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夏天，中山大学的考生放榜，地理系録取了七名学生。但到了1950年夏天由于同学参军和转系，七名学生中上学的实际只有邓国锦、范信平和毛赞猷三人。到了秋天，广东文理学院的同级生合并到中大，这个年级增加了黄玉昆、董汉飞、刘育民、黎积祥、李雁芳、黄洁萝等同学，共同在中大完成四年的学业。 

　　我们求学的时候，地理系的教师共有：教授—吕逸卿（系主任）、罗开富、叶汇、梁溥、徐俊鸣，副教授—缪鸿基（1950年归国），讲师—钟衍威，助教—黄润本、陈家修九人。还有一个专职的工友刘炳松。

　　从1949年到1953年，我们国家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在中大也经历了洗心革面的变化。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我们入石牌读中大实际是11月底才开始。

　　上学开始的几个月真是少不更事，上正课也上邪课。地理学是罗开富老师开的课，上课第一天，他介绍给我们几本参考书，找了其中一本美国教材《General Geography》，指定我们课后每人选读一页并译成中文；地质系的陈国达老师教我们地质学，第二次上课便带我们到鸡笼岗一带野外认识花冈岩和球状风化；气象学由黄润本老师带领，全系同学每日轮班到学院近郊的气象站记録天气，这些我们称之为“正课”。课余要学会打桥牌、跟着高年级神聊，甚至跑到农学院的农场“摘”木瓜，这都是我们的“邪课”。那时我们系二年级学生2人（黄进、曹叨孚），三年级学生3人，四年级学生2人，全系学生十多人。一个年级的学生人数少，上正课有时还是老师到宿舍面授，上邪课便不分系、不分年级了。

　　从1950年夏天陆续开展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影响着学生的学习秩序。一部分文科师生下乡参加土改，同时也组织学生参与中央组织的少数民族区域社会调查。范信平是被选送参与工作的调查队员。抗美战争开始，全国掀起的参军参干运动在蓬勃展开，持续近三个月的运动激励了我们的爱国热潮，我们系被批准参加空军的有两位同学。紧接着在广州市开展的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斗争，我们班大部分同学都参与了。当时我被派在广州市五反指挥部的报导部工作，并参与了按广州行业划分的对五毒的斗争。对不法商人的欺行霸市、投机倒把、破坏抗美援朝恶行的揭露，同时教育了自己。这些政治活动哪一项都会让我们热血沸腾地投身其中，都是触及灵魂的政治洗礼。

　　蒋军对沿海轰炸，苏联空军要进驻广州，我们便参与飞机场的修建；广州市要办大型的华南土特产交流展览会，会址后来成为广州文化公园，我们又投身到巨幅经济地图、立体模型的制作；随着三反（反贪污、反官僚主义、……）的深入发展，学校开始思想改造运动，我们更责无旁贷参与其中。

　　虽然政治运动不断，学校并没有正式停课，从一年级到三年级地理系的课程断断续续地开着，也进行期终考核；各门课程的短途实习和省内的野外考察，用系里申请到的微薄经费维持着。我们到过粤北进行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实习一个星期以上，受到系友、韶关市副市长的招待。叶汇老师带我们去台山广海一带地貌实习，在广海还打听怎样才能找到船去上下川岛。这下麻烦了，军管化的派出所怀疑我们：每个人有背包水壶，是坏分子？或者要偷渡？虽然我们有学校的介绍信也无济于事，在那电讯不畅的时代难以和学校联系，把我们扣下来等着吧。猛然间叶汇老师想到了，找派出所的人说：广海邻乡的端芬中学校长是我的学生，可以找他证明！这样一来我们才被限令离境，余下的实习进程告吹了。

　　在学校内开展的忠诚老实和思想改造运动，应该算是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批判的第一次。从1950年到1951年的政治运动中，我们是在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造中对自身世界观的改造，思想批判对象是自己。而1951年底到1952年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从形式上看，老师是学生的批判对象。

　　忠诚老实运动就是教师写自传，交代自己的历史；思想改造运动就是教师检讨资产阶级思想。运动的形式是师生共同学习，但学生不需要在会上“交心”。经过初步改造提高了政治觉悟的学生，不会让老师的检讨一次过关的，有时学生的“帮助”并不实事求是，师生的矛盾和隔阂由此形成。缪鸿基老师看我绘图能力强一点，他曾经找我为他投稿的文章绘插图，我曾拒絶接受他给的稿费。运动来了，我竟将这种小事也上纲上线，划清和老师的“阶级界线”，老师还是诚恳地一次又一次接受批判。然而这个时期的思想批判还是和风细雨的，和后来岁月的暴风骤雨式批斗不能相比。

　　思想改造运动的胜利果实是全面复课，是大规模的院校调整。

　　1952年秋天，我们从美丽的石牌校园，搬迁到同样美丽的康乐校园，广州市的文科、法科和理科大合并重组成综合性的中山大学，而广东文理学院的师生另组成华南师范学院。

　　新中大在教学上和生活上产生变化：教师在教学环节上学习苏联采用了课堂讨论方式，师生自由备课。在中国地理课程上，徐俊鸣老师组织我们分头备课，为讲解中国各省区地理师生交流。我们已是四年级了，大家都在考虑毕业论文，而选题也是“百花齐放”的，例如董汉飞选题是气候学方面，黄玉昆选题是地貌学方面，我选题是土地利用方面，我们没有专业做框框，也都与毕业后从事的植物地理学、地质学或地图学不相符。康乐的宿舍比较少，在石牌我们四个同学一室住单人床，到了康乐便要一个大室住十个同学上下床，我们到系实习室自习更经常了。国家普遍发给大学生助学金，我们的生活有了保障，12元一个月的公费伙食都非常满意。

　　指导我毕业论文的是钟衍威老师，选题是：广州市芳村区土地利用研究。这是一项外业填图和农业经济分析相结合的课题，钟老师多次带领我野外工作、具体制定土地利用分类和图例系列，指导对芳村土地利用的分析，使我较好地完成地图编制和论文的习作。他沉稳的性格和严谨的治学作风，培养了我细心的学习态度。文化大革命中钟衍威老师被迫自杀，在他的笔记本中查出我的北大地址，而这时我正被作为特嫌收审，这个期间对我们的严厉审查是可以想见的。我永远怀念钟衍威老师。

　　1953年8月，我们大学毕业生离校集中到石牌进行毕业教育，由中共华南分局陶铸书记做服从分配的动员报告。经过近四年的政治教育，絶大多数的同学是无条件服从分配的。但也让我们自填志愿，我的志愿是服从分配、没有填留在广东的志愿，于是我被宣布分配到北京大学工作。那时的动员和组织工作是很紧凑的，况且我们已经不属于中大的学生，三天之后，全体毕业生都踏上去工作岗位的征程。

　　（毛赞猷系中山大学地理系1953届毕业生，北京大学遥感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