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孙女陈晓菲（菲菲）的通信

　　2007年5月9日

　　致菲菲的一封信：家教

　　菲菲：你好!

　　不知你办理出国的情况怎么样了？申请签证需不需要大学的接受或批准信的原件？体检和打防疫针了没有？回校方的信好像要在2007年5月15号以前办妥。赴美日期就要看校方对报到日期的要求，这由你自己决定了。留心签证时间是有时限的，需要提前办理，需要等候。

　　你这次去美国学习和读博士，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捩点。我现在向你说一些今后应该注意和遵守的事项。

　　1.根据最近发生在美国的韩国学生枪杀事件的教训，你在美国生活期间，一定要学会如何融入美国社会，即和美国学生、同事们和导师在生活上要打成一片，像什么晚会的跳舞、合唱团的合唱、乃至义工等等活动，都要积极争取参加。义工（voluntary work）一词，在我国都是集体参加义务劳动，至于个人主动自愿报名参加，好像从未听说过。这次在社区学院读书的表弟贾士麟在洛杉矶却表现得非常积极，而在国内时，他却是个lazy bone，并且不是个一般化的懒家伙。因此，你到美国后，千万不要孤立自己，要合群。韩国学生正是由于在这些意识上，不注意严格要求自己，患了抑郁症、孤独症而不能自拔，终于导致了这场悲剧。这一教训不可不记取，切切!

　　2.由于你在将来要搞化学、或者做与生物制品乃至制药之类相关的工作，根据我在这一行的经验和教训，我要求你记住以下一些诤言或警语：

　　（1）在任何场合下，要随时注意水电气安全和节省的要求。你听说了吗？身居高位的法国总统戴高乐有一个习惯被传为佳话：只要他在离开房间的时候，或者是空无一人的豪华大厅，他总是要把开着的电灯关上。

　　（2）在离开家、住处，或是最后一个人离开工作室时，要关好门窗。我们所有一位叫周惠民的老专家在离开住所后，有时在走出去了几十步之后，又回过头来重新转转门把，看看门是否锁好了没有？人们笑话他发神经病，其实他是为了保证家里绝对安全。人老了，这只是表明老人办事认真，脑子还未糊涂。

　　（3）同样重要的是，在工作中应当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还要善于并勤于思考，以及在讨论工作或问题时，要勇于发问或发言。不要怕说错、怕人讥笑。

　　（4）还有一点，一般人不大在乎对工作现场的要求。在干生物制品制造时，操作人员除了必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外，取用物品应该轻拿轻放；用瓦斯灯时要小心火烛；尤其重要的是在最后收拾摊子时，要恢复原状，保持现场整洁有序，以利于进行下一步工作，或者，好让别人进行别的工作。总之，做事要善始善终，不要虎头蛇尾，更不要让别人给擦屁股。

　　你和贾士麟都是80后时代的人。我2002年在北京，曾经在他家住了半年。他的那股子懒劲儿是很令我惊叹的。我看在眼里，可是又不好说他，怕伤他的自尊心。因为，现在的独生子女都是自己惯自己，有吃有穿的，只顾现在，不愿考虑将来。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对子女虽则只是限于经常受到我们嘴上的唠叨，但和我们的上一代却很不相同。在上一代，不但嘴上骂，还要打，乃至罚跪在钱板上（一种用木板刻成凹槽、供放置铜钱的家用物品）。贾士麟在洛杉矶生活了两年，受到美国同学和老师的熏陶，进步很快，收获不少。据他妈妈来信说，他现在彻底改变了。在人生观上，他有自己一套特立独行的思考。而在生活上，已经自理了。因此，我相信，像你这样早已能够自理、有自信心、自觉性、自强性强而不自卑又不自负的人，将会使我放心。

　　预祝你一切顺利、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爷爷 2007-5-9（这封信全是我亲自动手打成的）

　　注：我是2007年1月开始学习电脑打字的。

　　2007年5月9日菲菲当日的回复

　　爷爷：您好！

　　今天读到您亲手打的这么一封充满深深教诲的家信，非常感动。想到五一节去看您时，您打了十个钟头都还没打完一页，这封信一定花了您很大功夫吧。

　　先回答您的两个问题：1、我已经答复ECU，同时回绝了其他学校。2、签证时需要原件，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还没有顾得上体检那些事情，现在在上班的同时要准备签证的材料，只是制定归国计画比较头痛。我希望能在六月上旬通过签证，七月底去美国。

　　我的性格虽然比较内向，但我是非常热爱生活的，有很多兴趣爱好，平时和同学、朋友相处愉快。我很愿意并且会积极努力地融入美国社会，这一点请您放心。平时我也比较注意水电气安全和节约，连我爸妈都说我抠门。您说的那个周爷爷的事经常发生在我身上，我总是担心门没有锁好，下了楼都还会跑上来又检查一遍，我还想这可能是我有点轻微的强迫症。勇于发言和发问一直是我的一大难题，这也和我的性格有很大关系，不过我会努力改进的。还有我做实验很在乎最后要恢复原样，别人做完实验不收拾我都看不过去，拿的试剂和器材要放回原位，用的器皿最后都要洗乾净，该扔的垃圾也要扔掉。

　　总之您说的事情都很在理，我会铭记在心。这封信我要保存下来，经常看看，对我是一种激励。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不辜负您对我的一片期望。现在80后的年轻人确实有很多这样那样的毛病（包括我），我想这也跟社会背景（改革开放、独生子女等）不无关系，但我相信，最终我们还是会逐渐成长起来的。

　　祝您健康长寿！

　　孙女：菲菲

　　2007年5月22日

　　菲菲：你好！

　　你和你三姑（13号）发来的伊妹儿都收到了。你三姑说，你到美国后，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包括apartment(公寓)，生活用品，甚至连车子都有了。你想想看，你这次出国，比欢欢当年幸运多了。欢欢可谓历尽千辛万苦，于2000年8月独自一人带着沉重的行李由北京飞往肯塔基后，又换乘taxi转往Morehead（学校没派车接）。自己到校办理报到，而后才求得学校代为办理住宿。至于后来几年，她去了北卡，接着去了南卡州的Columbia，再往后又去了 Ohio州的 Cleveland，最终落实在现在的纽约，也全都是独来独往。除在北卡外，其余各处，不但没有人接送，连住宿都要自己解决。这和你三姑1987年带着雯雯坐火车，途经Moscow赴Sweden，简直是不能比的（在莫斯科还可以求得大使馆帮忙），和我在1947 年夏坐船经义大利去Copenhagen的情况，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了。

　　在这封信里，我想回顾一下，我出国时的一些经历，顺便聊一聊其他有关见闻和感想：

　　1.全国统考、公费留学：教育部于1946年在全国范围内举办的统一考试是自民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公开选拔、出国人数最多（150余人）的、也是最后的一次。其中，以去英美的人数最多，次则为法国，少数去瑞士、丹麦（ 6人）、瑞典 、荷兰和义大利。

　　2.由于战事正酣，当时来华的船只很少。我们赴欧一行50余人于1947年7月25日方可在上海杨树浦码头搭乘由美国运输舰Marine Lynx（海眼）号改装的客轮，前往义大利的那不勒斯（义大利叫 Napoli），然后经罗马转往各国，包括英国。这条船原本是为了运送纳粹战犯返回德国而启航的，所以除了在新加坡和赛德港靠岸加水外，一直开到那不勒斯，只花了23天。除了我们中国留学生外，那些战犯一律不准出舱或是在甲板（ deck） 上休闲、或观赏飞鱼跳跃，直至在那不勒斯靠岸后，他们才被押解上岸，直接乘闷罐车返回德国。有一个战犯在途中死亡，随即抛入大海了事。1947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这是容闳于道光 27年，即 1847年赴耶鲁求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出国留学整整100年。为与建国后派送出去的留学生做出区别，我们也可勉强划为第5代留学生。我的伯父陈宗达，于1906年在南京的贡院通过最后一次乡试被选拔去了德国 7年，回国后不幸于1932年因病去世。他算是第4代留学生。他的一个大儿子，陈廷祜，亦即我的堂兄，于1934年去了德国 3年，于 1998年因病去世。 

　　3.因为我们是集体旅行，又是公费留学，所以无论是在罗马、 伯尔尼、或是到达哥本哈根时，都有使馆的人员接待我们。我记得，在罗马时，大使还招待我们看了一场歌剧《图兰朵》。 

　　4.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当我们留学丹麦的6个人抵达哥本哈根后，在丹麦皇家农学院工作的范岁九先生对我们的盛情接待和深厚友谊，使我们终生难忘。范先生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从杭州自费出国到丹麦学农的，毕业后留校工作。他的夫人是丹麦人，小学教师，生有一个女儿，已七、八岁。他经常请我们到他家里做客，甚至陪我们去哥本哈根对面的瑞典隆德购买缺俏商品。

　　有一次，他还陪我们去隆德看了一场歌剧《斗牛士之歌》。在前些年的报纸上，有报导说，范先生现在做冷冻春卷的生意。我想，他是为了宣传中国饮食文化，他并不缺钱用，因为，北欧几个小国人民的生老病死全都由国家包了。这些小国没有大富大贫，他们国家所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对富人和某些商品抽重税，让你大富不起来，让有坏习惯的人痛改前非。我这个老烟枪实在憋不住，因为在丹麦抽烟像烧银子似的，没法解脱。扯远了，还是谈谈衣食住行的生活问题吧！我们这伙留学丹麦的有6个人，即：陈俊愉（农）、 张文邦（农 ）、董新民（农）、 黄佐钺（化学 ）、邓瑞麟（微生物学）和陈廷祚（微生物学 ）。

　　5.我在哥本哈根的两年，黄 、邓、和我始终在一起住，住处前后换了5次。

　　（1）Hassageao Kollegium , Frideriksberg Bredegade 13,Copenhagen（在市内一个可住十来个人的学生宿舍，由一家老两口管理，只供应早餐，但在室内有个公用厨房。在这儿，只住了一个月，即由1947-8-28至1947-9-30。）

　　（2）Aaboulevard 1号/3楼， Copenhagen（在市内干道上，可供三个人住，由一个老太太出租，住了3个月，即由1947-10-1至1947-12-31。）

　　（3）Sabyholmsvej 3， Valby（在郊区，一栋带花园的楼房。房东是个商人，叫 E.V.Kraerup，当年60岁整。太太是瑞典人，有一个女儿，7岁，名叫Inger Kraerup。我和Inger曾一起照过一张相。他们家里还雇了一个保姆，也带来了一个6岁男孩住在一起。这家人还供应我们三餐，但在工作日的中午是盒饭。我们在这儿住了9个月，即由1948-1-1至1948-9-30。）

　　（4）Hjortholmsvej  16，Virum， Holte（不知什么原因，老 Kraerup于1948-10-1搬到Holte。这是个远郊区，仍然是一栋花园洋房。但是去血清所要乘一次地铁，再换电车。我们在这儿只住了5个月，由于老 Kraerup一家移民去芝加哥，至1949-2-28，我们又得另找地方居住。）

　　（5）Jul.Thomsensgade 14，Copenhagen，这是市区里的一个boarding house(占一层楼，供应三餐，都是单人房间，内有一个洗手池，似宜译为寄宿舍。我们于1949-3-1迁居此处，直至我于1949年9月初离开丹麦，转往巴黎、马赛回国。）

　　在丹麦，住吃花费有限。当时国民政府的规定是，赴美国留学的生活费每年是1800美元，而赴欧洲的却只有1500美元。另有制装费500美元。在战后1947年，欧洲除了瑞士和瑞典而外，都显得穷兮兮的。尤其是在德国，我们当时没看到女人有穿丝袜的，排队上学的小学生有打赤脚的。在义大利，我们在事先就听说，当你进关时，每人得准备一条烟就好通关。于是，我们都在上海买了好几条Camel，拿出一条来奉送关员。果然不错，关员摆摆手，一律免检放行。到了罗马，我们在梵蒂冈围墙之外的墙根下，还看到了有人卧倒伸手要钱的。丹麦算是比较好的一个国家，农业很发达，肉蛋牛奶黄油供应丰富、随便卖，不像英国那样连鸡蛋也要配给。在丹麦，我们对某些食品还可以适应，例如吃硬梆梆的黑面包，还有土豆。有的就很厌恶，尤其是涂在面包片上的、用肝脏做成的肝泥，但是这很受丹麦人欢迎。一般说来，晚餐比较好一点，算是正餐。我记得，那两年好像没吃过用白面包片做成的真正的三明治，更谈不上吃上一顿中餐了。这样，连住带吃，每个月大概要花上60美元，比巴黎、瑞士、瑞典要省得多。

　　至于衣着和手表等，我还有一段故事要说一说。我在出国前，穷得可谓不是一般化的叮当响—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唯一的一套西服是昆明中央防疫处同仁于1947年3月我离开昆明前送给我的蹩脚货。随后我到上海时，还是舍不得花美元到先施公司去买些高档货。于是，在地摊上买了一些低档的衬衫、领带和稍好一点的皮鞋。至于手表，照像机，以及秋冬服装只好出去再说了。后来在伯尔尼，我买了一只自动Zenith手表。在80年代，我换用中国手表。现在发现，那块50年前的老表还可以走动。上面讲了，范先生曾经陪我们去了两趟隆德，主要是为了买些冬装。瑞典没经过纳粹占领，市面和瑞士差不多，进口货很多，东西要比瑞士便宜一点。丹麦被占领过，高档货紧缺，连美国烟都不准进口，我只好抽一种比上海Pirate牌（强盗牌，俗称老刀牌）还差劲的烟。但是，奇怪的是，牙膏却只有一个牌子，Colgate（现在称高露洁）一种。此外，那时候，不像现在这么随便，还得买一顶礼帽，这在冬天是必备的。有一件事使我很难忘：在1947年8月，当我们一行6人抵达伯尔尼时，我们投宿的地方是由一位老太太经营的、由几间平房组成的小旅馆。这在繁华的瑞士首都显得不起眼，但在外表上又看不出寒酸。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这家旅馆竟然拿出笨重的、连我们在国内都未曾看到过的陶瓷脸盆来供旅客洗漱用。很多年后，我还在想着这只脸盆——西方人非常尊重自己的过去。

　　在行的方面，和荷兰一样，丹麦也是一个自行车王国。每条街道，无论大小，都有自行车道。在哥本哈根，乘坐电车也很方便。一个百万人口的都市，行的问题解决了，空气一直是新鲜无比，还有什么好说的。以上所述，就是我在丹麦两年的生活概况。

　　在1949年6月，我接到巴黎发来的、原先防疫处的同事魏文彬的一封信，说是收到了香港京华公司给我们汇来的回国路费，叫我去巴黎一道候船回国。并且一再叮瞩，千万不能让同学或使馆知道。哪晓得，在1949年8月，丹麦政府又发给了我们的第三年生活费1000美元。这下糟了，进退两难，我只好接受这笔美元，并于9月初跟我在丹麦的伙伴佯称，我去巴黎旅游，就此秘密地离开了哥本哈根。我在巴黎呆了几乎一个月，最后在10月底从马赛乘法国邮轮，终于在11月底平安抵达了天津。和我同行的除好友魏文彬，留瑞士的王复周外，还有留法的关肇直等共8个人。我们一行，好像是关在领队。他对魏和我似乎比较关爱、亲密，后来到了香港，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由此我们才领会到，当我们在火车站上乘车前往马赛告别巴黎时，为什么孟雨先生要亲自到车站上来给我们送行。孟先生是当年和周恩来总理一道赴法勤工俭学的老党员，后来一直留在巴黎的巴士德研究所工作，并且是中共驻欧地下党代表。他和在该所学习的魏文彬很熟识，但魏并不知道这些底细。当时车站上只有我们5个人，即孟、关、魏、王和我。我们在月台上还留了个影，可惜那张照片在文革中被烧掉了。关到北京后被任命为中科院数学所所长。孟先生也随后回国，受到周总理的热情接待，随即被任命为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副所长。

　　我们在巴黎时，一直没敢和巴黎大使馆接触。据说当时大使馆内已发生激烈的内斗，一派要起义拥护新中国。这当儿，我老是放心不下的一件事就是，我拿了丹麦的钱，心里有愧，咋个交代？最后，当我到达香港后，只好写封信给哥本哈根大学、管我们的教授K.A.Jensen，向他表示道歉，并谎称：1.丹麦政府给我的费用，我作为回国路费，其余的用作我在巴黎一个多月的生活和回国后的开销。2.我在丹麦期间，蒙他，还有很多老师给我的教导，使我获得了很多的知识和经验，我表示深切的感谢。当丹麦国家血清研究所所长 J.Chr.Siim 和Jensen教授的儿子Klaus Jensen于 1979年来成都所访问时，我再一次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蒙混过“关”，实际上是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无奈行为。真正的情况是，（1）我和魏在离开巴黎前一个多月的开销，大部分是由我支付的。因为法国是一个高消费的国家，我在那里做客，理应谦逊一点。（2）我在哥本哈根还有一个台湾同学叫黄云裳，他是台大毕业的外科医生。在1948年，台湾很穷。他通过关系，结识了一个丹麦商船上的人，偷渡到哥本哈根。他囊空如洗，但是他有一手外科动刀的本领，被好心的丹麦人看中，收留在一个研究所内（记不清了，好像是生理所），免费供应他的住处和伙食，并为他安排一家大医院（名字忘了）学习（实际上是工作）。我因为也是学医出身的，所以他经常和我接触。在1949年春，他有一次跟我谈到，医院里让他为一个脑病患者动了手术，很成功。我说，外国人竟然让你动刀，确是一件好消息，我记在心里。当我在领到丹麦的1000美元后，我邀他在某一天去哥本哈根海滨的一个很有名的、叫美人鱼的景点去谈谈心。他欣然应约。因为他听不懂普通话，我们只好用英语交谈。我把我要回国的心思和将去大连医大工作的意图跟他说了，并且望他严守秘密。我还跟他说：“大连原是日本殖民地，那儿会讲日语的人很多，你如果愿意到大连工作的话，我会帮你的忙。”他犹豫了一下，没再做声。后来，在我离开哥本哈根前的某一天，我请他来我的住处取走我送给他的一台收音机，并在暗中给了他300美元，希望他在日后去大连工作。他答应一定考虑考虑，和家里人商量以后再联系。我原先就想到，不可能马上得到人家的回答。后来，在1950年的某一天，我果然收到从大连医学院转来、发自日本的一封信。打开一看，确实是黄云裳的来信。他说，他已去了日本，现在京都帝大荒木外科工作。我未回他的信，从此，失去了联系。

　　以下写一写乘法国邮船离开马赛后的情况。由于我们买的都是4等舱，在船的底层，没什么好说的。法国船上，中午和晚上都有葡萄酒供应，而且不像丹麦那样，也不再吃黑面包了，这是法国的特点。此外，航程不像Marine Lynx那么赶时间，法国邮船一路上水航行，一路玩码头—非洲的比塞大，吉布提，锡兰（斯里兰卡），新加坡，西贡，最后是香港。用当时的眼光来看，这些地方没有一处比得过上海。香港我去过4次，（ 1939 、1949 、1984 、2000）。在1949年，香港的九龙，还是一片老“土”。  

　　爷爷     9：06 p.m.

　　2007年5月31日菲菲的回信

　　爷爷：您好！

　　很抱歉，因为这几天为签证的事头痛，一直没能回您的信。看了您的讲述，对您的留学生活有了一定的瞭解，这是我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试想有几个人的爷爷有您这样的经历而又能像您一样亲手打字通过E-mail与自己的孙子辈交流呢？这次我若能成功签到证得以去美国学习，真的是非常幸运的。我一定会珍惜这次机会，好好学习。说到签证的事情，能够得到签证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证明你有不可辩驳的约束力会回到中国。在我看来，读完博士回国在科研机构找一个职位继续自己的研究才是顺理成章的事。至于如果有了研究成果能够转化为赚钱的产品，那是我不可预料、无法保证的事情了。 

　　读您的信最大的感受就是非常佩服您的记忆力，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几月几号，在哪条街上，您都记得清清楚楚。这样的记性就连我们年轻人都不敢比啊！

　　祝您健康长寿！

　　孙女：菲菲     

　　2007年8月22日 抵达美国后

　　爷爷：您好！

　　我现在正在公寓里给您写信。宽频网已于上个星期五安装好，有了网路就方便多了。我的生活已经基本安顿好，吃的用的穿的都有，这一切还得感谢三姑和三姑父，给了我很多很多东西，又带我东跑西跑地买东西，真是辛苦他们了，没有他们我想我现在一定还在为很多事情发愁。我住的公寓你们一定都从照片上看到了，很宽敞，位置也离医学院很近，走路十多分钟就到了。只是现在greenville非常热，一大早8点过的太阳已经火辣辣的了，中午更是不用说了。大楼里冷气又开得很低，得穿长袖长裤才行。我现在在Dr. Pekala的实验室轮转，他做的是一种RNA结合蛋白在脂肪细胞分化中的研究。我又开始从细胞培养学起，同时学习诱导分化和提取RNA和蛋白质。在华西工作的一年让我对这些实验有一定的瞭解，但是他们所用的器材和方法还是有所不同，感觉方便了很多。我这学期有5门课，biochemistry, molecular biochemistry,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cell, seminar和research，基本上每天的时间都占满了，任务非常重。没上课之前还有时间去主校区办点事情，买些东西什么的。我们还去了海湾钓螃蟹，好玩极了。不知道开始上课以后会有多忙了。明天我就要开始正式上课了，先写到这里吧。

　　祝爷爷身体健康！

　　菲菲

　　2007年9月1日

　　菲菲:你好!

　　你和Wendy分别发来的照片都看到了。 

　　收到没写上日期的来信，后来从收信匣里查出是2007-08- 22。记住，以后都要写上年月日，有时候还要写上地点。Greenville的G在任何时候都要大写。我猜想，你是一个人住的公寓，画面上房子很大，只有一台电视机，空荡荡的。是不允许找人合住，还是找不到伙伴？或者是不准研究生住学生公寓？我在上次信里讲了，当年欧洲的学生公寓，不论是Paris，Copenhagen，或是Melbourne，单人间房子都很小，合伙住的也不大，都不包伙食。 

　　你现在学RNA和蛋白质一类的新玩意儿，我就不大懂了。幸而你在川医学了一年，打了很好的底子。你提到的5门课，很重要。导师就是Dr.Pekala吗？他的专业是什么？在专业上，你得求教姑父，他是学生化的。现在在国内，找工作很难。希望你不但要学好功课，还要能动手操作——这是硬功夫，国内各行各业都要找这些人，实际上在国外也是如此。书本上的东西是软实力，能动手才是硬实力。业务上,你要随时来信谈谈情况。

　　在8月30号新语丝网站上，丘小庆又被方舟子逮到了。川大帮他在网上吹牛吹得太凶了，连我都不大相信他。他把抗体改造成对癌细胞有靶向杀灭作用的antibody mimetics(抗体模拟物)，和他以前的那个抗感染的多肽一样，分子量只3000左右。还说，美国人要出20个亿买他这个产品。他只用了两年时间，300只小白鼠，就办成了这项创举，我很怀疑。要是不能被别人重复得出来，那肯定是个大笑话。我是看不到这项成果的实际应用了——因为，这一产品恐怕至少需要3-5年，甚至10年的功夫，才能获准上市。

　　我现在的病情很重：1、我的右半身自2000年11月得了一次栓塞性的脑梗塞( embolic infarction in the base part of left side of brain)之后，一直发麻，右手过分敏感（只限于感觉神经，不影响活动），所以生活能勉强自理。2、腰椎管狭窄症（lumbar stenosis），腰部不动不痛，只要动一下就痛。3、由于多年吸烟的关系（已6年不吸了），肺部烂了 ，肺动脉狭窄，呼吸困难，尤其是早上起床时，所以要吸10分钟的氧气。4、脚面肿，这是因为心血管回圈不畅，心肌有劳损的关系。再就是老年人的通病：眼睛视力很差，有双视，这是换晶体之后引起的。还有干眼症。手抖得很厉害，连用圆珠笔都不行了。耳朵全聋，现在全靠笔写传话。在吃了建源带回来的天然纤维泻剂（laxative）以后，现在不便秘了。所幸我的血压不高，能活到现在算是幸运的了。我的大学同学、同辈同事的，大多都去世了，剩下来数得出来的只有几个人。我能否混过今年，很难说。反正欢欢、雯雯和东东是不会再看到了。

　　我现在很少寄信，因为会用电脑打字，连文稿都由伊妹儿发送，自由多了。我的密码都告诉你们了，除雯雯外，包括欢欢，东东和你等6处。我的一切状况，都可以由我的信箱里查到，以后，或许我就不一一给你们单另去信了。我喜欢凑满一页发稿，就此打住。

　　祝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爷爷  7：35  p.m.

　　2007年10月6日

　　爷爷：您好！

　　上个星期我终于完成了每门课的头一次考试，有两门成绩已经出来了，我考得很好，生化97，分子生化96，分子细胞成绩还不知道。虽然每门课上课的人不到10个人，但是我能比那些美国人和我的同胞都考得好，我还是很高兴的，因为我花了很大功夫在学习上，终于有所回报。

　　中秋节中国学生会组织了一次聚餐（不知道谁赞助的），在一家中餐馆吃了一顿。我第一次去中餐馆吃，觉得他们做的东西都比较甜，吃第一口还觉得可以，再吃下去就腻了。中国人还有些老外一共来了可能有三四十个吧，最后还有抽奖活动，走之前总算吃到一口月饼。

　　祝您身体健康！

　　菲菲

　　二、外孙贾士麟（东东）给外公的信

　　2007年10月7日

　　公公， 生日快乐！

　　我是东东，开学一个多月了，一直没向您汇报我的情况，深感您很关心我，所以借祝贺您90寿辰这个机会，向您简要汇报一下我这一个多月的得失。 

　　首先，进入大学后的感觉就是气氛的变化，原来在社区学院可以很轻松的取得好成绩，可是来到Berkeley后，发现这里人实在太多了，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自己只是个初出茅庐的新生，要想取得成绩，还需要一番路走。

　　这学期的课大多都是大课，在150人的大教室里上，这也是来公立大学早已预知的事情。不过所幸还有机会上了几堂这里大牌教授的课，这也是在这里才有的机会。有一堂哲学课，教授是美国在该方面少有的有研究的大师级人物，我的一个同学第一堂课去晚了，前十五分钟被挤在了门外，后来可以听到声音了，可是教授的颜面还是见不到。公立大学就是这样人满为患，不过我当初选择来这里就是因为在这里可以接触到更丰富的领域，像那堂课即便在Berkeley也是要碰运气才能上到的（因为那个教授每两年才开一次课），我能为其中一分子的这份荣幸也是在别的一般学校体验不到的。

　　同时，我也选了些数学课，首先是因为Berkeley的数学名不虚传，其次就是我认为数学对我的专业帮助会很大。 上数学课截然不同的是都进了小班，每个班30个人的样子，教授都是大牌的，有一个教授还是非常有名的图灵奖的获得者，还有一个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 第一学期的数学课是基础课，都还不算难，不过我已经预感到了后面的专业课会非常具有挑战性。

　　您的电脑技术已经很熟练了吧，我最近也深深感觉到电脑技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性（原来只是觉得它是一门帮助人生存的技术，所以编程之类的东西一直没碰，最近发现哲学也要与时代接轨，电脑编程是一项非常有意思的研究课题，所以我最近也在想本科毕业后学些电脑编程的可能性）。

　　好了，说多了也让您烦心，您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快快乐乐地过日子，其他的都不用发愁了，祝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快快乐乐。

　　此致

　　敬礼

　　您的外孙：贾士麟 于U C Berkeley

　　三、与外孙女雯雯（Wendy）的通信

　　2007年7月4日致雯雯的一封信

　　July 4th ,2007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Products

　　Chengdu 610063

　　P. R. China  

　　Dear Wendy, how are you!

　　I am glad to know the good news of your new post as a senior

　　consultant in a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proprietary. From your email

　　address, I guess the letters ppr（Professional Public Relations） repre-

　　sent a professional term which is quite unfamiliar to me.  I really do  

　　not understand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high-rank salesman

　　and a ppr expert or consultant.

　　I have to tell you, I had been in Melbourne on a visit-study tour

　　at CSL(Commonwealth Serum Laboratory) for 2 weeks in December, 

　　1984. I love Melbourne as there is no air pollution. The climate is also

　　very good. In my memory, everywhere you can find eucalyptus.

　　My present physical condition is rather very poor. As you know,

　　aside from severe lumbar spinal stenosis with unbearable pain in the

　　right hip and waist, I have now lost my hearing totally,and ,in addition,

　　I have shortness of breath, as well as edema of instep(dorsum part of

　　foot).The last two symptoms are not good signs,indicating my blood

　　circulation ,especially pulmonary circulation is not in good state, be-

　　cause I have had a history of smoking for more than 60 years.

　　With best wishes and kind regards to you and James

　　Wai Gong（外公）

　　T. Z. Chen （陈廷祚）

　　5:34  p.m.    

　　2007年7月11日雯雯给外公的回信

　　Dear Gonggong:

　　Thanks for writing.  I do public relations for a pharmaceutical company called sanofi-aventis.  They are a French company.  I also have other clients such as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ging) and Fresenius Medical Care, which is a German medical devices company.  They make kidney dialysis machines for people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and end stage renal failure.  Public relations is very much like marketing, but perhaps more subtle.  Instead of advertisement placements on TV, magazines, trade journals, medical journals, etc., we send out what we call 'press releases' or news from our clients with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or campaigns that they are trying to do.  I enjoy the work thus far, but do not anticipate doing PR for my entire career.  The work itself is very interesting though. 

　　I am well and so is James.  His sister was kind enough to let us stay at her two bedroom townhouse in the city because she lives in Melbourne so we are planning to move into her townhouse in the next two months.  It is in the heart of the city, a really nice neighborhood with many shops, restaurants and parks.  I a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e move. 

　　I'm so sorry to hear of your ailments.  You should get plenty of rest and try to get some fresh air once in a while, even if it is only on the balcony.  Now that I have your email address, I will be sure to email you often as well.  Please take good care of yourself.  I'll try to send pictures soon. 

　　Wen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