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炳尧（甄炳尧，广州甄氏宗亲联谊会。）

　　三国时期的曹植（字子建）才华横溢，博学渊识，文章絶伦，南朝宋时的谢灵运称赞他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他在诗辞歌赋等各个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尤其是他以一个神话传说——洛水女神为题材所创作的《洛神赋》，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成为不朽名篇，在历史上产生非常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多少文人墨客为之倾倒，让画坛书苑留下关于《洛神赋》的杰作精品。但同时也招来好事之徒别出心裁的牵扯附会，硬是要把《洛神赋》和曹植的嫂嫂、比曹植大十岁的曹丕的妃子甄洛扯在一起，说曹植爱恋甄洛，《洛神赋》是曹植因为“感甄”而作。

　　然而，《洛神赋》就是洛水女神之赋，无论是从伦理和礼义的常理来衡量，还是从曹植一生的际遇、处境去考究，这荒诞不经的所谓“感甄”之说都是根本无法成立的。

　　曹植自幼聪颖，十岁便已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深得其父曹操的喜爱与赏识，认为他是诸儿子之中最可定大事者，几次想立他为太子。曹植既以才能异乎常人，又有杨修及丁仪、丁廙兄弟等一班才博学渊之士鼎力辅助。杨修其人富于才策，本来很得曹操器重，被任命为丞相府主簿，总管内外事务，管理得头头是道，地位相当显赫，当时的名士都争相与之交结。丁仪更是曹操在未见其人之先，只闻其名便想要招为女婿，只是因为曹丕以丁仪眇目而反对才作罢，及至见到丁仪，与之谈论之后，赞为奇才，还后悔被曹丕误导了，说是即使丁仪两目皆盲，尚且应该把爱女嫁给他，何况其只是瞎了一目。而丁廙在曹操想立曹植为太子，问及他的看法时，对以“上应天命，下合人心，得之于须臾，垂之于万世”一番宏论，深得曹操的赞同。

　　然而曹植本人天性简易，任性而行，从不刻意自我雕励，以至时常有违制之举，甚而闯祸。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就曾因为乘车直出司马门而惹怒了曹操（汉朝制度规定，除天子之外，所有人都要步行出入司马门）。曹操对他的宠爱也就越来越少了。其间，曹操还籍口曹植的妻子崔氏衣着“有违制命”而把她给“赐死”了。而曹丕则矫情自饰，利用各种手段和办法与曹植争夺太子的地位，同时也有一些才智非凡的谋士如贾诩、吴质等，为他出谋划策或直接去说动曹操，最终让曹丕赢得了立储之争，在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被立为太子。

　　然而，这对于曹植来说，打击挤压和迫害才算是开始而已。曹操考虑到初衷的改变，顾忌杨修的才华，又因他是袁术的外甥，先就借故把他杀了。曹植见杨修因他而死，心中十分不安。建安二十四年，曹操本想派曹植出征解救被围的曹仁，曹丕硬是把他灌醉了，以至无法受命，于是让曹操对曹植的恨意又多添了一重。曹丕登上帝位后，更是对曹植实行疯狂的泄怨报复，立即把丁仪、丁廙兄弟并其男口诛杀了，并把曹植和各个兄弟赶出京都，到各自的封邑去，而且不准私相往来，还限令各人不准随便离开封邑，就连狩猎也不能超越本邑三十里，让各侯王如坐囹圄，其自由还不及一个平民百姓。同时，还分别派出所谓监国谒者，对他们实施严密的监视和管制，这些谒者狗仗人势，对诸王侯颐指气使，诸多留难。黄初四年（公元223年），曹植与诸王朝拜京都后，想和白马王曹彪同路东归，以叙隔阔之思，监国谒者竟然横加阻拦。就连曹植想差人去邺城买一批布料回来作车上小帐帷这样的小事，都得不到准许（事见曹植“作车帐表”）。更有甚者，不管曹植被封到哪里，监国谒者和一班趋炎附势的权贵都对他吹毛求疵，千端万绪，任意构罪诬白。“及到雍，又为监官所举，亦以纷若，于今复三年矣。”（《曹集铨评》卷八·“黄初六年令”）致使曹植哀叹：“身轻于鸿毛，而谤重于太山。”（同上书）

　　曹丕（包括后来的魏明帝曹睿）对曹植连续不断地施以打击，多次改封迁邑。使曹植陷入狼狈不堪的境地，所以他在“迁都赋序”中说：“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曹植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备受煎迫的处境，时刻小心谨慎，明哲自保，拜表献诗，向曹丕表明心迹。表云：“臣自抱衅归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带罪回到自己的封邑，反思所犯罪戾，真是刻骨铭心的悔恨，白天无所事事，只知食饭，晚上寂寂寞寞，唯有睡觉，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不敢越雷池半步（陛下只管放心！）。接着还不忘给曹丕唱一唱赞歌：“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畅春风，泽如时雨！”（《三国志》卷十九·任城陈萧王传）献诗“责躬”，曹植简直就是把自己骂了个狗血淋头！（事载同上书）同时，曹植还把监国谒者灌均希旨以醉酒悖慢的罪名参他一本的奏章，以及三台九府所有罗织罪状弹劾他的奏章，还有皇帝责骂他的诏书，统统钞写起来，作为“自诫令”放在座位旁，“欲朝夕讽咏，以自警诫也。”（《曹集铨评》卷八·“写灌均上事令”）

　　几乎是妇孺皆知的曹植《七步诗》：“煮豆燃豆萁，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说的是魏文帝曹丕曾令曹植七步之内作出一首诗，如若不成，就要执行大法——杀之，曹植不假思索，应声而作，便成此诗。不管这是真有其事，还是后人托名而作，都很形象地说明瞭曹植的境况。

　　时刻要提防遭人明打暗算的曹植，有如惊弓之鸟，不得安宁，试问他哪有胆量去爱恋对他虎视眈眈的曹丕的妃子，亦即他自己的皇嫂甄洛？哪里有心思作文章来“感甄”？

　　我们再从《洛神赋》本身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余从京域，言归东藩。”我从京都出来，东归封邑（鄄城），来到洛川，已见红日西沉，人马都疲乏了，于是停车解马休息，林边漫步，观赏洛水美丽的景色，忽然，“睹一丽人，于岩之畔。”原来是传说中的“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在一番华美的辞藻，极度赞誉洛水女神的美艳之后，曹植叹息道：“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这本来是十分浪漫的抒情意景，但如果有所谓“感甄”而发的前提，则实际上就成了露骨的求欢之念了，这对于处境艰危的曹植来说，就算再“色胆包天”，也不敢拿自己的性命来开这样的玩笑。而这还只是意念上的坦露，紧接着有实际的动作了，曹植“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要之。”而洛神则“抗琼珶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曹植先表达诚恳的深情爱慕之意，接着解下腰间玉佩相赠，洛神则举起自己身上的美玉应和，信誓旦旦指着深深的洛水约定相会之期。这样的情节，如果该文是名托洛神而怀“感甄”之思，姑勿论其处境如何，年过“而立”的曹植至少明白其与甄洛的关系及地位，就伦理实为叔嫂，论礼仪则是君臣，而甄洛不顾身为曹丕的妃子的事实，还醉心于公然与曹植相邀约会，两人直把曹丕视为“透明”，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下文“执眷眷之款实兮，惧斯灵之我欺。”行文至此，曹植好象有点忘乎所以了：自己心中充满眷眷真情啊，这会不会是被美丽的神女欺骗了呢？“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交甫即郑交甫，周朝时人，这里借用了“汉皋解佩”的神话故事，来强调自己对此刻美妙的人神之恋所抱的矛盾心理，惆怅狐疑，于是只好收心敛神，以礼仪自持，诚如《诗经》所云：“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人家以礼自防，别人是不能随便冒犯的，何况对方是美丽的神女呢！至此，与其说曹植在作赋，不如说他在娓娓而谈，全情投入，极度沉浸在自己与洛水女神的“艳遇”之中，毫无半点杂念顾及其他了。经过这样的心理状态的刻划之后，自然就进入了全文的高潮，那就是洛神受到真情感动，开始抒怀，尽情与之嬉戏了：时而竦轻躯欲飞而未翔，时而徘徊流连于椒涂蘅芜小径，浅吟低唱，继而邀来南湘二妃、汉滨游女、女娲冯夷等众多神灵，齐来欢聚，或戏清流，或采明珠，或拾翠羽，载歌载舞，龙腾鱼跃，一片极其热烈欢乐的景象。然而，接下来的叙述就有点令人伤感了：纵情过后，神女转纡粉颈，媚眼回眸，含情脉脉，轻启朱唇以徐言，说什么呢？述说交际应酬之常规准则的约束，感叹人与神之间鸿沟难逾的无奈，哀怨花季年华不能尽情欢乐的激愤，更恨从此天各一方，良会永絶无期！禁不得轻褂掩涕，却止不住泪湿重罗，唯有赠君江南明珰以作诀别，一句“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便倾刻间神光消遁，不知所踪，留下怅然若失的曹植在那里四处寻觅，“顾望怀愁，冀灵体之复形。”甚而长夜难眠，思念无极。最后，知道洛水女神不可能再次出现了，只好策马东归，然而揽辔举鞭，依然流连盘桓，久久不愿离去。

　　这就是浪漫抒情，优美动人，因而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洛神赋》。通篇都是关于洛水女神的精彩描画，让其音容笑貌、动静举止跃然纸上，令人全神贯注去欣赏、回味神女的风采，字里行间哪有半点甄洛的影子？哪有一丝“感甄”的味道？

　　其实，曹植在这篇《洛神赋》的序言里便说得明明白白：“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曹植又被监国谒者灌均希旨以“醉酒悖慢，劫胁使者”的罪名参了一本，曹丕忌于卞太后之故，只将其贬爵安乡侯，还假惺惺说：“骨内之亲，舍而不诛。”同年便改封鄄城侯（事见《三国志》卷十九·任城陈萧王传）。其时，便是京都朝拜天子曹丕之后，东归封地，路过洛川，想起了传说中的洛水女神的故事，有感于宋玉以楚襄王梦会巫山神女为题而作赋的事，于是也以自己“巧遇”洛神为题，写下这篇《洛神赋》了。宋玉关于楚襄王与巫山神女的故事是《高唐赋》和《神女赋》两篇，都是极言巫山的风景和巫山神女的奇丽华美，以辞寄意。曹植仿楚骚而为《洛神赋》，则是倾尽溢美之辞，来形容洛水女神的美丽。“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皎若太阳升朝霞”、“灼若芙蓉出緑波”、“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丹唇外朗、皓齿内鲜。”“环姿艳逸、仪静体闲。”……与这样的美人尽情嬉戏，真是此乐何极。浓墨重彩，写的是洛水女神，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然而，文章的意旨是“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曹植虽然长期受到猜忌挤压，但报国之心至死不已。“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三国志》卷十九·任城陈萧王传）曹植慷慨激昂地表示，只要陛下征诏，肯让他效锥刀之用，必定不顾个人安危，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即使“身分蜀境，首悬吴阙”（《求自试表》语）也在所不惜。曹植恳切地表白说，本来，君子自衒是为丑行，而不合时宜地求进，也为有道之家所讳忌，而他敢于不避嫌疑向陛下表露心迹，实在是希望能够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为国效劳，为君分忧，“是以敢冒其丑而献其忠”（《求自试表》语）。而且直呼“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曹集铨评》杂诗六首·其五）然而，不管曹植如何表白，如何寄意请求，始终是由于猜疑而不见用。《洛神赋》是他对君王的又一种形式的寄意。

　　清代同治年间丁晏在纂辑《曹集铨评》时，关于《洛神赋》即批注曰：“序明云拟宋玉神女为赋，寄心君王，托之宓妃，洛神犹屈、宋之志也，而俗说乃诬为感甄，岂不谬哉！”（《曹集诠评》“洛神赋”眉批）屈原遭谗去职，长期被放逐，心系国家而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在曹植的心里时常引起强烈的共鸣，往往会“因流景而寄言”（曹植《九愁赋》语）。这是说曹植作赋的动机。丁晏在同一眉批中进一步指出：“感甄妄说，本于李善。”原来始作俑者，是为李善！这个李善，是唐代高宗时人，字宗扬，号复堂，杨州江都人。其人学贯古今，却不会写文章，被人讥为“书簏”，曾为潞王府记室参军，后出为泾城令，因与贺兰敏之关系密切，受其案牵连而被流放，却幸运地遇赦而还。据新、旧《唐书》记载，贺兰敏之是武则天的姨甥（姊子），却常与武则天的母亲杨氏乱伦私通，而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因时常去姥姥家，早在八岁前就被这个表哥强暴了。李善受其牵连以至于被流放，可见其关系已是非同一般的密切。也许正是受贺兰敏之的习性、意念的影响，才使他对《洛神赋》和曹植有如此乖张的看法，而他所依据的，从丁晏的批注可知，无非是一些当时记事的媒蘖之词，诸如郭颁《魏晋世语》、刘延明 《三国略记》等等。这些街谈俚语、短书小说可以任意杜撰，牵扯附会而不需要负什么责任，只要能投人所好，可以取悦于人就行。而他可是为《文选》作注，是做学问的，其以教授为业，就是以“文选学”授徒，治学岂能如此不严谨，妄引附会。所以丁晏干脆骂他“书簏无识”。

　　对于“感甄”妄说，历来多有大张挞伐者。南宋的爱国诗词家刘克庄便说，这是好事之人“造甄后之事以实之”，就是说捏造出有关甄后的事硬塞进去。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被《明史》誉为“才最高，地望最高，声华意气，笼盖海内”者，他讽刺说：“令洛神见之，未免笑子建伧父耳。”伧父犹言鄙夫、粗野之人，这自然是讥笑“感甄”妄说之辈了。清代江苏长洲人何焯，学者称“义门先生”，康熙年间进士，其人博闻强记，善持论，精通经史百家之学，尤其擅长于古籍校勘考订，对两《汉书》、《三国志》、《文选》、《通鉴》的批校最为有名。丁晏《洛神赋》的眉批中引了他的批注说：“曹操平冀州，丕纳之（指甄后）于邺，安有子建求为妻之事！小说家不过因赋中‘愿诚素之先达’二句而附会之耳。示枕赍枕，里巷之人所不为。况帝又猜忌诸弟，留宴从容正不可得，感甄名赋，其为不恭，岂特醉后悖慢，胁从使者之可比耶？”这段批注很能说明问题了。本来，事实是不争的事实，道理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小说家硬是牵强附会而已。建安七年（公元202年）五月，袁绍于官渡之战兵败后病死，曹操继续讨伐他的两个儿子，于建安九年八月攻破邺城，并俘获了袁绍的家眷。当曹操知道他的儿子曹丕悦于甄洛的美貌时，便直接把甄洛给了他为妻。此事当在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最迟不过建安十年初，因为甄洛与曹丕生的儿子魏明帝曹睿在建安十年便出生了，其时曹植不过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孩，根本就不可能要求父亲给他娶妻，从而与哥哥“争老婆”，更何况是对于一个比他大十岁的已婚女子！据史料记载，甄洛生于汉灵帝光和五年（公元182年），而曹植则生于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小说家言之凿凿，说曹植于黄初中入朝，文帝把甄后的玉缕金带枕拿出来给曹植看，曹植见到后，不觉潸然泪下。又自相矛盾地说，虽然当时甄后已被郭后进谗而死，但文帝仍将甄后的玉枕赐给曹植。这简直就是莫名其妙！甄后既然是被谗而死，死之者，当然是文帝了，既然愤恨到要赐其死，那他怎么还会把甄后的遗物作为恩赐赏给人呢！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曹植接受了这么贵重、而按彼辈之说则又是深含情爱的赏赐，无论如何应该有所表示呀，受皇帝的赏赐是要上章、表谢恩的，皇帝赐一顿御食，曹植赶紧上个“谢明帝赐食表”，甚至赐几个苹果给他，也要诚惶诚恐上个“谢赐柰表”（两表均见于《曹集铨评》）。曹植短暂的一生中，给皇帝上了不少章表，内容涉及各个方面，但是却没有一个是谢赐玉缕金带枕的，就连涉及甄后的任何物品的谢表都没有，究其原因，就只能有一个，那就是这种连里巷之徒都不会做的所谓示枕赍枕之举，纯粹是子虚乌有！至于说曹植如果胆敢在赢了皇位的曹丕面前以感甄作赋，还要写得如此缠绵浪漫的话，其不恭之罪，比之“醉酒悖慢，胁从使者。”当然要重得多了——皇上的妃子你也敢想入非非！须知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原来与曹丕的关系颇为密切，就因为在曹丕宴请文友的席间平身望了其妻甄氏，即被收监，判了劳役，还算是被免了死罪的结果。“桢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三国志》卷二十一·王卫二刘传）刑满后才署为小吏。

　　丁晏纂辑《曹集铨评》时曾用明代张溥本加以校订，关于《洛神赋》，他引张溥本注云：“燮按，植在黄初时猜嫌方剧，安敢于帝前思甄泣下，帝又何至以甄枕赐植，此国章家典所无也！皆附会者之过耳。”“黄初”是曹丕登基做皇帝所取的年号，在位七年。为了这个皇位，耍尽心机，因为曹植的存在，害得他几乎当不上皇帝，就是当了皇帝，也还时时提防曹植把皇位夺走，正是余恨未消，曹植必须时时小心，处处谨慎，否则性命难保。而甄后在曹丕登基才大半年就被谗而死，就算曹植思亲伤感，也絶不敢公然在他面前流泪哀思。

　　另外，有清一代，还有朱干、潘德舆、丁云等学者对“感甄”妄说痛加驳斥。

　　总之，对于“感甄”妄说，治学严谨的学者均据理严正抨击，而媒蘖其短者及好事之徒，如蝇逐臭，硬是要把一篇好端端的《洛神赋》拉进龌龊的轇輵之中，那是毫无道理的。至于小说家、戏剧家们的说法，那已是文艺创作的范畴了，也可以说是一种行业的需要吧，大可不必当真。而时至今日，“绯闻”满天飞，稍有点风吹草动，便可以“成全”完全不相关的人和事，更何况是对于一个这么遥远的历史上的悲剧人物，就更加可以肆无忌惮、扁圆随手了，这些，就不屑于在此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