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解尘说事”一文中讲了，在文革之后写回忆录的人很多，尤其是名人，多不愿暴露自己的阴暗面，甚至恶行。现在好了，有了网路，谁也封不住谁的嘴，尽量倾吐真情吧！人嘛，不应该隐恶而只扬善，要激浊扬清，更不应扯谎。

　　撇开持续贬值的政治回忆录（美国《纽约时报》2008-6-22文章的论点）而外，凡夫俗子所写的回忆录也有造假的例子。2006年在美国就发生过一件扯谎的丑闻。据美国《时代》周刊报导，在1月8日美国的一个网站上发表了一份长篇报告，指责詹姆斯?弗雷于2003年出版的一本名曰《岁月如沙》（A Million Little Pieces）的回忆录，言过其实，谎话连篇。特别是在2006年9月经美国著名脱口秀欧普拉?温弗里主持的读书俱乐部鼎力推荐后，书的销路骤增，简装版年销量紧步《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的后尘，达到177万册。造成此一状况的原因，《时代》周刊认为高收益和出版界的激烈竞争固然重要，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小说似乎失去了在文化中的很多影响力。人们现在越来越将目光转向真实故事，认为真人真事才值得花时间去读。”（《出版商周刊》执行总编辑麦克尔?科菲语）

　　又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7-7月10日报导，目前在出版的书籍中，超过《哈利?波特》销售数的，还有现在已被中国列入高级官员学习的孔子学说的党校教材，达到400万册。有一位叫顾清（音）的学者说，“现在我们解决了吃饭问题，人们感到需要智慧和德行，希望得到精神食粮。”此处所谓的德行当然是指道德和品行，能讲真话，心里话，才算是品行好的贴心人。

　　话扯远了，我们还是回到回顾我的医学生涯这个正题上来吧！

　　在中学里，我记得，学校就教育学生“法古今完人”。其实，当时老师明明知道“人无完人”这句古话，他们偏偏要把圣人当成完人，作为学习的榜样和教育的内容，以提高道德的修养。但在今日，人们对待圣人就不会那么看待了，也要一分为二来分析和研判！一般地说，一个人如果能够三七开，就应该被认为是不错的好人，如果是倒三七的话，那肯定是个坏人。研判的唯一标准便是德行二字。

　　然而，至今在个人所写的回忆录中，却只谈好事。甚至把过去认为光荣的事，由于时代的变迁，也改口不谈了。当年汪精卫被刺后，南京中央医院沈克非教授曾经为汪做过手术，据此在沈升任卫生署副署长时，被誉为一条资历刊载在报纸上。可是在汪变节后，这一光环就此消失了。最近，我从2008-6-4《晚霞报》上披露的一条消息说，蒋介石在1972-7-22发病昏迷后的第5天，宋美龄派出专人去纽约，邀请全球心脏病高手余南庚博士，从美国飞抵台北，抢救蒋的病情。沈和余都是我的老师，在重庆中央医院时，沈是外科主任，余是内科住院总医师。余在当时是我的顶头上司，江西人，他的夫人，唐逸玲，湖南人，比他矮一班，1940年毕业，也在内科。网上资讯说，余在1988年退休后从美国返台，定居台湾，并于1991年病死，享年76岁。如果余现在仍然活着，我想，《晚霞报》就可能不会这么来为他发表这段旧闻了。

　　谈到当年重庆中央医院，还有一些趣闻，其中有的是我在2007年学会摆弄电脑后，才想到值得在此处披露一下：

　　1. 我是上医1943年毕业生。同班毕业的有16个人，外加港大借读生2人。毕业后，教育部规定要入伍为部队服务一年。在动员会上，谁也不愿意报名参加，结果被校方某人大骂，“你们这16个混蛋，简直……！” 最后，我，还有李宗明(1918-2007)和石美鑫(1918-)幸而被留在中央医院做助理住院医生，其余的都被迫参军去了。李后来在1983年入了党，并被任命为重庆医学院副院长。石是在1954年入的党。那时候，他们有一群人以基督教的名义秘密搞地下活动，直到他们集体传阅新华日报后，我才开始发觉他们或许是地下党员，只是心照不宣罢了。石是上海医学院老院长。还有一位同班同学，叫聂崇铭（后来改名叫方春望,1915-1995）在1938年就入了党。我们俩在上海时，同住在一起一年多（地丰路地丰里1号的公寓楼里一个两人间的房间里），日夜而不仅仅是朝夕相处，并且在海格路363号红十字会医院的解剖室里，我们俩共同解剖一具男尸 。在此期间，他一点马脚都未显露，就入了党。方是山东医学院第一任老院长。 最近看到女儿买回来的一本乔冠华女儿写的《乔冠华与龚澎》一书中提到，1939年7月，上医第一个学生党支部建立，共有党员三人：计苏华、聂崇明（方春望）、王士良（黄志尚）。1939年暑假，上医学生随学校迁往内地，到昆明后与上级失去联系，聂、王两人利用到重庆中央医院实习的机会，设法看望了正在住院的周恩来同志。后来也是周恩来帮助他们恢复了和党组织的联系，由龚澎负责领导他们。这些资讯都是近期才从网上或者书里得来的，否则将一辈子被蒙在鼓里。当时，中央医院是重庆唯一大医院，什么大人物，名人、大演员都要到这里来看病。连蒋介石也要来探视他的患病朋友（例如大公报主编）。蒋介石来的时候，要戒严。周总理到中央医院住的是外科十几个人的大病房（外科没有单人病房），我们都不知道。那时候，我对于这些事，真是漠不关心，“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唯读圣贤书”。人家要革命，关你什么事。同班的其余13个人，大概也是这个想法，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国民党党员。就我自己来说，我对参加组织，一点兴趣没有。我至今也未参加中华医学会，或是欧美同学会。我之所以成为中国微生物学会会员是因为在八十年代，一定要我当中国微生物学会四川省学会理事长，这才参加了学会。

　　在这儿，我得附带谈一谈与此相关的另一件事。

　　在1949年10月底，我，还有魏文彬（在巴黎巴士德研究所学习生物制品）和王复周（在瑞士巴塞尔大学学习生理学）三人一起在巴黎乘快铁去马赛，换乘邮轮经香港回国。在巴黎车站，中共驻法总支部负责人孟雨为我们送行，他知道魏和我是通过沈其震院长的关系，将回大连工作。孟老早年和周总理同为勤工俭学学生，后来在巴黎巴斯德研究所工作，所以和魏很熟。当我们到达马赛时，遇上在巴黎学习数学的关肇直，也在候船回国。我们一行共有8位留学生，航行廿多天，中间曾在比赛大（Bizerta，北非法属突尼西亚Tunisia军港），吉布提（法属西非港口），可伦坡（斯里兰卡首都），新加坡，西贡，香港停靠过。我们包括魏，一直不知道关是党员，直到香港，我和魏去见中共驻港京华公司负责人时，他才暴露了他的身份。关在回国后，即被任命为中科院数学所所长。

　　2．我在重庆中央医院内科工作时，那是在1944年春，我以及我的顶头上司陈廷纲主治医师，被一名死者家属告上了重庆法庭。这可是全院一件不得了的大事。事发经过是这样的：一位女患者某某入院时，被诊断为伤寒肠穿孔，住院2日后死亡。在抗战期间，伤寒症全年流行，并且死亡率很高，尤其是肠穿孔晚期病人。死者家属硬说她是我们兄弟俩误诊整死的。后经法院调查处理，判定我们无罪，我们两人问心无愧，也不是兄弟，他是福建人，我是江苏人。陈廷纲后来留学美国，解放后，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这个医院的前身就是沈克非教授为汪精卫动手术的南京中央医院。

　　以下我想谈一谈另两件逸闻。这些都是我从网上查看到的。

　　3．在1949年初，我还在丹麦时，台湾来了个脑外科医生，叫黄云裳。他是日本京都帝大毕业后，留在荒木外科从事脑外科的学者。据他说，他是从台北跟一艘丹麦大北公司的运输船过来的，船上只他一位台湾人。大北公司很出名，在上海也有分公司。我当时推想，很可能是偷渡过来的，因为丹麦只是管他吃住免费，把他安排在哥本哈根大学的生理所居住，而学习则是在皇家医院里，没有奖学金之类的补助。他不会讲普通话，只能用英语交谈。我见他可怜兮兮的，就给了他三百美元，这个数目可以使他能够在丹麦维持最低生活一年。有一天，我们俩约好到长堤（哥本哈根沿海边的一条有名的公路）去玩玩，那儿有一个美人鱼（丹麦雕塑家爱德华?埃里克森于1913年为纪念作家安徒生而创作的的景点)。我问他日后去向的问题。我希望他能够去大连工作，因为大连和台湾一样，受日本人长期统治，会讲日语的人也很多。他当时一口答应了下来。于是我也将我的去向透露给他。我说我将于年底前到大连医学院工作，以后的联系地址可以直接写到大连医学院微生物教研室即可。

　　大概是在1951年，我收到他从荒木外科发来的信。他说，很抱歉，不能来大连了，谢谢我对他的帮助，此后就失去了联系。自从我在去年学会了电脑之后，我从网上才瞭解到，他的日本名字叫新岛裳一，台中人，并且和台独一号祖师爷廖文毅有很深的姻缘关系。廖文毅有一个侄儿，叫廖史豪。黄就是廖史豪的二妹女婿。廖文毅（1910-1986）出生在台湾，1928年进金陵大学，1932年留美，1935年获化工博士。1936年在浙大当教授，1939年返台。1947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后，他开始闹革命，1948年9月去香港印制英文版台独备忘录，交由黄云裳带往丹麦，转发丹麦，瑞典，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政府。这些事我都全然不知道。也难怪，人都是要保护自己的，就正如地下共产党党员在国民党统治时代一样，他们怎么会把事关自身安全的大事透露给外人！

　　4．我特别难忘的一个人是范岁久博士，1910-2003，杭州人。1935年留学丹麦，专攻农学。我们在1947年9月抵达哥本哈根时，全部是他接待的。这可能是驻丹麦公使馆委托他办理的，因为使馆里的官员，全都不会讲丹麦话。

　　不要小看丹麦这个管生老病死、几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小国，连扫大街的工人都可以跟你讲一两门外语（德语或英语）。那时候，在丹麦的华人很少，都是在丹麦成家（娶丹麦女人）立业的青田小贩。我们见面时，他们还是采用拱手作揖，不握手的满清礼节。范先生是在丹麦的唯一华人学者，他的夫人是丹麦人，小学教员，育有一女，7岁。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范先生改行从事食品加工业，最后发展为冷冻春卷工业化的大型企业，产品行销几大洲，被誉为“春卷大王” 。关于这些，我就不多讲了，网上有更详尽的报导。我在这里要讲的是范先生对我们的帮助和关怀：

　　（1）．刚到哥本哈根时，他把我们安排在Hassageao Kollegium,一个可住十来个人的学生宿舍，还为我们特别在住处管理员的家里安排几顿早餐，一个月后又为我们安排另一个住处。

　　（2）．当我们在哥本哈根住了2-3个月后，天气冷得招架不住的时候，又是范先生领我们去瑞典的Lund购置冬衣。前后我们一共去过两次，因为瑞典可以进口美国货，而丹麦除了必需品外，例如，Colgate牙膏等，连美国香烟都不让进口。我是个烟鬼，只能抽丹麦香烟，贵得简直像抽银子一样。我们去了两趟隆德，每次去都要看一场歌剧，一次是《斗牛士之歌》 ；还有一次是《哈姆雷特》，这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

　　（3）．1949年5月，他又介绍我去皇家兽医和农业大学学习牛奶检查法和优酪乳制造，以及全球乳酸杆菌祖师爷Orla-Jensen的乳酸杆菌分类法（我有一本专著，即Orla-Jensen，Sigurd:The Lactic Bacteria 1943．这本绝版书，我已赠送给本所图书馆）。回忆这些往事，我特意在此向范岁久先生表示深切的感谢和诚挚的悼念！他已于2003年去世。

　　由于我有这些背景，我对益生菌在八十年代在我国的兴起发生特别的兴趣，以致后来我写了几篇有关这方面的主旨文章，并且和大连医大、中国微生态学杂志，甚至某些公司，如山东的三株等厂家都有过些许往来。其中，我应该特别记述的有以下两件事：一．我将益生剂作为一个新的篇章引入我国编印的《生物制品学》教科书中，由此在这门学科中开创了先例。二．在八、九十年代，作为卫生部生物制品细菌毒素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我特意主张将益生剂列为治疗和保健用品，从而使这一产品开创并确立了其在生物制品中的地位。然而，在我从事的这项工作中，令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有两件事例：其一．在1981年，我参加大连医大召开的一次新益生剂（促菌生）评审会，我发觉这是一件新生事物，有其发展前途。我随即电告我所朱锦忠所长：“这是我国开发的一种新的生物制品，有利于调整肠道菌群，保持肌体健康。现大医急于转让，如你同意，请即来大连签约，在我所生产。”朱所长闻讯后，连夜飞赴大连，和大医乔树民院长谈妥并签字，交由成都所独家生产。随后，成都所从1982年起，积极筹备生产事宜，并于1984年正式投产。近廿年来，虽则这一产品算是小产品，利润不大，但治病功效和安全性却是无庸怀疑的。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我获知现已停产，不免使我若有所失，困厄不明其中的奥秘！其二．济南三株口服液在八十年代，誉满全国城市乡村，这是改革开放后极为少见的现象，年产值达廿几个亿，比我们6个生物制品所的产值加在一起还要多。随后不久，在九十年代，该厂被一位患者服后发生死亡而受到诬告，再加上媒体未经调查研判的渲染，使一个好端端的、符合现代化GMP的大型厂房,在不到一两年之内垮杆停产下来。我为此愤愤不平，应吴炳新老总的要求，一心帮他讲理说事，最后虽然赢得了这场官司，但为时晚矣！所幸今日吴炳新老总仍然气不馁，败不退，不屈不挠，昂首阔步，奋勇前进，在济南新区重建更大的家园（网上消息），诚属不可多见、不可多得的创业家，值得年轻学者们学习！

　　丹麦人好客，天下闻名。Krarup 先生看到我天天用小收音机收听德语广播，在他决定回美国时，他送了我一本德丹字典和一台收音机，先生时年60岁。这台大收音机在我离开哥本哈根时，送给黄云裳了。

　　我有很多老照片都在文革中主动销毁了，其中主要是在西欧各地、以及和外国人一起照的照片。目前剩下来的少数是女儿存放在同学家中的。有几张特别珍贵的是和丹麦恩师一起的照片，还有在巴黎车站，中共驻欧代表孟雨为我们送行的照片（在场的有孟老、魏文彬、王复周和我）都没有了。那张在罗马大使馆的集体照是我的亲家秦礼让教授从同在华中农大任教的张文邦教授（也是留丹的同学）那里借来翻印的。

　　我本来是打算经由柏林、莫斯科回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我在国内学过德文，出国又补习了一番。二是我的伯父是清朝乡试最后一代举人，他在1904年被清政府送往德国学习炮兵7年，于1911年回国。我们家里留有一张他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拍的一张两手扶着自行车把的照片。我很想到原处去凭吊一下。 此外，我在哥本哈根还收集了柏林名胜地点的古老照片（1918和1948在同一地点的比较，包括Unter den Linden 在内）。于是我就去哥本哈根苏联使馆办理签证。哪知苏联使馆签证官员说，“你的签证要莫斯科批，说不定要等上一两个月，批不批也说不一定”。这下把我吓回去了。可是我的心还是不死，我想到汉堡去碰碰运气，结果到盟军总部去试试，还是不行，最后只好到巴黎经由马赛乘船回国了。当年我在汉堡时，那儿仍然是一片废墟，还可以见到Wir sterben für das Deutschland（我们为德意志而死！）的底座大字雕刻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