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海北岸史前渔业文化对后世的重要影响

　　南海渔业文化先民创造了一种不同与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又不同于北方地区的游牧文明的南海海洋文明。这种以海洋为依托，以渔业经济为主生计的文化群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其技术上的发明与创造，同时还体现在思想与观念。目前，南海沿岸及附近岛屿，是当代中国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毫无疑问，与这里优越的地理条件有密切的关系，同时，深受历史文化传统的浸润与影响。在新的文化的表象中，隐藏着传统文化的基因。是南海的先民开发了这一片土地，积累了丰富的、实践证明可行的、适应海洋生活的经验。海洋的宽阔，海洋气候的变幻，海洋生物的浩繁，使先民们养成了敢为天下先——鋭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兼容并包——宽容和谐的人文精神；讲求实效——求眞务实的科学精神；从爱故士爱家乡到以天下为己任——爱国主义精神。先民们立足于海洋海岛，呼吸着中华文化营养的同时，由于地缘与人缘的契机，它较早成为中西文化交融的地域，形成中西交融的文化。

　　二、南海北岸史前渔业文化对周边地区的重要影响

　　南海渔业文化是在南海北岸及其岛屿特殊的地理与生态条件下，在受到长江流域等诸文化的影响中逐渐形成的。同时，它也给周边文化以积极的影响。就其本身来说，它是早期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先秦时期南海渔业文化是太平洋诸岛上南岛语族的文化鼻祖，或者说，这里是南岛语族的发源地。南岛语族也称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指现今居住于台湾、中经东南亚、南至西南太平洋三大群岛、东起复活节岛、西至马达加斯加等岛上的、具有民族语言亲缘关系和文化内涵相似的土著民族文化体系。南岛语族主要包括马来人(一般包括台湾高山族)、密克罗尼西亚人、美拉尼西亚人、波里尼西亚人等几大族群，总人口2亿多，是一个十分庞杂的民族文化体系。南岛语族的起源，是20世纪世界民族考古学硏究的一个热门课题①。

　　国际上已经有许多学者主张，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很可能就是南岛语族的起源地。张光直先生也认为“台湾史前文化变革应是大陆东南沿海的不断影响下产生的，而大陆向台湾移民可能是最主要的因素”。他认为，大坌坑文化的发源地应该在闽江口到韩江口的福建和广东东端的海岸一带。Bellwwood在总结了考古学、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硏究成果以后，提出了一个关于南岛语族扩散的综合模式。他将南岛语族的起源分为两个阶段，第一分阶段开始于距今约6000年前，原南岛语族从大陆东南沿海向台湾移民；第二分阶段大约开始于距今5000年左右，南岛语族从台湾、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扩散，并最终殖民太平洋岛屿。

　　2006年7月间，笔者曾经接待来自台湾的几位考古同行，臧振华馆长、李匡悌博士、李德仁先生，还有一位来自台湾历史语言硏究所的院士。臧振华馆长一行考察了珠海高栏岛宝镜湾遗址、珠海淇澳岛东澳湾遗址，还参观了收藏在博物馆的这些遗址的发掘标本。我们的台湾同行好几次从遗址中拾起陶片，就感叹地说，如果将这些陶片放入台湾史前遗址出土的标本中，我们很难将其分辨出是珠海的还是台湾的。可见，台湾的同时期的史前文化与珠江三角洲文化的联系，也可以说，台湾史前文化曾经受到来自南方沿海地区渔业文化的巨大影响。臧振华先生曾经撰文《台湾考古的发现与硏究》①，他认为：“大坌坑文化与大陆闽粤沿海一带同时代的文化有很密切的亲缘关系，并且与代表龙山文化形成期文化早期的细绳纹陶文化之间有承继发展的关系。而许多硏究也显示，台湾一部分年代较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又可能是源自细绳纹陶文化。所以，现在考古学已经可以大胆地推论，大坌坑文化可能是台湾南岛族来自大陆东南沿海的最早祖先，而这也说明，目前广泛分布在东南亚海岛和太平洋的南岛老家，正是大陆的闽粤沿海。”

　　渔业文化在东南亚的影响也十分明显，从南方地区印纹陶的硏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彭适凡先生的《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硏究》（文物出版社，1987年）、吴春明先生的《中国东南土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两部著作是印纹陶问题硏究的代表作，奠定了印纹陶硏究的基础。印纹陶产生并兴盛于中国南方地区，已经得到学界的公认。

　　近年来，更多的硏究论文涉及印纹陶对南亚的影响②，如周广明、彭适凡：《试论南方地区印纹陶与环中国海区域关系》一文，对印纹陶对台湾、东南亚的影响进行了较系统的硏究：

　　印度支那古代陶器的拍印工艺，远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和平文化及其后的北山文化中就已出现，但眞正最早的几何形印纹陶，出现在东山靑铜文化的一些遗存里。东山遗址位于越南清化省东山县东山村，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已被发现，而至今越南的历史、考古学者把凡与东山遗址相同文化内涵的遗存，统称为东山文化，成为越南靑铜文化、至少是晩期靑铜文化的代表。东山遗址中，发现部分陶片质地、制法和纹饰都与我国南方地区常见的印纹相近，其几何形纹样有方格纹、菱形凸棱纹、席纹、菱形回字纹、曲折纹、云雷纹、圆圈纹、叶脉纹(有的称羽状纹)等。越南靑铜时代的绍阳(属北中部)、越进(属北部)等遗址出土的陶器中，器形有釜、瓮、瓶、盆和碟等，器表的装饰颇为丰富，如绍阳遗址陶器上的纹饰就有57种之多。这些靑铜时代遗址出土的陶器纹样中，计有席篾形纹(编织纹之一种)、蜂窝形纹、筐篾形纹(编织纹之一种)、双螺旋纹、方格纹、斜方格纹、双橄榄形纹、波浪纹、连环形纹、圈点纹、三角形塡线纹、斜线条纹、短线条纹、叶脉形纹、圆圈纹、凸脉线纹(附加堆纹)、阴线纹、凸线纹、梳齿纹、云雷纹、曲折纹、双S形纹、锯齿纹、篦纹以及各种组合纹饰等。这些纹饰是分别采用梳刷、刻划、拍印、刻按和拼接(指附加堆纹)等五种方法制成的，大体与中国南方地区印纹陶的制作方法一致。

　　上述印纹陶纹样中，云雷纹、曲折纹、三角形塡线纹、梳齿纹、漩涡纹、双S形纹、叶脉纹、圆圈纹以及附加堆纹等都与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纹样类同，甚至有的花纹在器物上的装饰部位和结构布局都表现得近似。

　　周、彭二位先生在文中指出，印度支那和中国南方地区在印纹陶及其他文化因素上表现出某些相似，应是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影响和传播的结果。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中国南方地区古代印纹陶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晩期，并有其发展和兴盛的历史。越南北部地区，印纹陶数量相对较多，而往中部和南部南，印纹陶相对越少。由于越南北部地区更邻近中国，因而较早较强烈地接受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的制作工艺，此后，又通过越南北部地区逐渐传播到更南的地区。

　　另外，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太平洋其他诸岛屿也都有数量不等的印纹陶片发现。因此，周广明、彭适凡等提出：“中国南方地区和东南亚一带的远古居民，从新石器时代起，就有较为密切的联系，至少到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代，中国南方发达兴盛的几何形印纹陶就曾传播到南洋一带，给这些地区的陶器制造工艺以一定影响。尔后，这种印纹陶的制造工艺，经过东南亚一带土著民族进一步的创造和发展，形成了当地印纹陶的发展系统，这不仅表现在有独特的几何形纹样，而且在印纹陶的结构和布局上也有当地的风格。”

　　北京大学张驰先生在《南方史前文化的发展及其意义》一文中曾经指出：“南方地区在进入早期历史时期以后的地位似乎并没有北方地区那么引人注目，但如前所述，她在史前时期的历史地位却是不容低估的。而且，随着南方史前考古更多的发现和深入的硏究，南方地区的史前历史及其影响还将进一步地被揭示出来，对东亚乃至世界史前文化发展的诸种理论也必将提出了难以想象的挑战。”①我想，南海渔业文化的历史与考古学硏究更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和意义会更加显现出来。因此，我们的对渔业文化的硏究工作，虽然是初步的，但注定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