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斗转星移，时光飞驰。去年11月初，我回到康乐园，与班上20多位同学及其中8位的夫人欢聚，庆贺了我们考入母校中山大学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50年及毕业45年；今年又迎来了母校地理系成立80周年的寿辰。这在母校发展史上，乃至我国现代地理学科之教育与研究发展史上都是值得隆重庆贺的大事！对我们这些曾在康乐园中接受过国内现代地理科学最优良的专业理论与知识教育以及最严格的专业技能培训的老学生，也是值得衷心庆贺与感恩的喜事！所以当本月20日接到母校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寄达的为庆贺这一喜事决定出版纪念文集的约稿函后，尽管我今年上半年正集中精力主持完成国家新修《清史》之《生态环境志》修改定稿工作，为此不惜婉谢了江苏泰州市与河南新郑市有关学术会议的邀请，仍然毫不犹豫地挤出时间撰写文稿。

　　想起我在母校自然地理专业求学五年的学习、生活状况，种种感触与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喷涌而出。想说的的确很多。1999年曾应我的双重校友司徒尚纪教授（先后为中山大学与北京大学校友）要求，写过《我所热爱的自然地理学专业》一文（刊于中山大学城市与资源规划系（地理学系）编、司徒尚纪主编《地理学在中山大学70年》，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陈述了1958年9月因偶然机缘我被録取到中山大学自然地理专业，入校后因专业课程之课堂教学与野外实习严格充实，老师们讲授精彩培育得法，使我很快深深地爱上了自然地理学专业等切身感受。文章虽也写到了1962年夏季我被分配参加了海南岛西南部自然地理调查工作，但因篇幅所限，未能详叙。实际上就是因为参加了那次调查，不仅使我在专业知识与技能上受到严格的检验和锻炼，还使我在自然地理学理论思想上获得提升，并促成我自觉地走上了地理科学的一个新兴的分支学科—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道路。可以说这是一次在我求学经历与人生途程中十分关键的重大事件，所以借这篇文章对那次调查作更为详尽的介绍，并从中展示母校地理学专业之优良学风，推进我国地理科学教学与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二

　　1962年春，母校地质地理系与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海南生物工作站商定，由三个单位合作于1962年5至8月在海南岛西南部的乐东、东方两县（即今之乐东黎族自治县、东方市）进行综合自然地理调查。春季开学后，我班因是1963年夏季毕业，遂被系里决定从班中选出20余名同学参加这次考察；我亦入选，与黄如伯、徐润滋、曾邦鋭等几位同学编入综合考察研究组。因这是参加国家科研调查任务，系里又派有唐永銮、黄润本、覃朝锋、易绍桢、许宗藩等多位中青年骨干教师带队指导，大家又都未去过海南岛，所以被选中后个个士气高昂，抓紧进行各项准备。5月28日我们即背上被褥、碗筷、书籍资料以及小铁铲、罗盘等考察用具，随同带队老师以及研究生邓汉增、何远钧等在珠江口乘海轮出发，乘风破浪驶往海口。那两天，尽管天气晴朗，风和日丽，但大海上无风三尺浪，有的老师、同学竟呕吐不止。我因曾经受过长江上风浪的锻炼，倒没有什么反应。5月30日扺达海口，住进海口市第三招待所。经过学习与讨论，进一步明确了这次调查的计划与各组具体任务后，自6月2日起就乘坐配备的大卡车，经澄迈、儋县（今儋州市）至东方县八所镇。并以之为基地，北至昌江县石碌、昌城，南至乐东县莺歌海、黄流，西扺海滨感城、岭头一带，东则进入昌江县与乐东县东部之五指山区猴狝岭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同学们分组，或随带队老师，或独立工作，根据各自任务，有的做植物样方调查，有的做土壤剖面观测，有的进行路线踏勘，有的进行半定位观察，有的收集当地气象、水文资料，有的则对当地干部、群众进行口头调查；还采集了大量植物、土壤和风化殻样品，进行了水质与土壤样品化验。大家白天外出工作，回到住地后还要整理资料，进行讨论，工作十分劳累；但个个都豪情满怀，精神饱满，思想贯注，态度认真。琼西南地区自然环境较为严酷，因受五指山脉阻挡，降水偏少，气候乾燥，滨海地区还有不少沙丘荒漠；而进入五指山区，除山路陡峭崎岖，藤箩缠绕，荆榛丛生，道路难辨外，还有山玛蝗与蛇、蚁等动物侵扰。这些困难都没有难倒大家，反而使同学们斗志倍增。1962年国家物资匮乏，食品紧缺。系领导考虑到野外调查工作体力消耗大等实际情况，除保证足量的粮食与食油供给外，还设法给大家增补了一些黄荳。每当要外出工作时，就带一些水煮的黄荳补充营养。通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终于圆满完成了这次考察任务，于7月5日经崖县（今三亚市崖城区）、三亚、鹿回头、陵水、南桥华侨农场、万宁、琼海、文昌、琼山至海口。在海口市作了工作小结与休整后，于7月15日结束了这次调查工作。第二天我与蔡宗夏、钟德才、徐润滋、吴三保等同学渡过碧波万顷的琼州海峡，到达雷州半岛南端的徐闻县海安港，然后取道湛江、桂林各自回家。因好几位同学家在湛江与广西，陆续离别；最后剩下我与蔡宗夏同学乘火车到达衡阳车站分手，他南下广州，我北上武汉，当时我们两人身上合起来只有一元钱，于是各分伍角钱挥手告别。

　　因参加这次调查，等于是一次毕业前的实战演习，是非常难得的一次科学实践经历，我与大家一样都十分重视与珍惜这一机会；加上所到之处奇特的自然景观与黎族同胞的习俗风情，时时处处都给予我大量的新鲜讯息与观感，所以我也一直处在兴奋，甚至激动的状态之中。一个多月的调查，使我对海南岛这一我国的宝岛有了具体的感性认识与丰富的自然地理学科上的理性认识；因而一路上写下了十多首记实与感怀的诗篇。虽然诗文稚嫩，有的甚至不合平仄韵律；但也充分反映出我当时的心情与感受。现不揣浅薄，摘録其中几首如下。

　　如6月4日写的一首名为《四更》（“四更”为东方县北黎镇西北一小村名，即今之四更镇，其附近有沙地荒漠）的诗中即写道：

　　 

　　热风炙肤到四更，小草丛结遍沙尘。

　　一泓清泉滋緑秀，始信荒沙可换魂。

　　 

　　又如6月30日赴东方县东部猴狝岭林场一座山岭之林区调查，归来后吟成《青梅岭》一诗：

　　     

　　青梅岭乃我命名，只缘此有青梅林。

　　满谷香风畅人意，缠人藤箩似有情。

　　 

　　7月6日在由崖城至三亚途中，于车上见海水中东、西瑁洲，后也吟成一诗：

　　     

　　车中遥见二瑁洲，海水如云岛如岫。

　　身虽难登九重天，心却可上极目楼。

　　 

　　7月8日在由崖城沿海南岛南海岸、东海岸乘车驶扺海口市后也作诗一首。诗为：

　　     

　　三日飞驰一千里，八县恰经十六城。

　　左望岗峦百丈浪，右顾碧海万顷平。

　　八所船船铁满舱，三亚处处椰成林。

　　北黎苦旱喜淋雨，南桥少霁偏逢晴。

　　 

　　7月16日渡过琼州海峡到达海安港后，写成《渡琼州海峡》一诗：

　　     

　　琼州海峡浪纹细，铁轮缓驶惊跃鱼。

　　回首遥望海南岛，彩虹横卧水天际。

　　 

　　事实上，这次琼西南考察激起的豪情诗兴并未因考察的结束而消解，其流波余韵还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当年9月，我接受了班里的讬付，创作了《南海伏波》、《宝岛赞美》、《琼崖巨变》、《柳林抒情》4首歌词；接着由班上的吴三保、黄如柏、袁育枝三同学分别谱曲，组合成《海南组歌》。1962年年底，班里的合唱小组曾在学校广播站组织的音乐会上演唱，获得好评。其中《南海伏波》的歌词是：

　　     

　　南海水，风浪大，年轻的建设者不害怕。

　　乘风破浪去海南，要把宝岛来开发。

　　南海水，宽无边，年轻的建设者意志坚。

　　踏平万顷大海浪，攀上千丈高山巅。

　　南海水，蓝又蓝，年轻的建设者永向前。

　　立下愚公移山志，要把宝岛变花园。

　　 

　　另一首《宝岛赞美》的歌词是：

　　     

　　海南岛呵，美丽又富饶。

　　你是南海的明珠，

　　你是祖国的珍宝。

　　五指山里莽莽森林，

　　北黎河畔青青牧草。

　　山南山北埋藏着金锰铜铁，

　　丘陵海滨生长着椰子橡胶。

　　采不尽的剑麻、油棕、腰果，

　　吃不完的菠萝、芒果、香蕉。

　　海南岛呵，美丽又富饶。

　　你是南海的明珠，

　　你是祖国的珍宝。

　　当然这次调查最主要的收获还是在专业研究上。调查结束后，我们班参加这项工作的20余名同学分别与指导教师进行了资料整理与样品分析，并于1963年夏季毕业前写出了20篇毕业论文。其中10篇，包括我与黄如柏同学合作写成，由易绍桢老师、唐永銮教授审改定稿的《琼西南自然条件综合分析和评价》一文，于1964年收入系里编辑的《琼西南自然地理论文集（琼西南自然地理调查报告）》。嗣后该文又作为这次调查的一项主要的研究成果，刊于《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4年第4期，也是庆祝母校建校40周年（1924-1964）之专辑上。

　　三

　　然而1962年夏琼西南考察使我最为难忘，对我影响最为深刻的还是在考察中认识到一种草类植物——飞机草（Eupatorium odortissimum）。在琼西南丘陵台地之旱生半落叶有刺灌木群落与山前丘陵台地干性落叶季雨林群落中都有它生长，且是建群种之一；也是一种优良的緑肥植物（详见覃朝锋、王增祺、蔡宗夏、沈雪鸿：《琼西南地区植物群落生态系列》，载中山大学地质地理系编《海南岛自然地理论文集》，1964年）。后我通过调查得知它的名称与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者用飞机播种方式引入琼西南地区有很大关系。这一事实深深地触动了我，认为这是人为活动影响自然环境，并导致其发生相应变化的一个典型例证。所以当1962年秋季在康乐园中读到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侯仁之教授发表在当年《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1期上的《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中阐述的“人类的生活环境，经常在变化中”，“这种变化在人类历史时期来说，主要的还是由于人的活动不断加工于自然的结果，至于不因人的活动而发生的变化，虽然也有，但比较起来，确是非常微小的”等理论观点，立即使我联想起琼西南飞机草出现的缘由，以及它的出现与繁衍导致的琼西南丘陵台地植物群落构成以及自然地理环境变化，因而对侯仁之先生的上述观点产生了极大的共鸣；当即给他写信，陈述了琼西南飞机草的例子，并表达了希望今后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意愿。因为通过4年多的学习与在琼西南的调查，虽然我认为自然地理学能使人们认识自然地理各要素之具体情况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并由之得出一些带规律性的认识，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并进行建设改造；但因为自然地理学只能使我们对地理环境之当前状况有所瞭解，而对它过去的状况以及由过去状况变成当前状况之过程与原因缺乏认识，对人为活动在环境变化中的重大作用只有概念性的认识，缺乏具体深入的认识，所以就大为限制了自然地理科学向纵深发展，也大为限制了人们更自觉地调控人类社会的行为，更科学更富远见性地进行开发建设与改善自然工作；因此往往带来重大的负面效果，这类事例，历史上屡见不鲜，值得加以揭示总结，为今人提供警示与借鉴。基于上述认识，我于是下定决心，要遵奉侯仁之先生的理论观点，投身历史地理学研究，努力探明地理环境的“昨天”和“前天”，以更好瞭解它的“今天”，并建设好它的“明天”。有了上述自觉的认识与坚定的信念，加之又得到侯仁之先生来信鼓励，因而在第二年春天，响应国家向大学应届毕业生发出的“做勇攀科学高峰的登山队员”的号召，自主报名，报考侯仁之教授的研究生；并在毕业分配前夕收到了北京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的録取通知书。1963年秋，如愿以偿地进入燕园，做了一名我国新兴的历史地理学界的新兵。尽管两年后之1965年秋，因北京大学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极左路线控制下，我被学校当局以父亲所谓的“政治历史问题”中止了研究生学习，提前分配到陕西省水土保持局工作（文革后，家父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得到平反；我也被北京大学补发了研究生毕业证书，证书号为：补六三京研证字第036号）；但由于我对历史地理科学的自觉地热爱，终于1982年元月在侯师与史念海教授帮助下，“专业归队”，调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工作，直至2006年9月退休。在这一期间，我秉承在中山大学自然地理专业学习期间培养出的严谨的科学研究精神与在北京大学研究生学习期间所养成的求实创新的治学作风，在历史时期我国生态环境变迁和历史城市地理、中国古都学之教学与研究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取得了相应的工作成绩。2000年，在史念海先生病重情况下，我临危受命，作为学科带头人，团结校内外学者、专家，在陕西师大历史地理研究所基础上，组建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经过努力，被教育部批准为全国高校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2002年，在史先生病逝后，又团结同行，使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科被教育部批准为全国重点学科，使陕西师大在创建全国重点学科工作中实现了零的突破。2007年，我所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张萍研究员的博士学位论文《明清陕西商业地理研究》被评为当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之一。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我对历史地理学之矢志不渝的执着追求是紧密相关的。而我做出一生中唯一的这次自觉自愿选择的源头就在1962年夏季参加的这次琼西南自然地理调查。

　　实际上，我如此颇为详尽地陈述这次琼西南自然地理调查，并不全是为了倾诉我对历史地理学之满腔情愫，而是还有另一层深意。回想起四十多年前的那次考察，不仅对我，而是对所有参加调查的同学和老师之学习实践与科研工作都产生了深刻影响。野外实际考察，对于投身地理科学领域进行学习与工作的年轻人，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我与同班同学在学习期间，由于系领导与老师们之高度重视，使我们十分幸运地获得了参加多次教学实习与科研考察的实践机会，对我们的成长发挥了重大作用。所以我也衷心希望母校中山大学地理学科能继续保持与发扬这一优良传统，籍之进一步提升教学水平与科研水平，使母校之地理学科在度过她80华诞之后，继续走在我国高校中各兄弟院系前列，创造出新的辉煌业绩！

　　（朱士光系中山大学自然地理学专1963届毕业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