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受到现住成都的好友陈廷祚教授的叮嘱，希望我能为他即将出版的近似自传式的著作《 陈情表》一书写序。这使我感到荣幸，也不无犹豫。因为他是名符其实的医学专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努力不懈地在医学科研领域里工作奋斗，贡献卓著，有目共睹。他的接触面广，必有一些熟知和敬佩他专业成就的人可以更贴近、更切题、更妥善地执笔写序，胜过我的条件。然而他竟然看重和属意我这位非医学领域的门外汉动笔写序，这就令我感到重责在身，又让我顾虑重重难以下笔，唯恐有辱使命。

　　可是，我还是作出决定对此邀约不予推辞。我准备一面就陈教授这一重要学术成果，终被某权贵人士豪夺窃取的事实一抒所想，也要引申论述一下，陈教授个人的遭遇和悲剧是时代悲剧的反映和缩影，而此一时代悲剧在实质上是由于作案人明知弱势者为内定右派，竟然不惜采取“乘人之危、暗箱操作、蒙上欺下、巧取豪夺”的手段，以求达到盗名欺世的目的。他自戴挂冠，成为顶替该项成果的得主而“名至实归”，不被揭发，垂数十年之久，诚属天下奇闻！由此不只明确了道德沦丧的观念，而且加深了时代悲剧的蔓延。因而，在阅读陈教授的这一著作时，我们除了在欣赏其内涵和文采、瞭解体会他的遭遇和心态之余，不禁使人感到义愤填膺的同时，也应该追溯一下其祸根何在，并力陈其弊，为后人戒！

　　此一冤情直到九十年代之后，才陆续得到四川省卫生厅和中国科学院追查核实，予以证实。可是当年那个良心泯灭、窃据科研成果的作案人却仍在中国媒体陋习的延伸和保护下“英名”无损，辉煌仍旧。针对陈教授不平的遭遇，我有如下感触：

　　一．早年，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有许多学者学人放弃了远走海外、发展事业的机会，留在国内不走。更有许多海外学人已在欧美学成就业，前途似锦，却都在建国初期响应了祖国的号召，抛开海外大好前程的一切，兼程返国，参加建设。结果他们绝大多数都在后来各种由领导主宰，万民跟进的群众运动里被扣上“学术权威”、“反动人士”、“右派份子”、“外国间谍”等种种罪名。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情况下，而备受苦难，甚至折磨致死，或自杀身亡（身后的罪名是“自绝于人民”）。即或是免于一死，或身败家裂、或苦役劳动、或闲散浪费，或不知所终……。总之，他们都是不同程度的壮志空投，学识无用，英才浪费了。早年被选拔为公费留学丹麦的学者陈教授就是其中一例。

　　我还认识一些和陈教授背景情况相似的人。他们都是解放前不走，或解放后归来的报国有志的高级知识份子，后来面临各种群众运动的摧残和打击，便也是各蒙其难，各受其害，事与愿违，莫此为甚！他们许多人劫后余生，到了开放改革后，又重整旗鼓，投入国家建设，十分令人敬佩。他们常说自己是“无怨无悔”，但隐约中难免还有一份“有怨难悔”的凄凉。

　　二．在黑白不分的环境和悲惨世界的笼罩下，大量流行和助长了人性最丑恶的一面，那便是自私自利、无德无耻、贪婪霸占等道德沦丧的行为。此时正是恶人当家得势，君子受尽凌辱了。

　　陈教授的科研成果受到剽窃，而顺利无阻，无由申辩，就正如他在陈情表中所说，这一案件是人类有史以来，仅有的两例顶级学术腐败之一。因而我们更要追究和责怪制造黑暗、促成悲惨的相关人物和相应体制，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才令社会冤情不断，动乱不已。

　　三．有鉴于此，我认为，保护智慧财产权，维护人性尊严，是科技发展、社会繁荣、国家进步、人类文明的基本指标和促成因素。例如，美国建立智慧财产权保护的制度已有约两百年的历史，美国立国的精神也强调人生而平等，人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尽管美国的民主制度在实施中仍存有瑕玷，但它基本上是保障了民权，鼓舞了全民创造力的发挥，让知识的力量化为实用，既增添了财富，藏富于民，也普遍促进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再回到陈教授科研成果被掠夺的情况来说，这种事件之所以可能发生就正是“一叶知秋”的显示。中国在开放改革、进步发展的过程里要严防权贵和任何人士以各种条件和手段去夺取别人心血结晶的成果和建树，据为已有，有恃无恐。中国也得建立“投诉有门”的通畅管道，例如，让最高学术机构可以举行公平听证或审理伸冤人的投诉，让新闻媒体多发挥仗义执言、揭发黑暗面的警吓作用。当前“信访处”的安排几乎是接近形同虚设，而效果低微的。

　　四．时至今日，中国以往不幸的历史和过程对今人又有了什么提示和激励呢？尽管如今我们已经大量摆脱了“运动”的冲击和专制的摧残，可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今日社会仍充满了形式主义的运用，“假、大、空”的操作和黑影仍然是阴魂不散，肇祸人间。学习、开会、签名、宣言、挂牌等种种举措都往往流为形式，是应付差事，无实际效应，其主事者和参与者都心知肚明，但又碍于情势，是不能不做，或不敢不做。现试举一例以明之。2009年1月上旬，我接到一位元大学教授的资讯，其中一段是：“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忙，目前我们学院正在开展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有写不完的材料。国内的很多作法，其实还是文革及文革前的惯例，仍然喜欢搞运动。现在这样做，根本没有多少效果，只不过是浪费人力、物力、财力而已。”

　　显然，用文革方式搞运动、搞学习的惯招去建设新中国和开拓新局面是行不通的，是钻死胡同。更何况，今日的国民已眼界大开，知识普遍提高，资讯灵通。以往封闭新闻，阻止传播，一手遮天，手到功成的方便日子已一去不返了。

　　因而中国要真正从事建设，要实现利民兴国，必须和唯有迈向尊重知识、重用人才、发展科技和发扬民主的阳关大道。这别无选择，时不我待。中国要在坚实有效的根基上发力，要在群策群力的发挥下成长。

　　陈教授的大作里有五个编目。在第一编“陈情表”里详细说明了身蒙冤案前后的情景和原因。第二编“解尘说事”里增加和扩大了范围，讲述了自己在运动频繁之下的处境、折磨和感受。第三编“信函”里展示了个人谈真情、说真事的电信记录。第四编“杂文”的内容是作者在细读书报和网站资讯后，慎密思考，用心推敲，而启迪产生的一些真知灼见。第五编“诗词”则是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诗词的各项功能，以诗言史，以诗明志，以诗会友，以诗抒情。此一综合运用真是妙在其中，意在其境，赢人赞赏。

　　总括来说，这是一本真人真事，实话实说，内容丰富，情感真挚的作品，倘不做“立言传世”之求，实已显“警世醒人”之功！

　　至此，我要讲一下我和陈教授初识的情况是如何有戏剧性。1990年初我在参加一次卫生部新药审评会时，初遇陈教授，他是药审组的主持人。审批会后他突然问起我，“你是东北人，知道臧启芳老先生吗？”“他是我的先父”，我回答说。这一回答出乎陈教授的意料，他立即告诉我：“令尊大人1935年在江苏盐城担任行政公署专员。那时我是中学生，听过老先生激昂慷慨的抗日演说，印象很深刻。”就这样我们立即拉近了距离，也建立了友谊，在其后近20年的时日里持续交往，联系至今。

　　自1992年起，我全力投入中国控制烟害的义务工作。1996年我取得美国卫生部出版的“戒烟指导手册”，特请陈教授将全册内容译为中文。翻译期间我们也一直联系磋商。他非常认真、仔细和妥善地将全书译妥。只可惜我后来寻找资金出版的努力劳而无功，我感到十分遗憾，好书没能出版，既劳动了陈教授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却没能付以任何补偿。这也说明了在中国推动控烟工作非常艰苦的一面。

　　我和爱妻苗丽华在北京友谊宾馆长住了十多年，全靠她以外国专家身份任教，我们才获得这一安置。住馆期间，陈教授和他的小女儿建源都曾到宾馆作客。最近十年里我只是偶尔和陈教授通个电话，还要借重他的大女儿建华的协助才能互通资讯，因为陈教授已因年长失聪，要靠笔录才能传话给他了。多年来我一直在海外多家中文报纸写杂文，论时事，谈观感。也曾寄一些发表的文章请陈教授过目指正，他都很认真的加以阅读，并以口头或书面的反应和我交流。我们持久不变的“君子之交”也为彼此间增添了一份关怀、温暖和喜悦。

　　直到2007年6月中旬，我应邀去成都几处宣讲控烟、戒烟之道。我特别请地主安排车辆，送我去成都陈教授的寓所一行。在那里他和他的长女建华及女婿同住，获得了良好的照顾。我们相见甚欢，以写代谈，丝毫无碍于相互的沟通和彼此互报平安的真情实意。

　　2008年5月四川汶川大地震爆发，成都也受到波及，我赶紧打电话向他问候，幸而是吉人天相，有惊无险。另一使我高兴的事是，2007年在美国工作返抵国门的陈教授的小女儿建源，全力鼓励她父亲要学会电脑中文打字，以便自行书写和与人沟通。这时九旬高龄的陈教授竟然是从头学起，一丝不苟，毅然动手，连打带敲，居然很快就全盘掌握了电脑打字、上网的技能，他也充分使用这一“新招”，不断和我通信。只愧我比他年轻十多岁，却鼓不起勇气再去学电脑中文打字了。就此而言，在陈教授面前我真是心服口服，自愧不如了。

　　日前打电话到成都，又获建源告我，陈教授请在台曾任行政院院长和国防部部长的盐城老乡郝柏村将军为他的新书题写“陈情表”书名三字，此请已如愿而偿。1999年6月3日我曾在台北拜会了郝柏村先生，他当面告诉我，他在盐城中学就读时也听过我先父到校宣讲抗日和民族自救的演说，印象深刻。有谁会想到，七十多年前先父一次讲演的两位听众，在数十年后都成为我结识的人，其中的玄机和缘分是太神奇，太巧妙了。有了这一缘分，又有了多年来和陈教授的友谊和交往，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推脱他要我为书写序的邀请。我便也甘冒写序时，文有不周，言有偏失的可能闪失，而毅然一试，完成此序了。陈教授此着只谈个人事迹，不论家国情结，倒使我阅书得益，阅后有感，便就借题发挥，多言几句了。

　　最后，让我诚恳地向陈教授深深祝福，并要说：“我佩服你的精神和行动。吐出心中话，披露昔日情，中国需要有更多像你这样的人，蜂拥而出，照样去做。这样，真理才愈辩愈明，人气才愈涨愈旺，国家才更有前途，人民才更有幸福。”


　　臧英年
　　前全美华人协会文化委员会主席暨西雅图分会会长
　　前西雅图重庆友好城市协会创始人暨首任会长                  
　　2009年1月2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