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初生婴儿和早期人类的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在我国古代社会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性善论者从很小的孩子就知道孝敬父母，每个人看见处于危难之中的弱者都会产生怜悯之心的典型事例出发，得出“人之初，性本善”的结论。他们认为，只是由于人在社会上生活久了，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太深，才逐渐养成了不好的习惯，形成了不好的思想，人性中恶的成分才逐渐膨胀起来。如果不及时加以教育，就有可能使本性善良的人，变成一个邪恶的人。这就是所谓“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的实际情况。为了防止人性的异化，必须广泛推行道德教育，让每一个人都树立起牢固的道德观念，遵守必要的行为规范，防止人们向坏的方向演变。

　　孟子阐述了一个理想实验：假设一个孩子即将掉到井里，看见这一情景的人会做出怎样的心理反应呢？他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恻隐之心的发生，并非出自一种自私的目的，而是像本能一般油然而生。可见，每个人都具有同情心，“不忍”是人类的共性。接下来，孟子把这个结论推广到人性的四个重要方面：“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在孟子看来，只要“无恻隐之心，非人也”的判断成立了，后面三个类似判断就理所当然地成立了。紧接着，孟子将这四个判断提升为人性的四大基本要素：“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原来孟子最终要说明的，是人所共有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是构成人性中“仁、义、礼、智”这四个重要成份的源泉。孟子由此认定“人之初，性本善”的结论是可靠的。

　　性恶论者的思路和孟子不同，荀子首先从人一旦出生，就具有食色情欲的事实出发，认定人事实上都是自私的，而自私的人性是恶的。为了防止恶的人性继续发展，必须随时用善良的思想进行教化，把人们从恶的方面挽救回来。荀子在他的《荣辱》篇中谈到：“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在《荀子·天论》篇中，他进一步论述道：“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夫是之谓天情。”可见“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这些险恶的秉性不仅是人类的基本特征，而且是与人的生活经验无关的共性，这就是荀子所谓人性恶的根据。

　　在《荀子·性恶》篇中，他进一步分析说：“今人饥，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在荀子看来，人并不是生来就知道尊敬长辈、礼让尊者，也就是说，这些美德并非人性使然，恰恰是与人类情性相背离的行为。他继续论述道：“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仪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就是说，如果让人的自然属性无限扩张，必然造成辞让、忠信、礼仪文理的消亡，导致“犯分乱理而归于暴”的后果。出于人性恶的认识，荀子不仅不反对背离人性，而是主张遏制人性的膨胀，将人性“异化”成善。而引导人们背离人性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进行道德教化。

　　荀子把人的生理需求作为人性恶的根据，孟子坚决反对。他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之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客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之命也。”孟子把“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和“四肢之于安逸”这些与生命悠关的情欲，排斥在人性的构成之外。而把表征思想和道德操守的“仁”、“义”、“礼”，以及表征认识能力的“知”，作为人性的表现。而这些情欲，恰恰是荀子所谈论的恶的人性。

　　由是观之，虽然孟子和荀子立论的出发点不同，对什么是人性的解释不同。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冲突并非不可调和。他们恰恰是在关于人性善和恶的相反结论上取得了一致。其实，无论性善论者还是性恶论者，都从不同角度说出了人的特征；他们都把自私自利作为丑恶人性的表现；具有同情心、尊敬长者、礼让尊者，以及仁爱、信义、忠于君王、孝顺父母看成善良的人性；他们都同意抑制人性中恶的趋向，而把人们引导到性善的方面来；他们都认为，实施教育是引导人性向善的方向发展的有效途径。不过，无论性善论者还是性恶论者，都没有注意到人类有认识能力，拥有建立在认识基础上的创造性。同时，他们都笼统将不忠、不孝、自私作为丑恶的人性；把不服从宗法等级制度，敢于造反的人当成历史的罪人；而推行教育的目的，都是为了把人训练成封建社会的合格居民，以维护宗法社会长治久安。

　　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又说：“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辩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辩。”他从无机物、植物、动物和人类的对比中探讨人性，其切入点无疑是相当准确的；不看重外貌特征，从感情和道德标准的方面发掘人性本质的思路，也不无道理。可是，荀子依然紧紧抓住人们与生俱来的情欲不放，把“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作为人类的根本特性，甚至从某些人会“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的事实出发，做出“人之情乎，甚不美”的结论，就太偏激了。

　　如果不认同宗教禁忌的正面意义，肯定人类获取生活必需品的正当权利，其中也包括饲养和猎杀野生动物，食用肉类的行为，那么，早期人类和初生婴儿的本性，并不存在善与恶的划分。孟子把人的生理需求排斥在善恶判断之外，认为善恶判断只涉及道德是非标准，而与生存需求没有关系，在这点上孟子无疑是正确的。如果真的禁絶了食欲和性欲，必然导致断子絶孙，其严重后果会远远超过“乱”与“穷”。所以，从人类延续的需要看问题，禁絶情欲应该是最大的恶；满足食欲，放纵性欲应该是人性中最伟大，最善良的成分。这样的论述，可能会把很多道理都颠倒过来。可见，以人类与生俱来的情欲为依据区分善恶是非的确很荒唐。

　　同样道理，以是否自私来区别善恶也会引出荒唐的结果。人的私心，是和求得个体生存条件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每个人都向往美好生活，大家才会付出不懈的努力，从而形成竞争，社会才得以进步。竞争什么？归根结底就是争利益，争好处。极端的利己主义显然是有害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应该提倡在为自己打算的同时，也要考虑他人的需求，为自己谋求利益必须遵守社会规则和道德规范，善与恶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做到了这些。违反社会公德的损人利己，是恶的表现。为求得生存的自私自利既非恶、也非善。极端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其实是行不通的。如果人一点都不为自己打算，基本生活条件都不要，恐怕人类的灭亡比禁絶性欲还要来得快。如果把私心和毫不利己的“优秀品质”对立起来，私心反而会成为维持人类生存的大善，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所以，在人的生理需求上区分善恶，或以“克己”还是“利己”，以及有无自私之心来鉴别人性的善恶是没有道理的。明代著名学者王艮就论述过：“知爱人而不知爱身，必至于烹身割股、舍生杀身，则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哉？”把“爱人而不知爱身”推到极至，封建礼教也无法维持，孝顺父母，效忠皇上均无法实现。可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行为准则缺乏可行性。

　　我所谈论的人性，是因为人具有自主意识，能够认识客观世界，人们建立在对客观世界认识基础上的创造性。按照古人的善恶标准，这种创造性属于中性。事实上，人既可以创造善良，也能够创造丑恶。在险恶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互相诋毁，互相攻击，乃至于互相戕害，互相杀戮。然而，一般动物在物种内部极少发生自相残杀的事情。它们在争夺食物和交配机会，以及竞争首领“职位”的时候，往往会以象征性的姿态相威胁，行为举止限制在迫使对手甘拜下风的限度内。某些动物在争夺配偶的时候，会通过展示器官的“文明竞赛”方式来决出胜负。即使进行对抗性比赛，也不至于置对手于死地，从而避免了削弱种群整体的生存能力。由于动物社会没有文化，它们只能按照祖辈流传下来的方式生活，也可以说：它们只能吟唱祖先谱写的歌謡，因而这些行之有效的优良习惯，便世代流传以至永恒。

　　然而，人类却大不相同。人类具有认识能力，世世代代不断地创造。每一代人都和自己前辈的生活不相同，每一代人都唱着自己谱写的歌。人的行为可以无限美好，直至感天地，泣鬼神。也可以非常残忍，十分丑陋，比兽性还要兽性，这就是人性的意味。兰德曼曾经说过：“人可以生活在令人惊奇的文明样式中，也可以做出比动物更低劣的野蛮行为。”为了实现民主自由的理想，黄兴、秋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为了祖国的解放，董存瑞用身体支撑炸药包；为了保卫世界和平，黄继光用胸膛挡住敌人的机枪口；为了保护国家财产，向秀丽不顾个人的安危，勇敢地扑向大火。他们知道自己的行动将危及生命，但是他们依然做到了。有些人并非特别有钱，但是，看见比自己更困难的人，乐意伸出援助的手，他们并不期望得到回报，只是因为援助了别人而感到欣慰。这都是一般动物办不到的，是优秀品质的表现。

　　可是，也有人骄奢淫逸，腐化堕落；为了一己之私，不惜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夺取他人的财物，不惜杀人越货，抢夺行凶；还有人为了谋求个人的权力，发动阴谋政变，致使国家陷入混乱，人民蒙受战乱之苦；有人为了扩大统治的范围，发动侵略战争，实施种族灭絶式大屠杀。是人类发明瞭大规模杀人武器，创造了惨不忍睹的杀人方式。当年，达尔文参加环球科学考察，经过南太平洋的时候，就惊奇地看到过人吃人的情形。当时他还以为那是属于没有进化的野蛮人的丑恶行径。现在看来文明世界中的罪恶比野蛮人更野蛮。可见人吃人是人的创造，是人性的表现，与兽性无关。

　　事实上，关于“人性”一词，往往是在两种不同意义上使用的。其一指：要发扬民主，提倡科学精神，反对盲从，尊重个人理智的判断，充分发扬每一个人的创造精神。这里的人性是指人类个体建立在认识基础上的创造性。其二指：要多做好事，少做或者不做坏事，发扬善的人性，抑制恶的人性。这是沿袭我国儒家的说法，以社会伦理标准区分行为的优劣。那么，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事物的好坏属于价值范畴，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会有不同的判断。孟子和荀子所说的善恶标准，是从维护宗法社会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规定的。如果真像孟子所说的那样，每个人生来就有怜悯之心，当然可以作为“人之初，性本善”的理由。不过，我们还得设问，既然是“人之初，性本善”，初生婴儿的怜悯心又是怎样得来的呢？也许是因为那时的研究水平有限，孟子没有给出肯定的答案。可是，在荣格的精神心理学理论中，却隐约给出了一种解释。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学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发现了无意识。为了弥补老师理论上的不足，他的学生荣格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概念。荣格认为个人的经验被遗忘也许是个假象，很可能是思想成果被压制到意识的阈值以下，而储存在无意识中去了。同一群人拥有共同的祖先，由祖先的生活经验沉积下来的无意识，可以通过遗传的方式在种群中累积蔓延，从而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形成“集体无意识”。荣格说，集体无意识“并非由个人获得，而是由遗传所保留下来的普遍性精神机能。”作为“原始意向”的集体无意识，存储在我们内心深处，不为我们所觉察。一旦遇到了与祖先经历相同或相近的情景时，这种原始意象就会出现在我们的意识中，成为影响我们思想的重要因素。

　　原始意向中保存着祖先世代积累的精神要素，我们在原始无意识的帮助下，有可能意会到自己没有经历过的情景。荣格举例说，我们往往会梦见自己从很高的地方落下来，这便是原始人类在森林中生活情景的再现。人在科学发明和艺术创造中的灵感，也是原始意识的作用方式。

　　荣格的理论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她可能为我们架设起从遗传学通往社会学的桥梁，为社会伦理提供基于生物学研究的依据。如果集体无意识的确存在，不仅“顿悟”的心理过程可以得到圆满解释，所有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诸如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康德的“先验论”都可以得到基于自然逻辑的说明，而与唯物主义串通。在荣格的理论体系中，民族的特点、个人的良心，不过是集体无意识的表现而已。那么，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不仅来自于文化传统，也来自遗传特征。祖先大量行善的体验，正是“人之初，性本善”的最后根据。

　　然而，可以通过遗传途径影响后代思想的集体无意识是不存在的。无意识无非是意识的一种特殊状态，也可以看成人类意识的一种运作方式。如果无意识的内容能够遗传，清醒状态下的意识内容更应该具备遗传的理由。然而，除了用言传身教的方式影响我们的成长外，长辈的思想方法絶对不可能进入我们的精神世界。出生在中国的孤儿被外国人领养，长大以后完全融进异国他乡的社会环境。他的语言，他的行为举止都和当地孩子一模一样。如果存在原始意向，他一定会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品质，忠孝仁义多少应该知道一点嘛。当然，也许只是我没有得到这方面的研究报告，还不能做出最后的判断。反正，我不能接受这个说法。

　　我们祖先的生活体验是多方面的，为什么单单是善良的生活体验造成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而恶劣行径却没有留下丝毫痕迹呢？是那些封建道德观影响了国民的人性，让人人都知道孝敬父母、忠于皇上、取信义于朋友、施礼仪于宾客。而阴谋篡位、弑君杀父、尔虞我诈、背信弃义、奸诈狠毒的品质却不曾在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中留下任何痕迹，又该如何解释呢？

　　事实上，任何人都没有获得先验道德观的可能。我们只知道本能的确可以遗传。而本能是一种生理机制，是在感官接受外界刺激条件下分泌激素，从而促使肌体产生特殊动作的作用机制，是一种由确定的刺激产生确定动作的行为方式。而人类的价值判断依赖于意向性的原则，原则的应用需要针对具体问题进行推理分析基础上做出判断。人们所使用的推理方法随时代变迁。凡涉及遗传性状的任何过程，都和遗传基因型有关。新基因通过偶然变异的方式产生，经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方式确认，确认的原则是优胜劣汰。没有大规模的人种替代，人类的遗传性状不可能改变。没有原先物种的灭絶，即使是优良性状，也不可能在新生种群中固化，更不用说是一种道德观念了。事实上，我们的祖先在选择发展智能以求生存的发展模式的时候，已经阻断了以遗传的方式向后代传授生存伎俩的途径。打那以后，没有发生过大规模人种替代。因此，新的遗传性状无从在人类后代中形成。无意识所包含的思想观念比一般意义的求生本能更为抽象。至少在目前人类发展阶段，不可能进入遗传系列。至于未来的人类是不是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实现这一目标，只能拭目以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