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匆匆，半个世纪过去了。想当年，我们都是朝气蓬勃、血气方刚的年青人。中山大学五年的学习生活记忆犹新，五十年的人生道路却各有甘苦。我们确有许许多多可歌可赞、可悲可叹的“古仔”。我在玉门关外的西陲大漠生活了二十四个春秋，只有苦劳，没什么功劳。但也确实有很多故事值得追忆。罗布泊科学考察是我在新疆24年的地理科研工作中最为艰苦但也是最有意义的研究项目。这里记述的也是不少人至今依然关心的，但却又感到难以理解的。

　　1980年6月17日，我国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队队长彭加木先生，在考察罗布泊地区时不幸遇难。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作为当年考察队的成员，尽管已回到江南故乡，但当年那震动中外的科学考察，那令千万人深感焦虑与不安的彭加木遇难的新闻，依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多年来，每当我安静下来，就会回想起罗布泊考察的艰苦而难忘的岁月，以及在那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寻找彭加木先生的情景。岁月的流逝，并没有冲淡人们对那次影响深远的科学考察事件的记忆，我身边不少朋友，至今仍常常问及我有关罗布泊考察和彭加木遇难的许许多多他们认为迷惑不解的问题。以下是我对彭加木的遇难和寻找他的日日夜夜的追忆。

　　六月中旬，灼热的阳光，已将被喻为“死亡之海”的罗布泊荒原烤得如同闷热的蒸笼，中午的气温高达40摄氏度以上。此时，由彭加木率领的新疆科学分院罗布泊综合考察队，按原定计划完成了自北往南穿越罗布泊乾涸湖盆的考察任务后，于米兰农场作了短暂的休息，本应打道回府了。但在彭加木的建议和坚持下，又继续东征，沿着阿尔金山北麓的戈壁沙漠艰难前进。彭加木先生此时的计划，是绕罗布泊乾涸湖盆考察一圈。

　　六月十五日，考察队到达只有地名但毫无人烟的库木库都克。在那里，精疲力尽的队员们发现，所带的汽油和水都存量不多了，汽车面临断油，人员面临断水的威胁。面对茫茫大漠，向前走，走不到敦煌，往后退，回不了米兰。考察队当机立断，通过随队的无线电台，向米兰大本营发出了紧急求救讯号，大本营又迅速将这一讯号急电人民解放军乌鲁木齐部队。很快就收到了乌鲁木齐部队的复电，复电要求考察队就地待命，并告知马上组织营救。

　　十七日上午，八名队员都在帐篷内休息，等待部队的救援，唯有彭加木先生独自坐在帐蓬外的北京吉普车里看材料，写日记。在任何时候，彭先生对时间总是抓得很紧。但此时的彭加木先生，就围遶罗布泊一圈继续考察一事，与精疲力尽的队员们之间，已产生很大分岐。中午十一时左右，一队员走出帐蓬，发现彭加木不在吉普车内。半个小时后，仍未见彭先生回来。

　　彭加木离开了队伍，他是在没有与队员打招呼的情况下走的。他这一走再没有回来，并在国内外引起激烈的反响。

　　彭加木是寻找水源去了，这是在他走失后，在他所坐的吉普车内他遗留下的一张纸条得以证实的。这张纸条写道：“我离此去东找水。”

　　彭加木先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寻找水源的：第一，他深知水与考察队生死悠关，面临即将断水的严重威胁，他为了实现继续考察的目标，但又不愿增加国家对这次考察的开支。他知道，请求急救的电报发出后，部队肯定组织营救，动用直升机或将考察队全部撤走，或将水和汽油空运来。对彭先生来说，前者意味着他新的考察计划不能实现，这是他不希望出现的事情；后者呢?彭先生曾对队员们说过：“用飞机运水，费用太大了。”这是他离队去找水的第一个原因。第二，在彭加木的记忆中，在库木库都克附近有可供饮用的泉眼。四月下旬，我作为罗布泊考察队的先遣队员，在完成了路线考察之后，曾和李江凤先生一道，直接向彭先生作了详细汇报，其中谈判，在罗布泊东侧有一个被命名为“八一泉”的泉眼，目前还有一股较大的泉水往外冒，水质偏咸，但勉强可供饮用。彭先生听到这一情况甚为高兴，当即记于笔记本上，并说：“看来，围遶罗布泊乾涸湖盆作一次考察，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彭加木毕竟不是地理学家，他对地图和地理方位缺乏准确的辨别能力。“八一泉”距库木库都克约25公里的东北方向处，如果他真要去寻找“八一泉”，只能“去东北找水”，而不应是“去东找水”。同时，在当时的气候条件和罗布泊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二十余公里的距离，对一个年过半百、身带疾病的人，是难以走到目的地的。

　　彭加木独自离队去找水，在考察队中引起了强烈的惊动。余下的八名队员，尽管对彭先生坚持继续考察的做法颇有意见，但他们都预感到，彭加木找水未归，将会出现何等严重后果!队员们迅速行动，兵分两路，在库木库都克附近展开了寻找活动。从中午十二点开始寻找，直到傍晚八时多，八名队员拖着疲惫的两腿回到帐蓬，但彭加木的去向却杳无踪影。天黑了，队员们在帐蓬边架起了乾枯的红柳枝，燃起了熊熊篝火，并将随队带来的近三百只信号弹连续发射。这一行动，直到天明。队员们深信，如果彭加木迷了路但仍活着的话，在这荒无人烟的大漠中，夜间应该看见篝火和信号弹强烈的光亮，从而根据方向寻找队伍，或发出相应的信号。可是，这一切都没有收到如期效果，彭先生依然无影无踪。

　　十八日早晨，考察队向大本营发出了彭加木外出找水未归的电讯。不幸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新疆科学分院和乌鲁木齐部队。新疆科学分院的领导十分震惊，当即派出由彭加木的亲密朋友、副院长陈善明为首的处理组，披星戴月，昼夜兼程地赶往出事地点。与此同时，乌鲁木齐部队和驻疆空军某部，也于十九日起派出地面部队和飞机到现场搜索。为了稳定彭加木和考察队员的家属，新疆科学分院领导除及时向中国科学院作了汇报外，在分院内对这一消息实行了严密封锁。直到六月二十二日，新华社乌鲁木齐分社记者赵全章先生，偶然打听到此消息，并于六月二十四日，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赵全章报导的关于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中失踪的新闻。据说，根据新疆科学分院领导的意见，赵全章本想先发个“内参”，但新华总社却作了公开的报导了。电波越过万水千山，在神州大地上激起了强烈的震荡。

　　据彭加木的堂弟、广州乐团一级作曲家彭家幌先生提供的资料，彭加木原名叫彭家睦，参加中国共产党后，依谐音自己改作“加木”，意为立志为共产主义添砖加瓦，作铺路石子。他出生于原广东省南海县，现为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槎头村。他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是一位从事生化研究的专家。遇难数月前，才由中国科学院任命为新疆科学分院副院长。他高瘦的个子，黑黑的皮肤，具有广东人特有的敢于冒险、富于开拓的精神。他说话的声音不高，但带有浓重的广东口音。他体质瘦弱，双目近视，遇难时已年过半百，但走路、讲话都十分精神。这位在上世纪60年代已身患絶症，却依然在科学战线上顽强拼搏，被树为当时中国科学院标兵的科学家，斗志坚强，治学严谨，是科学战线上的斗士。

　　作为一位专家，彭加木是当之无愧的，人们把他喻为科学上的铺路石子。他一生中的大部份心血，都凝结在边疆科学的事业上，从充满热带风光的海南岛，到林海茫茫的西双版纳；从东南沿海的荒凉海岛，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新疆阿勒泰草原，到处都有他艰辛的足迹。彭加木对天山南北一往情深，那里既是他事业的重要基地，也是他人生的最后归宿。

　　罗布泊地区位于新疆的东部，地处甘、青、新三省(区)的交界处，那里曾有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罗布泊，但上世纪70年代之后，罗布泊变得滴水不存，彻底乾涸了。罗布泊地区约二万平方公里，中外学者普遍认为，那里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未被弄清楚的地区这一。罗布泊的“游移”和乾涸问题，曾给亚洲文明带来光辉一页的楼兰古国的兴衰原因，罗布泊的环境变迁及其对新疆、以至整个亚洲内陆环境与气候带来的影响等科学问题，虽然在中外学者中展开了长期的争论，但始终是一串未解之迷。那里是众多学术公案的发源地。

　　彭加木早就对罗布泊产生强烈的兴趣。他曾对我说过：“为了揭开罗布泊神秘的面纱，摸清那里可供利用的自然资源，回答国外某些人在罗布泊问题上的奇谈怪论，二十多年来，一直盼望有一天能深入罗布泊作一番全面的考察”。彭加木说：“罗布泊地处我国的领土之内，但为什么过去对这个地区的介绍和报导，多出自外国人之手?这种情况，难道不要改变吗？”

　　彭加木是四月下旬才结束海南岛的一项考察任务，匆匆赶到天山脚下的乌鲁木齐的。为早日实现深入罗布泊考察的愿望，他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中。在他动身往罗布泊考察的前夕，他一位老朋友的妈妈，曾关切地对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了，还到那么苦的地方干啥?可千万别把老骨掷在那个地方呵!”当时，彭加木爽朗地笑着说：“我这次就是准备把老骨头掷在罗布泊了。为了科学，果真如此，也在所不惜。”谁能料到，他讲这番话时的笑声犹存，就传来了震撼中外的恶耗——失踪了。

　　彭加木失踪后，党中央和全国人民极大关注。自失踪当日起，新疆科学分院、乌鲁木齐部队及有关部门，就组织开展紧张的寻找活动。飞机低空搜索，地面拉网式寻找，甚至训练有素的警犬和知名痕迹专家，都参加了寻找彭加木的行列。这段时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几乎每天都播发寻找彭加木的跟踪报导，询问彭加木下落的信件，雪片般飞往新疆科学分院院部。不少人自告奋勇，要求参加寻找彭加木的队伍。更多的人则在遥远的异地，为彭加木的平安默默祈祷：但愿彭加木化险为夷，回到人间。

　　在此期间，有关彭加木的种种謡传不径而走。有的说，彭加木从中蒙边境逃出国外，带了一批絶密资料投靠某一个大国去了。有的说，彭加木被某一大国秘密劫走，已成了这个大国的座上客。有的说，彭加木被国内“毛派”分子作为人质抓走了。更离奇的是，国外有报导公开声称，彭加木在大洋彼岸与某某著名人物的“侄子”曾出现在一家高级酒店共餐。一位自称为“道士”的甚至扬言，彭加木在考察中乘一只“麒麟”，已飞往“神秘的天堂”。此外，还有人怀疑，彭加木是否掉进了沼泽深处，或者，那里是否还有乌斯曼匪邦的残余势力?彭加木是否被他们劫持走了？等等，等等。

　　种种謡传使寻找彭加木的热度不断升温，千万人在期待着来自现场的佳音。但是，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彭加木的失踪再次增加了罗布泊神秘的色彩。

　　夏天的高温酷热，给寻找工作带来了重重困难。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罗布泊白昼的气温高达40摄氏度以上，中午的地温可达70摄氏度，人们难于立足，即使是训练有素的警犬，也无法扺挡热浪的冲击，嗅觉失灵，而且老是往汽车底盘下钻，被迫走动时，只能用三只脚跳动，以便腾出一条腿，避开滚汤的地面。那里沙丘密布，盐殻纵横，汽车行驶其中，总发出堆土机般隆隆的声音，每行走一公里多，水箱又要开锅。盐殻锋利，战士们新穿的解放鞋，一天之内鞋底就会被盐殻削干。酷热伴着风沙，但身上不见汗水，有的是沙尘与盐份胶结在一起的“保护层”。宝贵的水只能满足解渴之用，洗澡、洗脸，甚至刷牙都是絶对不可能的。体力消耗极大，条件如此艰苦，夏天的寻找活动是不能长久的。新疆科学分院决定，待初冬到来时，再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寻找工作。  

　　新疆的秋天是十分短暂的，夏天一过，漫长的冬天就降临在天山南北。

　　期望失踪的彭加木能“活见其人，死见其尸”，用事实来驳诉种种謡传，同时对罗布泊东侧继续开展多学科考察，同年十一月初，新疆科学分院组织了一支多学科的专业队伍，再次开进罗布泊荒原。

　　这支队伍由当时的新疆科学分院副院长王熙茂负责和指挥，乌鲁木齐部队从哈密驻军中抽调了一个排的兵力加入了寻找队伍，大本营设在敦煌某防化连，配备大小汽车十七辆。这次既寻找又考察的活动，时间接近两个月，涉及范围约一千平方公里。

　　来自哈密緑洲的部队，是在彭加木遇难的消息余波仍在神州上空逥荡，千万人依然在谈论彭加木之时，突然接到紧急的命令，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战士们个个朝气蓬勃，一声令下，马上披甲上阵，离开军营，迅速乘火车扺达柳园，再转汽车奔赴敦煌。到敦煌之初，他们都无法瞭解身负的具体使命，不少战士还以为上前线打仗。安顿之后，任务明确了，战士们摸拳擦掌，共表决心，即使最苦最累，也想办法找到这位著名的科学家。

　　很快，这支由科学工作者和年青战士组成的队伍，在王熙茂副院长率领下，浩浩荡荡，离开了敦煌緑洲，历时三天行程，来到了彭加木离开营地的库木库都克。我们就在那里安营扎塞，开展再次寻找彭加木的活动。

　　这次寻找方案是周密的。首先，在大比例尺地图上划分了寻找作业区，并提出了重点寻找方向和区域。具体行动是由近到远，逐步向外围扩展。科技人员与部队战士混合编组，每组4-5人，配备报话机、望远镜及其他必要用具。为防止组员失散，组长手持红旗，组与组之间一般保持50米的距离，在库木库都克附近进行反复搜索。

　　罗布泊的初冬虽无酷热，亦无沙暴，但已属寒冷。此时的罗布泊，中午仍需大衣作伴，晚上就可想而知了。我们住的虽然是棉帐蓬，但没有供暖设备，犹如一个日渐降温的冷库。为了获得一点点温暖，每个晚上，我们都拼命地挤在一块，相互之间的“亲密”程度，简直到了“心跳之声相闻”了。我们的生活用水和一切后勤供应都来自敦煌，载重汽车往返拉运一次需七天时间。水显得比任何东西都更为为宝贵，节省每一滴水成了全体队员的自觉行为。数十天时间里，我们没有洗过澡，没有洗过脸，也没有刷过牙，人人都“变形”了。由于罗布泊是核试验区，据说多吃木耳可防止核污染，但木耳多沙质，又没有水洗，只能用一点点水泡开就煮来吃。

　　在寻找中，小汽车是无用武之地的。每天在沙丘、盐殻组成的荒野步行十个小时以上。清晨吃碗面条或两只馒头，就背上“工具”，带上水壶和午餐，又开始一天的搜索和考察。午餐总是馒头加榨菜，有时也配一罐午餐肉什么的，不分官兵，一视同仁。饿了就啃几口馒头，渴了就喝几口“救命水”，累了就在沙地上躺一躺，冷了就找几枝干红柳架起篝火暖暖身。那时对生活的最大奢求，是有一叶青菜或一支青緑的生葱。有一天，后勤从敦煌拉来一些并不新鲜的蔬菜，我们欢喜若狂，视为最美味的佳肴。历数十天的荒漠生活，当我们返回敦煌时，每看到寒冬中一点点緑色，就倍加亲切，好像又回到了人间。

　　环境是严酷的，生活是艰苦的。但这并没有动摇我们寻找彭加木和揭开罗布泊神秘面纱的决心。年青的战士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斗志，他们始终认为，这是军令，是神圣的使命。彭加木的名字深刻在他们的脑海之中。每当看到一点点迹象，战士们就激动不已，欢呼跳跃，就像当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马上通过步话机相互通告，在队伍中引起了轰动反应。待最后证实并非彭加木遗体时，又发出一连串“遗憾”、“再接再厉”的声音。战士们看到的“迹象”，多是野骆驼的残骸。

　　大漠的日落是美丽的。每当夜幕降临在罗布泊的上空，本来就寂静的荒漠显得更加幽静。劳累了一天的队员们，在帐蓬内与冰冷伴度过一个个难眠之夜。我常常听到，年青战士在睡梦中一次次地呼唤彭加木的名字。睡在我身边一位湘西土家族小战士，甚至多次从梦中惊醒，说他已找到彭加木了，是在沙丘下，是在枯死的红柳丛中。朦胧中看到小战士激动的面孔，使人感到他们对祖国科学家的真情。这是发自内心的呼唤，这种呼唤，一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

　　由于新疆科学分院对消息的严密封锁，远在东海之滨上海市的彭加木夫人夏叔芳及其子女，是在彭加木失踪数天之后才获得恶耗的。夏天的寻找活动没有结果，加上謡传越来越多，越传越离奇，作为彭加木的亲属，不安与焦虑日益加剧。失去亲人又不明下落的痛苦，煎熬着夏叔芳的心灵，这位体质不很健壮的知识女性，面对严酷的现实，提出要到彭加木失踪的现场。

　　考虑到夏叔芳的体质和罗布泊地区的恶劣环境，在冬天的寻找活动中，新疆科学分院领导只同意彭加木的儿子彭海进入现场，而安排夏叔芳在敦煌某防化连的大本营，以便随时获悉有关彭加木的信息。大本营与寻找现场之间，是通过电台昼夜保持联系的。夏叔芳几乎日夜守在电台旁，不停地询问自己丈夫的消息。对夏叔芳来说，千佛洞的艺术宝藏虽价值连城，但其意义远不如彭加木还能活在人间。这座闻名中外的敦煌古城，没有给她任何兴趣，她所关心的，所需要的，是彭加木的消息，是活着的彭加木。

　　彭海随队伍亲临现场。这位身材和长相都与彭加木相似的青年，带着对父亲的孝戴和母亲的重托，不惜艰辛，进入生身之父遇难的地方。可能由于失去父亲的痛苦，他沉默少言，态度肃穆，平时不大与人多接触。确保彭海的安全，成了全体队员的职责。记得彭海在寻找现场的时间中，是由新疆科学分院保卫处一位随队领导直接负责其安全的。彭海走到哪里，这位保卫处的领导就跟到哪里。但彭海毕竟有彭加木的遗传基因，对某种事物有着固执的追求，大漠的景观和寻找父亲的强烈愿望，有时也会不自觉地使他走离队伍。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阿奇克谷地北部进行考察与搜索，那里分布着连片的雅丹地貌，彭海可能被千姿百态、形状各异的雅丹地貌吸引着，穿行于极容易迷失方向的雅丹之中。直到收队清点人数时才发现：彭海未归!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王熙茂副院长当即下令：全队出动，分头寻找，务必将彭海找回来!幸好有惊无险，彭海仍在雅丹群中寻找自己的父亲。

　　彭海的“走失”是短暂的，他很快回到我们的队伍中。彭加木失踪已经半年，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搜索，但始终是杳无音息。彭加木到底怎样了?如何给人们作出合理的解释?

　　彭加木到底怎样?是仍活着?是遇难了?如果活着，为什么不见其人?如果遇难，为什么找不到他的遗体?甚至是一件遗物?人们总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一次又一次组织大规模的寻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彭加木依然“生不见其人，死不见其尸”。就寻找一位失踪的科学家而言，确实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空前措举，但就其结果而言，又是我国科学家史上一件深感遗憾的事情。

　　彭加木不可能活着，更不可能“外逃”，或被“劫走”。

　　彭加木是在“找水”过程中不幸遇难了。作为科学战线上的铺路石子，他以自己的身躯，为后人铺平了道路。他是被埋在库木库都克附近的流沙中，永远安息在二十年来一直盼望能有机会进去考察的罗布泊地区。    

　　彭加木是从事生物化学研究的学者，普遍认为，他本身不具备“外逃”的政治背景。即使真要“外逃”，在这个距离中蒙边界最近为400公里，距中苏边界最近为1000公里的地区，一个年过半百的人，能在高温的夏天走完这遥远的路程吗?“劫持”更是不可能的，作为军事禁区，罗布泊地区虽然人迹罕至，荒凉无比，但防御严密，不要说外国飞机，即使是外国人，也不可能随意进入。外国飞机进不了，用什么办法劫出境外?一旦真有飞机进入，其他队员能视而不见?当时的考察是保密的，随队的电台只能与乌鲁木齐部队联系，国外不可能获得彭加木走失的准确信息。彭加木如果真还活着，不管在哪里，二十多年过去了，总会露面吧，但至今从未发现有关他活着的报导。

　　罗布泊地区已滴水不存，昔日的湖盆早已成为盐殻世界，哪有沼泽地?那里生存环境如些恶劣，也不可能存在什么“势力”。事实上，我们从未发现有陌生人的任何迹象。

　　彭加木虽然意志坚强，但体质瘦弱，身体欠佳，在考察期间，他随身带有药物，以随时对付疾病的威胁。六月中旬，罗布泊已是高温季节，他走离时又近中午，酷热难挡，一旦疾病复发，可能昏倒，因无人抢救，就会很快被风起沙动的流沙埋没。在彭加木走失的前夕，考察队曾活捉了一只年幼的野骆驼，拴在帐蓬附近的一个沙丘边，彭加木走失后，无人顾及这只小野骆驼，结果两天之内，野骆驼死了，幷且被流沙埋住了。流沙能在一两天内埋没一只野骆驼，完全可以在半天内埋没一个昏倒的人。一旦被流沙深埋，寻找是极为困难的。但愿将来有一天，人们能发现彭加木先生的遗体吧。

　　再一次努力也终于无功而返，夏叔芳未能见到丈夫的遗体，最后她提出要到彭加木走失的地方看看。为了安全，也为了快捷，决定用直升机专程将她送去。在库木库都克，放眼茫茫大漠，夏叔芳泪如泉涌，陪同的人员无不为之动容。在短暂停留之后，夏叔芳带走了一包沙子，作为对遇难亲人的永久纪念。随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在库木库都克竖起了一块钢筋水泥制成的纪念碑，上面写着：“1980年6月17日彭加木同志在此进行科学考察时不幸遇难”。

　　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彭加木赴汤蹈火，奋斗不息，置生死于度外。他组织并负责的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虽历尽艰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在地学、环境学、生物学、气象学等学科上，都有重大突破，取得了丰硕成果，揭开了罗布泊神秘的面纱，对长期争论不休的学术问题进行了科学的解释，作出了权威性的结论；罗布泊科学考察成果分别获得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奬。我想，九泉之下的彭加木先生，也会为此感到欣慰的。

　　（陈汝国系中山大学经济地理专业1964届毕业，曾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工作二十多年，退休前为广东高明市（现为佛山市高明区）国土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