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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神世界是创造的源泉

  感性和理性是精神活动的两种不同方式。感性的基础是对外部世界的直觉和生活的体验。感性心理活动不应用概念,不进行逻辑运演,不为成见所约束,不接受理性的指导,往往也不倾向世俗的目的,不考虑成败得失。纯朴感情是感性活动的直接产物,复杂感情中包含着理性的成分,与个体的理性思维活动有关。低级动物只服从本能的驱使,没有精神活动的迹象。高等动物的感性活动停留在直觉和条件反射的水平上,同一物种的生命体验基本一致,因此,一般动物精神创造的潜能极其有限。

  理性是以推理方式进行的认识活动,凡是需要对客观世界怎么样和为什么会这样做出回答的思维活动,都属于理性的范围。理性思维必须藉助概念,运用特殊的法则来进行,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手段。从原有的命题出发,推得新的命题,是理性思维的高级形式。理性思维的成果是头脑中知识库的重要来源之一。人的知识结构集中反映了他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也是形成其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重要基础。所以,理性心理活动会从根本上影响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和责任感的形成。

  将事物放进特定推理模式中,按照模式固有的方式进行推理,从而得出结论的思想过程是抽象思维。从感觉出发,针对具体事物直接进行判断的精神活动是形象思维。也可以说,通过生活实践和生命体验形成感性认识的过程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是人类所特有的感性心理活动,她和一般感性心理活动的区别在于是不是需要对事物的性质做出判断。形象思维需要对事物的性质做出判断,一般感性心理活动没有这个必要。直觉和具有突发性的顿悟是形象思维的主要形式,这种思维的结果具有直观性,多歧性,和不一定可重复的特点,其结论一般不具备广泛代表性,不能保证在推广应用中的可靠性。

  高等动物缺乏主体意识,只具有感知活动能力,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事物的性质做出判断;对客观世界不需要,也不可能形成认识。所以,一般动物既没有抽象思维,也没有形象思维。正因为人类的精神世界不仅拥有以直觉和感悟为基本形式的感性心理活动,也拥有以猜想和推理为基本形式的理性心理活动,才能创造出如此丰富的思想成果,造就人类社会灿烂的文化。

  感性心理活动为精神创造提供了大量素材,包括生活体验和对客观事物的感性判断。理性思维表现为一种推理过程,从已知的判断出发,获得新的判断,从旧命题推演出新命题,使人的认识向纵深推进。抽象思维藉助概念和一定的法则进行推理,如果推理所采用的法则是被广泛确认无误的逻辑法则,那就是逻辑思维,否则是非逻辑的抽象思维。由于所有的知识,包括我们所使用的逻辑法则,都是有史以来人类精神创造的产物。知识具有时代的特征,絶对正确的科学理论不存在,任何逻辑法则的絶对可靠性都得不到最后的证明,所以,凡涉及无穷对象的全称命题,都可能发生错误。

  理性主义者坚信客观世界是可以认识的,相信理性认识与客观世界能够达到充分的一致。他们分析说,宇宙是无限的,人类的认识能力也是无限的,无限对无限,人类必将揭开宇宙的全部秘密。而在非理性主义看来,在现实世界中,非理性的事物大量存在。而理性主义对此熟视无睹,甚至有意无意地把不合理性的事物排斥再外,因而在认识论上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揭示非理性的存在,是非理性主义的重要研究成果。

  什么是理性?理性是人类所特有的,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认识方式。这种方式虽然很有效,却依然只是建立起了思维运演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同构映射。因而,和其他认识方法一样,不能保证絶对可靠。即使人的认识能力的确无限,然而无限不止一种,有理数和连续统之间就不可能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对宇宙的无限而言,人类认识能力之无限的势毕竟低得多。我们坚持开放理性的观念,随时注意非理性事物的大量存在。同时肯定,理性认识方法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大量非理性的事物随时都存在于理性的视野范围之外,而处于尚未被认识的状态。但是,随着理性方法的逐渐提升,如果有这个必要,这些事物总有一天能够纳入理性认识的范围中来,由非理性转变为理性,为人类所认识。当然,理性的确不可能完全认识整个世界,不可能揭开世界的最后秘密,我们并不肯定世界存在这样的秘密。我们相信在没有获得完全认识的世界上,人类一样能够生存,能够发展。

  商朝后期我国开始流行阴阳五行学说。天属阳,地属阴;火属阳,水属阴;日属阳,月属阴;男人属阳,女人属阴;皇上属阳,臣民属阴;官属阳,民属阴。上有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下有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食物有酸、甜、苦、辣、麻五种味道;人体有心、肺、肾、肝、脾五个脏腑;贤者有忠、孝、仁、智、勇五种美德,海内有东、西、南、北、中五岳大山;如此等等。将天地万物归并在同一个体系中,依据阳为主、阴为辅、阴阳相辅相成,以及金克木、木生火、同类相聚、异类相克、阴阳相生、五行互补之类的法则,规范事物之间的关系,解释客观世界的演化的过程。有用吗?有用。可靠吗?不可靠。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这种方法一直被认为是不变的真理。可是,无论用古典逻辑还是现代逻辑进行对照,都有牵强附会的嫌疑,是靠不住的。不过,将需要研究的事物放进阴阳五行的理论框架,按其固有法则进行推理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抽象思维。长期被我们奉若神灵的唯物辩证法,类此而已。

  逻辑思维是抽象思维的特殊情况,是采用人们所认同的可靠法则的抽象思维。逻辑思维所采用的推理法则可靠,并不能确保得出的判断正确。即使推理法则没有错,推理的出发点错了,所推得的结论也可能发生错误。同时,推理法则的可靠性,也许会随逻辑方法的发展而成为过去。因此,我们不能把符合逻辑与推理结果正确等同看待。就是说,符合逻辑的推理结果可能出错,不合乎逻辑的推导结果也可以正确。不过,逻辑法则毕竟应用公理化法则进行了严密论证,逻辑思维肯定比其他思维的可靠性高。然而,我们却没有据此忽视非逻辑方法的理由。因为正是这些非逻辑的判断,缺乏严密性的思维成果,帮助我们冲破固有逻辑的藩篱,突破现有知识框架,为逻辑推理提供了众多可供选择的出发点,为创建新理论体系开辟广阔的道路,引导人们创造出新的逻辑和日益丰富的文化。

  没有理性的思考,不可能构造出与客观世界同构的认知体系,无法形成系统的认识,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创造。缺乏对事物的直觉,没有猜想,没有原始的感悟,就缺乏从大量事物中进行归纳的力量。我们的思想就会锁定在前人业已创造的知识体系中,不仅会使我们的感情世界走向枯竭,我们的想象力也会随之萎缩,以至于完全丧失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的勇气和独立批判的力量。正因为我们的精神世界不仅具备逻辑的和理性的思维模式,还具备非逻辑的和感性的活动方式,人类的创造才无穷无尽。

  个人的精神世界互不相同。就知识库而言,有的人知识比较丰富,有的比较贫乏;有的偏向于自然科学,有的偏向于社会科学;具有较高文学修养的人,文学常识比较丰富;懂科学的人,科学常识相对多一些。可是,人的知识在整个精神世界中只占很小的比重。人的欲望、情感、美感、责任感和道德观,都是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们共同影响精神世界的核心,那就是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可以叫做人的信念。

  精神世界的结构不是线性的,而是网络状或立体式的。最外层由个体的情感、责任感以及人的个性交织而成,她们和价值观念共同决定个体的思想行为。人的信念处于精神世界的核心部位,信念的主要内容就是人生观和世界观。知识库、道德观念和审美情趣是用以鉴别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的原则和标准。她们接受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指导,总揽价值判断。

  滋养个体精神世界的养料,来源于社会理性和个体感性。所谓社会理性主要是指现存的文化传统。个体接受文化的熏陶,首先丰富和完善头脑中的知识库,进而影响道德观念和审美情趣,促成个性、情感和责任感的形成。个体同时通过自己生命体验,以直觉的方式获得感性认识,并应用理性思维对社会文化进行选择和改造,酿造出丰富的营养,孕育精神世界。

  精神营养的酿造过程综合了感性和理性两种作用。从道德观念、认知体系和审美情趣上升为信念,从人生观和道德观派生出价值观和责任感,主要靠理性的作用。在生活的体验中形成纯朴感情是感性的作用,以猜想方式建立原始公理,属于顿悟和直觉的范围,是典型的形象思维。审美情趣与道德观念、责任感和情感之间的交互作用,则表现为理性和感性的相互牵制和相互促进。正因为人的精神世界具有感性和理性两种不同的活动方式,精神世界的各部分之间才能发生互动,精神世界才能健康成长。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不论是否拥有健全的人格,每个人在对人处事的时候,都会受到感情的左右,都有可能“感情用事”。我们从小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生活,第一次离开亲人,都有一种六神无主的感觉。这种来自生活体验的情感不由自主,不假修饰,也不会因人而易。从未谋面的男女,一见锺情,发誓今生今世非此不娶,非彼不嫁。也许此前他们遇见的异性何止成百上千,都没有这样的感觉。何至于此?没有答案。纯粹的感性不相信逻辑,也不需要理由。唐明皇对杨玉环的爱情是真挚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茶不思饭不想,犹身患大病。正因为这种不由自主的感情拒絶对后果负责,使颇具才干的皇帝险些丢失了江山社稷。

  不过,人的檏素情感针对的是具体的人和事。要把对家乡亲人的眷恋转化为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上升为阶级仇、民族恨,则必须施加社会理性的影响,也需要得到个体理性的认同。为了和檏素的感情相区别,我们可以把由理性介入而提高认识,或者被扭曲以后的感情叫做理性化的感情。檏素的感情来源于生活体验,理性化的感情接受理性的指导。

  来自社会理性的道义首先充实我们的知识库,影响我们的责任感。如果这种责任感与檏素感情一致,两者都会得到加强。如果这种责任感和檏素感情不一致,需要生活的体验服从于社会的理性,就需要进行一番思想斗争。如果社会理性占了上风,战胜了个体意识,也就是个体通过理性思考接受了社会理性,我们就说此人的思想转变了。纯朴感情格式化,他的行为已经符合社会的要求。有的时则是感性体验占据上风,克服了社会理性造成的压力。我们会认为此人具有叛逆的性格,叛逆的对象是社会理性,叛逆的原动力来自个体的生命体验,以及个体的理性判断。

  社会理性通过责任感的建立影响个人的情感。反过来,感情也会导致责任感的形成,人类普遍存在的报恩思想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如果说“心存感激”,依然停留在情感层面上的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思想,已经从一般情感上升为当之无愧的责任了。知遇者赏识之谓也,为自己提供施展才能的机会,乃知遇之恩,能不相报吗?出于对某人才能的赞赏,甚至对美丽相貌的关注,也可以成为互相倾慕的理由,成为责任感的诱因。“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话说得一点也不过分,这是对赏识和爱慕诱发责任心的形象说明。关云长不为荣华富贵所动,谢絶曹操的真心挽留。克服千难万险,过五关斩六将,终于投奔刘备的帐下。那是友情的力量抗拒利益诱惑的成功范例。雠恨心促成实施报复的自觉责任,嫉妒心导致贬斥与攻击的主观意向,这些都是情感向责任感转变的生动例证。

  人的道德观念主要来自于社会理性,是社会伦理向人心的积淀。这里所说的社会伦理就是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属于文化传统的范围,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对不守规矩的个体可以实施制裁与报复。可是,单靠制裁维持社会规则的权威往往不仅不能奏效,还会引发冲突,于是便出现了道德的说教。通过宣传与教化,让社会成员不仅知道应该怎么做,而且知道为什么必须这样做的根据。社会理性作用于受教育者的道德观和知识库,直达人生信念。道德观和人生信念都与社会理性达到一致的个体,将成为具有自觉性的社会成员,他们不仅能够自觉遵守社会规则,还能维护社会规则的权威。价值取向与社会理性相冲突会成为反潮流的重要来源。

  小孩子往往不懂事,凡是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都想拿到手里,欲据为己有。经过反复教育,他懂得了谦让,会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和别的小朋友分享,这是社会伦理向孩子心中积淀的成果。接受了封建宗法思想的人,懂得皇帝代表天意的道理,知道见到皇帝必须三呼万岁的规矩。完全可能像安徒生所描写的那样,明明看见皇帝光着身子,也会称赞皇帝的新衣很美。这是社会理性扭曲个体感性,使其放弃独立的人格,归附于社会理性的结果。也像安徒生在同一个故事中描写的那样,只有不谙世事的小孩子——他们的情感没有格式化——才会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真相。

  由于社会理性随时代变迁,由社会理性对生命感悟施加压力而树造的高尚情操,在别的时代或者换一个地方之后,可能变得不可理喻。以至于在一种文化环境中被赞美的行为,在别的环境中成了丢人的事情。孔子听说别处的孩子会揭发父亲偷羊的事之后说:这种事发生在他们孔家,小孩是会帮助父亲扺赖的。这样的小孩最有孝心。没有孝心的人比强盗还可恶。孩子从自己的感性体验出发,也许会为父亲偷羊的行为辩护。这种体验与孔子家乡的社会理性达到一致,帮助亲人掩盖错误行为而受到称赞,这很正常。但是,在崇尚诚信的社会环境里,提倡大义灭亲的思想品质,小孩揭发父亲偷羊的真相才会受到赞扬。

  接受社会理性的影响,可以丰富和完善我们的精神世界,使我们成熟起来。不过社会理性只能引导我们接受和服从文化传统,不可能提供叛逆的力量而推动精神创造。真正能够促进文化创造的因素,主要来自个体的生活体验。个体的想象力创造出新的意识形态,起初比较弱小,经过多人接受和创造性输出之后得到放大。当新观念能够与主流意识抗衡的时候,便有可能冲破旧文化传统的束缚,引发社会意识的革新,进而导致旨在改革政治制度的革命。所以,在历史前进的道路上,与陈旧观念相冲突的个体感性往往是一种潜在的革命因素,是她为历史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自从我们的祖先有了意识,为了克服本能和肢体功能的不足,通过建立认知体系,模拟客观世界的演变规律,努力把自己的行动建立在对客观世界正确认识的基础上,从此。人类的精神世界不可逆转地强大起来。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构成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人都在接受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创造,他们的创造又以新文化成果的方式表现出来。新工艺和新技术,是人类作用于物质世界的新方式。使用新的工具,以新方式作用于客观世界,引起客观世界发生新的变化,这就是创新。

  人与人之间精神世界的相互作用,也是通过文化方式来实现的。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个人的内心世界只能通过言语和行动表露出来。除此之外,人与人的精神世界没有直接沟通的可能。语言是一种符号,一种文化信息。人类创造的各种联系方式,都离不开符号的作用。符号好比在精神世界之间传递着的电码,储存信息的文化制品好比电波。这种电波在人类精神世界之间传递,每个人同时接受多种信息,又以类似的方式影响其他个体。在这里发挥创造性作用的核心环节是个人头脑中酿造的工夫,其他环节只是文化信息的传输,最多因为偶然原因,引起信息的放大、衰减、阻遏、畸变或震荡。每个人的精神创造以文化的形式与其他人互相沟通,互相砥砺,互相促进,新文化要素对其他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促使大家的思想方法得到更新。这就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整体运行机制。

  这种情况很像山林中的竹子,植株之间没有直接沟通的方法,它们只能通过埋在泥土中的根系相互串联。人类个体的精神世界也只能通过客观世界中的文化渠道相互沟通。个人所创造的精神食粮,以文化的方式输出,通过社会的根系提供其他个体分享,为整林竹子的生长作贡献。每一个人不断从社会的根系中吸取文化营养,以哺育自己精神世界。离开了个体精神世界制造的营养,社会文化得不到提升。离开了根系传输的营养,植株不能正常发育。缺乏社会理性的滋养,个人精神世界也无法成长。竹林中,真正负责制造有机养料的是植株的叶,人类社会真正具有创造性的环节是个体的精神世界。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种创造性的存在,文化既是精神运作的产品,也是孕育精神世界的食粮。从婴儿时代开始,我们就在社会文化的熏陶下成长,我们的精神世界通过自组织,自生成的过程,不断丰富,不断完善。社会文化对每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发展,同时发挥着促进和限定两种作用。一般来说,传统是保守的,文化创造的根本任务就是打破旧的传统,创造新的传统。我们一方面需要学习传统文化,掌握传统的方法。同时,也需要努力突破传统的束缚,防止旧传统压抑了创造的精神。创作歌曲时的情景就是这样,要创作出适合歌唱的作品,至少需要懂得调性、调式以及表现歌词内容的一般技巧。但是,如果只知道死守已经固定化的作曲方法,也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歌曲。高水平的创作歌曲,一定要在创作方法上有所突破。

  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都是絶对自由的,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即使身在囚笼之中,也可以遐想联翩,纵横驰骋,展翅高翔,照样可以进行创造。事实上,精神创造的可能性就在于精神世界的自由,没有精神自由就没有文化的创造,不从事文化的创造,个人的精神自由也无从表现出来。所以说,精神自由和人的创造性原则上是同一的。社会是人类群体的组合,以人为本的指导原则要求社会的运行规则不仅应该考虑社会的稳定,更应该考虑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个体获得成功的需要,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保障。社会主义的指导原则,要求赋予全体公民享有平等和充分自由的权利。各级社会组织应该尽最大可能加大公共事业的投入,在保证社会成员基本生活条件的情况下,开展有序竞争。保证每个社会成员按照自主决定的方向发展,为他们顺利实现自己的理想提供帮助。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强有力的专政,企图通过政权运作的方式剥夺社会成员的精神自由,限制个人的思想创造,或者以“人民群众”的名义压制个人意愿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都和我们所说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社会主义毫无相同之处。

  科学创造并不完全是知识堆积的结果,能不能实现关键性突破,不完全取决于知识的丰富程度,而在于对知识的深刻理解和善于想象。同时,创造性成果出自少数社会精英之手,出现关键性创造的概率相当低。我们不能预测谁能成为社会的精英,关键性的创造发明将会在何时完成。更何况教育的作用不仅仅是为了培育精英,她还担负着普及知识,传承文明,提高全民族素质的责任。所以,必须通过教育的途径,让全体社会体成员的精神世界丰富起来,思想活跃起来,让每个人的头脑都成为创造力的源泉。

  长期以来,我国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禁锢了人的思想,科学研究的组织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革命领导者手里,得到党组织的重视成了科学研究获得成功的首要条件。科学研究实行集中管理,便于统一规划,统一划拨资金,统一调度人力物力,集中力量突破重难点,这是她的优势。可是,长期对科学研究实行集中管理,政治倾向干扰科学研究。往往因为政治的需要,预设科学研究结果,致使伪科学泛滥,学术浮夸升级。改革开放后,理论禁区开始打破,科学研究逐步转移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可是,真正属于民间的科学研究机构是不存在的。失去了国家主义的理想追求,以经济刺激推进科学研究的官办科研必然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假科研的事件偶有发生,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风气有所抬头。“形象工程式”的科研成果一大串,真正能付诸应用的项目却少得可怜。

  革命战争年代,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激励人。大家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奋不顾身勇往直前,不怕苦,不要命地干。那时,正义感的冲动发挥着最大的效益,也的确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但是,把这套办法搬到和平年代来,却适得其反。具有长期效性的激励机制,应该是建立在公正,公平基础上的竞争,应该是在类似于商品市场那样的环境中运行。依据宪法保障人民群众的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鼓励创办各类民间学术团体,允许公民依法自主创办各类报刊杂志,打破官办机构对学术和舆论的垄断。只要将组建民间组织的挂靠和审批制度,改为自行组建登记即行认可的制度,民间组织就可以蓬勃生长起来。民间组织体现民办的特点,可以在宪法允许范围内自行拟订活动计划,不经批准自行生效。为了保证出版自由,除极个别发布政令的机关报外,将现有新闻出版机构统统转为民办,一律取消对报刊杂志的财政补贴,禁止以行政命令摊派订阅指标,让新闻出版产业自负盈亏。把政府在这方面的责任限制在对民众自主创办的学会团体和报刊杂志提供法律、政策和信息方面的服务范围内,造成自由竞争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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