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我在《广东各民族中各种宗教信仰源流浅说》一文中，谈到佛教在广东的传播时，说广东佛教在唐至五代，曾盛极一时，“宋元是其衰落时期，明末和清初又有所复兴。除广州各大寺外，明朝建有清远峡山寺，明清之际扩建鼎湖庆云寺、罗浮山永福寺、海康天宁寺，均成岭表大刹，僧徒甚众。各地县的名山几乎都有寺院”〔1〕对明末清初广东、广州禅风复振情况，早引起我的注意。本当早日深入探讨。奈因其他教研任务所困，终不能如愿。今重新拾起。也因时间仓促，接触材料不多，只拣得广州府属的资料一、二，故只能说“管中窥豹”。

　　一、大量兴修寺庙

　　据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成书的《羊城古钞》和近人黄佛颐的《广州城坊志》辑録，广州府所在地广州的寺庙，多在这个时期重修或兴建。现録如下：

　　万善寺：在粤秀山，明永乐元年建。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榷粤海关使者韩继嗣重修。(《广州城坊志》，P74)观音阁：在粤秀山，明永乐间建，国(清)朝康熙间尚可喜重修。(同上，P74)大佛寺：在南门右，今藏龙街。明藏龙寺旧址，康熙三十年平藩建〔2〕，有尚可喜《鼎建大佛寺》碑记。(P129)梦觉庵：唐仁王寺旧址。顺治十五年，靖藩〔3〕下总兵徐成功建。(P182)光孝寺：顺治六年(1649)天然禅师，重修殿宇。有佛睡阁，国朝顺治六年僧今盌修，康熙十一年平、靖两藩重新之，有碑记。(P199)戒坛(寺)：在枣树巷，顺治十年(1653)重修，康熙五十五年再修。(P212)双山寺：在城北。顺治丙戌年(1646)，靖藩下旗鼓左领张国禄捐建。……自靖王下藩属文武，咸有资助。(P218)无着庵：在小东门内外巷。比丘尼今再(来机)募建。今再，函昰(天然)禅师妹。(P242)万应庵：在明秀里，雍正五年(1727)比丘尼今再之再传弟子心白、坚聚、茂法等募建。(P248)庆云庵：在新横街，顺治十三年，平藩总兵官张国勋，因建此庵以祝太平。(P249)报资寺：在西城外芦获巷，或云平南王建。(P286)西禅龟峰寺。在城西四里，宋时建，国朝平、靖两藩入粤复修。(P288)两禅寺：在西郊龟冈下，始建于宋淳佑间，顺治戊戌(1658)总兵官曾养性捐资修复。(P289)华林寺：在西南一里。国朝顺治十一年宗符禅师重修(P299)永寿庵：在大东门外前鉴街。顺治丙申(1656)平藩右翼都督府吴进功又修。(P349)东林寺：在东门外教场，原观音堂，顺治十五年，平藩下官文天寿重建。(P353)东山寺：在城东，明太监仍未脊建，国朝顺治七年，总镇班某重修。知府王庭为记。(P358)皇华寺：在小北外皇华塘，明末诗僧函可禅室也。(P361)永胜寺：在城东郊，创自明代，国初平南王曾重修之。(P362)地藏庵：在大东门外，康熙六十一年，知府郭大治建。(P362)海幢寺：清初函昰(天然)弟子今无(阿字)次第募建佛殿、经阁、方丈。寺内所用之緑色(琉璃)砖瓦，均为平藩妃舒晋福所布施，有王令海幢寺《鼎建碑记》(P367～369)。

　　除上《广州城坊志》所记之外，《羊城古钞》还记有：大通古寺：在大通窖口，国(清)朝康熙六年(1667)，郡人萧子奇祷师〔4〕，发愿罄家赎地建复，鸠工庀材修筑。(《羊城古钞》P260)濂泉寺：在白云山蒲涧寺左，明崇祯间山人苏秩秋建。(同上，P265)新景泰寺：在白云山恩光亭下明崇祯六年(1633)黄思岩舍田七亩，参议晏清建。(P266)福善庵；在城东水关街，明万历建崇祯间僧行仪住持。诸名士，诸人于月望日结族生社于此。顺治壬辰(1652)都督吴进功重修。(P271)云根庵：在白云山最高处，摩星岭之半，山人苏秩秋建。(P274)双溪禅院：在白云山、孝廉梁朝坤同山人苏秩秋建。(P274)湖峰方丈：在摩星岭之左，山人苏秩秋、僧人通岸同建。(P274)黄华寺：在东门外，明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僧函可买李家行祠建。(P276)白云庵：在得胜庙后，顺治壬辰年平南王建。(P276)另《番禺河南小志》记：是岸寺：在河南小港，为明何端恪公维伯天山草堂遗址。国朝康熙间，中州杨天祥为僧上达改建、阅十三年始成。(《海北上明珠集》P122)。以上两书记録的广州城佛教寺庙(庵)共74座，其中明清之际重修或兴建的有35处，占473％。

　　我们再看广州府的东莞县情况。据清末民初修《东莞县志》第四十卷载:资福寺：康熙四十六年县令李思沆命邑人梁铸复书罗汉阁(苏轼撰)记，勒于石。华觉寺：宋绍兴建，顺治十年(1 653)僧古愿募修，平藩参将文天寿为起大殿后山门。万寿庵：国(清)初建，干隆邓大林、袁廷凤相继重修。甘露庵：顺治戊子年(1648)毁于兵，后僧光耀募修。圆通庵：明万历建。雍正八年(1730)知县周天成重修。三宝庵：顺治间僧以和创建，洪锡祈为作善院。慈云庵：在茶山，明末建，干隆癸巳雨潦冲毁，僧是征募修。兰若禅院：在石龙，崇祯间建。龙沙庵：在石龙，崇祯间建。龙泉庵：在良平方，明建，康熙间僧能六重修。郭武庵；在北栅乡，康熙七年(1668)建乡人重修。仙桥庵：在大桥顶，僧今室建。今室是乡人，俗姓陈名李香，明诸生，入国朝后削发为僧，受天然和尚戒，号断趣，庵其隐居处地。芥庵：在篁村，清初张国安与比丘自逢创建，为僧函昰(天然)法席。其徒今释公(淡归)亦隐是间。于其旁筑室居之，今释名之曰载庵。雍正壬子，僧今但铸铁塔一座。东湖庵：在田贝。国朝康熙六年，尹源捐地建。北畹庵：在东湖庵前，邑人尹源进建。如庵：在东湖庵侧。邑人张穆捐地建。孝顺庵：在篁溪，国初，僧尘异建。白衣庵：在河田、州美坊。邑人方廷阴建，雍正六年族人增修。镜庵：在茶山，乡人袁飞谷建，干隆袁廷凤重修。十笏庵：在博厦。国初张中琰建，干隆四十一年重修。《东莞县志》记録的寺庵共52座，明末清初重修或创建的有20座占40％弱。均多为官建，次为民捐建，再次为僧募建。

　　二、僧徒甚众

　　明清之际，广州名僧，诗僧辈出。现据汪宗衍：《天然和尚年谱》和黄任恒编：《番禺河南小志》所载起一定作用的禅僧録之以下：道独(1599～1661)。字宗宝，号空隐，南海陆氏。年二十九入博山，参无异，得其法，迭主华首(台)、长庆、海幢法席，着《长庆语録》(《天然和尚年谱》，P9)。函昰(1608～1685)字丽中，别号天然，嗣长庆空隐道独法，为曹洞宗第三十四传。本姓曾，名起莘，字宅师，番禺县慕德里司造径村人。世为邑中望族，补诸生，“自遭国变，志切远遁”。同情抗清复明之士。曾主番禺雷峰海云寺、广州海幢等法席，广东许多名僧诗僧出于其门下。著述甚丰，主要有《楞伽心印》四卷，《首楞严直指》十卷，《金刚正法眼》、《般若心经论》、《天然昰禅师语録》十二卷，《瞎堂诗集》二十卷等(《天然和尚年谱》，P93～106)。今湛、字旋庵。三水李氏，住番禺员冈隆兴寺，延天然作开山第一祖，易名海云，成宝刹。(《天然和尚年谱》P11)。今释，字淡归。俗姓金，名堡，字道隐，浙江仁和人。崇祯庚辰进士，授临清知州，(南明)永历时官至兵科给事中。以事遣戌至桂林，城陷，遂削发为僧，参雷峰海云寺函昰和尚受具足戒。后创建丹霞山别传寺。生平著述甚丰，有《徧行堂集》四十八卷、《徧行堂续集》十六卷、《丹霞初、二集》等。(同上，P11)。今摄，字广慈，番禺崔氏。(P13)今沼，字铁机，番禺曾氏，名韦，天然侄，少为诸生，明亡后，入雷峰，辅今湛建海云寺。工诗文。(P13)函彻，字妙明，俗名梁朝钟，字未央，番禺人，崇祯十五年举人，明年成进士。礼独道为居士。绍武立，授翰林院检讨，兼兵科给事中，广州城陷殉难。(P14)函美，字于斯，俗名黎遂球，番禺人。明天启举人。礼道独为居士，隆武时，授兵科职方司给事中，赐勒印提督两广水陆义师援赣州，城陷殉难。(P51)函骆、字思唐。俗名罗宾王，字敬甫，番禺人。万历乙卯举人，旋成进士，官南昌同知，告归礼独道为居士。明亡，抗节不屈，草抗义勤王揭，下狱得释后卒。(P15)弦悟，字别公。俗名张二果，天启九年举人入庐山礼道独为僧。创罗浮山华首台、水廉、洞山诸寺。(P15)二严和尚，俗名李云龙，字烟客，番禺诸生。(P15)道丘，字离际，顺德柯氏。开法鼎湖庆云寺。当时“粤人成僧者，非鼎湖即海云焉”。(P17)今至，字具五，俗名李龙子，崇祯己卯举人。退隐山林。(P17)今从，字净起。俗名李云，番禺人，明亡，隐于柏堂故里。后削发为僧(P17)今遇、字泽萌。江苏华亭孙氏。参天然，佚主丹霞、栖贤、雷峰法席。(P18)今摩，字诃衍，番禺曾氏，天然之俗子。受具雷峰。(P18)今无，字阿字。番禺万氏。年十七礼天然为僧。主广州海幢寺，创建大刹、着《光宣台集》等。(P19)函可，字剩人，博罗韩氏、诸生。崇祯十七年创广州黄华寺(不是庵)。(P30)今种，字一灵，即屈大均，字翁山，番禺诸生。广州陷，从天然落发受具，后返儒服。著述甚丰。与梁佩兰、陈恭尹称岭南三大家。(P32)今卡，字高齐，俗名袁彭年，字介眉，湖广公安人。崇祯甲戌进士，永历时官至广东布政使，礼天然为居士，后被害。(P34)今转，名梁殿华，字弼臣，番禺人。崇祯壬午举人，明年成进士，礼天然为居士。(P35)今焰，字若云，名庞嘉耋，南海人，贡生，遭乱礼天然为居士。(P35)今叶，字开五，俗名王郎，番禺人，诸生诗人，礼天然为居士。(P38)函诸，字诸，俗名王应举，号园长，东莞人，崇祯元年进士，绍武时，拜东阁大学士，后入肇庆补光禄寺卿，永历西奔，乃皈依道独隐居以终。(P39)今，字记汝，俗姓潘，名楫清、番禺诸生，国变后遂从受具。(P39)今舒，字舍予，俗名林梦锡，番禺诸生，礼天然为居士。(P41)今悟，字闻初，俗名谢长文，字雷航，番禺岁贡生，广州拥戴，授主事廷员外郎，乱后不复出，礼天然为居士。(P44)今惭，字顿修，浙江归安人，姓茅氏。年二十入雷峰受具。(P44)今吼，字说作，少以诗鸣，俗名王邦畿，番禺副贡生，隆武乙酉举人，广州拥戴以荐官御史，永历初去肇庆，及倾复乃遁归，礼天然。(P47)今音，字梵音，番禺曾氏，天然弟，诸生。(P47)今印，字海发，顺德人，族姓梁，名之佩，诸生。(P51)今严，字足两，顺德人，姓罗，名殿式，诸生。(P52)今壁，字仞千，东莞温氏，工诗善书，弱冠遭国变，为僧于鼎湖，后从天然，分座海幢。(P67)今毯，字雪木，东莞尹氏子，童年孓身入雷峰供洒扫。后充丹霞下院龙护园主。(P69)今龟，字角子，新会黄氏。今如，字真佛，角子之父。(P72)古贽，字缕白，名林上达，番禺人，诸生，礼天然为居士。(P74)古键，字铁关，顺德胡氏子。十八岁出世雷峰。(P74)古翼，字辅云，为王邦畿子，后返于儒，工诗。(P75)今住，字草庵，智山居士。南海人，名陈子升，字乔生。府学生，工诗。弘光间以明经举第一。隆武时，拜中书舍人，永历时拜兵科给事中，肇庆陷，乃归里，礼道独为居士。(P77)今鹭，字目藏，名樊应元，番禺人，乙酉举人，礼天然为居士。(P81)函义，字安老。俗名邝日晋，字无傲，南海人。官总兵，广州陷，张家玉起兵东莞，日晋率所部响应，晋都督同知。国亡礼独道为僧。工画。(P81)今睛，字迥无，名李廷标，番禺人，贡生，礼天然为居士，(P85)。

　　《番禺河南小志》提到明末清初在海幢等寺活动的僧人，除道独(空隐)、函昰(天然)、今湛(旋庵)、今无(阿字)、今释(淡归)等著名僧人外，还有今但(尘异)、今锡(解虚)、开云、古云(云庵)、古毫(月旋)，古昰(融虚)、古奬(愿来)、源子、正目、传严、法一(本无)、旭堂、契青(澄波)、相柱(余删)、相得(炯权)、隐禅、相盖(纯谦)、相润、宝筏(莲西)、达仞(壁立)等诗僧。可见，当时为僧者除一般穷苦百姓外，有一大批是原明朝文武官吏，一批知识分子，所谓遗民。还有一大批成为在家佛教徒，即居士。广州居士佛教发达，成为当时佛教界的一大景观。其中许多人集遗民、诗人、和尚(居士)于一身。

　　清初，全国共计有佛教寺院79622处，僧尼共118907人〔5〕。当时广州府有寺多少?有僧尼多少?目前尚不见有统计材料。但据康熙四年(1665)今无给天然和尚信中说“海幢……但食指不止一千，俱寻常悬度?……”句(《天然和尚年谱》P64)和今释《海幢寺乞米说》曰“海幢寺僧，不过百余人。近来渐渐粥饭不给……”句(《海上明珠集》P106)看，海幢一寺即有僧人一百多。时广州有五大丛林(华林、光孝、长寿、大佛寺、海幢)还有各县大寺及许多小寺庵，全广州府的僧人应是不少的。结合以上寺庙兴修情况看，说广州当时禅风复振是有根据的。

　　三、广州当年禅风复振的原因和结果

　　综合上述情况，结合一些资料分析，其原因我认为可归纳如下几点：

　　1.明清之际，正值王朝更迭，改朝换代之时。加之这种更替是满族的统治者取代汉族的统治者。这种取代又是乘明朝腐败，民生水火，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颠复了明中央政权之机进行的。所以，当时广州和全国一样，可说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交会在一起，尤其在广东，各种政治力量在反复较量，造成社会激烈动荡和不安。在这些矛盾面前，不少人现实生活和精神都找不到出路，希望救苦救难，这个时候，宗教，特别在中国生了根的佛教“求福求慧”，“往生净土”就证涅盘境界，即跳出生死痛苦的现世，到达涅盘解脱的来世的教言及其丛林，起了某种精神“保护地”的作用。所以不少人便相率暂时的或永久的跳出红尘，遁入空门，以求解脱。其中尤以前明的官员和士大夫为甚，普通百姓亦皆如此，造成僧徒大增的情况。

　　2.清朝统治者的利用控制。首先是清初皇帝信佛、鼓励了佛教的发展。清顺治皇帝笃信佛教。顺治十四年，先后延见京都海会寺憨璞聪和尚，玉琳通绣(即玉琳国师)、天童寺道忞禅师等入万善殿、悯忠寺等处为其说法。顺治还想净发出家，后为玉琳国师等劝止。康熙六下江南、凡至名山大寺，往往书赐扁额。他又将明末隐迹山林的高僧逐一引入京师，以便控制和吸引亡明士人。雍正对禅学颇有研究，自号“圆明居士”，曾辑《御选语録》19卷、和撰《御制拣魔辨异録》提倡用“周孔”思想指导佛学，从而统一佛教。他赞同斥异，甚至鞑伐得明朝遗民赞同的死去名僧。〔6〕

　　清统治者为了软化汉族官民的反抗斗争，似乎也作为一条“政策”来利用佛教这种“中性”的组织。如顺治七年(1650)，清定南王孔有德攻下桂林，当时南明永历大学士、督师瞿式耜端坐府中，孔有德派人劝降，不从，再劝其削发为僧，不再反清，瞿亦不从，最后遇害。〔7〕可见，当时反清者，只要落发为僧，即可放过。这里便透露出本文所述明朝那么多文臣，武将所以落发为僧的部分消息。

　　至于平南王、靖南王等及其部属资助、支持广州、广东佛教，一方面是为拉笼亡明官民，一方面也为他们自己着想，即为他们自己找条后路。他们一附一叛及他们不断拉笼天然和尚、淡归和尚便可看到其中一些微妙关系。〔8〕

　　3.当时广州亡明的许多官吏、士人所以成为僧侣，正如陈寅恪教授为陈垣先生作《明季滇黔佛教考序》所说的那样：“世人或谓宗教与政治不同物，是以两者不可参照合论，然自来史实所昭示，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明末永历之世，滇黔……以边徼一隅之地，犹略能毕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盖由于此。……其地之学人端士，相率遁逃于禅，以全其志节，今日追求当时政治之变迁，以考其人之出处本末，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9〕这段精辟的论述，同样适合当日之广东广州。

　　4.当时寺院兴建重修，在明末和顺治间多筑小庵以寄僧。到康熙中期后见多鸠工庀材，营建重修，如海幢、光孝、大佛寺等大刹。这也是当时广州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的一种反映。

　　其结果是保护了当时的一批文化人，同时保护和发展了作为岭南文化组成部分的广东佛教文化如有《海云禅藻》、《禅醉》、《徧行堂集》等诗文集传世。以及庄严壮丽的佛教寺院，如海幢寺、大佛寺等宝刹，保留至今。

　　由此可见，明清之际广州佛教的复振，是当时社会政治形势下的产物。然而我们认为，如果与之隋唐五代广州佛教之盛相比，本质上应把它看成是一种畸形的发展。这从当时佛教在理论上鲜有什么发展，和当时因僧人太多太杂的不好管理，广督已上疏有汰僧之议(《天然和尚年谱》P65)，以及迨至嘉庆以后，佛教日渐式微，便可证明。

　　注释：

　　〔1〕杨鹤书：《广东各民族中各种宗教信仰源流浅说》。《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4期。

　　〔2〕平藩、清、平南王尚可喜。

　　〔3〕靖藩、清、靖南王耿继茂。

　　〔4〕师、指达岸禅师、宋代僧人。

　　〔5〕杜继文主编：《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21页。

　　〔6〕同上书，第519～520页。

　　〔7〕张习孔、田珏主编：《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五卷(清、近代)，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8〕如尚可喜亲自柬请天然和尚于番禺雷峰海云寺。及今释为尚可喜等写《元功垂范》二卷等可见他们的关系。事见《天然和尚年谱》与《淡归禅师年谱》。

　　〔9〕陈桓：《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华书局1962年版，序言。

　　参考书目：

　　1.汪宗衍：《天然和尚年谱》新文丰出版公司(台北)1987年版。

　　2.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编印：《海上明珠集》载《番禺河南小志》，1990年12月(内部)。

　　3.吴天任：《淡归禅师年谱》，香港1988年自印。

　　4.清仇巨川纂：《羊城古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黄佛颐：《广州城坊志》，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原载：《佛教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1997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