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我们的前辈为了祖国的解放龢民族的兴旺，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战歌，为我们树立的光辉的榜样。在民族文化关键性选择过程中，往往因为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而走向成功，也常常因为作出错误的选择而造成失败。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由于封建统治集团目光短浅，腐败无能，为了维护独裁统治压制和打击国人的创造性，扼杀创新成果，使我们丢掉了多少次振兴图强的机会。在此过程中，中华大地上也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为祖国的解放，为民族的复兴而潜心钻研，勇于探索的思想者，和一批又一批奋不顾身，努力践行的革命家。

　　新中国的建立，为民族振兴大业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崛起，政治体制改革形势急转直下，各种思想潮流重新涌进中国，时代的进步再一次将我们推到思想文化大抉择的风口浪尖上。这是历史提供的机遇，是时代提出的挑战。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高举人性的大旗，反思民族的历史，展望祖国的未来，重树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做出符合人类发展利益的文化选择。这是当代文化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一）论民族文化传统（上）

　　提起发扬民族文化传统，有些人总是开口一个孔夫子，闭口一个儒家思想。谈到我们的民族文化遗产，他们就知道“四书”、“五经”。已经解放了半个世纪的中国人，似乎突然感到被批倒若干遍的儒家经典又香起来了。这种错觉好象是由一种叫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招商活动引起的。究竟这种活动有多大效果我不知道，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的倒是可以肯定：在我国历史上，除了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和他的后世门徒们外，再也拿不出什么值得称道的东西来了。其实，我国的民族文化传统并不是那么回事。

　　我国的文化传统是多元化的，除儒家学说外，还存在着若干不同的思想体系，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不乏与儒家学术针锋相对的思想成果，同样反映了祖先的智慧和精神风貌。同时，儒家学术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在封建社会后期文献中，比“四书”、“五经”更系统，更深刻，也更优秀的著作多多的是。那些和儒家针锋相对的学术思想，同样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瑰宝，往往更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事实上，在孔子逝世前后的两三百间，中原大地上已经涌现出了多种学术思想，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而在诸侯并起，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时代，儒家思想并没有获得人们的普遍赞扬。首先得到各国君王重视的还是法家的主张。因为法家主张以奬励耕战的方针治国，主张大力发展军事文化。对增强国力，以武力统一天下大有好处。秦朝灭亡以后，汉朝统治者才逐渐认识到儒家思想在教化民众，稳定社会方面的巨大潜力。及至汉武大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儒家的正统地位从此开始延续下来。可见，孔孟之道成为我国封建正统，并不是因为她特别优秀，也没有什么历史的必然性，而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文化选择的结果。

　　儒家思想的精髓是“克己复礼”，主张以社会理性规范个人的行为。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这里所说的“礼”即“周礼”，是当时已经衰落了的周王朝封建等级制度。他要求每个人“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孔子在回答齐景公提问的时候反复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价值。他认为，只要人们严守本分，按照封建礼教行事，各阶层相安无事，天下就可以太平，人民就会幸福。荀子也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秤者也。”“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他指摘那些“势不在人上，而羞为下人”的人是心怀叵测的“奸人”。

　　老庄学派坚决反对儒家“克己复礼”的主张，认为对治理国家来说，儒家礼教相当于 “骈拇枝指”，“附赘悬疣”，有害而无益。老子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深刻指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是劳动人民贫困的根源。庄子愤怒申斥“彼盗钩者为诛，窃国者为诸侯”的社会现实，揭穿了儒家“仁义”道德的虚伪性。

　　可是，道家学派在否定儒家政治主张的同时，否定一切文化创造的积极意义。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以为凡供人享受的东西，都会诱发邪恶的念头，都有损于人的身心，实际上都没有好处。他认为，“民之难治，以其多智。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因此，国家应该设法让老百姓“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这就是老子宣扬愚民政策，反对实施教化的理由。他最欣赏“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状态，主张营造小国寡民的“安乐”生活。在庄子理想的“致德之世”里，人人“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脯而嘻，鼓腹而游。”完全放弃意识和文化，放弃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让人们退到原始社会去。

　　老庄学派否认人类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庄子说：“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他指出：人类无法认识世界，却偏偏致力于以认识求发展，必然陷于失败，这就是人类悲剧的根源。人们要从悲剧的深渊中走出来，必须放弃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努力，坚持“无为”以实现“少私寡欲，絶学无忧”。在此基础上，去追求“与天和者，谓之天乐”的精神境界。

　　老庄学派的理论体系中，包含着丰富的辨证思想。“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是老子的名言。庄子分析人生万象之后说到：“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积钱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也，亦外也。”又说：“夫贵者，夜也继日，思虑善否；其为形也，亦疏也。”而“人之生者，与忧俱生；寿者惛惛，久而不死，何苦也！”真乃富者不富，贵者不贵，寿者不寿，的确是“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看来“知足者常乐”的确是指知道满足的人，而不是知识丰富的人总快乐。道家这种消极淡泊的思想对于后世的影响特别大。

　　墨子对现实人生无比关怀，他提出了“强不执弱，众不窃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处世原则，以及“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推行以人为本的施政方针。墨子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主张“爱无差等”，广播博爱精神。这是与儒家建立在封建等级制度之上的“仁爱”截然不同的观念，比儒家思想更合于人性，更能满足社会进步的要求。在选拔人才方面，墨子主张不分贵贱，“虽在农与工肆之间，有能则举之”。他提出开展公开、公平的社会竞争的构想，实行“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的选拔制度，使“官无终贵，民无终贱”，经常更换掌管公共权利的人选，以利于社会进步。墨子提倡勤劳致富，力争让“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

　　在认识论方面，墨家认为人的认识有“闻知”，“说知”，“亲知”三种不同来源，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文化传承、推理思辨和社会实践，与近代认识论观点比较接近。在墨家经典中还保留了不少力学、声学、光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知识。无论在哲学、社会学、自然科学，或者工程技术方面，墨家学派的研究成果都在儒家之上。由于墨家门徒提倡博爱，“非儒”、“非攻”，反对武力征服；反对用封建礼教约束民众思想；提倡“节葬”、“节用”，反对铺张浪费和过度奢侈张扬。只是没有在征战敌国，统治人民方面为统治阶级提供理论帮助，所以，得不到当权者的重视。以至于自秦汉以后，逐渐衰落。但是，墨家所达到的学术成就，为我国民族文化树起了一个不朽的高峰，却辉煌永驻。

　　法家主张依法治国，打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度。商君书论述说：“法生威，威生严，严生治，治生惠，惠生德，德生于法。”他认为只要有了严厉的法律，人民小心谨慎不敢违犯，严厉的刑法就可以不必使用，这就叫做“明刑不戮”。他们还指出，加强中央集权，收海内之利于中央，一切好处源发于皇上，这样便可以控制人心。这对于集中调动全部国力，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是非常必要的。在诸侯林立，征战频繁的历史条件下，法家发展军事文化，增强国力，奬励耕战，以武力统一天下的主张，顺应历史潮流，很受统治集团看重。春秋战国时代，在各诸侯国发挥主要作用的也是法家人物。

　　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变法，使自然环境较差，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秦国迅速崛起。一百多年后，终于演变成为足以吞并东方六国的“虎狼之帮”。秦王嬴政采取远交而近攻的策略，横扫诸侯，一统天下，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帝国。法家路线的胜利，开创了封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为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我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整个封建时代，挑战儒家正统地位的学术思想从来没有断絶过。就在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之初，哲学家王充就戳穿了“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的骗人鬼话，批判谶纬迷信，与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唱反调。王充指出“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灾异时至，则谴告之言也”仅仅是一种偶然巧合，不足为凭。他提出实践检验真理的观点，认为“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应，则虽甘议繁说，众不见信。”王充针对迷信儒家权威的社会风气，专门着有《问孔》、《刺孟》专题文章。列举《论语》十条错误，展开与儒家的公开论战。他指出，历史向前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以此驳斥了庄子“天不变，道也不变”的错误言论。他还以历史事实为据，说明孟子关于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判断并不可靠。

　　继桓谭的檏素唯物主义之后，王充提出了类推的论证方法，那就是根据事物之间类似与相同、相异进行的抽象推论。在王充看来，人们对未来的预测是从类推中得来的。他说，圣人之所以能够预知祸福，是因为他们善于“推类”。推类能力并不稀罕，普通妇人也能通过“推类”预见未来。他明确提出了“论证”的概念，指出“事莫明于有效，论莫明于有证”。章太炎说东汉王充“作《论衡》，趣以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口，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对王充评价极高。

　　三国时期哲学家仲长统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观点。反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天命学说。他论述说：“天为之时，而我不农，谷亦不可得而取之”。他指出，“知天道而无人略者，是巫医卜祝之伍，下愚不齿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乱迷惑之主，覆国亡家之臣也。”仲长统揭穿了“君权神授”的欺人之谈，指出王朝的兴起是战争胜利的成果。王朝的灭亡则是政治腐败，“怨毒无聊”，“祸乱并起”的必然结局，皆非天意。他常感叹“名不长存，人生易灭”，提出“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的口号。其放荡不羁的自由思想，成为魏晋时期知识分子狂放风气之先导。

　　东汉末年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源发于中原地区的无神论也活跃起来，对佛教的因果报应，以及神不灭论展开了批判，主要代表是范缜。范缜以桓谭的神形学说为出发点展开论述，他在《神灭论》中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范缜以“质用”关系解决形神问题，颇具创新的意味。

　　魏晋时期的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一批狂放之徒。他们不信学，不信神，不遵从封建礼教，主张按照自己的思想行事而自信不悖。孟子“善养浩然之气”，“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生活态度，老庄学派追求思想解放的莫大勇气，法家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墨家关怀现实人生和“兼相爱”、“非攻”的主张，陶冶了嵇康、阮籍、陶渊明一派思想家的灵魂，也孕育了曹操、诸葛亮、周瑜那样的时代英雄。

　　阮籍、嵇康一行人等，特别厌恶官场气息，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们邀约一帮雅士，“常集于竹林之下，号称‘竹林七贤’，肆意酣畅”，“处乱世而不与争，”洁身自好。当时，“写诗着文以期不朽”的风气在知识分子中颇为流行。掀起了探索生命价值，渴望精神永恒的思想风潮。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不愿屈从于社会理性，主张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对个人价值的追求渐成时尚。曹丕文道：“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传于后。”在这帮人看来，与将精神创造传留后世相比，荣华富贵，吃喝玩乐，不过小事一桩，不足挂齿。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驳斥了一心追求荣华富贵，或只图安稳舒适的庸人见解。他说：“言人皆如曹、李质檏纯悫，则天下无奸民，可结绳致治。然才智无闻，功绩俱灭，身尽于狐狸，无擅世之名也。”像曹蜍、李志那种出身显贵，位居高官，为人厚道，堪称道德楷模的人，在刘勰的眼里皆因缺乏才气，无由声名远播，不得浩气长存，是值不得称道的。曹操发出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周瑜酒后狂言：“大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尉平生，尉平生兮吾将醉，吾将醉兮，发狂吟。”透出一股英雄豪气。至今读来，不禁为之动容。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顶盛时期，佛学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扺制民族传统异域化，韩愈一派自喻孟子传人，创建“道统”，力保儒家的正统学术地位。柳宗元、刘禹锡则重新提出天人关系的理论问题，对天人感应展开了新一轮批判。柳宗元明确指出天是没有意识的，无由“赏功而罚祸”。刘禹锡揭示了自然规律与社会准则的根本区别，他认为强者制服弱者是自然规律。建立礼义法制，赏善罚恶属于社会行为。而“天与人不相预”，天不能“预乎治乱”，犹人不能“预乎寒暑”一样，论述十分有力。

　　中唐以后，我国封建社会越过其顶峰时期，开始显露衰败迹象。宋朝建立之后不久便陷入了内忧外患的混乱局面，苟延残喘三百年，朝廷政务事事不顺心。可是，宋朝时期我国学术思想却异常活跃，人文学科迅速发展，科技成果颇为丰盛，工商贸易空前发达，各类人才层出不穷。一方面是程朱理学蓬勃兴起，将儒家、道家和佛学融为一体，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努力将儒家传统向人性解放的方向牵引，与苏轼之流的怀疑派学问家离经叛道的学术思想一唱一和，相得益彰，对儒家正统发起了冲击。新事物、新思想的大量涌现，使得集历代儒家思想之大成的程朱理学反而显得比较保守。

　　当初的天下大势，可从程颢奏章《治事十法》的陈述中略见一斑：“今礼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礼，而商贩或逾王公。礼制不足以检饬人情，名数不足以旌别贵贱，诈虞攘夺，人人求厌其欲而后已。”在道德家们的眼里，已然世风日下，人心可悲，非整顿一番不可了。而在历史学家看来，这种情况正好预示着封建礼教气数已尽，新的矛盾正在形成，时代正竭力挣脱传统的束缚，呼唤新思想的诞生，渴望新秩序的建立。

　　程颢、程颐明确揭示出“道”与“器”的理论区别，同时提出以“理”为宇宙本原的哲学观点。他们所说的“理”既是自然规律，也代表了社会道德准则。朱熹更加明确地指出：“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他还秉承张载关于“气”的理论，提出宇宙万物均由“气”演化而来的观点。认为“气”与“理”不可相分，“理在事先”、“理在物先”。从而以类似于黑格尔“絶对精神”的“理”为基础，建立起一个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他用这种抽象体系解释客观世界，将儒家的忠、孝、信、义、礼、智等行为规范囊括其中。

　　二程和朱熹并不像孔子那样，强调“修身、齐家、平天下”，把治理国家作为儒家的当然使命。而是将儒学的实用范围向人心方面收缩，重点关注个人的道德修养。他们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主张“以仁义为心，而不以功利为急”。提出“唯务养性情，其他则不学”的口号，实际上是借鉴了老庄学派“无为”的思想传统。在认识论上，程颢认为“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强调最根本的真理是个人感悟的结果，不必依靠书本，也并非来自他人的传授，这些观点为陆王心学的诞生形成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