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继民　韩　静

　　当下，倡导新农村建设或曰建设新农村已成为头等大事，不少专家、学者从制度、政策乃至经济规律等诸层面展开研讨，均有益于国是。然而，窃以为当前落实“新农村建设”的前提条件乃是“民工潮”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若不能妥善解决之，新农村建设将困难重重。作为“流动人口”居全国之首的广东，民工潮所引发的问题更是成为制约南粤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因此，本文试图从“民工潮”引发的问题切入，对新农村建设进行肤浅的思考。

　　一、“民工潮”带来的社会问题

　　总体而言，农民进城“务工”“盘活”了经济，提高了农民的收入，甚至一部分农民（如珠江三角洲地区）步入“小康”的富裕水平。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民工”进城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若不能及时对之关注并努力解决，后果将不堪设想。概言之，农民工进城至少“造成”了以下的社会问题：

　　（一）农村养老问题日益严峻

　　由于传统观念及农村特有的现实状况使得多数农村老人基本依靠“子女”养老（对大多数老人而言，养老院仍然不是他们的首选），而当下，壮劳力的外出务工造成“门前一只狗，屋内老俩口”的“空巢”现象，寂寞、孤独是留守老人的通病。更令人担忧的是患病老人不能得到及时治疗。虽然国家加大了对农民“看病难”问题的解决力度，如不少农村也同“城里人”一样有了医疗保险，但多数行动不便的老人，却只能在家“听天由命”（因为限于基层医院的具体状况，目前还不可能做到及时的上门服务），这样 “医疗保险”很大程度上不能落到实处，成了“空头支票”。

　　（二）农村基层教育问题仍然相对突出

　　应当承认，农村子女学费的免除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教育问题。农民外出务工造成的父母“缺位”使得这些孩子处于“失控”状态。又加之社会上一些不负责任的娱乐媒体和“黑心”老板传播、贩卖的各种低级“趣味”东西，于是不少缺乏“监管”、“不辩是非”的孩子就在这种“灰色地带”“放任自流”了：三、四年级的孩子竟知道“开房”；十来岁的孩子有的竟然就做过人流！至于偷窃、撒谎、欺骗、逃学、抽烟、喝酒、上网聊天、痴迷电子游戏等恶习竟然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另外，减免学费，未必就意味能留住学生的“心”，因为对多数学生家长来说，减免学费的好处就在于“孩子能得到免费的照看而已”。同时，由于收入的悬殊，不少乡村教师或“孔雀东南飞”，或直接加入“民工”的队伍，这无疑会教师队伍素质偏低且人心涣散，留守儿童的教育状况可想而知。

　　（三）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土地 “荒芜”现象严重

　　免除“农业税”、给予“粮食补贴”确实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是，农民的种田积极性并未因此提高，其原因仍在于利益驱动。我们可以算一个经济帐，以种植水稻为例：即便一亩水稻产量按1000斤算，其市场价为一元五角，一亩地也就是1500元，除去种子、化肥、灌溉、农药以及耕地等各种费用外，按最乐观的算法，一亩水稻一年最多也就500多元。农村按四口之家来算［注：就广东大部分地区而言，农民耕地面积多维持在1亩左右，一些山区则更少，农村的生育水平以二胎为主。]，一年纯收入也就2000多元。如果再考虑到物价问题，其收入还要打折扣，甚至入不敷出。而外出人员（以从事建筑业男劳力为例）一年的收入至少也在6000元以上，两者比较，自然要外出“打工”。这种状况下，谁还愿种粮呢？此外，在政府推行、落实“免税”的同时，一些厂家开始抬高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价格，无疑生产资料价格的提高又很大程度上扺消了“免税”的好处，此亦为导致农民种田积极性不高之要因。

　　（四）农村治安问题突出

　　青壮年外出务工所形成的“空巢”现象使得骗子、盗窃犯趁虚而入。尤其在春节前期，各种骗子也趁村子“空虚”时，屡屡出击，他们利用老人淳檏厚道、文化水平不高等特点，进行骗钱、骗物的勾当，至于假化肥、假农药、假种子亦时有发生。更有一些丧尽天良的人贩子竟借“空村”之机从事拐买“儿童”的罪恶行径。农村历来是“鸡犬之声相闻”的“安定”社会，但如今，安全问题却成了人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有的村子甚至被迫成立了“巡逻队”，此种现象颇令人担忧。

　　（五）淳檏民风日渐衰落

　　随着“务工”人员外出的增多，农村的淳厚风气亦日益下降，其主要表现有三：一则为“婚外情（性）”上。据笔者所知，婚外情（性）在外出务工人员与“留守人员”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就前者来讲，一些打工人员经不起“娱乐场所”如“发廊”、“洗头房”等藏污纳垢之地的诱惑而做出“伤风败俗”之举，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就后者而言，留守人员（大多已婚妇女居多）的“越轨”问题也相对突出。表面看来，“婚外情（性）”的直接原因是“务工人员”的外出造成，但其深层原因则在于我们的“文化”导向、宣传出了问题：几乎打开任何电视频道，总在上演着三角恋、多角恋，婚外恋，而那些以“获利”为目的打着治疗各种“性病”的广告也在进行打着“增强开放意识”、“提高生活质量”大旗进行恶劣“宣传”，其内容庸俗下、动作不堪入目。而传统的、严肃的东西则被当作“保守”、“迂腐”、“过时”、“不开化”被边缘化，这种“堕落之风”不但腐蚀了城市，且此“病毒”正在乡村“蔓延”，对乡村的淳檏之民风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二则为诚信的缺失与冷漠的滋生。中国农村社会历来都是 “熟人”社会，热情、诚信、淳檏渗入农民社会的骨髓。然而在“利益决定一切”倡导下，人们以为“市场”就是纯粹讲“利”，不讲“人情”和“道义”，尤其随着农村“务工”人员的外出，乡村固有的热情、诚信逐渐被淡漠所代替。这当然有其客观原因，如农民工在城市的“不平等”、甚至受“歧视”的遭遇，一些工头的“欺诈”“不诚信”行为使他们不再轻易相信别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冷漠心情也逐渐蔓延，以至于将这种情绪带回了乡村。留守人员也身受各种“铺天盖地”的虚假广告和一些犯罪分子的“甜言蜜语”之危害，不再轻易相信别人，于是农村所特有的“熟人”社会正在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城市那种“关门朝天”“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冷漠与陌生。三则为农村攀比之风日盛，浪费挥霍严重。诚然，农民“打工”较之过去确实富裕了，然而由于缺乏正确的文化导向，农村的攀比、挥霍之风日益严重，这种彼此间的竞相攀比既浪费了财物又在邻里间造成矛盾，益发加重了彼此间陌生、隔膜关系。

　　（六）农村环境问题应引起足够关注

　　随着“农村生活城镇化”步伐的进展，农村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而农村的“污染源”又多来自“外部”。近年来，由于城市普遍加强了环保监管，许多污染企业无法在城市立足，便搬出中心城区，搬到郊区和农村，造成工业污染的转移，一些城郊地区已成为城市生活垃圾及工业废渣的堆放地。初步统计，全国因固体废弃物堆存而被占用、毁损的农田面积已超过200万亩。此外，乡村旅游的兴起，旅游相关产业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生活污染和交通污染，人文景观和娱乐设施开发所造成的生态破坏，也给农村环境带来了伤害。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是，几乎每个村庄都被“一次性”的包装袋、杯子，不可降解的塑料、泡沫，发臭的黑水、破烂的衣物等等垃圾所包围，更不必谈各种农药、植物类激素生长素和空气污染所带来的问题了。无疑，当下关注并解决农村环境问题已刻不容缓。

　　二、问题存在的经济社会根源

　　当然，以上种种社会问题的出现表面看来是由“农民工”的“流动”所造成，但实质上很大程度乃由“经济过热”的政策所导致，“民工流”的涌动无非把隐藏的问题明朗化且使之变的日益严峻起来。

　　毫无疑问，“经济问题”依然是中国农民压倒一切的大问题，然而如果把中国农村的问题仅仅局限于“经济发展”层面上，问题也未必就能得到“完满”解决。我们知道人的需求是多样性的，生存要求（衣食）固然是基础性的，但却不是唯一的。更何况，人的各种需求也是相互“补偿”的，如“精神”的愉悦可以扺消物质的“相对不足”，生活简单但拥有“归宿感”的老人胜过“孤独”而富裕的生活。简檏而有安全感的生活也未必就比“灯红酒緑”的奢华生活差多少……。总之，人们所追求的“幸福”应该是一个复合指标，而不是仅仅以收入的高低和所谓的经济GDP作为唯一尺度，“和谐”社会絶不是只讲经济指标。客观地讲，农村的经济状况、生活水平较改革开放前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尤其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其变化更是天翻地覆。然而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率”所带来上述一系列的社会安全、留守儿童、养老、环境、风化恶俗等等诸问题足以“扺消”经济所带给人们的暂时满足。当然，社会非静止之物，它终归是要“动”的，要发展的，农村自然也不能例外，然而农村要向何处去呢？农民要向何处去？农民“进城”是唯一的选择么？靠“户籍制度”或者农村城市化能改革能否根本解决“不平等”？

　　（一）关于 “民工潮”出现的再反思

　　现在讨论这个问题似乎纯属多余，因为“民工潮”已确然成为客观存在的“现实”，更何况经济学家早已论证过其必然性、必要性。其论证大致有三个理由：一为内在原因：农民人多地少，有富足的劳动力资源；二则外部“利益”驱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此二者为“流动”之必然性。三则农民工流动起来可以避免过多剩余劳动力“无事生非”的社会问题，此为流动之“必要性”。就分析本身的“事实”层面来看，经济学家的分析是中肯的，但就逻辑线条来看，其推理又是含混不清的。笔者认为，经济学家在分析问题时有一个“自明”的前提，即“人口流动”是“自由”的，而“自由”又是“隐含”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之下，“市场经济”又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必然的“发展规律”，于是在此一连串的前提预设下“民工流动”就成为必然。

　　果真如此乎？我们姑且撇开逻辑推演的过程，就事实层面看，同样的中国，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之前就没有如此几乎“大规模”的“民工潮”呢？道理很明显，因为当时还处于“计划经济”模式下，“流动”是不自由的，因此自由与否并不是自发的，而是“可控”的。也许中国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穷怕了，所以对之无甚好感，其实这亦是一大误区。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完全、纯粹地听命于“市场”，这无异于把人降低到动物的“适应层次”。人在经济规律面前并非“消极适应”，也可以“宏观调控”“有所作为”的，尤其在有着13亿人口的农业大国，更要“谨慎”规划。若把一切甩手交给“市场”，则很难控制局面。同样，民工的流动问题，我们就忽视了计划性、有序性，而将之“甩手”交给“市场”自发、无序调控。于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甚至各级政府也纷纷动员、组织农民离乡，致使中国出现了世界上絶无仅有的“民工潮”现象，也催生了诸如“春运”、“返乡”、“黄牛”、“城管”、“打工”等特有词目，更出现了上文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笔者认为，“民工潮”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对“市场”的过度迷恋和对“计划调节”的放弃造成的，即“政策”的“不作为”导致而成，并不是如经济学家所鼓吹的什么“客观”、“必然”的现象，如果一开始政府用理性的眼光对待民工潮，有计划有层次的指导“劳务”输出和流动，至少不会如此“全民出动”的无序、混乱，也能避免上述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

　　自然，“民工潮”产生既有“经济利益”驱动之原因，亦有“人为”宣传导向之因素。我们知道，中国农民历来重土慎迁，满足于“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田园式农耕生活，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未必就是必然要淘汰和超越的。然而在所谓“现代理性”、“科技霸权”和“经济至上”一统天下的当下，人们似乎无条件地接受了所谓“城市生活一定要取代乡村生活”的偏见，似乎只有“城市”的生活才是我们最值得过且成为毕生奋斗的目标。在此理念指导下，一些富裕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就是以城市生活为“模板”进行简单的“复制”，而我们的引导宣传也总是把绘有“高楼大厦”的“城市图片”作为农民未来生活希望的牵引，难道新农村建设走“城市化”的道路?这种不切实际、偏颇“舆论导向”既不利于新农村的建设，客观上也成为诱惑“民工”涌向城市的动力。

　　毋庸质疑，致使民工潮的最根本原因仍是经济问题，而此“经济问题”又是同教育、医疗、生产资料等诸多部门的“改革”息息相关的。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起至90年代初，农村和城市的差别远不如今这么大。以教育受费为例，当时小学生收费并不高，大学则基本免费，师范生还有补助，也就是说在当时农民即使靠种田也还是可以供得起“大学生”。但是随着“教育产业化”及相关“物价改革”的进行，今天的农民靠“种田”即使连高中生也供养不起了，为了培养孩子就不惜生命去挣钱了。据报载，农民工下不顾生命危险矿井的原因仍在于“贫穷”。“干我们这行，死伤是难免的，只是多少、谁碰到的问题。采矿工作时间长了，什么都不想，只想多挖点煤，多挣点钱供养孩子。”［湖南师范大学调查组：《贫穷比矿难更可怕》，《文摘报》，2007年4月22日。]就医疗制度改革来看，随着医疗改革的逐渐深入，高昂的医疗费用把百姓拒之门外，相当多的农民患者在家“听天由命”。无疑，“无钱看病”亦是驱动农民离家的一大原因（所幸是当下政府正在努力解决农民医疗问题）。再则是“物价比”不合理。农民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养两个孩子很轻松（农村计划生育政策），但如今养一个也非常吃力，这自然与某些专家所认为的当下孩子的“生活质量”提高有关，但笔者认为此“物价比”不合理所致。当初四斤大米可以换取质量上乘的奶粉，而如今十六斤大米却也只能换到质量中等的奶粉了，而老百姓的粮食产量却并没有显着提高，无疑不合理的“物价因素”亦是导致农民离乡的客观原因。

　　（二）关于户籍制度的问题

　　不少学者认为，“民工”在“城市”之所以受到不平等待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的农业“户籍”“限制”甚至“剥夺”了他们应享的权利，因此得出“取消城乡户籍的差别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的结论。笔者认为人们对于现象的分析是对的，诉求平等的呼声亦值得同情、理解和支持。但靠消除“户籍”的差别来解决“公平”问题则未免太“天方夜谭”了，因为这忽略了中国的国情。道理很简单，中国首先是一个“人口”庞大的“农业大国”，且从来“奉行”“人情”“关系”的“用人传统”。无疑，在此状况下，即使大家都拥有清一色的“广州户籍”，然而“僧多粥少”，实惠依然总是在少数人手里，更何况一些“垄断”行业使得“当地人”都也很难分享“蛋糕”，何况加入的“新户籍”？因此，客观地讲，即使农民工有了广州市户籍又能怎样？当然，“户籍”界限的取消毕竟是进步的标志，但笔者认为如果靠改革“户籍”来改变现实中的不平等，则未免太理想了。

　　毋庸置疑，民工之所以受到不平等待遇既有外在、历史的原因，又有内在的现实因素。由于生活习惯，所受教育的不同，民工是以“弱势群体”出现于城市的。换言之，大多民工确实没有一技之长，无论技能素质还是文化素质都相对处于弱势地位，这决定了他们靠 “体力”挣钱的居多。而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社会主义体制下，这势必造成双重的尴尬局面：就社会制度层面导致“实质不平等”的出现；就现实层面导致了贫富差异甚至两极分化的事实。事实上，笔者在第一部分所提到的农村“安全问题”表面看来是民工的外出所引起，实质上乃是由于“贫富悬殊”所导致，城市经济犯罪率也呈现出上升趋势亦与此有关。因此如何相对缩小贫富差距才是重要问题。显然，靠变革“户籍”无济于事，更何况“户籍”的改革至少在表层又会重新刺激民工潮的涌动。

　　需要声明的是，笔者并不反对“劳动力”的合理“自由”流动，而是反对自发、无序、盲目的流动，反对在缺乏有效的控制和监管下民工的不平地位和待遇，此亦是笔者行文之要因。

　　三、解决“民工潮”问题的对策

　　通过上述“民工潮”现象成因的分析和由于“民工”离乡所造成的农村社会问题的描述，窃以为“农民工”问题的背后其实潜藏着如何发展农村、建设农村的问题，当下要务是怎样留住农民而不是鼓励、刺激农民进城打工。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如果农民的主力全部转移到“城市”发展，那么谁来建设新农村？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时特别指出的“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的目标亦很难实现。为了留住农民，提高农民种田的积极性，虽然中央政府对农民相继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的鼓励政策：如免税政策、补贴政策。但正如笔者在第一部分所分析，这种“优惠”在一定程度上能刺激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然而在“外出比种田实惠多得多”的现实下，这种“优惠”能吸引他们多久呢？。因此若真正把农民“留住”需要的不仅仅是具体的经济“实惠”，更需要发挥“农村产业”优势，健全的“保障”制度和深层次“人文关怀”，需要精神文明的“洗礼”。

　　笔者认为，解决“民工潮”问题，建设新农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在政策上要处理好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协调关系

　　单从人均GDP的水平来看，我国农村保持连年持续增长的态势。但是GDP的增长未必就真正表明农村经济得到提升，要防止“拉美式”的“增长性贫困”。据有关报导，拉美的经济增长率尽管平均均为正值，但是经济的增长并没有为减困作出应有的贡献，贫困人口始终居高不下，甚至呈不断上升趋势。有关三农专家认为，拉美化的教训所得到的启示是，要让改革最大限度地使更多人受益，要让增长最大限度的惠及全民。因此，我们在政策的制定与施行上要协调好经济政策与相关社会政策的关系，处理好与农村政策相对应的配套改革，要让农民切实得到好处，避免过度贫富悬殊。

　　（二）加强农村基层队伍的建设

　　农民离乡，农村之所以暴露出如此多的问题，与农村基层队伍建设密切相关。据笔者调查，大多数村委会的仅限于“传话”，多数村子自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近二十年几乎没有开过一次会。农民与基层间彼此缺乏沟通，基层组织很难尽到“引导、集合、互助”的作用：农民外出务工缺乏必要的指导，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土地荒芜，农村基层却无能为力；农村治安问题严重突出，却也只能“忍受”。当问及此事时，一村支书无奈地摊开双手：“靠我一个光杆司令，我能做什么？”加强农村基层建设无疑是建设新农村的关键，没有好的领导班子，农村就会成为一盘散沙，缺乏“指导”的民工流动也未免处于混乱状态，“新农村建设”就有可能沦为一句空话。有些“三农”专家呼吁农村重新成立“农会”组织，笔者对此持肯定态度。通过建立农会，也可以调节、平衡、缓冲单个农民与市场、社会和国家的冲突，又有利于保障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的稳定。要之，要尽快把处于“瘫痪”“半瘫痪”的农村基层组织恢复起来，把人心收回。惟其如此，才能为解决“农村问题”建设新农村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三）切实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加强精神文明、生态（环境）文明建设

　　近年来，少数地区的基层组织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业务素质，对之进行了必要的技能培训。但笔者认为，生产技能培训固不可少，而必要的文化培训更加重要。当前农村的淳檏风气的蜕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俗文化”、“科技文化”、“法制文化”、“礼仪文化”、“人文文化”、“生态环境文化”的缺失造成的。切实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在舆论导向上要倡导真、善、美，驳斥假、恶、丑，力求营造民风淳檏、人际关系和谐的氛围，让“恶俗”、“低俗”甚至“违法犯罪”无立足之地。同时，要加强可持发展理念的宣传，加强生态环境、居住环境的教育。基层组织应针对农民闲暇多的特点（而他们往往把时间消耗在“赌博”、“搓麻”上），在农村重新开展“夜校”或其他形式的“培训班”，倡导“学习型”社会，把提高农民的技能、文化、品德等综合素质有机结合起来，把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结合起来，不搞经济“单打一”，必须“两手都要硬”，着力培养与“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新型的文明农民”。

　　（四）因地制宜，发挥区域农业优势

　　如通过大力发展种植业（经济作物）、养殖业以及农（副）产品加工业等环保型产业（乡镇企业），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使他们离“土”不离家。这既可解决老人的后顾之忧，又可解决因农民出走所造成的留守儿童无人监管的“盲区”；既可免除民工在外地的盲目奔波和客观存在的各种“歧视”行为又能享受天伦之乐，同时还能缓解由流动人口所带来的城市管理、交通运输等各种社会问题。当然，发展什么，怎样发展，各地应切合自身条件，根据市场需求，突出“特色”产业。这务必既需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发挥其主体创造性，更需要地方各级政府的引导并提供技术、信息乃至政策、资金上的支持，求真务实，切实为当地农民谋福利。

　　（五）要尽快建立并落实与农村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养老”体系和“医疗保险”制度

　　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行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也将成为农民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因此建立稳固的养老制度尤为必要。其次就养老“方式”上也应多样化，不搞“一刀切”，把老人整齐划一地推向“敬老院”。农村基层工作者应根据农村老人不愿进敬老院的情况采取形式多样的“养老”措施：比如对生活尚能自理的老人实行“在家养老”，服务人员定时、定期照看、检查；对生活不能自理的人也应尊重老人意见，尽量做到“离家不离村”。对于农村的医疗保险问题，不少地区业已进行试点，但整体思路和城市大致相同。笔者认为，农村医疗问题除了用所谓用“资金”买“保险”的方式外，更应当恢复农村医疗点（当地政府可对村级医疗点给予适当的扶持饱和补助），着力提高县、乡医疗水平，力争让老百姓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解决农民看病难的后顾之忧。

　　建设新农村无疑是一个任道重远的艰巨工作，而新农村亦无固定模式，因我们不可一蹴而就，更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因地制宜，切合农村实际，不断调整决策，解决新出现的种种问题，逐步引领农村走向和谐、文明、富裕之路。

　　                             

　　          （作者分别系海军兵种指挥学院政治教研室讲师，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