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24日清晨不到四点，年已九旬的老父亲先于闹钟把我叫醒了。五点半，我要出发去双流机场登机回北京，几天以后，我将飞回洛杉矶继续我的随任工作。临别前，我在纸上向他告别：“爸爸，等我明年回国后，我帮你。你一定要等着我！” 为了这个承诺，回国后我暂时谢绝了学校的返聘，在汶川大地震之前之后我两次飞回成都，帮助父亲完成《陈情表》。

　　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伴随着在父亲身边的成长而形成的，这就是所谓的“阶级烙印”吧。这个烙印让我受用一生，平添自信。在1978年恢复高考离家去上大学以前，我和父亲几乎一直生活在一起。在这期间，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开始，到后来的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他的人生苦难之旅由此而起，数经折腾，苦不堪言，是个名符其实的“老运动员”。 曾听祖母讲，父亲的命中缺水，故给他起了个小名叫文海。难怪父亲回国后人生第一站就选择了大连。凉爽的气候，美丽的海水，伴随我们一家在那里度过了建国以后最为美好的八个年头。再往后，从北国到西蜀，也许真的是远离了水的缘故，父亲从此一蹶不振，如同一只折翅的雄鹰，再也少有气冲霄汉、壮志凌云的那份气魄了。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终日操劳全家人的衣食住行，而父亲好像全然不食人间烟火似的，上班以外的时间好像都在读书，查阅文献，或是伏案书写，再不然就是在英文打字机上飞快地敲打。仅他的读书卡片和读书笔记就堆满了一堵墙，至今还在家里存放着，由此见证着一个知识者积累知识的艰辛历程。甭管成都的夏天多么热，冬天多么冷，家里孩子多么吵闹，他总是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椅子上聚精会神地看他的书。灯光下，一盒香烟伴随着他，吞云吐雾，几十年如一日。大学问家季羡林先生在他的《另一种回忆录》一书中说，“人不应该像牛羊一样，看上去都差不多，人应该有个性。然而，人类的大多数都是看上去差不多的角色，他们只能平稳地活着，又平稳地死去，对人类对世界丝毫没有影响。真正大学问大事业是另外几个同一般人不一样，甚至被他们看作怪人呆子的人做出来的。”那时候我的眼里，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不近人情的“怪人”和“呆子”。很多年以后，杨洪举所长来北京我家探望父亲时，亲自对我讲：从来没有见过像你爸爸这样勤奋钻研刻苦学习的人。对于这样的父亲，我高山仰止。

　　假如硬要说父亲这一生也有轻松、悠闲的时候，那就是从牛棚放出来以后的那一段岁月：造反派当家，工宣队主事，他没有权利过问科研和生产事宜，白天洗涮大瓶试管和备料，有空就去图书馆。几乎每天下班回来，他的提包里都是借回来的书。其中最让我眼熟的是两本杂志SCIENCE和NATURE，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它们是世界最顶级的杂志《科学》与《自然》。父亲的英文读写能力非常强，炉火纯青。在我的记忆中，没看见他借过中文期刊，用今天的时髦话来说，就是他一直保持着国际视野。父亲一生译著很多，可惜，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加上他特殊的身份，反右以后就几乎无缘出版，即使出版的，也不能使用真实的译者姓名。记得有两本译著就是在那时候完成的，一本是上个世纪初，原本用德文写作出版，随后在五十年代，由一位美国人翻译成英文，名曰《血清病》的绝版名著；另一本是美国新近出版的《细菌遗传学》，这是当时最时髦的一种新兴课题。可惜这些稿件在文革时付之一炬了。

　　除了专业书以外，兴趣广泛的父亲在那个时候有时躺在床上也翻翻《红楼梦》之类的书。更有轻松的时候，他还偶尔自得其乐地吹吹口琴，让我大开眼界。我第一次听到的《铃儿响叮当》这首现在家喻户晓的圣诞歌曲，就是从父亲的口琴声中得知的。家里有一台Cyma牌闹钟，是父亲40年代在瑞士买的，后来走不动了。他居然有这份“手艺”——拆开来修理。每到这时，眼睛老花的父亲总求助于我，用镊子调整油丝，走得快就把油丝往—号这边拽，走得慢就往+号那边拨，再上一点缝纫机油，上紧发条就OK了，就这么简单。家里的大小闹钟都被他修好了，而且走得还挺准的。他从欧洲带回来的一台精美别致的手提电动缝纫机和一架莱卡照相机的说明书，都是在那个时候才被他翻译成中文的。我辍学待业那阵子，整天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房前屋后养鸡种菜，只有小学底子的我并不懂得为自己的前程发愁。心急如焚的父亲经常从图书馆借回来一堆书要我读，尽是什么《内科学》、《人体解剖学》、《妇科学》，还有《赤脚医生手册》之类的，所里图书馆几乎都是医学书籍，没有其他书籍可借。而我不过是翻翻里面的插图，记住那些如雷贯耳的编者名字而已， 因为其中很多是他的同学或者老师。很多年之后，我才理解了父亲内心的那一份苦涩和无奈，以至于90多岁的他，直到今天还在内疚，没有把我们五兄妹都培养成大学生。可是在那个年代，谁又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呢？谁又让我们都赶上了那个令人诅咒的年代呢？

　　邓小平复出后，父亲再也没有了那份清闲。搞现代化建设，决策者谁都知道启用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是最英明的举措。从父亲离开家乡负笈海外，直到学成回国，一路走来，总是遥遥领先。他是新中国生物制品行业首先在大连所创立的、第一任生产计画科科长，也是全国六个大所中卫生部仅此任命过的两个总技师之一。父亲受过最完善最正统的科班教育，才能使他从科研到生产，再到管理，都是行家里手，这在业内早有共识。虽然父亲不寻常的学术造诣和扎实的业务功底在专业圈内无容置疑；虽然1958年他为国家立了大功，但是他的事迹却鲜为人知，在业内编撰的史册里，他总是被挤在“边缘”。这，有什么奇怪，因为他已是一只折翅的鹰！

　　父亲在1958年温江特大瘟疫爆发的危难时刻，自告奋勇，挺身而出，独自一人在极其艰苦而简陋的工作条件下截获了病原体——赖株钩端螺旋体，从而解除了党和政府长时间的困惑，使大批患者得以免受痛苦，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人的一生，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勤奋和机遇。前两者不用我多说了，只是第三者永远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否则怎么有“可遇不可求”一说呢？历史证明，这个机会就是为父亲准备的，凭着知识的储备和积累，查获赖株非他莫属！可是这个赖株非但没有成就父亲的一生，给他带来的反而竟然是长达五十年的痛苦和煎熬，使他抱憾终生。父亲的一生许是悲剧一生，鲁迅先生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改革开放卅年的今天，社会价值观随着市场经济带来的改变而改变，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注突发事件的发生和解决，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懂得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与此相反，来自疾病和心灵的双重折磨，使父亲没有可能安度晚年。自从他90岁时学会上网，学会操作电脑，互联网帮助他弥补了听力的丧失和不能去图书馆的痛苦，他每天坐在电脑跟前的时间长达10个小时，我戏称他是中国最老的网虫。倾诉自己辛酸落魄历程的十几万字的《陈情表》，几乎是他自己用中风以后颤抖的手输入进电脑的。尽管他现在已经不能握笔写字了，然而“天助我也！”，电脑帮助了他，老朽的肌体和不朽的灵魂之间的矛盾由此得到升华——生命从90岁开始！这样的经历还不够传奇吗？若不是有着旷世奇冤，谁愿意去向官方讨说法，求正名？若不是苦难达到极限，谁愿意搭上安逸的晚年和健康？在这场新中国仅有的两次特大瘟疫中（另一次备受关注的瘟疫是2003年的SARS），父亲独自一人截获的病原体—赖株，现在存放在荷兰的国际钩端螺旋体菌种保藏中心，2003年上海科学家又把赖株的全基因序列在世界上首先研究清楚，并在世界顶尖权威性杂志《自然》上发表出来，成为我国微生物学界近年来一大成果。可是又有谁知道赖株的发现者今天还过着赖株给他带来的痛苦和屈辱的生活？ 难道父亲真的要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阿图尔.爱新格林（阿司匹林的发明者，犹太人。受希特勒种族灭绝政策迫害，在他被关进集中营时，他的这一极为耀眼的光环，被拜耳药厂罩在了一位德国学者头上至今）吗？ 

　　今年距父亲截获温江瘟疫病原体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的学术界造假和打假前所未有，浮躁、急功近利的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这一切更加使我对父亲50年前捍卫科学尊严的勇气和探索真理的行为肃然起敬。对于一个生命终点指日可待的老人，金钱、地位、待遇等等都不是他生命价值的体现，唯有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才能同他生命永存，这也才是知识份子最为认同的价值观和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我多么希望父亲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他的夙愿成真，还他一个公道。我也多么希望父亲献身医学的一生，能够变成宝贵的精神财富留给我们，传承给生物制品的后人们。

　　人们常说“忠则《出师》，孝则《陈情》”，被誉为千古美文的李密的《陈情表》，总让我对父亲的《陈情表》牵肠挂肚。今年四月初我随爱人完成了驻美任务回到北京，五一节之前匆匆赶回成都探望老父亲。古人有言，“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或许是我对父亲唯一的一份儿女情长了。“5?12”大地震发生时那一刻，离都江堰几十公里的成都也一样天摇地动，惊恐之中，我和姐姐连拉带扯地搀着老父亲从二楼逃到了院子里。随后当我再回家去为他搬轮椅时，他首先想到的是他正在修改的《陈情表》！我理解这次他怕的不是再有人强夺他的成果，而是怕老天爷夺去他这几年来用心血拌着泪水完成的心路历程。我干脆将他的电脑连同轮椅一起搬到了避难的操场。只见他安然无恙地打开电脑，在无声世界里敲打着键盘，进入了他的思绪。我突然想起多年以前他和我讲过的话：耳朵聋了，没关系，只要眼睛好，能看书就什么也不怕了。老爸，你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啊！

　　此时离地震发生时仅30分钟。 

　　陈建源         

　　2008年12月30日成都初稿

　　2009年2月28日 北京定稿

　　后 记

　　5月24日我收到出版社从广州寄来的《陈情表》的两本样书后，立即将其中的一本快递给了父亲。收到书后，我和父亲之间的网上校对开始了。 

　　父亲对待治学和工作的认真严谨以及一丝不苟的那股子劲儿，凡是和他共过事的同行或他的下属都有领教，更何况是校对《陈情表》呢！我知道，父亲手不能握笔，无法在样书上修改，只能将修改的字句和说明敲打到电脑里，再用E-mail发送给我，由我再在样书上做修改和说明。有时候为校对某项内容，我和他要反复E-mail多次才能使我弄明白问题的所在，因为他耳聋不能像常人那样，遇到问题打个电话就讲清楚了。我数了一下，专为校稿相关事宜，从去年11月28日至今，我俩之间的电邮已经超过600封了，有时候一天之内能收到四五封不断刷新的来信。电脑成了他写字的手和获取资讯的耳朵和图书馆了。 

　　假如不是他在两年前学会摆弄电脑的话，我是难于在北京完成如此繁杂的修订工作的。如今的《陈情表》，尽管还有遗憾、缺点、甚或错误在所难免，但是一想到这本书是由饱受苦难的92岁的父亲亲自撰写，亲手打字，亲自校对时，再想到父亲滑动滑鼠的那份艰难情景（用没有病的左手按住抖动的右手才能准确地去点击左右键），我的崇敬之情便油然而生。言不尽意，对完成《陈情表》这项任务，也就不感到有什么遗憾了。 

　　完成校对后，父亲在来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书出来之后，我就安度晚年了。什么名誉、地位、金钱等原本就不考虑的东西，现在更不去考虑了。连给不给我正名，也不再痴心妄想了。” 

　　2009年5月31日 北京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