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士堂，俗称小礼堂。位于中大南北校门的中轴线上，坐南向北。从南大门进去不远，就看见了它那别具一格的半园形的緑色琉璃瓦厅堂和地下室。地下室只有一半在地下，有一半是露出地面的窗户。要从左面或右面绕过去后，回过头来，才看到它那西式的，高居于好几级台阶上的大门。大门顶上，是一条走廊。走廊两端各连着一座方形的四层（连那半地下室）塔楼。我在中大四年的快乐和不幸的时光，所有节日、假期，除了上图书馆以外的时间，都是在和东面三楼那个大房间里渡过的。我有机会进入这个令我魂牵梦萦了一辈子的大房间，是我到中大后不几天的事。

　　1957年，高校新生録取结束不久，全国性的反右运动进入了深入揭批阶段。新生録取通知发出不几天，急急忙忙又补发了延迟报到的通知。但因为我早就作好了离家的准备，接到第一次通知三天后我就出发了，并没有接到第二次通知。到校时，一切新生接待工作都还没有开始，是当时二年级的戴素同学（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还以为她是老师）请示领导后，带我到今天研究生院一楼（当年地理系男生宿舍），安排我在03号房间里住下后，然后给了我一个月饭票。并带我去见识了饭堂，告诉了我打饭的办法，叫我好好休息后就告辞了。晚上，一个人看着那孤灯，无事可做，我便拉起了我从家乡带来的小提琴。

　　琴声很快就召唤来了两位住在楼上高班的男同学。自我介绍他们是学生会干部，叫我有什么事可以找他们帮忙。闲聊不久就告辞了。一会儿，又来了三位男同学。一位是真正的合浦廉中的校友，叫唐乃焕，一位是合浦北海一中的陈业裕，一位是和他们玩得最好的柳州的同学，叫秦启万。他们是从刚才回去的学生会干部那里，知道我来自合浦，来认老乡的。后来因历史机遇，1980年代，我又有机会和秦启万同事了十几年。

　　最初几天，白天整天，我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晚上就在宿舍里自娱自乐地拉小提琴。

　　过了不几天，一个黄昏， 我正在拉提琴的时候，戴素同学突然到房间里来找我，对我说，现在有一项很重要的社会工作需要请我去帮忙完成。原来是请我到中大广播站去担任文艺组组长工作，负责组织安排全校性的音乐广播编辑任务。并说，原来的组长是中文系毕业班的同学，已经分配工作，但因为找不到合适人选接替她，弄得其他同学已经离校，她还不能离校。现在知道我在中学时，一直是搞这方面工作的学生干部，所以经党委宣传部研究决定，紧急派我去接替她的工作。明天上午她来和我一起到广播站去办交接。

　　广播站就设在怀士堂东面那座塔楼上。三楼的小房间是文字编辑室，四楼是广播室。文编室对门那个大房间就是文艺（音乐）编辑室。

　　来交班的老组长已经在等着我们了。原来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吴侬美女。高挑的身材，雪白的肌肤，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简直镇得我都有点不敢开口说话了。

　　原来要求我做的工作是，编辑安排每天三次文本播音后播放的音乐节目，和晚上10点到10点30分播放的纯音乐节目内容。按播放顺序把节目填写在节目单上，幷且把相关音乐节目的唱片也按顺序排好后，一起送到播音室一个带隔子的小柜子里，就算完成任务了。每天轮值的播音员上班时，就按照节目单播放。效果如何，要由编辑负责。如感到站里唱片的内容不够满意或不合形势需要，便从广播节目报上选择，把节目内容填上节目单后，再在广播报上对应的地方用红笔标示出来就可以了。播音员便随时打开收音机切换。

　　她在介绍完整个音乐节目编辑工作的内容和流程后，指给我看了办公室南面和西面贴墙上，存放着大量古今中外的唱片的一排高高的多格大柜。她说，除此以外，你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要负责保管学校乐队的全部乐器和礼堂左面小房间里的一部钢琴。此外每个月还要到财务处领30元到新华书店添置新的唱片。在清点完乐器，到琴房看了钢琴，把全部钥匙交给我后，她就匆匆地走了。戴素在告别前，除预祝我工作顺利外，再次对我强调了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并说这是党委对我的信任，希望我一定要认真做好。第二天，我便轻车熟路地担当起编排播放音乐节目的任务了。

　　站内保存的大量外国古典音乐胶木大唱片，都是1949年前岭南大学留落下来的。解放后添置的都是些国产的小型张。到我掌管后，每个月添购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有色的薄膜唱片了。除了唱片，房间中还有两张长桌拼成的大方桌，摆着一部当时国内还很少见的进口钢丝録放机和一部电唱机及其他办公用品。房间东面的落地玻璃大门外，是一个方形的露天阳台。

　　由于我很小就受到过西方音乐的浸润，也阅读过不少与古今中外音乐家和他们作品相关的书籍，虽然生于穷乡僻壤，有很多曲目没有听过，但相关内容还是知道的。面对站内大量古今中外的名曲唱片，我一有空便一张张地听过去。特别是在没有月亮，满天繁星的晚上，我常常就是独自一个人，打开编辑室东面那扇落地玻璃大门，坐在那露天阳台的一张摇椅上，在西洋音乐的优雅、甜美、快乐、悲伤或庄严神圣的气氛中度过的。

　　我接管工作后，充分发挥了那些珍贵老唱片的作用，按乐器或曲目分专题播放了很多名洋古的世界名曲。如在月明风清的晚上，就播放一些小夜曲，在闷热难当的夏夜，就放一些明朗轻快的小号和欢快的小步舞曲，在晴朗凉爽的晚上，就播放一些协奏曲或交响乐。对现代歌曲，我絶不望文生义，一定先听过一遍后，发现旋律不好的，不管题目和歌词怎样革命，我都会给它打上×号打入冷宫的。因此当时师生们每天所听到的音乐，除了名洋古中外高雅曲目外，所有现代歌曲，也是旋律优美，在社会上获得过好评和广泛流行的。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习惯，虽然经过了几次政治运动的洗礼，但来自旧社会和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还有不少，青年学生中，思想意识和艺术修养，也没有完全被简单化和浅层化的流毒洗涤尽净，因此对我编播的音乐，都非常欣赏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那时候，每个月30元的添置唱片费，买薄膜唱片可以买4、5张了，但薄膜片多是些应景式的作品，常常是不入我的法耳的。我往往把钱存起来，专买那些録制名洋古器乐或经典民歌和优秀革命歌曲的硬电木唱片。当时还有一个很好的曲目来源，就是面对知识分子，以播放外国名洋古音乐和中国古典曲目为主的，广东省广播电台第三台的节目。

　　当时党委宣传部直接和我联系的是一名叫邬和益的老师。他可能也就是整个广播站和学生会的领导。在我音乐节目编辑成功后不久，有一天他突然找到我，又交给了我一个新的任务。说学生会组织了一个全校性的合唱队，但找不到合适的队长人选，特别是指挥。经过有关领导研究，决定请我担任。幷且说要马上开始紧急训练，准备作为元旦晚会的第一个节目演出。我听了后，不仅没有半点胆怯的意思，相反却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心里想道，这是一个多么露脸的工作呀！我中学 6年，虽然参加过无数次的文娱活动，但哪里想到过有一天会站到一个大学的指挥台上，去指挥大学生唱歌，而且还是指挥堂堂有名的中山大学的大学生呢？经过认真选定歌曲，并经过宣传部同意后，很快就开始排练了。

　　当我站到那队全校挑选出来的，青春亮丽的男女队员们的面前时，才真正十足地显示出了我丑小鸭的形象。我不仅长得矮小，而且穿着又是那样土气。幸好第一次见面是邬和益老师和我一起去的。见面后他不仅当面把我大吹了一通，幷且还是有意为我壮胆似的，从始至终参加了我们的第一次排练活动。发完歌单，当我试了一下，所有队员中，能真正开口唱歌的，特别是会读简谱的竟是如此寥寥时，我的心便淡定下来了。随着排练的深入，我在音乐素养上压倒性的气势，终于取得了大家的拥护和信任。第一次演唱的曲目忘记了。但很多演出的镜像，还历历如在目前。

　　第一次正式演出是1958年的新年晚会。在刚盖好不久的简易大礼堂里，大幕未拉开前，由两位非常漂亮的女生，从舞台侧面，扶着许崇清老校长，来到了台前的中央。当追光灯聚到他的身上被大家看清时，立刻爆发出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在掌声还没有完全停止时，他就对着一个女生手中的麦克风，颤巍巍地说道，孩子们，新年到了，祝大家新年好！他的话音刚落，立刻又爆发出了一阵几乎要掀翻那座并不很牢固的简易礼堂似的掌声。当他在学生的搀扶下，在追光灯中慢慢退入幕后时，大幕也随着慢慢拉开。这时合唱队和我都已经站好了位置。在我指挥棒一个预备动作过后，一阵振奋人心的，充满青春活力的，歌唱党，歌唱社会主义好的歌声便迅速响遍了整座礼堂。这种盛大演出场面，虽然只经历过四次（四次元旦晚会），但却给我留下了终生永不磨灭的印象。

　　学校明确我担任校合唱队长前后不久，系里又通过戴素找我，要我担任地理系文工团团长的职务。地理系师生总人数不多，但人才济济，学生会工作非常活跃。组织起来的，是一个完整的文工团。下面还分合唱、话剧，舞蹈和乐队四个队。合唱队长就由我兼任了，话剧队队长是由我们班的梁承义同学担任，舞蹈队长由地质专业的叶尔康担任，乐队队长由自然地理专业的袁策明担任。梁承义还是校话剧团的重要成员，笔杆子。我后来所写的很多歌，都是由他作词的。同样叶尔康也是学校舞蹈队的主要骨干。她和她们班的李湘卿、王谨言三人，不仅是地理系文工团的台柱子，也是学校舞蹈队的主要台柱子。地理系的文娱工作，在全校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我还被其他系的学生会邀请作过音乐辅导报告。

　　1958年，大跃进的浪潮在全国各行各业中全面兴起，群众文化运动也掀起了一股写诗、绘画和作曲的高潮，除了歌颂党和社会主义好以外，各种革命事业和各种英雄模范人物，也纷纷得到了全面的歌颂。党委宣传部还举办了一次全校性的创作歌曲比赛。为了响应号召，我在新华书店搜购到了一册薄薄的作曲法，恶补一下后，根据我多年音乐素材的积累，和我对党的檏素的感恩情绪，很快便写出了我的第一首深情地歌唱共产党的《不完的歌》，并获得了全校性的创作奬。于是一发不可收拾，接着为校合唱队和地理系合唱队写出了《地理系系歌》、《邢燕子之歌》（以郭沫若的诗为词）、《向秀丽之歌》、《通讯兵之歌》、《民兵进行曲》、《大学生之歌》等等歌曲。

　　1960年，是我在中大进行音乐活动的高峰年。可能是国际关系变化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需要，广州市还由市群众艺术馆出面，组织了全市大学生合唱队。排练由当时的朱光市长作词的《珠江大合唱》等革命歌曲。我在校合唱队中，选出了几位唱得较好的队员，和我一起代表中大参加了市合唱队。第一次活动时，朱光市长亲自接见了全体队员，并讲了话。结合当时的饥饿情况，大谈了歌唱特别是大合唱在鼓舞群众斗志中的作用。幷介绍了他们当年在延安艰苦环境下照样坚持唱歌的经历。他说道，现在虽然困难，但你们起码还有“无缝钢管”吃，我们那时，连“无缝钢管”也吃不到，有时甚至要啃草根树皮。最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什么是“无缝钢管”。后来经过大家议论后，才明白他讲的是我们那时全天候在吃着的唯一蔬菜——蕹菜。

　　《珠江大合唱》排练好后，群众艺术馆还组织了其他文艺单位，一起举行了大型音乐演出晚会。我有机会第一次踏上了中山纪念堂那庄严神圣的舞台。以后还有两次机会进过纪念堂。一次是和日本青年访华团联欢。当时中日青年合唱的，由日本青年合唱团写作的《亚洲之歌》歌单，我至今仍保留着。另一次是莫斯科国家大剧院巴蕾舞团访华演出。那次出席的观众档次很高，普通人是很难有机会参加的。但那时因为写歌，我经常到市群众艺术馆请教音乐部主任，和他已经非常熟悉，可能是为了激励我罢，那次他主动地给我弄到了一张第 5 排座位的票。当我这个像乡巴佬一样的青年堂而皇之地走到那个座位面前时，很多人都对我投来了诧异的目光，怀疑我“有无搞错”。对此，我是不屑一顾的。很快我就被舞台上精美絶伦的布景和精湛的舞蹈艺术吸引了。直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但乌兰诺娃在圣桑《天鹅之死》大提琴声中，作为一个垂死的天鹅慢慢躺下的身影，仿佛还在目前。

　　1961年毕业前夕，广播站决定把当年得到的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名额授予给我。由于我不谙世事，为了鼓励接替我工作的一位物理系同学好好工作，我坚持让给了他。如果我当时接受了这项奬励，后来或许有可能改变我不幸的命运。

　　根据我对学校作出的奉献和学习成绩，我以为毕业后，一定是被分配到能让我发挥专业特长的单位的。谁知最后却是被贬斥到了贵州一个只有6000人的，边远落后的山镇中，担任外语教师工作。后来得知，因为我在班里得罪了某个重要人物（不肯兼作班文娱委员），1959他不但把我当班里的白旗拔了出来。毕业分配时还给我写上了一条“此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走白专道路，不能重用”，宣判我终身政治死刑的鉴定。

　　但是，不管命运之神如何折磨，在生活底层历尽坎坷，只要我回忆起在中大怀士堂那段充满青春幻想和快乐幸福的时光，和那些美妙的音乐，我始终激励着自己，千万不能就此沉沦。打到四人帮只一年时间，我就以翻译专著《地理学的理论问题》，给中大地理系在全国地理系和地理学家面前争了光。今天，我终于还是有了以一位大学教授的身份重回康乐园，一睹我那魂牵梦萦了半个世纪的怀士堂的机会。我多么希望能有机会在怀士堂再放声高歌一曲：最美不过夕阳红！

　　（邝福光系中山大学经济地理专业1961届毕业生，广西钦州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