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一书，是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的大作，它对考古学的贡献主要有：1.倡导人类学方法考古调查；2.坚持以见为实，提倡裙带求是的实证精神；3.重视不同学科协作。这些贡献对我国考古学今后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Abstract:　Prehistoric ruins and culture in Hanjiang River Valley is well-known scholar MrRao Zongyis crescendo.Its contributions to archaeology contained three aspects:1,advocate anthropological methods in archaeological survey;2,adhere to positivism;3,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llaboration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These contributions have a very important influence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cheology.
　　
　　
　　
　　饶宗颐《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1948年成书，1950年在香港出版，后收入《选堂集林（史林）》  （1982年香港中华书局）。1996年重刊于《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该书内容有：发见史略、遗址、石器、陶器及陶片、后记五部份，有附表及《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分布图》。
　　
　　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健步行走着一位老者，他己攀越上学术的巅峰。这是一位艺学兼修，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蜚声国际的大学者。他以神童名世开始，便才华横溢，其诗其词，字字珠玑，语惊四座，在学术生涯中，严谨治学，见解出众创新；他神彩奕奕地在奔流不息的学术长河努力击搏了70余年，始终不知疲倦；他准确地辨清和把握学术潮流，不断拓展新领域，其过人的学术生命力成就了他卓越的煌煌巨著，给人类构筑起闪烁光彩的学术殿堂。他就是著名的国学大师饶宗颐（选堂）教授。
　　
　　饶宗颐——历史文化名城潮州引为骄傲的名字，是潮州学的一面旗帜。潮州是饶先生诞生和成长的故土。此次，潮州市人民政府在饶宗颐学术馆新馆落成剪彩仪式举行之际，主办饶宗颐教授90华诞学术研讨会并为这位学术前辈祝寿，是一件值得赞扬的大事〔1〕，在潮州名城的史册上堪称盛世办盛事。庆贺活动对弘扬中华文化、繁荣学术、文化艺术，深化潮学研究，激励后学有着深远影响和非常重大的意义，使人民大众更加走近饶宗颐。
　　
　　选堂先生家学渊源，有深厚的汉学根基，他治学勤奋，视野开阔，研究涉及广泛，学问深奥无底。近年出版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共14卷20册，1000多万字。这部浩瀚的学术巨篇仅是先生诸多专著、论文的部分、真可谓著作等身。根据文集各卷目次，先生的学术成果归纳分类为：一、史溯，二、甲骨文，三、简帛学、四经术、礼乐，五、宗教学，六、楚辞，七、史学，八、中外关系，九、敦煌学，十、潮州学，十一、目録学，十二、文学及词学，十三、艺术，十四、诗文等众多门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饶教授在上述各领域的研究成就都是顶尖级的大师水平，均可独树一帜。是故，学界遂有《饶学》之提出（郭伟川：《饶学与潮学研究论集》艺苑出版社2001年）。
　　
　　100多年前，甲骨文字、敦煌藏经、简帛号称考古三大发现，震惊世界。但当时的中国只有金石学而未有考古学。随着周口店发掘，仰韶村彩色陶器的发现，安阳小屯殷墟遗址（1927年）开始的大规模发掘，才诞生了中国考古学。著名学者王国维在研究《史记·殷本纪》时，使用出土的卜骨文字（甲骨文），补证了殷人的世系，使商代历史成为可信之史，有了超越前人的突破。他提出和倡导的研究史学的二重证据法（纸上材料和地下出土材料的结合）成为当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选堂先生在史学研究中也十分重视考古学，应用它与纸上遗文研究中国古史，坚持以实证为依据，在传统的基础上建设古史，他说过：“由于考古学的推进，可征信而无文献记録的历史年代，可增至七八千年之久。”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前言》），他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有所创新，最早明确提出“三重证据法”，他说：“我认为探索夏文化，必须将田野考古，文献记载和甲骨文字的研究三个方面结合起来。”  （《谈“十干”与“立主”——殷因夏礼一、二例证》1982年）过去学界对甲骨文研究，首推观、雪、鼎、彦四堂，选堂先生后来居上，1959年出版巨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上下两册共14卷，出版后有13国文字广为介绍。对甲骨学研究是划时代的贡献。
　　
　　上个世纪末，改革开放的春风使珠江三角洲文物考古工作飞跃发展，环珠江口考古也随之崛起。笔者有幸参加中山大学考古队与香港考古同行在离岛的大屿山、南丫岛进行田野考古工作。饶老对此倍加关心，经常到工地指导和考察，特别是在发掘关键阶段或有重要发现时，总能看到先生在工地的身影。他亲临现场与发掘者认真交谈，教授的细心、谦逊，平易近人，是我初识饶教授的印象。有时我们说些潮州话，交谈起来，更感乡音的亲切。在港工作期间，承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惠赠饶先生1950年出版《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  （后简称《韩江》）的复印本，当时在内地难得见到的这本考古书刊，使我如获至宝，欣喜不已。90年代，潮州学研究兴起，笔者向有关学术中心申报榕江、韩江考古人类学考察课题在饶教授的关心和支持下，得于实施并取得初步成果。2002年，遵照饶先生倡议，开展“古揭阳先秦两汉考古学文化综合研究”，由北京大学等多个单位组成揭阳考古队实施课题的考古调查、发掘、综合研究工作，基本上揭示了榕江平原先秦两汉考古学文化的内涵、特点，初步建立起该地区考古分期的年代标尺（《揭阳考古（2003—2005）》科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足见先生对家乡考古关怀备至。
　　
　　岭东韩江流域从1941年起已陆续发现有陶片、石器山土的遗物散布点，引起了后来在潮汕主持修编《潮州志》的饶先生的注意，遂有后期的调查工作。2003年11月8日，饶先生给在揭阳市召开的国际潮学研讨会送来了充满激情的《选堂感言》，回忆50多年前的往事，他写了下面这段文字： “潮汕地区之田野考古，50多年前我发其端绪。揭阳黄岐山虎头岭、五经富，普宁之大坝后山、铁山，大棚山、苦肠腹、洪山，丰顺之汤坑，潮安之登塘以及饶平之黄冈等地，我与友人亲作田野勘察史前遗址，将1941年以来初步记録写成《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一书。地不爱宝，地下文物的不断涌现，注定田野考古必然后来居上。”先生编辑《韩江》时，正兼职《潮州志》编纂，家乡史志的编修，使他格外关注和重视考古文物资料。
　　
　　40年代后期的神州大地，灾祸连连，南京政府破坏国内和平统一，挑起全面内战，烽火连天，解放战争很快推向长江流域，当时寥若晨星的田野考古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下陷于停顿，先生和他的友人在编志业余，仍然积极坚持田野工作，实是难能可贵。把《韩江》放在当时历史背景中来评价，笔者认为《韩江》在考古学的许多方面做出了贡献，主要如下：
　　一、倡导人类学方法进行考古调查
　　
　　人类学认为远古人类发展，经历山林文化、山麓文化、河谷文化三个时期；人类走到河谷，已是有了原始农业的新石器时代，原始人沿着河流分布开来。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1947年在甘肃进行考古调查，写成《甘肃史前考古报告》  （《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山版社1987年），报告中有《渭河上游史前人类遗址之调查》、 《西汉水流域史前人类遗址之调查》，在国内开创了以流域为单位的区域考古。《韩江》正是把一个流域作为整体来进行工作而不是寻求或满足孤立的个别地点的展现。《韩江》的调查就确定了以兴宁、普宁、揭阳三县山地为中心来进行的。建国以后在粤东的历次考古调查中，在普宁、揭阳，特别是揭阳境内发现众多的古遗址。饶先生当年踏勘的虎头岭（即虎头岽）、黄岐山的发现尤为重要，除了面积10000平方米的黄岐山遗址外，遗址群还包括分布于长达5公里的虎头岽、营前山、羊头山、乌石山、金山等10多个小山头，散布的遗物包括新石器时代到周代多个阶段。
　　二、坚持以见为实，提倡实事求是的实证精神
　　
　　  《韩江》使用的材料，包括从1941年开始至1948年黄岐山的重点勘查。时间断续了多年。材料积累有先生的友人发现告知，更多的是先生或先生及修志馆诸同事的实地考察，是饶先生等多人参与的成果，先生对此事更是身体力行，亲历亲为而不辞劳苦，他对遗址材料及所有标本都要亲自过目，以见为实。如1941年苏悦真在潮安登塘采集石斧两件，确定了该遗址，整理报告时，找不到石器标本，故《韩江》写了“原物未见，故不附图”，仅对石斧形状简单描述。《韩江》所用文物标本注明收藏处，以备后人索查。黄岐山、虎头岭因是先生多次调查和记録，故《韩江》专列“黄岐山虎头岭陶片概述”一节，详细描述这批材料，均可说明作者讲求实证的科学态度。
　　三、重视不同学科协作
　　
　　《韩江》成书区别于传统金石学的研究方法，作者在各地点的野外调查中重视地形、地貌及周围环境，均作地质学、地貌学的分析。例如调查普宁大坝后山及铁山时，因邀有地质学矿物学的友人参与，这方面的记録甚详尽：“海拔约100公尺，铁山上部为变质岩。下为花岗岩侵入体，而后岭（即后山）仅见花岗岩……其附近有沉积岩……成西北向之长条状，其岩石多为细砂岩及页岩。”
　　
　　对石器遗物的分析，不限于金石学家的形态、尺寸描述，更多的是注意到石料岩性鉴定埋藏环境、保存状态的分析。对采集陶片的整理也注意到陶片质料、粘土成份、花纹成因等多方面的分析。
　　
　　四、《韩江》对各史前遗址文物的研究，重视文化因素分析，采取科学的对比方法（这种对比方法，后来历史学家李学勤称之为“比较考古学”）
　　
　　我们在研究出土文物时，不能孤立的就物论物，任何事物都需要比较，有比较才有区别、差异，有比较才能瞭解各文化的内涵和特点。尽管在四十年代，国内考古学材料的发现和积累尚不丰富，但《韩江》仍尽最大努力，搜集能见到的材料由近及远进行分析对比，例如书中提及的除了广东海丰、香港、福建武平、台湾、江西清江等处外，还扩大范围与北方安徽、河南、山东、浙江等地的龙山系、良渚系、小屯商文化也作了比较。《韩江》初稿成后，先生以科学严谨的态度，专程恭请友人审阅，其中有当时中外知名的考古学家郑德坤、金关丈夫、国分直一等人，讨论切磋，集思广益，获得提高。在旧中国学术封闭或半封闭的考古领域，开学术讨论、学术交流之风。经过这种用文化因素分析的认真对比，先生对韩江流域甚至华南地区远古文化的认识洞若观火。他说韩江流域古住民为“南方系越族文化”，“出土之石器、陶片可能为古代僚族遗物。”四年后，先生发表《华南史前遗存与殷墟文化》，学术的视角由粤东扩展到华南，使用了韩江流域的这批材料。
　　
　　《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是粤东区域考古首篇成功之作，它出版至今已有56年，仍可视为粤东考古的经典。
　　
　　注　释:
　　
　　〔1〕为祝贺饶宗颐先生华诞90年，2006年12月，分别在香港、潮州举办学术研讨会。并在潮州为饶宗颐学术馆新馆剪彩举办庆贺仪式。 


　　（曾骐，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馆馆员，岭南考古研究专业委员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