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  陈正勇老主任   陈朝烈主任（四川省志  卫生志  编辑室）

　　陈孟阳总监（新华网 辽宁频道）  张国强主任（法制日报  辽宁分社）

　　提示:省卫生厅卫生志编辑室的两位新老主任,他们是洞悉1958年温江疫情的撰稿人,甚至可以说是见证人。他们二位提供的证词和评语，客观，实事求是，是任何人、任何单位无法推翻的。参见《陈情表》及补充材料。 

　　各位领导：你们好！

　　我以最诚挚的心情向你们四位乐于主持正义、秉承三公（公平、公正、公开）办事的新老领导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我感谢你们对于我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特别是对于上个世纪1958年四川温江特大疫情病原体查证工作的肯定，使我联想到了中华医学会于196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钩端螺旋体病学术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对钟惠澜先生是有意见的。作为会议的主持人，钟先生对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在北京，和五十年代他在广东开展的钩体病工作，情有独钟，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事，值得在会上作一番表白。对他领导的中苏友谊医院于1958年由温江1例患者乳汁分离得到钩体一事，也津津乐道。反而对1958年发生在温江、并且惊动了中南海的瘟疫大流行，却仅仅用“大流行后.....”一句话一笔带过。两相对照，令人惊叹不已! 他在会上回避谈及当年曾经发生的不光彩怪事：1958年发生在温江的钩体病特大疫情，在对病原体经历了一两个月探索一无所获之后，是他奉命来川时，只用了三天时间，就一举截获了引发流行的元凶：钩体！时隔6年（1958—1964），人嘛，就这么健忘？莫非是由于台下有成都所的我这位代表在聆听而改变？然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近十多二十年来，这件丑事竟然被他人一而再地写成功劳传记，登载在报刊上（《人物》，1989年；人民日报海外版,1993年）、还搬上萤幕（北京电视台《神州纪事》，2003年），这是为什么？

　　作为这一段历史的记录，我得把这次会议的情况，补上以下一些实话实说。

　　开会期间，我曾向同时出席广州会议的魏曦所长（医科院流研所、学部委员、哈佛出身）汇报了我对会议的感受（当时还不知道会议主持人向中央邀功请赏。我只讲了忽视温江大疫情病原学的查证）。魏教授在聆听后，他只莞尔一笑，还能说什么呢！

　　由广州回成都后，我在所里召开的一次技术干部会议上作了传达。我当着听众的面，多说了一句：“那位主持人在会上摇头晃脑地为自己、为中苏友谊医院研究室评功摆好，一付自鸣得意的样子，实在令人……”。很显然，无视1958年温江大疫情病原体探索工作的艰辛，不谈成都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是一件难以让人理解而又不可原谅的大事。散会后，参加会议的王良副所长（我国卡介苗创建人、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出身）在回科室的路上跟我讲，“你似乎肚子里有气，不应该对他（指广州会议主持人）这么不尊重。”我哼啊哈地了一下，就未说下去了。因王老已六十多岁，他、以及全所绝大多数技术干部，包括当年分管科研工作的王世鹏同志，根本不知道1958年温江大疫情病原体检查一事的安排，以及成都所是怎样被牵扯进去的来龙去脉!奥秘何在?

　　省志、卫生志编辑室和新华网对我在1958年温江疫情病原体查证工作的高度评价,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要不是你们说,“关于你对当年疫情病源的发现，实不亚于羊年发生SARS寻找病源的贡献”，我不会在这封感谢信里亮出《陈情表之二： 揭开旷世惊人的两起特大疫情的三个W》的写作动机。我在写作这篇文稿时,有心和SARS冠状病毒、乃至爱滋病毒的发现作对比，为的是日后留出一条有人与我进行学术辩论的后路。及至2004年5月25日，省卫生志两位陈主任给我发来了上述评价信之后，我才又有意在一篇题为《解尘说事》的文章中，暴露出了藏在我内心深处达几十年之久的“三自思想”——自得、自恃、自豪。

　　所谓自得，不是指自得其乐，或自鸣得意：非也！这是我自创的专用名称。它是指在一无助手、二无组织上的关怀和鼓励的情况下，凭我这个当时已届满四十而不惑的科学家，根据多年来积累起来的知识、独自一人得到的成果——一举截获了1958年温江特大疫情的元凶：钩端螺旋体，即钩体!

　　二曰自恃。有了自得，当然就有恃无恐。仗恃什么？答曰：我仗恃科学实验资料的支援，和唯物辩证法的运用。而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千年万载也说不清、道不白的那些歪歪道理。

　　附去的一篇文章，原稿题为《天府往事  陈年旧料今报》,副题名曰“由报料人的一件陈年报料引生出来的两则壮丽诗篇”。其中一、二两个分题原为：一、自成一类的肺出血型钩体病的形成，和二、赖型钩体是引发肺出血型钩体病的元凶。后经“中国微生态学杂志”编辑部作了更改。这是一篇为1958年温江大疫情病原学查证据实撰写的唯一学术资料，可供医史学家补上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然而，奇怪的是，学术界之所以至今一直保持沉默不语，显然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原因何在，可得闻乎？

　　三曰自豪，而不自傲、自负。这应该被认为是做人的一种美德：唯有高尚的人才可以自豪。有了成就，为人民、为国家做了好事、立了大功，应该感到光荣。而盗名欺世者，尤其那些乘人之危、利用本身官位、学术地位，巧取豪夺他人成果，侵犯他人利益，以求达到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或闯关（如拔白旗等）为目的的唬派人物，那就应该受到人们的鄙视、谴责，最终应该成为人类社会抛弃的渣滓。因而，1958年温江大疫情病原体查证工作，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关乎伦理道德的大事。

　　目前，在学术界不是在提倡打假吗!中科院也有道德建设委员会这么一个建制，但至今还没有对盗世欺名者制定一套分级和奖惩办法出来。因此,我借写感谢信的机会,结合1958年温江大疫情病原体查证工作这个实例,向媒体和具有媒体职能、职权的史志编纂单位呼吁并提出我对“盗名欺世者”的一个分级标准。

　　盗名欺世是一个总揽一切包括抄袭、剽窃、在学术上冒名顶替、弄虚作假等不义行为的统称。根据盗名欺世者的官职、官位、学衔、学位的有无或高低、耍弄权术或阴谋的情况，以及被盗专案的重要性，分为四个等级。一和二级只限于对被盗者身心造成极大伤害的高官、高学衔、高学位者；而三和四级则为一般搞抄袭、剽窃之类的小动作。凡属有乘人之危、巧取豪夺行为者，应严惩不贷。在评定级别时，宁可向高一级，而勿向低一级从严论处。

　　盗名欺世者一名，较之学匪、学阀、学霸、吃人神、现世宝、沽名钓誉者、假道学、伪君子等恶名，虽不顺口，又不简练，但从名实相符这一角度来考虑，不失为最佳的选择。以上仅是初步设想，很不成熟，请批评指正！ 

　　专此   顺颂

　　时祺                                                                          陈廷祚 

　　2004年8月26日

　　抄送：新华通讯社新华网总部   四川省卫生厅  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王丽峰所长

　　附件：1.钟惠澜等（1964）：新中国钩端螺旋体病的研究概况 钩端螺旋体病学术资料汇编  第2页、第13页 内部资料 中华医学会内科学会

　　2．陈廷祚（2004）：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16/4：253-6  （除外文稿件外，这是在事发46年后，唯一用中文纪实写作温江大疫情病原体查证工作并在国内发行的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