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与海内外专家学者，近年多次深入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考察，发现该镇是祖国南方重要客家侨乡之一，移民海外的华人、华侨，是该镇常住人口的近2倍，遍布36个国家和地区。著名学者黄伟宗、司徒尚纪、谭元亨、郑佩瑗在该镇调研后认定的“客侨文化”，在海外繁荣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这一文化定位在闽粤赣客家侨乡乃至世界各地亦极具普遍性、创造性和科学性。如福建省永定县下洋镇、广东省大埔县高陂镇等著名侨乡亦有同类乡情。正如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长黄伟宗教授等在《整合古今资源，开拓“客侨文化”》的调研报告中指出：“何以称‘客侨文化’？该镇在海外的华人华侨，主要是客家民系的后裔。以此称谓更具体而确切，这可与其他民系有别，又以此而更有普遍意义，因世界各地属客家民系后裔华人华侨甚多，从而无论在海外或是在其故乡，古今中外资源均富，故以此新的称谓而将其作为一个新的文化领域去开拓，更有创意和新意。” 〔1〕

　　客侨文化是炎黄文化即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文化形态。作为客家后裔同时又是印尼华侨，笔者对“客侨文化”感到格外亲切和激动。因为炎帝、黄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由于他们的伟绩丰功，启开了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序幕。“炎黄子孙”，是我们民族的共有称谓。源自炎黄文化的客侨文化是我们的智慧神灵，鼓舞着亿万客家人（包括侨居海外的客家后裔们）在世界各地创家业，建功勋，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笔者从事海外名人传记的撰写工作。在长期的调研、采访实践中，深感客侨文化国际意义及其影响重大，特别是与海外客家名人的成长、立志、拼搏关系极为密切，对海外华人、华侨与客家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以拙着《罗芳伯传》、《胡文虎传》、《李光耀传》〔2〕为例，客家后裔远离故土，迁徙海外，他们念念不忘炎黄先祖的开拓精神，坚持以客侨文化构建共和体制，发展商业社会，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如同东方巨龙腾飞在五洲四海。“他们以自己是‘炎黄子孙’为自豪，而正是为了这个有着光荣历史的祖先，也为了祖先留下的中华文化事业，炎黄子孙们兢兢业业，努力发扬开拓的伟力与日益奋进的精神。”〔3〕

　　一、以炎黄文化、客家文化和华侨文化结合的典范——客侨文化

　　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在海外客家名人中，推动炎黄文化、客家文化与华侨文化的传承、衍变和传播，进而成为我们今日认定的事实上的客侨文化，追溯历史首功当属罗芳伯。多少年来，世人崇尚华盛顿。因为，这位从未受过正规教育、坚持自学成才的北美英雄，在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中赢得胜利，缔造了美利坚合众国。连战功显赫、勋业彪炳、雄心勃勃、独霸欧洲的拿破仑也五体投地地赞叹，华盛顿尽善尽美，子孙后代将怀着敬意把他作为一个伟大帝国的缔造者来谈论。到那时，我的名字将在革命旋涡中消逝。“但是，谁能想到，在炎黄子孙中也有杰出的贤能可与华盛顿平分秋色。近代伟大的华族领袖罗芳伯于公元1777年在婆罗洲创立的兰芳共和体制，较之华盛顿1787年正式创立的美利坚合众国还早十年。丰功伟绩，可谓千古絶唱。”〔4〕

　　这是炎黄子孙的荣耀，更是我们客家人引以为自豪的伟大创举。经考察证实，罗氏上祖原居闽西宁化县石壁乡后迁广东。罗芳伯于干隆三年（1738年）出生于广东梅县石扇堡。在坤甸建城（1771年）的次年，即1772年5月，罗芳伯与一批热血客家青年飘洋过海，从乌石海边登上婆罗洲（今印尼西加里曼丹岛）。当时，岛上社会治安极为混乱，土匪横行，海盗称霸，烧杀抢夺，无恶不作，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罗芳伯与婆罗洲首领苏丹结拜兄弟，团结战斗，带领各族民众，平定内乱，镇压首恶，励行法治，声望如日中天。

　　苏丹在胜仗后履行诺言，按原先签订的协议“功成后另致重酬”，将大半婆罗洲划归罗芳伯管辖。据历史学家罗香林着《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证实，苏丹划归罗芳伯的“领土所届，东起加巴士河上游之新董，西扺婆罗洲西海岸，北达邦戛，与三发相接，南扺加巴士河流域，凡今日印尼所属西婆罗洲，多属其范围矣。”〔5〕

　　罗芳伯随即领道华人和当地土著组建“采金公司”，开发当地金矿资源，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时，他以特有的政治魄力，于1777年创立共和体制，定名为“兰芳大总制共和国”，成立政府行政和司法机构，制定法典，民众共同实行，国家元首（大唐总长）和公务官员的任免均由全民投票决定，在世界诸国堪称第一。罗香林指出：”兰芳大总制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虽有疆域大小之不同，人口多寡之各异，然其为民主国体，则无二也。”〔6〕

　　难能可贵的是，罗芳伯兴建的共和国坚持以炎黄文化、客家文化和华侨文化结合的典范客侨文化立国，构建和谐社会，以客侨文化提高海外华人的素质，让客侨文化得以在西婆罗洲延续和发展。罗香林经调研证实：罗芳伯“特好读书，常怀炎黄大志。气量宽宏，喜怒不形于色。又独才艺，诸子百家，多所知晓，而文学亦所优长。”〔7〕

　　据史料记载，罗芳伯自干隆三十七年（1772年）深秋登上西婆罗洲，即在坤甸兴办学校，传授客家文化并与当地华侨文化结合，繁衍出新兴的客侨文化，为其日后建国培训了大批人才。在兰芳大总制共和国建立后，罗芳伯以政府名义发布公告，要求各地公费创办学堂，尊师重教，全民均享有受教育权利，以客侨文化为立国之本。印尼第四任民选总统、印尼客属总公会荣誉主席瓦希德指出，以大兴客侨文化为己任的罗芳伯，“以历史贡献而论，罗芳伯不亚于华盛顿。罗芳伯堪称与华盛顿并列的世界伟人之一。”〔8〕

　　罗芳伯把客侨文化传播到东南亚，在西婆罗洲创立共和，发展经济、文教龢民生的业绩，当年在国际间也产生了良好效应。18世纪90年代，也就是兰芳十五年间，国际学者纷纷登上兰芳大总制共和国首府东万律，考察研究，给予高度评价。1785年创刊在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报》于1793年6月8日在一版头条的报导中指出：“兰芳大总制共和国元首即大唐总长罗芳伯的神奇贡献，贵在与当地婆罗洲苏丹有机联络在一起，协调各族民众，推行原始的雅典式的共和体制，经济亦有规模发展。国力虽后于西方诸国，其意义却不逊于1787年华盛顿当选为第一任总统、实现联邦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主共和走向。”〔9〕这一“贡献”的文化根基，正是炎黄文化、客家文化和华侨文化结合的突出典型，也就是客侨文化最初形成的文化形态。显然，客侨文化是迁走的文化，流动的文化。正是从这种迁走流动的发展长河中，积淀出了客侨文化。

　　随着全球“客家热”升温，罗芳伯在海外创立共和体制，弘扬客侨文化，构建和谐社会的功绩，在国际间进一步传播。虽然兰芳大总制共和国仅延续10代、108年，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遂为荷兰殖民者入侵吞并，但在2003年4月12日，印尼雅加达举办的国际媒体罗芳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专家仍高度赞扬了罗芳伯的历史丰功：“以推行共和体制功绩而论，我们客属先辈罗芳伯的贡献不亚于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是世界共和体制的先行者和缔造者之一，实为我客家民系之骄傲，全球华族之光荣。”〔10〕亦是客侨文化在海外发扬光大的又一丰碑。2006年2月中旬，香港凤凰电视台开辟评论《罗芳伯传》专题系列节目，并以《消失的华人国家：兰芳共和国》为题在《凤凰网》展开讨论，引起众多网民关切。由中国新闻出版社主办的《中国与海外》杂志2007年5月号发表《开创共和体制，比美还早十年》，并加“编者按”指出，在海外毕生宣讲客侨文化的客家领袖罗芳伯，“谱写了一曲创立民主共和的雄伟史诗。”可见客侨文化国际意义及其影响之重大。

　　二、为海外客侨文化发展历史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

　　祖籍福建省永定县金丰里的爱国侨领胡文虎，从小就立志“做个炎黄好儿郎”。他童年最爱唱的客家儿歌《月光光》，长大成为“万金油大王”后仍不离口：“月光光，照四方；唐人街，夜茫茫。人生就为一口气，佛爷也争一炉香；阿妈盼我快长大，做个炎黄好儿郎。”〔11〕

　　无独有偶，1986年7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炎黄儿女》一书，其中《胡文虎：爱国是华侨天职》一文，热情地赞扬了这个“炎黄好儿郎”的爱国爱乡精神：“胡文虎先生虽然长期旅居海外，但他不忘祖国，总是希望自己的祖国繁荣强大起来。他认为爱国是华侨的天职。”〔12〕而支撑着胡文虎爱国精神的，正是极具丰富深厚内涵和智慧的客侨文化。

　　胡文虎的父亲胡子钦早年旅居缅甸仰光，悬壶济世，开办“永安堂”国药行。他人在海外，心却在家乡。“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接受传统文化，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当胡文虎10岁时，胡子钦毅然把他送回故乡的私塾就读。”〔13〕

　　胡文虎在故乡永定土楼的私塾学堂里，刻苦学习传统文化，从“人之初，性本善”，直至“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他一一记在心上，以“炎黄好儿郎”的人生标尺严格要求自己，成为他毕生追求的精神支柱。几年后，他重返南洋，对祖传的“永安堂”国药行来个变革，中西医术结合，运用现代医药科技，成功研制万金油、八卦丹、头痛粉、清快水，每年营业额达叻币1000多万元。1920年，胡文虎把他的大本营从仰光迁往新加坡设立“永安堂”总行，在发展庞大现代药业的同时，创办拥有《星洲日报》等16家巨大的报业集团，每年营业额提高至叻币1.2亿元，成为东南亚乃至全球屈指可数的商业巨星之一。

　　但是，胡文虎名震环宇，并不是因为他是五洲名列前茅的豪富，而是因为他毕生弘扬客侨文化，本着“取诸社会，用之社会”、“财聚人散，财散人聚”的忠义信条和人生哲理，规定每年所得利润的25%（后又增至60%），捐赠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制订并实施在全国兴建“千所学校”、“百所医院”的宏伟规划。特别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胡文虎在“抗日战争中，捐赠的药品和财物为华侨之最”。〔14〕为海外客侨文化发展历史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

　　为了团结海外广大客家乡亲，更好地弘扬客侨文化，做好联谊联心和恳亲工作，1923年春，由胡文虎拨出巨资首创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客属总会”。每年或半年聚会，他都提议开设“客侨文化课”，请专家学者讲课，有时自己上台演讲。1937年清明节，林伯渠代表陕北苏区人民致祭黄帝陵，宣读了毛泽东、朱德的祭文，歌赞炎黄二帝神奇伟力，光照千秋，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敬表决心，以拯救祖国民族的命运为己任，继承炎黄勤劳勇敢，不畏强暴，永不屈服，自强自立的精神，“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消息传来，海内外炎黄子孙意气风发，人心大振。胡文虎即于1937年4月10日召集“南客总”大会，认真学习毛泽东、朱德的祭文，“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扺抗”。他在大会上说：“现在正是国难当头，我们要发扬炎黄精神，团结一致，奋力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坚决打败日本鬼子！”在他的号召下，“南客总”又为祖国抗战捐款300万元叻币，在五洲四海传为佳话。〔15〕更显示客侨文化在民族危难时刻的英雄本色和文化特征。

　　1941年2月下旬，胡文虎应邀飞往重庆参加“参政会”。周恩来特意指示《新华日报》精心做好胡文虎重庆之行的宣传报导。2月22日该报在一版显着地位发表文章，盛赞这位海内外知名的客家后裔的爱国热情：“胡氏宅心仁慈，广济博施，十几年前即决定提存永安堂赢利四分之一为慈善公益专款，后逐年增至十分之六。盖胡氏之言曰：自我得之，自我散之，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二十年来慷慨输财，或办公益，或作善举，或助建设，或资抗战达千余万元之巨。抗战以后，胡氏付资于义捐或公债者达数百万元。又胡氏对文化事业亦甚致力，所办星系报业各大报，盛誉中南。”新中国诞生后，胡文虎在香港三次致函中南军政委员会转呈政务院周恩来总理，表示他愿意继续捐赠巨款，致力于祖国公益事业。他写道：“文虎对救济社会，既多年尽力，兹于政府展开新政，自当竭诚拥护，率先提倡。” 〔16〕表达了海外客家华侨对祖国、对人民政府的赤诚之心，亦为客侨文化的发展注入爱国爱乡的无私理念。

　　三、以客侨文化核心价值观推进经济腾飞

　　在海外客家名人中，祖籍广东省大埔县高陂镇唐溪村李光耀的卓著贡献，在当代是举世公认的。他以炎黄文化、客家文化和华侨文化结合的客侨文化核心价值观，推进新加坡经济腾飞，在天然资源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创造了现代化建设的奇迹，在上世纪80年代一跃而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为客侨文化在海外的传承树立了光辉典范。

　　1959年6月5日，新加坡首届自治政府宣誓就职。35岁的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光耀当选为总理。当时，新加坡内忧外患，经济困难重重，简直就是一个贫困的“小渔村”。但是，李光耀在议会上以客家人的硬气坚定地说：“斗争是复杂的，但无论多么激烈的斗争，都动摇不了我们发展经济的决心。”“我深知前面的道路是崎岖曲折的，可能还会出现政治局势的不稳定，给种族主义分子和其他不良分子以可乘之机，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和有利条件，一定要把新加坡经济繁荣的新局面开创在我们手中，刷新莱佛士时代以来的最新纪録。”〔17〕

　　而李光耀说的“充分的信心”，正是来自客侨文化坚强毅力和英勇奋斗的宏大气魄。扎根在新加坡人民心中所产生的强大精神动力。1989年3月5日，新加坡茶阳（大埔客属）会馆举行成立131周年庆典。新加坡共和国总理同时又是该会名誉会长李光耀发来《献词》指出：“要举办各种活动，发扬传统价值观，使人们免受西方价值观的侵蚀。”“要加强一个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需要不懈的努力和去芜存菁的精神。”1994年10月15日，当选为北京国际儒学联合会名誉理事长的李光耀在成立仪式上致词：“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特别是1959年到1969年那段艰辛的日子，使我深深地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过儒家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新加坡人民有群体的凝聚力，能够以务实的态度，来看待治理国家和解决社会的问题。” 〔18〕而李光耀强调的“价值观”正是客侨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海内外炎黄子孙对于先祖筚路蓝缕开拓文明的煌煌伟业与卓越成就，报以数千年的长久敬慕，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衍化成一种自强不息，努力奋进的民族精神。所以，对中华文明进程具有着决定性意义的时代之领袖——炎帝、黄帝，历经数千年的雨雪风霜，非但没有因岁月的久远被忘却，反而在其神秘的色彩渐渐消褪之后，获得了人们的拥戴，幷且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的祖先。新加坡人口中有76%是华人、华侨，其中大总理是客家后裔，客侨文化是他们共同的信念，特别注重五伦，也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李光耀对于客侨文化“核心价值观”大力推崇，他说得好：“他们（新加坡人）把社会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而不接受美国人那种无限度的个人主义。”“这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是一致的。” 〔19〕

　　正是由于李光耀高瞻远瞩，用客侨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武装新加坡人民的头脑，励行廉政，严肃反贪，建设清洁、高效、实干为民的政府，产生了神奇的力量，力促“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搭上国际经济快车，在现代化建设之路上飞奔。

　　在客侨文化哺育下成长的海外客家名人还有马来西亚保护神“大伯公”张理、吉隆坡的建设功臣叶亚来、蜚声中外的“锡矿大王”姚德胜、名标星座的香港客属大慈善家田家炳、首获国际金奬的印尼巨擘张弼士、乐善好施的泰国著名侨领伍佐南等无数精英，难以一一列举。

　　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民族龢民系对于文化而言，既是载体亦是主体。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指出，民族龢民系文化“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20〕客侨文化历千年而不衰，经交融而会通的进程中，培育了艰苦奋斗、厚德载物、协和万邦的文化特征和道德品性，成为海外客家人生存、发展的内因，并使我们客家华人、华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居于海外文明的领先地位。客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进程，而推动这一进程的是移民——从中原辗转渐次南迁的客家先民及其后裔。与前所述，客侨文化是迁走的文化，流动的文化，强烈地保存着炎黄文化和客家文化的特色，更具开拓进取性，极强的凝聚力和创新力。由此可见，客侨文化与炎黄文化、客家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既各具特色而又融为一体，在国际间影响重大，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特别是对海外客家名人的成长和造就更具无可估量的推动和扶助作用。因此，深入研究、考证客侨文化与炎黄文化、客家文化的源流，创新客家学的立论架构，现实与历史意义极为重大，必将激励广大海外客家华人、华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2009年金秋修定于闽西客家祖地

　　注释：

　　〔1〕

　　《广东省政府参事建议》2009年7月15日第55期。

　　〔2〕张永和、张开源：《罗芳伯传》，印尼和平书局出版社2003年7月版，2003年评为印尼华文优秀作品一等奬。张永和：《胡文虎传》，鹭江出版社1989年2月版；新加坡崇文出版社1993年4月再版。张永和：《李光耀传》，花城出版社1993年8月版，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再版，1994年评为“全国优秀畅销书奬”。

　　〔3〕尹靖主编：《中华文化大观》，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420页。

　　〔4〕《罗芳伯传》第12页。

　　〔5〕罗香林：《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以下简称《西》），香港中国学社出版社1961年6月版第40页。

　　〔6〕《西》第109页。

　　〔7〕《西》第33页。

　　〔8〕《罗芳伯传》第5页。

　　〔9〕《西》第290页。

　　〔10〕印尼雅加达《和平日报》2003年4月13日第1版报导：《国际媒体聚会雅加达，研讨罗芳伯生平》。

　　〔11〕《胡文虎传》第25页。

　　〔12〕《胡文虎传》第10页。

　　〔13〕《胡文虎传》第29页。

　　〔14〕《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2月26日第5版报导《胡文虎研究取得新成果，海外人士称赞是侨史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15〕新加坡《星洲日报》1937年4月11日第一版报导《南客总隆重集会，发扬炎黄精神，坚决抗战到底》。

　　〔16〕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编：《山与海的思念——周恩来与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2月版第338页。

　　〔17〕《李光耀传》第293页。

　　〔18〕《光明日报》1994年10月16日第3版《李光耀在北京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仪式上的致词》。

　　〔19〕《光明日报》1994年10月16日第3版《李光耀在北京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仪式上的致词》。

　　〔20〕黑格尔：《历史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2月版第104页。

　　（张永和：作者简介详见本书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