同志说：“在宗教问题上我也想强调三句话：一是全面、正确地贯彻对待党的宗教政策，二是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三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13〕

　　李瑞环同志把党和政府对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概括为八点，他说：

　　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主要是：

　　1.宗教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将长期存在，我们不能用行政力量去消灭宗教，也不能用行政力量去发展宗教。

　　2.宗教信仰问题是公民个人的私事，宗教信仰自由受国家宪法的保护，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3.无神论者和宗教信仰者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思想信仰上的差异是次要的，要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

　　4.我国宗教方面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在一定条件和一定情况下也可能出现对抗性的问题。

　　5.宗教活动必须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进行，国家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制止和打击利用宗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6.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反对境外宗教团体和个人干预我国宗教事务，扺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

　　7.争取、团结和教育宗教界人士，有计划地培养年轻一代的爱国宗教职业人员，充分发挥爱国宗教团体的作用。

　　8.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14〕

　　注释:

　　〔1〕《向广东省基督教协会访问调查材料》,一九八四年六月。

　　〔2〕《向广东省广州市天主教爱国委员会访问调查材料》，一九八四年六月。

　　〔3〕《向广东省佛教协会访问调查材料》，一九八四年六月。

　　〔4〕〔5〕《广东省回族、满族社会历史情况》，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一九六三年编印。

　　〔6〕《广东年鉴》第二十五编，第六章：“宗教”。一九四二年版。

　　〔7〕《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黎族合亩制调查综合材料》，广东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一九六三年编印；《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保亭县毛道乡黎族合亩制调查》，全国人大民委办公室一九五七年六月编印。

　　〔8〕〔11〕《广东省苗族、畲族社会历史情况》，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编印。

　　〔9〕《广东省连南瑶族自治县南岗、内田、大掌瑶族社会调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广东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调查组一九五八年七月编印。

　　〔10〕《广东少数民族》，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74页。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九八二年）第三十六条。

　　〔13〕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1993年11月7日）。

　　〔14〕李瑞环：新形势下民族、宗教问题研讨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形势下的民族宗教问题（1994年7月4日）

　　原载《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4期。1995年小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