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宋元交兵，天下大乱，客家先民又移入广东。宋代户口有主户和客户之分,后来者入客户，故有客家之称。罗香林先生的《客家源流考》认为宋元以前的北方汉民族南迁是由于战乱、饥荒的原因等造成的，是生存型的移民；而宋元以来客家迁移主要是开发型的移民，开发岭南山区，发展岭南农业。客家人祖先进入岭南历史虽然很早，但形成一个客家民的经济生活则约在宋元时代。其迁入地主要是闽西南、粤东的惠州、梅州偏僻山区一带，也就是史称客家第三次迁移。岭南客家人迁入地主要是属于山岚瘴气弥漫“瘴疠之乡”，如粤东的惠州、梅州偏僻山区一带。不过，至今在广东的山区，不再是穷乡僻壤的概念了。   

　　因为战乱，大批皇室贵族和朝庭显宦的“衣冠望族”及文人骚客。在迁移过程中仍然保持着望族的文化意识和封建宗法制度。他们有着比较高的文化素养，具有中原汉文化的气质和“诗礼传家”、“书香门第”的家风。来到南方集中居住在一个地方，在与当地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既保留着传统的中原文化，又影响和改造了当地文化，形成了传统中原文化和当地文化相结合的独特的客家文化。

　　在广东，客家包含着东江客家和韩江客家两个系统。东江流域是客家地区的中轴，它上溯江西赣南地区，下溯珠三角的东莞、增城等地，以龙川为轴心，上下伸延几百公里，构成一个近千公里的客家带，是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基础地。东江流域的客家人是混合型的客家人，是秦汉时中原人经长期与土著人融合同化而成，不完全是中原人。东江流域的客家人长期住在岭南的偏壤地带，一般都是以耕种安居为主，文化基础相对较低。但多次迁徙，培养了客家人敏鋭的危机意识和坚强的毅力。客家人性格固守传统，文化习俗保持得非常完整。崇尚读书，从文、从教、从政、从军在客家社会蔚为风气，重教尚学，以求学为改变命运之最佳途径。

　　东莞凤岗镇的客家人正是东江系统的客家，在凤岗既有广府民系，也有客家民系，据史料，凤岗广府民系先祖是从粤北的南雄到广州地区，后又逐迁到凤岗。从宋末元初到凤岗立村的广府民系人，至今已有近800多年历史了。而客家民系人，其先祖原在福建和江西两省，后南迁到粤东地区。而东莞凤岗的客家人莫过于黄洞村，两千多人口，浓缩了东莞所有客家村的历史文化，从聚居山中，到走出山区创业兴家。体现了东莞客家人由山而海的历史文化进程。这里的客家文化底藴极为丰厚，客家历史古迹随处可见，

　　在黄洞村的回龙庵内，所存《义建崇烈堂》等清代石碑上，所镌刻5万余字的碑文，记録着凤岗的立村定居十三位先祖公应清廷“招耕”之诏而至凤岗开垦的“创世纪”故事。碑文有述：“国朝鼎盛之初世路险波前民逃散田芦半就荒矣”，“蒙霜披露，披荆斩棘而筑居”，寥寥数语，便把客家先人初入东莞的艰辛、勤劳刻划得淋漓尽致。至今已有近500多年历史了，客家人已成为凤岗人口的主体。而这种精神至今仍然得以延续，成了东莞客家人在东莞创业、生活的精神写照。

　　一个民系成立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有共同的语言。客家民系的共同语言就是客家方言。客家话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定型下来，形成一种有别于汉民族共同语的独立的、纯洁的、活泼的和丰富的客家方言。而东江流域的客话语音则比较复杂，惠州、东莞客话语音五花八门。同一县，同一乡镇，语音声调也不尽相同。而在四周都是讲广州话、莞城话的非客语地区的凤岗黄洞村，讲的却是近千年以来世世代代讲的就是被誉为“阿姆话”的纯正的原生态的客家话。

　　黄洞村至今还保存着的何、郑、蔡、曾、刘等姓氏《族谱》记録了凭着勤劳、勇敢和智慧的黄洞村客家人前辈南迁后云集闽西深山密林的石壁村，蒙霜披露，艰难创业。清朝初期，清政府实行“海禁”及“招耕”政策，社会较稳定，经济复苏，凤岗人口有所增长和发展。后来，清朝解除了“海禁”，世界资本主义复兴，世界各国列强，纷纷把魔爪伸向中国，一方面他们以经商为名，敲开中国禁闭的国门，大量掠夺中国丰富的资源，另一方面大量招募廉价的中国劳工，在清代末年,社会动荡，兵匪盗贼横行，长期困守在贫穷落后的穷山区的凤岗人，为了谋求生活出路，被“卖猪仔”到了异国他乡。开始时，凤岗的客家人多数到南洋的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鸦片战争后，又有许多青壮年出洋到拉丁美洲的牙买加、苏里南等国，到了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期间，又因人们逃避战乱，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再次向南迁徙。许多青壮年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谋生。因此，凤岗人口增长又相对减少了。而有数千人就择居在凤翔蓝天、黄龙出洞的黄洞村，由此而成为华侨较集中的乡村之一。黄洞三百多间侨房见证了华侨爱国爱家之心。凤岗本地人口只有2.1万人，却有3万多名华侨华人分布在世界36个国家和地区，是广东著名的侨乡。

　　客家人初到凤岗，难免与居住时间较长的本地人，甚至不同姓氏之间的客家人之间，也会经常发生争斗冲突。加上当时世道又不好，又居于宝安、惠州、东莞三地交界处。为维护本村和自身的安全利益，各村同姓的客家侨商纷纷出资回乡建起了碉堡式的建筑。这些碉楼不同于开平的碉楼。它们一般都呈四方型，最矮的为两层，最高的为八层，楼层高约三米，建筑面积大约为二十多平方至四十平方。楼层和楼梯多用厚实木板铺设，通达住宅。以泥、沙、石灰，甚至用糖水和糯米饭混入土中制作碉楼墙面。墙体十分坚固，连钢钉也打不进。战乱时可躲在碉楼里避难。碉楼的各层四周都设有大小不一的枪口，以扺御外敌。碉楼顶层雕有各式中西风格的图案。作为客侨最大特色的建筑，如同开平碉楼，在凤岗各个村落里稀疏而分散地分布着没有经过统一规划的碉楼120座。在黄洞客家村里就有十五座，这种西方风格与中国古典风格巧妙结合于一体的混合体建筑，在中国建筑史，甚至于世界建筑史上，都是富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这是一种集防卫、居住和中西建筑艺术于一体的多层塔楼式建筑。在这种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背后，藴含着凤岗客侨走出封闭居所，漂洋过海、远赴海外经风雨见世面的历程，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外来的新鲜事物，延伸与传承了客家人坚韧的生命毅力，从西方引入的财富、智慧以及审美观念。是凤岗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见证。它不仅反映了侨乡人民的艰苦奋斗，保卫家园的一段历史，同时也筑就成了一种独特的历史艺术长廊。

　　凤岗碉楼体现了其一部海外客侨的血泪史，从一个 “上海滩”时代的藤箧可以看出当初客侨前往海外，是如何将全身的家当与未卜的前程，装入这样一个简陋的藤箧里。这藤箧里，收藏着客侨所用过的洋伞等生活实物、照片、信札。他们背井离乡，忍辱负重，在其“衣锦返乡”的背后，隐藏着说不尽的痛苦磨难。正是他们以每一块掰出得血汗的钱，在家乡斥资建造可保一方平安的碉楼，以及学校塾堂。以寄托他们拳拳的思乡情切。

　　客家围龙屋是客家人为维系宗法社会秩序和环境需要而建的，是由客家民系共同心理素质形成。它保持着聚族而居的习惯。围龙屋最早建于唐宋，客家人采用中原汉族建筑工艺中最先进的抬梁式与穿斗式相结合的技艺，在丘陵地带或斜坡地段建造。通常可以容纳几十个甚至几百个人住在一起，藴含着客家同宗血缘凝聚力，围龙屋从封闭向半封闭再到开放式的转变，反映了客家人作为一个民系由弱而强，反客为主的历史变化。这种民居的外形或圆或方，有如堡垒。是中国封建自给自足生活的典型缩影。而在东莞凤岗，却以碉楼的形式表现出来。

　　最简单客家民居是一长方形的居室，正中是堂屋，两侧是住房，流行于粤中、粤北的一些贫苦山区。其他的以门楼屋、堂屋横屋为基本类型。刻着移民痕迹，大的围龙屋，一座占地达20亩，高达33米，一般为3－5层不等。整座大楼只设一个大门。门板厚实坚固。大围楼屋内开有水井，一层是杂物房、牲口栏及厕所等；二层多是粮仓，也可住人；三层以上住人。所有房屋厅堂，都按族内小家庭的多少，沿内圆周间隔而成。而在凤岗则以排屋形式出现。

　　在凤岗，这两种有别于一般客家地区的建筑——排屋和炮楼。很好地保存客家原有的文化。前者是客家建筑继土楼、围屋之后的第三种建筑形态，充分体现了东江系统客家文化特色，后者和开平碉楼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所区别。凤岗的炮楼和排屋的文化价值是客家文化由山及海新阶段的标记。正如珠江文化学者黄伟宗所言，“凤岗完全可称作‘客家第一珠玑巷’、‘客侨文化之乡’。凤岗应努力‘建一个现代客侨生态文明镇’。”目前，凤岗一镇就保存的炮楼群及成片的排屋楼，密度之大，保存之完好，这都是凤岗印证客家文化由山及海的“无价宝”。

　　客家话与客侨文化

　　罗康宁罗康宁：广东省政府参事室原副巡视员，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在我国各大民系中，最重视母语的，莫过于客家人。“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 这一世代相传的格言，反映客家人对母语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对于客家人来说，母语不仅是他们的交际工具，而且是这个民系的重要标志，是这个民系在思维模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特有精神的结晶，是他们祖先传下的文化遗产。研究客家地区的文化，不可以忽视客家话。

　　黄伟宗教授等专家学者通过对凤岗镇深入考察调研，提出“客侨文化”的新命题。本文试从客家话入手，就凤岗客侨文化的特点进行探讨。

　　一、从客家话音系特点看客家人对传统的固守

　　客家人都知道，自己母语的前身就是祖宗居住过的中原地区的古汉语。

　　中原地区是历史上大多数皇朝的统治中心。统治者要控制幅员广阔、民族民系众多的国家，就力图统一文化；而要统一文化，首先要统一语言。几乎每个皇朝建立后，都进行一次“正音”，即对字音定出新的统一的规范，作为“官韵”。经过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官韵”便成为民族共同语。同时，中原一带又是历史上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争夺之地，游牧民族几番入主中原，所带来的语言与那里的汉语互相冲击，又互相融合，使汉民族共同语发生两次裂变，从而形成雅言、正音、官话三个不同的音系，它们都是“中国古代的‘普通话’”〔1〕。在2004年的“岭南文化发祥地”论坛上，我已论证粤语来源于雅言，并保存着雅言的基本因素。那么，客家话来源于哪一阶段的汉民族共同语？我认为来源于两宋前后的正音，并保存着正音的基本因素。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将客家话与正音的音系进行对照：

　　1．雅言有一整套塞音韵尾，与鼻音韵尾整齐对应：-m/-p、-n/-t、-/-k。正音保存着塞音韵尾，但处于弱化状态。北宋邵雍作《声音倡和图》时，已将－t、－k尾韵字与阴声韵相配，而不是按《切韵》系统，以入声韵承阳声韵。苏东坡《念奴娇·大江东去》中的“物”、“壁”、“雪”等字，在《切韵》中分属不同韵尾，而在这里变成了同韵字。而闽西、赣南一带的北片客家话塞音韵尾弱化为喉塞音－，与中原正音一致；唯以梅州为代表的南片客家话仍保存着-p、-t、-k ，疑与粤语的影响有关。

　　2. 雅言中的全浊音声母，在正音已经清化。而客家话古全浊塞音、全浊塞擦音字均发为送气清音。例如“辩白”声母都是p‘，“地道”声母都是t‘，“旧件”声母都是k‘，“自造”声母都是ts‘。

　　3. 正音区分尖团音：尖音（精组细音）字发为齿音，团音（见组细音）字发为牙音。客家话基本保存着这一特点，古“见”组字不论在洪音或者细音前统统发为舌根音声母k、k‘、 ，例如“见”字发k声母，“去”字发k‘ 声母，“研”字发声母。

　　4．正音没有翘舌音，这是它与官话的明显区别。而客家话古“知”、“精”、“照”三组的塞擦音以及擦音声母合流，均发舌齿音。唯南片有个别古“知”组字跟“端”组合流，发为t声母，例如：知ti。啄tuk。

　　5．塞音韵尾是构成入声的基本因素，正音保存着塞音韵尾，因而保存着入声，构成平上去入四声。客家话保存着这一特点。

　　以上事实说明，客家话比较系统地传承着正音的音系。

　　雅言和正音在今天的中原已经失落。明朝起定为共同语的官话，吸收了大量游牧民族语言的成分。因此，以维护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客家人便将正音作为“祖宗言”而世代传承。这里的“祖宗”不仅是客家人自身的祖宗，也可以说是整个民族的祖宗。台湾著名客家文化学者罗肇锦教授就将客家话称为“最后期的汉语”，并说：“客家话是汉语的一支，是承传汉文化不可或缺的语族，放弃它就是放弃文化遗产，切断文化延续的脐带。”〔2〕可见，客家话对正音的传承，反映了客家人强烈的民族意识。无论迁徙何处，包括远涉重洋，始终固守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

　　二、从客家话分布特点看客家人的开拓开放心态

　　“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另一方面，就是不恋土。客家话是我国七大方言中唯一不以地域命名的方言。从其分布格局来看，客家话也不是集中于某一区域，南方大多数省份都有大小不等的客家方言区。除粤、赣、闽交界处为连片分布之外，其余都是跟其他汉语方言或者少数民族语言杂糅，形成各种各样的“双方言区”或“双语区”，以及星罗棋布的客家方言岛。这些客家方言区、客家方言岛，有不少远离中心区（梅州），并处于其他方言包围之中，那里的客家人依然固守“祖宗言”，且与中心区在语音上保持基本一致，通话没有障碍；同时，对其他方言、其他语言持“和而不同”的态度，不轻易接受其他方言的同化。凤岗镇就是一个缩影，境内12个村，其中10个通行客家话，共计14000多人；2个自然村通行粤语，共计4000多人，形成客粤方言杂糅的格局。

　　客家话特殊的分布格局，是客家人迁徙历史的印记，也是客家人文化心态的体现。广府人与客家人同属汉族移民，而迁徙的路线与方式各不相同。广府人的迁徙多是一次到位的。以南北朝时期迁入南江流域的陈氏家族为例，这个家族原居住于颍川郡鄢陵（今河南鄢陵县），南朝梁时，为避战乱，族人陈法念举家沿湘桂通道一直迁至泷州（今广东罗定），“以孝义教化溪峒，所至镇俗戢奸，盗贼屏息”〔3〕，因而被当地峒僚拥戴为首领，并被敕封为世袭的地方官。这个家族不仅成为当地的主人，而且成为南江流域最显赫的望族。当时还有一批颍川陈氏族人迁至西江中游，也成为土著民族首领与地方官，包括苍梧（今广东封开及广西梧州）太守陈坦，康州（今广东德庆）刺史陈预，勤州（今广东云浮富林）刺史陈君页，西江督护陈伯绍，以及高要渠帅陈文彻、陈文戒兄弟等，形成了雄踞一方的势力。梁朝太清年间，时任西江督护、高要太守的陈霸先起兵平定侯景之乱，所依靠主要就是这股势力。陈霸先也不断扶持这股势力，使之越来越强大，西江中游及南江流域许多土著居民纷纷改姓陈，这一带成为陈氏的天下。客家人则不同。正如李如龙教授在《方言与文化的宏观研究》一文中所指出：“客家先民是在几次战乱中逐步南迁的，唐宋之交，他们又为了逃避战祸从江南赣北来到比较平静的闽西赣南，初来时，唯恐藏之不密，只往僻静的山里跑。况且他们是最迟南下的中原人，好地方也已经住满了先到者了。到了宋元之交和明清之交，那里也成了战场，他们以汉人正宗自居，以天下为已任，参加了抗元、抗清的勤王部队，继续南下来到粤东粤北。他们何尝不想下山到珠江旁谋生活，但立即就有了尖鋭的‘主客之争’。于是成了‘凡客皆住山，无山不住客’的局面。只是到了清初‘复界’，他们才有机会来到坚壁清野过的荒凉的沿海。”〔4〕凤岗的客家人正是在清初“复界”之后应召迁来开垦的，他们原先落脚于赣闽交界，后迁粤东北山区，几经转折纔到达凤岗，跟宋末由珠玑巷到凤岗立村的广府人杂处。虽然他们在人数上处于优势，仍称广府人为“本地人”，说明“其漂泊感要强烈得多，所以，他们不可能有一个地域的命名，永远是‘客’”〔5〕。“永远是‘客’”意味着不停地迁徙，不停地开拓新家园，不停地与新的民系、民族和谐相处，永远保持开放的心态。正由于这种心态，到清朝中期，随着“海禁”的锁链松脱，凤岗一些客家人便开始走出国门，漂洋过海。及至咸丰年间，更多客家人作为“契约华工”被贩运到东南亚的马来亚等国，开采矿山，开垦殖橡胶种林等劳役工作，有些还被贩运到南美洲的苏里南、牙买加等地。这些“契约华工”虽然地位低下，但经过努力拼搏，终于创出了自己的事业。两百年来，凤岗人出国谋生一直没有间断，至今已有华侨（包括华人）16000多人，分布世界五大洲36个国家和地区；另有港澳台同胞15000多人，成为东莞市重点侨乡之一。在海内外客家人的共同打造下，凤岗客家文化逐步发展成独具特色的客侨文化。

　　三、结语

　　综上所述，客家话在音系上保存古代正音的特点，反映了客家人对文化传统的固守。客家话在分布上与其他方言杂糅的格局，则反映了客家人的开拓心态与开放精神。这两方面看似矛盾，其实是有机统一的。

　　只要回顾历史，就不难发现：中华文化本来具有开放传统。两千年前，正是“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派遣使者，开辟了海陆两条“丝绸之路”，使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认识中国。唐代，陆海两条丝绸之路有了进一步发展，作为两条丝绸之路起点的长安和广州，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大都会。那时中国的开放程度，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可惜这种开放传统一度中断，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两百年。” 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无疑并不代表五千多年的中华文化史，却足以令开放传统在大半个中国失落。以凤岗为代表的客侨文化正是传承着中华文化的开放传统，从而成为珠江文化以及整个中华文化中的一个亮点。

　　注释：

　　〔1〕《中国古代的“普通话”——访音韵学家郑张尚芳》，《光明日报》2006年12月26日。

　　〔2〕罗肇锦：《方言与文化》，湘里妹子学术论坛》东西南北中，2005-3-12 。

　　〔3〕民国《罗定县志》。

　　〔4〕李如龙：《方言与文化的宏观研究》，《暨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4）。

　　〔5〕谭元亨：《客家源流考中的史识问题》，《守护客家文化的尊严》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8.7.

　　（戴胜德：广东省文史馆馆员、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