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田

　　从明末以来的６00多年时间里，作为在珠江三角洲形成的首个粤语方言曲艺曲种的木鱼歌，因其具有鲜明的岭南通俗文学特性，故不仅曾在岭南地域的社会文化生活中有过重大影响，而且在国际文坛中也占有一席位置。在外地以至在外国，研究木鱼歌并有成果面世的学者大不乏人，其中仅旅美华人学者梁培炽先生编撰的《香港大学木鱼书叙録与研究》、《梁氏所见所闻木鱼书叙録》、《海外所见〈花笺记〉版本及其国际影响》，乃是我所见到的研究木鱼书的力作。然而，在木鱼歌的故乡，垂青木鱼书研究的学者却凤毛麟角，至今还没产生过一本较系统和较深入研究木鱼书的专著。存在这种状况，实是一大憾事。任百强君也为此而发出“实教人汗颜和忧虑”的感叹。现今，任百强君的《广东木鱼说唱史研究》即将面世，终于填补了在木鱼歌故乡没有研究木鱼史专著的空白，真教人高兴和值得庆贺。

　　木鱼歌是由唐代传入广东的佛教俗讲、变文及宝卷等逐渐发展演变而来，明末已在珠江三角洲形成了我省首个粤语方言地方曲艺曲种。本书从道教，佛教的角度去思考和论证木鱼歌的形成和发展，这无疑是一种正确和可行的方法。学术性史料性并重，资料翔实。我读了这部书稿，获益良多，由此引发起许多联想。

　　在我国民间曲艺的百花园中，木鱼歌被列入弹词类的吟诵体曲种，其最大的长处在于木鱼书的文学价值，而弹唱的音乐性却长期处于较原始和单调的状态恰恰是其所短。在封建时代，木鱼歌能吸引大批文人参与木鱼书创作，是一种很独特的社会现象。早在明代面世的木鱼书名著《花笺记》，肯定是由一位有较高文学才华而又不愿署名的才子所作，因该作的成功和产生的巨大影响，吸引和促进了大批文人，明清的下层文人们，一反封建文人历来对说唱文学的偏见和歧视，积极参与木鱼书创作，写出约有５００种以上，四五千卷的大量作品。但这批文人大多又未能彻底摆脱正统文学观念的束缚，仍视编撰木鱼书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故大都不肯在作品中署出作者的实姓真名。参与木鱼书创作的文人基本承袭了《花笺记》的路子，于是形成了木鱼书唱词文字的“半文半俗”，“半文半白”，既富文采，又通俗易懂，可雅俗共赏的岭南通俗文学的特有色彩和风格。木鱼歌唱词为基本七言韵文体，可读可唱，曾深受本地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家庭妇女的喜爱。在重男轻女的封建时代，困处深居的妇女们，通过阅读和传唱木鱼书，既能自娱自乐，也是一种扩大狭隘视野，知书识字的途径，为丰富妇女们的精神生活起着很大的作用。

　　正是木鱼歌的岭南通俗文学特色及其所富含的艺术魅力，引起了国际文坛的关注。据知，现今世界许多国家的图书馆，都有数量不等的木鱼书藏本，仅一部《花笺记》，先后就有多个国家的汉学家将其分别译成英、法、德、荷（兰），丹（麦）文本，在西方国家中流传。从18世纪德国文学的奠基者、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和哲学家歌德的日记中，也获悉这位世界文坛巨星曾细心地读过英人汤姆斯（Perter Perring Thomas）的英译本《花笺记》。

　　读了任百强君《广东木鱼说唱史研究》这部书稿后，触发我思考得最多的有二个问题，第一、这是诚所知第一本专门研究木鱼史的专著，任君能知难而上，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步步创新。正如作者所讲的：这本书所阐述的：只是木鱼发育、形长、发展过程中，企图接近真相的小小的一个证据链和意义链。本书其成就不容忽视。也有目共睹。

　　第二、是为什么在外地和外国能有众多的学者对木鱼书研究有兴趣，反而在木鱼歌的故乡却鲜有学者问津? 我想，这是一个有远因和近因的比较复杂的问题。这里且不谈远因，近半个世纪极“左”思潮的祸害恐怕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近因。

　　极“左”思潮很早就在我省进步文化界人士中显露苗头。解放战争时期，对木鱼、龙舟、南音等曲种深有研究的作家符公望同志（１９１１—１９７７，原名庞岳），继承借鉴木鱼，龙舟的说唱艺术形式、用广州方言创作出大量揭露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作品，如《古怪歌》、《黄肿脚》、《哑聋送殡》、《幡杆灯笼》、《火烧灯心》……文笔风趣辛辣而又通俗易懂。这类作品一经发表，迅速在香港，游击区以至国统区广为传播，为动员群众，教育群众发挥了很大的战斗作用。当时，曾有思想“左”倾的文化界人士对符公望同志的做法提出批评，由此引发起一场有关方言文学问题的论争。针对这场论争，邵荃麟，冯乃超同志合写了《方言问题论争总结》一文，并在香港《正报》１９４８年１月１日第６９、７０期合刊中公开发表，对方言之学的作用作出科学的评估，给“左”倾论点予以否定。

　　５０年代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间，由于极端强调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为纲”，造成“左”倾思潮日益升级，泛滥成灾。一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艺卫士的“左”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他们实际是背离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背离了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成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他们不论对何种民族文化，一律说成是精华是少数，糟粕是大量的，进而还说什么“越是精华越要批判”。他们对各种地方民族民间艺术，肆意上纲上线进行批判，只要给其挑出一根刺，就会被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至全盘否定。只因广东是祖国南大门，邻近港澳，被认为是受帝国主义文化影响侵蚀最早和最严重的地方，是阶级斗争最前线。故他们批判本地的民族民间艺术，动辄还添扣上所谓“深受帝国主义文化影响侵蚀”，“深深打上殖民地化商业化的烙印”的大帽子。色括木鱼歌在内，我省的地方戏曲，曲艺、民间音乐，全都受到“左”倾思潮的严重祸害，在“左”倾思潮泛滥年代，根本不可能会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左”倾思潮很长时间占据统治地位所造成的恶果之一，就是对地方文化艺术研究的扼杀，并由此导至艺术科研人才的断层。十年“文革”浩劫结束后，通过拔乱反正，基本清除了“左”倾流毒，但要彻底治愈受“左”倾祸害告成的伤害，也许要花较长时间。我个人认为，我省至今仍未建立起一支高水平的艺术科研队伍，艺术科研仍是文化部门的一个薄弱环节。当今，艺术科研人员的稀缺与拥有庞大的表演艺术队伍很不相适应，不能发挥艺术科研应有的在艺术科研仍处低迷的今天，故对任百强君的《广东木鱼说唱史研究》面世倍感可贵。但愿它“一石击起千层浪”，能推动包括木鱼歌在内的我省各种曲艺曲种的研究。在此，谨祝他的新书成功出版，并能早日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