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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地理情结

  一、第一志愿报考中大经济地理专业

  我是1958年考进中山大学地质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开始毕生从事地理科研生涯。

  我从念小学时就对地理产生深厚兴趣。记得小学的地理课本编写相当生动。以游记手法,描写一班小学生从南京出发游遍全国、全世界。课本介绍中国四大米市、两大茶市、糖市,五大商港,还有世界公园瑞士、世界花都巴黎,至今记忆犹新,可以说是我与地理结缘的启蒙读物。

  那时我爱读通俗地理书籍,爱看地图。学校走廊挂着中国地图、世界全图让我看得入迷。我感到中国在地图的形状酷似一只面向东方的雄鸡,鸡冠在东北。我在地图上找到广东省,找到我的家乡汕头。在世界全图上找到我父亲的侨居地泰国曼谷。从图上看曼谷距汕头似乎并不远,有一条海上航线联系,但我父回来一趟却要搭一星期轮船。当时我还不懂得地图比例尺才产生这种错觉。

  高中时我参加学校的地理兴趣小组,与同学一起登上海湾对岸的岩石山,遥望汕头市区美丽景色。还徒步沿韩江大堤步行到40公里外的潮州古城。在老师指导下我写了一篇“我爱可爱的潮汕平原”小论文,在文中建议整治韩江,在河上筑水闸灌溉农田,要把潮汕建成我国的甘蔗糖业基地。这篇小论文获得汕头市中学生优秀科技论文奬。奬品是一本精美的中国地图册,至今珍藏着。

  高中毕业时班里许多学习成绩好的同学大多选择名大学理工科专业,学校拟保送我上华工建筑系。当时经济地理专业属第三类(相当于现在的文科),还要加考数学。我的地理情结驱使我决心第一志愿报考中大经济地理专业。

  二、难忘的实习生活

  野外实习在地理系教学计划中占有十分重要位置,不仅可以与大自然直接接触中加深对地理科学理论的认识和验证,也使学生更热爱所学专业。从第一学年末开始每年都安排教学实习和生产实习。我们班的实习生活十分丰富多彩。西樵山的普通地质学实习使我们认识珠江三角洲海陆演变,在广州附近竟然存在古火山遗址。在饭盖岗(西樵山的一个小山岗)找到火山灰、火山弹。我们也到海南岛昂罗山的原始密林中认识各种热带植物,到桂林见证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的峰林、溶洞、石锺乳、石笋、地下河。

  大学阶段实习中最使我难忘,对我一生事业影响最大的是在广州城市规划委员会(相当现在的城市规划局)那段生产实习生活。那时刚好广州开展城市总体规划工作,使我有机会首次接触一个大城市的规划。我们分成几个小组,分别参加总体规划、工业区规划、交通规划、郊区农业规划。

  我分配在总体规划组,师从广州市城市委员会周作恒总工程师,组中还有几位中国城市规划院的工程师。在他们的指导下帮忙整理规划资料、提计算尺(那时还没有计算器、更没有电脑),手工描绘规划图、钞写等杂务。有机会接触在学校难见到的“内部资料”,初步认识各种规划图件,瞭解广州市许多情况。周总是我国城市规划界的老前辈,富有经验,和蔼可亲。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较快入门。他对我很信任,除干一些杂务,逐步让我介入他主持的黄埔卫星城、芳村工业区规划,帮他编写规划说明书、编绘规划草图。

  短短二个多月的生产实习,使我学到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也使我对城市规划产生深厚兴趣。我也感到地理知识在城市规划中大有用场,经济地理与城市规划有密切联系。事实说明不少经济地理毕业生后来在我国城市规划界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很大作用。

  三、在实践中加深对经济地理学的认识

  我们这一代人最遗憾的是风华正茂时节正逢文革十年动乱。打倒“四人帮”后已人近中年。幸好雨过天晴,地理学终于迎来迟到的春天。近三十年来,我有机会参与国家和广东许多重要科研课题和规划任务。在参与《广东省城镇体系规划》、《广东省国土规划》、《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现代化建设规划》等任务中,深感地理学在国家和地区规划建设、资源与环境协调中可发挥独特作用。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谢非同志倡导下,开展《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现代化建设规划》。省委、省政府对这项规划相当重视。成立由张高丽常务副省长为首的规划领导小组。50多名省内有影响专家组成专家组,许学强任组长,下设环境规划组(组长唐永銮),基础设施规划组(组长蔡人群),产业发展规划组(组长林幸青),城市发展规划组(组长魏清泉),社会发展规划组(组长颜泽贤)。专家组57名成员中,地理学家有14名,5个规划小组组长中有4名是地理学家。可以说广东的地理学家在这项重要规划中发挥相当重要作用。

  规划需对许多部门、地区之间不同意见进行协调。本人所在的基础设施组涉及交通、能源、通信、水利等方面的规划。专家组来自不同部门,不同专业背景,协调任务很重。例如对是否建设思贤滘水利枢纽,西江出海航道走哪条水道,西部高速公路走向,港珠澳大桥桥位等均存在不同意见。组内几位地理学家充分发挥地理学具有战略性、综合性、区域性特点的优势,从全面利益出发,抓住主要矛盾,通过实地调研提出不少解决矛盾,综合协调意见,得到省领导重视。有的意见已被采纳。有的建议虽未完全被采纳,但已引起各方面关注,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如建议西部沿海高速公路不必修建长度18公里的黄茅海大桥,而从崖门口通过意见被采纳,已建成通车,可节省数十亿元投资。建议西江出海航道不走整治难度大的虎跳门水道,而经劳龙海水道入崖门出海意见虽遭反对,但后来珠三角航道规划也增加劳龙海—崖门出海通道。思贤滘水利枢纽争论了几十年至今未定案,但也促使有关部门更认真衡量工程利弊。这些例子说明地理学在重大建设项目选址方面确能发挥重要作用。

  中大地理系桃李芬芳,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了许多人才,我大学同班32位同学活跃在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大专院校、科研设计单位。有的同学在政府机关中担任司局厅处长要职,有的在大学、科学院所当教授、研究员,成为学术带头人,为母校争了光。

  (蔡人群系中山大学经济地理专业1963届毕业生 广州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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