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为友人著作之序）

　　在欣悉朱超和许学斌两位沙门氏菌专家行将出版这本书之后，我谨表示衷心的祝贺。这是一本反映沙门氏菌最新理论和指导实践相容并包的读物，又是人兽医务、防疫和生物制品部门、出入境和进出口行业核对总和检疫，以及医学教育科研人员的实用手册，肯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赞赏。

　　由于我和沙门氏菌血清学分型的权威F.Kauffmann有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或者说，曾经受教于他的门下，以及我在大连所和成都所曾经为推动沙门氏菌产品的研发起到过虽则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促进作用，所以我不妨摆一摆有关这件事的龙门阵。

　　1.Kauffmann简历：他于1978-9-27在哥本哈根去世，享年80岁。              

　　1922年春，他在汉堡通过国家医学考试，此后从事肠杆菌科细菌的研究50年（1923-1933在柏林R.Koch研究所工作，1933以后，在哥本哈根国家血清研究所工作）并担任International Salmonella Center主任20余年（1938-1965）。由于他是犹太族裔，要不是在希特勒掌权之初，及时离开柏林，他的结局必将会和阿司匹林发现人A.Eichengrün一样，遭受纳粹党徒的蹂躏与欺诈，后者最终于1949年含冤去世。 

　　2.我怎么会去哥本哈根深造的？

　　蒋介石为了实现他撰写的《中国之命运》一书的抱负，于1946年命令教育部长朱家骅在全国范围内，举行自民国以来唯一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出国留学生公开选拔考试。留学的国别主要有美、英、法，其次是丹麦（6人）、瑞士（4人）、瑞典（3人）、荷兰和义大利（各1人），全都是西方发达国家。招生名额150名，其中有6名分配给细菌学的项目（最后入选的国别是法国2人，丹麦2人，英、美1人），尤为引人注目。这可能是因为，朱的当年顾问们，有鉴于英国弗莱明对青霉素的发现和在世界范围内，各国抗生素科研和产业的兴起，以及国内时疫，特别是终年流行伤寒、痢疾等疾症，几乎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

　　当我在1947年夏抵达丹麦后，得知我将被分配到哥本哈根大学病理学研究所K.A.Jensen教授处当研究生时，我的心头一下子就凉了半截，因为我在国内学的专业是生物制品和微生物学，怎么又叫我改学病理呢！尽管我在上医毕业后，曾经留校在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内科做了将近两年的内科医生。由于我对当时医院的检验工作落后状态很不满意，我就去了昆明西山脚下的中央防疫处改学细菌学和生物制品。这就是我从事微生物学经历的背景。 

　　其实，我的这些想法全都错了。一.欧洲不像美国，当时的病理学包括的范围很广。二.K.A.Jensen教授是一位国际上知名的结核杆菌学者和BCG专家。我到病理所报到后，教授叫我先到国家血清研究所（State Serum Institute）去熟悉一下BCG的知识和基本操作 ，然后再到他那里搞科研。

　　我在血清所BCG室呆了4个月，接触了好多专家、学者，并获悉该所是与巴黎巴斯德研究所齐名的一个从事微生物学和生物制品的研究所，它有几种全球顶尖的产品和科研专案。这才使我恍然大悟，若能在血清所学习下去，要比在病理所单独学习结核杆菌一门科目，将来回国之后，更能适合我国国情的实际需要。因为当年中国的生物制品事业急迫需要的是通才，而不是像博士或硕士那样的专才。

　　血清所有哪些独领风骚的项目呢？要而言之，除了一般菌苗、疫苗（沿用我国旧称谓法，指由病毒制成的产品）和各种抗血清外，该所有F.Kauffmann领衔的Salmonella血清学分群分型的研究。还有WHO在该所设立的两个世界级的中心，即国际沙门氏菌中心和国际抗毒素标准化中心。标化中心的主任是N.K.Jerne，他后来在1955年由于提出克隆选择说而获得了诺贝尔奖。除外，该所在Kauffmann的影响和带动之下，在大肠杆菌、肺炎球菌、钩端螺旋体以及淋病球菌的血清学和分型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一个只有不足400万人口的小国和一个成立仅仅45年（1902-1947）、只有一百多名人员的小所，居然能够做出这么多突出的成就，确实是件了不起的奇迹。

　　正因为有这些耳闻目睹的影响，如前所述，我才醒悟过来，心也动了。于是，硬着头皮，去到病理所向Jensen教授坦白我的愿望和我国国情，请求他允许我留在血清所，多学一些实用知识和技术，以利于我回国后，在生物制品方面能够应对各种制品的生产。他同意我的请求，不在他那里读什么博士硕士之类的学位了。因此，我在血清所BCG室呆了4个月后，接著于1947年底就去了想望已久的Kauffmann的国际沙门氏菌中心。然后，再到其他科室，包括上面提到的几个有名的科室以及血清所自己研发改良的Cohn氏抗毒素精制法、抗毒素标准化中心等科室，轮流学习，一呆就是二年。

　　3.我升入了殿堂。在沙门氏菌中心，我学习到了血清吸收法，因数血清制造，4种抗原（O和H抗原，Vi抗原，M抗原），5种形体变异（O-H变异,O变异,S-R变异,相位变异和V-W变异）方面的知识和检查鉴定，以及Kauffmann-White抗原表的运用。上个世纪40年代的抗原表的血清群型数目少得可怜：AB群有25个型，C群有26个型 ，D群有 14 个型 ，E群有 18个型，其他群有 24个型，共107个型。在现在行将出版的这本新书中，经过60年的演变，使我惊诧不已。形体变异有10种之多。Vi抗原和M抗原已被并入K抗原。尤其是新的抗原表已发生了令人惊诧的变化，新的血清型现已增至2500多个，而在我国，现已检出318个不同的型别，包括我国新发现的10多个。

　　之所以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当然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回想起当年我在抗日战争年代的重庆，不论季节，内科病房里的病人大约有1/4是患伤寒、痢疾的患者，而现在的情况完全变了，取而代之的是由于沙门氏菌引发的食物中毒，或是肠胃炎的病例。

　　你知道沙门氏菌的Kauffmann-White Scheme的来历吗？为什么White这个名字老是甩不脱？请参阅我在《卫生防疫》（第三期 第17-27页 1979 江西省卫生防疫站）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细菌的分类命名准则和沙门氏菌分类命名的纷争》一文的解说。

　　4.回国之后，一心想搞生物制品的研发。

　　我是经魏曦教授推荐 ，应沈其震院长之聘，于1950年初来到大连大学下属的大连卫生研究所工作的。这个所原先是日本于1924年创办的一个生物制品所。在日军侵华期间，它是关东军石井下属的731部队搞细菌战的基地。

　　大连医学院的魏曦教授是我在上医的恩师和在昆明防疫处的老领导。他曾经向沈院长介绍过我在国外学习的老底，因而被当时的大连所的领导安排我当科长而不是室主任。这下子，我开始明白了——在中国的科研单位里，科和室是有区别的，科是有官职或官衔的行政建制，不能干具体技术工作或科研了。后来，我向魏教授反映我的意愿，他劝我先干一段以后再说。他希望我发挥在国外学习的特长，乘势协助领导把大连所办成一个有特色、有尊严的所，例如在沙门氏菌、痢疾菌、斑疹伤寒，乙脑、气性坏疽等，我们可以在这些方面努一把力，好好地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

　　哪知在这个“先干一段再说”以后，我的“官职、权力”越来越变大了，由检定科长变为生产科长，直至卫生部任命为总技师。这一来，我和科研工作彻底绝缘、或者说，决裂了。魏教授当时哪里知道，“我有那么大的能耐，改变我的工作性质吗？”

　　5.成都所沙门氏菌专业实验室的设立

　　但是，彼时彼刻，我没有灰心丧气，还是一心想协助领导把大连所办好。在这儿，我只想说一说，所里4个专业实验室成立的根由。这是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北京由中科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未经请示、自作主张领回来的，其中就包括沙门氏菌专业实验室和痢疾杆菌专业实验室。这几个专业实验室之所以能够得以成立，我应该特别感谢当时的所长、老红军朱锦忠同志。他在各方面都给我以大力的支持和鼓励。朱超同志是第一任沙门氏菌专业实验室主任，兼国际上委托成都所经办的中国金黄色葡萄球菌中心试验室主任。若干年来，他辛苦地为成都所的这两个专业实验室的建设和制品的研发费尽了心血，做了很多的工作，并取得了值得人们称赞的成就。然而，在我离休十多年后，由于人事沧桑，至今幸而只有这两个专业实验室得以保存了下来，不亦乐乎！

　　陈廷祚  

　　成都  于汶川地震余震中写就

　　2008-5-18   10：50 a.m.

　　注：本篇系应朱超主任来信“稿约”写就的。

　　《沙门氏菌属血清型诊断  Kauffmann-White-Scheme》

　　朱超 许学斌 编着   同济大学出版社  将于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