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程朱理学蓬勃发展的时候，其对立面在暗中酝酿并走向成熟。一旦爆发，声浪便日见增高。陆九渊首先提出了“吾心即是宇宙”的命题，以主观唯心形式和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抗衡。他提出“致良知”的口号，并非仅仅为了在表面上和儒家正统思想划清界限，而是在“心即理也”的判断基础上，强调个人修养完全可以“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师友载籍”。在封建时代，这种思想具有启迪个人意识觉醒的积极作用。陆九渊自信地宣称：“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立身于其中，须大做一个人。”他倡导怀疑精神，告诉自己的学生：“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他的怀疑论直指儒家正统，陆九渊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公开藐视古代圣贤，非议当代大儒。

　　面对历史的滑坡，苏轼虽然在政治上屡遭厄运，并没有消沉。他大胆放弃儒家学说，“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其中。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致力于揭示国家盛衰的根源，寻求重建政治体系，实现民族振兴的道路。从他那些气势恢弘的词作中，可以领略出他对宇宙演变和历史潮流的独特见解。

　　在认识论方面，苏轼强调实践的作用。他在一篇杂文中用学习游泳的过程比喻求知。他将只注重书本知识，缺乏实践经验的人，比喻为“皆北方之学没人也。”只听别人讲解游泳要领，“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他还说：“有目而自行，则褰裳疾走，常得大道；无目而随人，则车轮曳踵，常扑坑阱。”提倡独立思考，反对盲从。在治学方面，苏轼主张广纳博采各派学术成果，在学习基础上独立判断。他认为死记硬背的传统教育方法会“枉人之才，窒人之耳目”，这样教出来的学生，只能“诵其师传造字之语、从俗之文，才数万言，其为士之业尽此矣。”苏轼为教育设置的目标是“学以明理，文以述志”。强调学生应该在提高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两个方面下工夫，做到“思以通其学，气以达其文”。而教师在教学的时候，则应该遵守“导其聪明，广其闻见”的指导原则。这样的教育理念和我们提倡的素质教育比较接近，远在韩愈所表述的儒家教育传统之上。

　　苏轼在他的《礼以养人为本》中指出：“夫礼之初，始诸人情；因其所安者为之节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节者，举皆礼也”。 儒家要求人们抑制情欲而服从封建礼教，苏轼却认为“人情”是制定“礼”的根据，法礼应该以人情为转移，并服务于人情。苏轼尊重个人意愿的主张，体现了个人意识的觉醒。他在《张君宝默堂记》的文章中谴责具有不同兴趣和特长的人互相讥笑的社会现象，强调每个人的特长爱好都应该受到尊重。他认为“美饮食，华衣服、好声色”属于个人喜好，对所有人强求一律是行不通的。在此基础上，苏轼提倡“狂狷”，而藐视“乡愿”；提倡独立思考，而反对随波逐流。他论述到：“今日之患惟不敢于狂者，狷者。而皆取于乡愿。是以若此靡靡不立。”把放弃独立意识，压抑个性，看成世风披靡，社会停滞的重要原因。正因为苏东坡离经叛道的学术观点触动了儒学的根本，成为儒家正统的主要敌人，朱熹才深恶痛絶地咒骂其“首惟无稽”，攻击他“言道学则迷大本”，如果“使其行于当世，亦如王氏之盛，则其为祸不但王氏而已”，说苏轼的叛逆思想比王安石变法更具危害性。

　　到了明代，王阳明提出“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的观点，以为人情乃“古今风气习俗之异宜者矣”，人情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王阳明指出，人情随时代演变，而法礼“苟徒拘泥于古，不得于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礼之礼，行不着而习不察者矣。”社会法礼不随人情改变，便不可能为行动提供正确指导。王阳明的弟子王畿、王艮在继承陆王心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人的良知是个人“真性流行，不涉安排”的结果，认为道德观念的形成，并不需要名师指点和刻意磨练。他们以这种方式反对用封建礼教约束人心，号召人们蔑视社会的毁誉，自信本心，独立为人。王畿说：“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絜矩则知方之不正”。王艮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而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

　　二王心学和四百年后尼采提出“我是唯一的仲裁者”的口号简直就是同一个命题。尼采以唯意志论反对苏格拉底关于“知识就是美德”的观点，认为经过严格训练的饱学之士，终将变成知识的奴隶，因循守旧的庸才。王畿同样反对“闻学”，他说：“某也资虽警敏，世情机心不肯放弃。不闻学，犹有败露改悔之时。若又使之有闻，见解愈多，趋避愈巧，覆藏愈密，一切圆融智虚，为恶不可复悛矣。”王畿的主张包含着对儒家道统的贬斥。

　　在对人处世方面，王艮论述道：“知保身而不知爱人，必至于适己自便、利己害人”；“知爱人而不知爱身，必至于烹身割股、舍生杀身，则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哉？”既然无论只知保身不知爱人，还是只知爱人不知保身，都会导致自身不保，无以保天下和君父的后果，因作《明哲保身论》，矫正视听。二王的激进理论，一反儒家提倡个人必须服从社会理性的传统，反过来要求社会理性服从个人的需要，国家法统为个人的发展服务，在人的主体意识觉醒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社会现实和人性发展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裂痕。个体感性做出了对抗性的反应，实属情理之中。如果说从陆王心学到王畿、王艮的激进思潮已经渗透着人本主义的要素，让儒学也逐步染上了一些个人主义的色彩，而只是还没有完全突破封建学说藩篱的话。袁宏道、李贽、黄宗羲一行人等，则完全是站到儒家的对立面，举起了人性的大旗，向时代理性发起了最为猛烈的攻击。

　　李贽也讲“道”，但是他所说的“道”并不是抽象的哲学概念，也不是儒家所倡导的宗法社会的伦理之“道”，而是普通人“吃饭穿衣，即人伦物理”之道。李贽认为“道”存在于“街谈巷议，俚言野语”之中，“至鄙至俗，极浅极近”。这种“道”就是“好货、好色、勤学、进取、多积金宝、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取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都是“道”。在李贽看来“非民情之所欲”者，不能称为“道”。自古以来，我国传统学说一致推崇玄而又玄的“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只有抽象的思想观念才能称为“道”，一切与人们日常生活直接关联的事物，只能称为“器”。可是，李贽却反其道而行之，强调“道”尽存于“种种日用”的形而下之中，拒斥对“形而上”的研究。当然，李贽颠倒“道”和“器”的关系，其目的并不在于建立哲学体系，而是为了打破封建传统，与儒家道统唱对台戏。

　　李贽强调圣人也不可能事事正确，因此，“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李贽通过分析孔子的行为说明圣人与平民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他说：“夫私者，人之心也”。“虽有孔子之圣，苟无司寇之任，相事之摄，必不能一日安身于鲁也。”既然一般人自私，圣人也自私，人不能不首先考虑自家的“种种日用”和“治生产业”。故而“人外无道，道外无人”，李贽在这里所说的“人”就是普通人，人为“道”之根本。

　　他还论述到：“夫社者，所以安民也；稷者，所以养民也。民得安养，而后君臣之责始塞。”李贽要求君臣共同对人民负起责任来，这个共同责任就是“安养斯民”。在《藏书》中，李贽通过对两个典型事例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民本主义的思想。其一是秦灭六国时，齐王建在降秦以后饿死了。李贽评论说：“饿死一个痴汉而可以全活十百人，犹且为之，况全齐百万生灵哉？”从前人们只听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李贽却提出了君为民死的主张。当然，战国时代孟子也提出过“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主张，可是，那只是抽象的口号，而在李贽这里却落到了实处。

　　第二个事例是五代时候，冯道反复投靠过十二个君王，世人皆斥之“多叛逆，大不忠”。可是，李贽却为冯道辩护说，君臣之职既在安养斯民，君王已经不能和自己共同担此重任，不坚决背叛还能做甚？

　　李贽提出设问：“夫君犹龙也，下有逆鳞，犯者必死。然而以死柬者相踵也，何也？”他解答说：“死而博死柬之名，则士亦愿为之；况未必死而遂有巨福耶？”封建的道德观和为自己留下忠烈盛名的愿望，造成了忠臣不断的历史现象。李贽在分析父子关系时设问：“子之孝不肖虽各不同，然为父者未尝不亲之也，未尝有恶之之心也。何也？”他自己回答说：“父既有子，则田宅财帛欲将有托，功名事业欲将有寄。种种自大父来者，今皆于子乎授之，安能不以子为念？”虽然把父子关系限制在财产和事业的继承方面，未免有些生硬。但是，把社会关系建立在经济利益的基础上，认为是经济关系是情感与道德的基础，这种观点具有一定深度。

　　旧礼教的核心是个人服从社会理性，一般人不可能心想事成。李贽却主张：“好恶从民之欲，而不以己之欲，是之谓礼。”要求按照人们的情欲修订社会制度，冲破封建礼教对人欲的束缚。他说：“夫天下至大也，万民至众也，物之不齐又物之情也。中无定在，又孰能定其太过而损之、定其不及而益之也？”手中掌有实权的人“欲强天下使从己，驱天下使从礼。人自苦难而弗从，始不得不用刑以威之耳。”就是说，强行统一思想，势必滥用刑律，荼毒生灵，激化社会矛盾。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让每个人“只就其力之所能为与心之所欲为、势之所必为者以听之，则千万其人者各得其千万人之心，千万其心者各遂其千万人之欲，是谓物各副物。夫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获其所愿有”。让天下人都朝着自己选择的方向发展，各得其所才是正道。李贽进一步提出的具体要求是让“贪财者与之以禄，趋势者与之以爵，强有力者与之以权，能称事而官，愞者夹持而使。有德者隆以虚位，但取具瞻；高才者处以重任。”以达到“各从所好，各聘所长，无一人之不中用，何其事之易也！”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每个人的心愿都能得到充分的满足，这就是李贽的社会理想。李贽把实现理想的希望寄托在君臣共同履行“安养斯民”的责任基础上，难免有些天真幼稚。但是，在那个时代，能有这种理想已经很不错了。

　　李贽对于传统婚姻观念进行有力抨击，为自由恋爱纵情讴歌。《史记》载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相爱。由于卓父王孙阻挠，司马、文君相邀私奔。后来在娘家对面开一小店，文君当垆沽酒，卓父以为耻。有责备文君者说：事前当与其父相商，征其同意方可。李贽道：“嗟夫，斗筲小人，何足计事。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不如果自决择，忍小耻以就大计。”还在读本上特别批注：“天下至今知有卓王孙者，此女也。当大喜，何耻为？”故事中讲述文君兄劝父改变态度时说：“今文君既失身于司马长卿……”。李贽批注说：“正获身，非失身”，简直就是和封建婚姻制度唱对台戏。明神宗批准逮捕李贽的一条理由就是他“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指责李贽巧言惑众，大叛逆。

　　李贽对市场竞争的看法，反映了明朝中期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的社会现实，提出了保护自由资本发展的进步主张。他为商人辩护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垢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在我国历史上从来就有“士、农、工、商”的排序，商人排在末位，为历代士大夫所不齿。程灏的奏折中也抱怨说“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礼，而商贩或逾王公”的情况不正常。就是说，商人的地位怎么可以在士大夫之上呢？可是，李贽却认为商人有理由“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他说：“强弱众寡，其材定矣。强者，弱之归，不归必并之。众者，寡之附，不附即吞之。此天道也，虽圣人其能违天乎哉！今子乃以强凌众暴为法所禁，而欲治之，是逆天道之常、反因材之笃。”充分肯定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自然法则的积极意义。当然，李贽对社会竞争的设想并不等于当时的现实，一味鼓吹竞争的合理性也不代表社会发展的方向。只不过在四百多年前的明代，对社会发展能有如此深刻的见解，确实难能可贵。

　　我国明朝晚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纺织品、陶瓷、竹器、玉石、雕刻、刺绣等工艺制品远销海外，民间已经出现了雇工数十人的家庭作坊。随着货币流通量不断增加，商业在经济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可是，由于我国重农主义传统观念的影响，知识界对“贱买贵卖”的商业行为嗤之以鼻，统治阶层对“商贩或逾王公”的现象耿耿于怀，对“挟数万之资”的工商业者是眼红的，常以行政手段限制工商业的发展。李贽思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是停留在原有的体制范围内为民请命，而是鋭敏地感触到社会前进的脉搏，及时发出新社会形态即将诞生的警号。

　　李贽的学说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他在湖北芝佛院讲学时，麻城之内，万人空巷前往聆听。李贽的思想鼓舞了人心，却遭到统治者的围剿。1602年，明神宗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将其逮捕入狱。不久李贽自杀狱中，时年七十六岁。

　　李贽并不是孤立的，在他的影响下，一代非同凡响的思想家涌现出来。“伉壮不阿”的汤显祖，才气十足，闻名遐迩。可他就是不傍高官显贵，屡遭迫害仍不改初衷。最后辞官返故里专事戏剧创作，成果颇丰。汤显祖曾叹息到：“既一世不可余，余亦不可一世。”自称“不堪世务”的袁宏道，终身追求思想自由。他将为官与笼鸟相比，感叹“异类亦知自适，可以人而桎梏于衣冠、豢养于食禄邪？“他一惯藐视趋炎附势，巴结权贵的思想作风，可又不像陶渊明那样”不为世思，高卧北窗”。他大声疾呼：“如此世界”，“必须有大担当者出来整顿一番！”呼唤社会改造的急风暴雨。

　　在明末清初复杂多变的历史时期，涌现出了一批敢于非议王权的自由思想者。他们揭穿了君权神授的谎言，把君主斥责为历史的罪人，天下之公敌。他们指控君王对人民的欺压荼毒，是人民群众痛苦不堪忍受的根源，号召推翻君主一人一家的政权。这是原发于我国的民主启蒙思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一行人等。

　　这些人多出身书香门第，其祖辈学识渊博，或做学问或在朝为官。他们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不仅在经学、史学、文学方面具有深厚的功底，而且重名节、轻生死、敢担当、志向高远、疾恶如仇、为人正派、刚直不阿。他们生活在朝纲衰微和满族入侵的双重矛盾中。在奸党专权，纲纪沦丧的困难时期，他们挺身而出，揭露当权者的腐败。在外族入侵，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抱定必死的决心，兴兵抗清。在清朝统治得以巩固的现实面前，他们多能坚持民族气节，拒絶入朝为官。或隐居起来，钻研学问，潜心著述。由于政治上一再遭受挫折，加上已经身居局外，不涉个人利害，对前朝当代的功过看得更加清楚。理性的思考促使他们把对满清的痛恨转移到整个封建制度身上，着力于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喊出震古烁今的时代最强音。这是继李贽之后，又一次民本主义思潮的崛起，又一次反封建的呐喊。

　　黄宗羲是复社中坚，抗清斗争失败后，回原籍蛰居著述。在关于君王与法制的关系方面，他的观点比李贽更为激进，更为系统。他在《原君》一文中揭穿了君王受命于天的是欺人之谈，谴责君王是世界上最自私，最可恶的人。他说，为人君者“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他们“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而“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历代君王在夺取政权之前，即“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一旦登上了皇位，大权在手，他们便“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黄宗羲忍不住大声质问：“岂天下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由此，黄宗羲结论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简直就是讨伐封建皇权的檄文。

　　既然君主以天下为一己之私，封建主义的立法意图也就十分清楚了。“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出于损天下以肥私人的罪恶目的，历代君王所设“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就是以“非法之法，禁锢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不能有度外之功名。”封建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压制人才，社会不得进步，历史不能前进，其原因盖出于此。

　　黄宗羲提倡学术自由，他认为“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既然道体无尽，各执己见又有何不可？黄宗羲比喻说：“夫道犹海也，江、淮、河、汉以至泾、渭、蹄涔，莫不昼夜曲折以趣之。其各为水也，至于海而为一水矣。”所以，做学问者须具有海纳百川的气概，极大的包容度和宽广的胸怀。不仅容得下不同意见，也要容得下相反的观点。然而，“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剿其成说，以衡量古今，稍有异同，即诋之为离经叛道。时众势，不免为黄茅白苇之归耳。”用今天的话来说，是限制学术自由，强求众口一词，舆论一律，必然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导致奴隶主义泛滥，趋炎附势、人云亦云者越来越多，窒息首创精神，乃至颠倒是非，最终扼杀民族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