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煜　张兴杰 

　　对新农村建设模式的理论探讨，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费孝通提出“模式”概念并总结出苏南、珠江、温州三种发展模式之时。新农村建设目标的提出，不仅是对理论研究的总结和上升，而且植根于对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等地成功的农村建设经验的实践总结。当然，这一目标提出之后，对于新农村建设模式的研究范围更加广泛，探讨更加深入，研究成果数量更多。

　　一、新农村建设模式理论探讨综述

　　为了探索新农村建设中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近年来，学界总结新农村建设实践中的先进经验并对其进行比较研究，形成了一批典型模式。同时，也有些学者从诸多地区实际情况的巨大差异出发，探讨了各地区新农村建设应该具有的目标模式。

　　（一）典型模式综述

　　1．苏南模式，以华西村为代表。其典型特征为由农村工业带动的先发型工业化、城镇化，其发展的关键期是20世纪80年代，利用了当时短缺经济、卖方市场的机遇，抢先发展乡村工业。经过多年经营，其工业化形成了一定规模，具有了相当的竞争能力。在这一时期，所有制形式以集体所有制为主。20世纪90年代后期，为了适应形势，发展为多种所有制形式幷存的混合所有制形式，集体所有制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在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村内村党支书起到了领导和带动作用。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村外乡镇政府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领导与决策体制采用党委领导制+村民自治制。由于村支书巨大的个人威信，村两委关系较少冲突。村民主要就业于村集体企业，村集体财富分配主要采用一种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分配较为均等，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村内土地由村集体统筹管理，新村建设由集体统一投资、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分配住房。村内精神文明建设得到重视，传统伦理与现代文化得到了较好的融合，村民的素质得到提高。（冯治，1995；周沛，2000；洪银兴，2007）

　　2．珠江三角洲模式［学界一般称之为珠江模式，考虑到这一模式主要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产生，并非整个珠江流域都盛行这种模式，所以将之称为珠江三角洲模式更为恰当。]。以东莞诸多镇、村为代表。其典型特征是外资推动型工业化、城镇化，其发展的关键是利用在全国率先对外开放的机遇，大力承接世界性产业转移浪潮，大力引进外资，利用外资推动实现了较高程度的工业化、城镇化。近年来，都市农业、生态旅游农业得到一定程度发展。所有制形式极丰富，但外商投资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招商引资过程中，各级政府发挥了强势的领导作用，村集体经济资源主要来自于土地升值、土地厂房出租收益。村民主要就业于各类加工企业，村集体财富的分配采用股份制。领导与决策体制采用党委领导制+村民自治制。由于村支书往往缺乏个人威信，加上村集体经济资源较丰富，围遶村集体经济资源的支配权，村两委关系常起波澜，村委会选举竞争较为激烈。村内土地实现了包产到户，但因为引资的需要，政府可能会征用村集体土地，村集体也可能需要集中使用土地。由于土地升值巨大，土地纠纷常有发生。新村建设往往由上级政府或村集体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基础设施，村民自行建设住房。由于传统价值受到商业文化极大冲击，新的公民文化的兴起尚待时日，村内文化建设任务较重。（费孝通，1992；张敏，2002）

　　3．温州模式。温州模式也是走工业化、城镇化的道路。但其工业化具有鲜明的个性，是一种以家庭工业为基础、以供销员为发动骨干、以农村集镇为依托、以专业化市场为纽带的市场主导运行模式。主要所有制形式是家庭私有制，村民主要就业于家庭工商业，收入来源包括资本利得和劳动报酬。新村建设走了在小城镇的带动下，周边农村成片开展村庄环境整治工作的路子。土地流转方式主要包括种粮大户转包、村集体代耕代种、土地耕作社会化服务三种，带有自发特点。由于重工商轻农业，农业处于弱质产业地位，农业生产仍以小规模的农户经营为主，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企业化经营程度还较低，农业生产要素得不到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耕地数量和质量明显下降。为了服务三农，创造了将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集中于农村合作协会一身的“三位一体”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形式。村庄治理中宗族力量影响很大，村庄文化建设相对落后。（方立明，2005；魏达志，2002；黄焕文，2002）

　　4．南街村模式。先发型工业化的另一个典型。但其工业化的路径与苏南、珠三角不一样，主要是围遶其优势农产品形成农业循环经济系统，在做强优势农产品的基础上，围遶优势农产品的深加工，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其所有制形式是纯粹的集体所有制，村集体控制了几乎全部经济社会资源。村民主要就业于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制度采用“低工资+高福利”的高度平均的分配方式。由于村党支书对村庄的巨大贡献和由此积累的个人威信，村党支部在决策中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地位。村内土地由村集体统筹管理，规模经营，新村建设由集体统一规划、统一投资、统一建设、统一分配住房。由于长期的集体主义传统，村风较为质檏和谐。为了在商业文化的汪洋大海中保持好这种传统的集体主义文化，采用了学习毛选、开展“斗资批修”运动和唱革命歌曲等方式。（周沛，2000；王华华，2007） 

　　5．赣州模式。这一模式的具体措施是“五新一好”：以村镇规划为龙头，建设新村镇；以农民增收为目标，发展新产业；以实施“农民知识化”工程为依托，培育新农民；以农业产业化为动力，组建新经济组织；以创建文明村镇为先导，塑造新风貌；以“三民”（亲民、为民、富民）活动为抓手，创建好班子。新村建设重点为“三清三改”：清垃圾、清淤泥、清路障；改水、改厕、改路。其典型意义在于为经济落后地区寻找一条新农村建设的新路。其典型特征是政府全面主导下的农业产业化与新村建设。赣州市根据市场需求和当地实际，按照“一个产业、一套规划、一套适用技术、一套扶持政策”的思路，促使产业格局向“一村一品，一县（乡）一业”迈进。确立了脐橙、生猪、蔬菜、花卉苗木等农业四大主导产业和一批区域性特色产业，初步形成了产业化经营的格局。村内土地基本是分散的承包经营，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民主要从事农业或外出打工。在新村建设运动中，为瞭解决动员农民的问题，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采取了抓示范点建设的做法。由于工业化、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民收入相对较低，因此新村建设所需资金采用了多方投入的方式，赣州的做法是对各类涉农支农资金和项目统筹安排、集约投放。譬如，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把老建扶贫、以工代赈以及农业、水利、交通、能源等专项资金相对集中捆绑使用。与此同时，各级财政设立了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建立了财政投一点、涉农资金捆绑使用倾斜一点、包扶单位助一点、受益群众出一点、社会各界捐一点、政策优惠减一点的筹资机制。为了发挥农民主体性，成立了新农村建设理事会，以实现自我管理、自我监督。村风建设则以改变陋习和农民知识培训为主，文化建设任重道远。通过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和农民居住环境，使农民虽然生活尚未达到富裕水平，但生产生活条件都得到改善，增加了幸福感。（张道刚，2005；陈向明，2006）

　　6．徐闻模式。经济不发达地区建设新农村的又一典型。其典型特征是政府全面主导下的生态文明村建设。建设内容为“四通五改六进村”（通路、通电、通邮、通广播电视；改水、改厕、改路、改灶、改房；党的政策进村、科技进村、先进文化进村、优良道德进村、法制教育进村、卫生习惯进村）。新村建设的经济基础是蔬菜产业的良性发展带来的农民增收。新村改造投入主要依靠农民投入，政府投资与社会捐赠等方式作为补充。新村建设由政府统一规划。动员农民的方式是抓示范村建设，县级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年，县领导班子成员分头到15个村抓新农村示范点建设，搞出模样后发动“千官扶千村、万干齐回村”行动，上万名干部利用下班后和周末时间回到原籍村庄，指导帮助农民开展新农村建设。（闫玉科，2008；高建军，2006）

　　7．赵庄模式。赵庄模式的典型特征在于村庄精英利用私人资源带动村庄发展。赵庄模式的创造者赵世来，曾先后任赵庄生产队长、村长、村支书，后来改而经商办企业，积累了近1亿元的资产。赵世来在先富起来后，投资成立金星农林开发有限公司，通过“租赁农户承包土地”的形式把赵庄分田到户的1万多亩土地重新集中起来，开始了造林、养殖等多样化的农业集约经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收人提高的问题。农民主要在村集体经济组织就业，收入主要来源于租地与打工。新村建设投入主要来源于村集体经济，包括基础设施和建设规划。（沈太基，2005；赵伟峰，2007；陆益龙，2007）

　　（二）典型模式评说

　　在这些典型模式中，前面四种由于巨大的先发优势，其新农村建设事业开展得较好，农村经济较为发达，农民的生活较为富裕。后三种都属于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建设经验，由于经济后发，可以调动的资源有限，虽然在新农村建设事业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离全面完成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目标还有相当差距。还有学者研究了五山模式、霍家沟模式、电白模式等，但影响不大，且其经验与上述六种模式重合度很大，故不再赘述。

　　通过各种典型模式的比较研究，学者们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陆益龙、王成龙比较了凤阳县小岗村和赵庄的发展经验，指出，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絶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集体化与个体小农二元选择的单一模式。而可能是超越二元的、与本地结构要素相协调的模式。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没有可供复制或模仿的固定模式,而只能从自身实际出发，通过他人模式来反思和分析自身行动的合理性。（陆益龙 王成龙，2007）

　　赵伟峰、沈太基比较了赵庄模式和苏南模式的主要特征，得出三点启示：一，“工业反哺农业”是当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二，地区经济发展无固定模式；三，农业集约化经营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一种选择。（赵伟峰 沈太基，2007）

　　周沛比较了华西村、南街村、小岗村的发展道路，认为乡村工业化是农村社区发展的动力，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命题；权威结构是农村社区发展的保证，这是一个实证性的结论；而选择好适合自己实际的发展道路或模式，是农村社区综合发展的重要前提。（周沛，2000）

　　胡月英、刘君、郝世绵比较了赵庄模式和南街村模式，指出实现农业产业化是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的重要途径；要既抓物质文明建设，又毫不放松精神文明建设，才能建设出真正意义上的新农村；要根据本地实际，因地制宜搞建设，切不可邯郸学步。（胡月英 刘君 郝世绵，2008）

　　（三）目标模式探讨

　　除典型模式探讨外，学界对目标模式也予以了一定程度的关注。比如王振专门探讨了大城市郊区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模式和政策选择问题，指出大城市郊区的新农村建设所要解决的问题、实现的目标、以及推进的模式和政策选择必然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其目标模式应该是现代化的村镇体系、生态化的农业生产、服务化的农村经济、一体化的社会保障龢民主化的村民自治。为此，必须要消除长期以来形成的制约城乡二元结构转变的体制机制瓶颈和观念瓶颈。同时，在政策方面要大胆创新，探索一条符合大城市特点，实现率先发展的建设道路。（王振，2006）

　　周新德将国内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模式归纳为六类：（1）特色产业型新农村；（2）工业型新农村；（3）第三产业型新农村；（4）城郊经济型新农村；（5）商贸流通型新农村；（6）生态型新农村。（周新德，2007）

　　张利庠则比较详尽地总结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八种可资借鉴的起步模式：（1）工业企业带动型。（2）特色产业带动型。（3）畜牧养殖带动型。（4）休闲产业带动型。（5）商贸流通带动型。（6）旅游产业带动型。（7）合作组织带动型。（8）劳务经济带动型。（张利庠，2006）

　　黄艳平以闽东南沿海县域经济较为发达的福清市为例，依据农村发展现状条件把福清市21个乡镇（街道）分成六个不同的类型区，针对每个区域的现状条件，分别提出其合适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模式，即工业和城郊型农业协调发展带动型、农业产业化带动型、现代农业园区带动型、商贸流通带动型、旅游休闲产业带动型、水产养殖和滨海旅游业带动型这六种发展模式，并认为其可对沿海发达地区县域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模式的选择提供借鉴。（黄艳平，2008）

　　此外，李庆章关于黑龙江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的探讨（李庆章，2006），金高峰对苏北、苏中地区新农村建设模式选择的探讨（金高峰，2007），闵海燕有关辽宁省新农村建设模式的政策建议（闵海燕，2008），赵敏有关山西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的探讨（赵敏，2008），张永丽关于西部地区“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模式的探讨（张永丽，2006），等等，则是结合实际情况，将新农村建设的一般原理和典型经验运用于各地新农村建设路径的具体选择中的有益尝试。

　　二、反思现有理论研究的不足之处

　　一方面，理论界总结出了诸多新农村建设的经典模式，另一方面，这些经典模式的经验却很难推广到其他地方。经典模式的不断推陈出新和大多数村庄在新农村建设事业的缓慢进展形成了悖论，理论似乎不再能够指导实践。当理论不能指导领域内的实践，就需要反思理论研究本身的不足之处：

　　（一）缺乏理论深度

　　现有的关于新农村建设模式的理论研究的主要旨趣是为实践服务，这使得其成果具有表面上的高可移植性。但是，除了个别学者外，大多数学者在进行研究的时候，缺乏明确的理论工具，更不用说进行更进一步的理论建构了。现有的关于新农村建设模式的理论文章中，除了陆益龙有意识地从农业社会学和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模式的定义出发，运用了费孝通关于发展模式的基本构成要素的理论框架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外，其他学者所探讨的所谓模式普遍存在以偏概全、停留于浅层分析等问题。学者们忙于总结成功模式，但对某种模式之所以成功背后的影响因素或决定因素缺乏深入研究，甚至有的人连模式的构成要素都没有搞清楚。事实上，自从费孝通提出模式概念及其基本构成要素的理论框架以来，鲜有学者使用这一框架进行分析。在新农村建设模式这一领域，知识的累积过程似乎并不明显。

　　理论是我们藉以理解自己的生活世界的工具。如果缺乏理论的指导，或者不能从经验的碎片中概括出一般线索，那么我们对生活世界的理解终究会流于表面和碎片化。在新农村建设模式这个问题上，“苏南模式”的基本构成要素有哪些？每一要素上有何经验？这一经验是依赖于某种独特条件还是可以适用于一般条件？对其他成功的模式也需要如此提问。

　　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成功的新农村建设都发生在工业型村庄？为什么只有少数村庄走通了工业化之路？其工业化的成功道路可复制或移植吗？在什么条件下能复制？如果农业产业化是除了工业化之后的第二条发展道路，为什么到现在仍然只有少数村庄实现了农业产业化？

　　问得更进一步：如果说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是生产发展的必然之路，是否可以判断那些缺乏工业生产条件和远离农产品大市场的村庄只能依赖政府？如果当地政府正日益陷于债务危机之中又怎么办？是否可以认为这样的村庄在条件改善之前注定不能建设成新农村？

　　不回答这些问题，就无法较好的理解新农村建设所面对的现实。对这些问题，仅靠总结一些成功模式是无法回答的。单单强调我国巨大的地区差异，因而建设新农村需要因地制宜也是不够的。不在模式总结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解释性理论框架，我们就无法将模式的成功经验进行移植，就无法知道在哪个“地”需要制哪个“宜”，进而使得模式总结实际上缺乏指导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华西村是不可复制的”。但我们总结华西村经验，目的却是为了复制，或者至少能借鉴。这个鸿沟，只能依靠理论的深化和实践的检验来填补。

　　（二）研究重心失衡

　　受经济基础决定论的影响，理论界一般认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发展生产的问题。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则被忽视。反映在新农村建设模式研究中，就是关于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这些硬件建设模式的研究比较多，而关于村风文明、管理民主这些软件建设模式的研究比较少。使得现有的研究更像是新农村生产模式和新村建设模式的研究。

　　分析已经总结出来的诸多模式，在乡村工业化、农业产业化、村庄规划整治、村庄基础设施与民居建设等方面总结了较多经验，而对村内如何克服封建落后思想、传统伦理、现代商业文化、法治文化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如何得到成功的处理，并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情况，各种模式探讨较少且不深入。在赣州模式、徐闻模式、赵庄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温州模式的理论总结中，这方面几乎没有提及或仅一笔带过。苏南模式和南街村模式虽然有所提及，但都将其简单地归结为集体主义。南街村因为其纯粹的共产主义追求，作这样的简化是可以理解的。但苏南地区，就很难用集体主义来概括相当复杂的乡村文化现状。

　　关于村庄民主管理方面的经验总结情况与此类似，苏南模式、南街村模式、赵庄模式中，都突出了党支部尤其是党支部书记的作用，而将村民自治作为一般性背景而略过。珠江三角洲模式和温州模式和徐闻模式也只是含混地提到了村民自治。只有赣州模式强调了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的作用，但对更为根本的村民自治，也是处理为背景。当然，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基层民主制度，国家对其内涵与程序已经有了统一的规定，似乎正是这种统一规定性容易使人忽略其在不同村庄的差异性。根据制度经济学者的分析，由于地理、历史传统、资源禀赋、生产方式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同一正式制度在各地的具体执行情况是千差万别的。村民自治也不例外。因此，将新农村建设中的管理民主笼统的归结为党支部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无疑是过于简单化了。事实上，在这一方面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深入挖掘，比如，为什么在苏南模式、南街村模式和赵庄模式中产生了超级党支书？而在其他模式中就没有产生？这种超级党支书现象是必然还是偶然？是不是每种模式中，每个村党支部都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为什么各地村党支部书记发挥作用的程度差异如此大？在各种模式中，市县政府、乡镇政府、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谁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如果说是合力，那么协调的机制是什么？

　　理论界和实践界都知道，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培养，离不开农民主体性的发挥。这种培养有几个方面，一是知识与技能的培训，二是市场交易能力的培养，三是文明生活与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能力。在各种模式的总结和研究中，其对人的培养的独特经验普遍受到忽视，除了南街村的高度集体主义模式外。那么，在其他模式中，社会主义新农民是如何形成的？其主体作用是如何发挥出来的？南街村模式中那种集体主义的螺丝钉式的新农民是否可以作为普遍的典型？

　　（三）对各种模式的内在缺陷和外部不利条件缺乏深入研究

　　受制于强烈的实践取向和政策取向，现有的新农村建设模式研究普遍将注意力集中于先进经验的总结，而对于各种成功模式的不利条件和内在缺陷则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任何一种成功模式，由于其外部条件的变化和内部各因素的发展，都会经历一个发生、发展、成熟、衰退和向另一个新模式转变的过程。忽略某一模式的内在缺陷和外在不利因素的研究，就无法对该模式做整体的理解，也无法帮助实践者及时做出改变以应付未来可能的形势变化。

　　事实上，已总结出的各种模式都有其缺陷，其未来发展也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在此仅作最粗浅的描绘。比如，苏南模式曾经存在工业技术水平低、污染大、资源消耗大、环境不友好的缺点，在卖方经济条件下能够发展，当社会进入买方市场的条件下，苏南模式经历了重大调整，一部分原来的乡镇企业经过技术升级、管理升级、营销升级，适当调整了所有制结构，适应了新变化，将苏南模式发展为新苏南模式。现在，我国正日益向知识经济社会过渡，新苏南模式还能继续适应这种剧烈的变化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深入到苏南模式的结构中去，不仅去分析其生产发展的现状，还要分析其社会结构为未来变革留下多少弹性空间。

　　温州模式是内生型发展模式的典型，被认为比外生型的发展模式更有可持续性。但是，温州模式的固有缺陷也十分明显：农业生产落后，农村文化建设落后，农民素质落后。因此，其未来的产业升级道路不会平坦，新农村的软件建设可能在很长时间都会落后于硬件建设。

　　珠江三角洲模式之长也是其所短，对外资的过度依赖是其过去高速增长之源，但是，如果条件变化，外资大规模流出，对经济的打击将十分沉重。在当前的世界发达国家金融危机背景下，这种缺陷的不利后果正在显现。珠江三角洲农村的内生型增长之源在哪里？

　　南街村模式中的集体主义每时每刻都在经受外面世界的干扰，不得不采用封锁外界信息的极端办法，这种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能够维持多久？这种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如果解体，会影响其生产方面的竞争力吗？

　　赣州模式和徐闻模式在改善村容村貌方面做得不错，但是，到目前为止，其特色农业的发展还未形成规模，在发展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取得的成绩还说不上非常成功。如果经济不能持续快速增长，其新村建设的成绩能够保持吗？这两种模式都依赖市县政府的发动，其长效机制的建设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

　　赵庄模式将大部分增长的希望都集中在村支书所创办的龙头企业上面，如果其经营失败怎么办？

　　这些还只是一些表层的缺陷，这些模式的深层缺陷更急需学界予以研究和厘清，如此，纔可以为新农村建设模式研究提供新的洞见。

　　三、几点结论

　　通过综述全国新农村建设模式理论研究成果，深刻反思其存在的不足之处，至少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一）新农村建设运动离不开理论的支持和引导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的经济与社会状况逐年改善，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内地一些城市郊区的农村，凭藉良好的经济地理位置，抓住了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机会，更是领先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提前实现了生活小康甚至富裕的目标。但是，由于我国城乡、地区之间发展状况的巨大不平衡，与城市地区和少数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相比，全国大多数农村地区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经济发展和社会发育都比较缓慢，尤以一部分老、少、边、穷地区为甚。为了促进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平衡协调发展，从而全面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这一目标的提出，更是促进了各地的新农村建设运动的蓬勃开展。但就对各地新农村建设实践而言，最迫切需求的还是能够在实际操作层面指导工作的理论，即关于新农村建设模式的理论。这正是新农村建设模式理论研究得以繁荣的重要原因。

　　（二）模式选择必须因地制宜

　　总的来讲，学者们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的理论探讨虽然各具特色，但多数学者还是形成了一定的共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东部与西部、沿海和内地、北方与南方、平原与山地等地区在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及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这种自然、人文环境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形式到内容、从发展途径到发展模式都将是各具特色的。因此，即使是先发地区所总结出来的成功模式，虽然其对正在进行着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具体实践具有示范、借鉴与启示意义，也不能照钞照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可能采取整齐划一、固定不变的模式，而只能由各地按照统筹协调、规划先行、因地制宜、政府引导和农民自愿的基本原则去选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具体模式。

　　（三）模式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模式是帮助我们理解社会行动结构和功能的逻辑工具，毫无疑问，学界关于新农村建设若干成功模式的总结和比较分析以及将若干发展模式套用于各地的途径选择的尝试，有助于对新农村建设实践规律和策略作系统分析和认识。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理论工具指导研究，由于过度强调实践导向，现有的新农村建设模式研究普遍存在理论深度不够、研究重心过于集中于生产发展路径和新村建设经验而忽略村风文明和管理民主方面的建设经验、忽视各种模式内在的缺陷和外部不利因素等不足之处，这就使得关于新农村建设模式的理论建构缺乏有洞见的成果。因此，理论界关于新农村建设模式的理解不免流于表层化和碎片化，在缺乏对现实的完整理解的情况下，所总结出的模式经验往往无法推广。

　　换言之，未来关于新农村建设模式的理论研究若能在理论深度、研究重心平衡与研究内容的全面性几个方面有所突破，则新农村建设模式的理论研究还有进一步突破的空间，而非像目前这样止步于经典模式的总结。

　　

　　                     （作者分别系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