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国伟

　　“珠江文化”的概念，最早见于郭沫若1926年发表的《我来广东的志望》一文。上世纪90年代起，广东一批专家学者重新提出这一概念，并启动珠江文化工程，进而成立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既然已有“岭南文化”的概念，为什么要提出“珠江文化”？是时代要求，还是标新立异？“珠江文化”与“岭南文化”是什么关系？珠江文化研究的优势在哪里？珠江文化研究应如何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品格和学术个性？邓国伟先生的文章对此作了自己的阐释。

　　本文就“珠江文化”概念的提出及其学术个性等方面的问题，简略地谈几点很不成熟的看法，希望会有助于理论的建设。

　　一

　　有人认为，我们既然已经习惯了使用“岭南文化”的概念，学术界也一直是在使用这个概念，提出“珠江文化”这个概念来，是不是故意另立山头呢？这种意见认为，“岭南文化”已把“珠江文化”包含在内，谈“岭南文化”也就等于谈“珠江文化”了。但我认为，“珠江文化”概念的提出不能说完全是主观的、人为的，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和时代的要求的。

　　改革开放之后，广东之所以成为一个受到特别关注的地域，是与地域的优势有关的。在向来的观念中，南海海域是中国的边陲，广东是“边缘地域”。古人谈论“岭南”，强调的通常是这个地区的劣势。而在新的时期里，人们看见的却主要是这个地域的优势。地域的优势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会凸现出来的。人们面对着这个地域的许多过去未能认知的或未能正视的优势，在认知上便有了新的要求，因而也会期待着对岭南地域的历史和现状有更多的瞭解和解释。我认为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客观的要求，驱使学术界有时并不自觉地会在“岭南文化”的概念之外，使用一些新的词语来描述“岭南”地域的相应的变化。而过去被掩盖着的或不大引起人们关注的一些语词，在特定的时候也会特别地浮现出来，与不断形成和涌现出来的新的话语结合，成为描述岭南现状的新的话语群。比如“珠江”、“珠江三角洲”、“粤港澳文化”、“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圈”、“沿海贸易”、“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国土”、“海洋大省”等等。我想“珠江文化”便是在这个词语群中出现频率比较高的一个分子。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在谈论“岭南文化”时，已经对“岭南文化”有了更丰富的表达了。所谓“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人们认识到广东地域不单只是古代“五岭”以南的荒蛮的地域，与“五岭”的横亘有关系；它更与“水”与“海”有着密切的关系，与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现代格局有着紧密的关系。广东不但是与“内陆”紧密相连的“边缘”地域，更是有异于内陆的其他省份的一个面海而在的热带和亚热带的地域。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使广东地域的海洋特性显得更鲜明瞭。由于“大珠江三角洲”经济的迅速的发展，人们又关心到由西江、北江和东江水系形成的珠江三角洲的网状水系结构和由此而成的地理环境及人文环境了。事实上，“珠江三角洲”早已成就了既是面对“北方”也是面对“海洋”的独特的个性。对“珠江三角洲”的关注必然也是对“珠江文化”的关注。幷且，由于这时候的“珠江三角洲”在经济领域的强势的存在，使以往只具有弱势意义的对“珠江”的描述（例如在文学作品里的“珠江”总是柔顺而细小的，而黄河长江总是波涛汹涌，一泻千里的），这时候逐渐也有了强势的意义了。研究界进而发现而且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用“珠江”水系对南粤大地的哺育来描述岭南地域的物理人情，让海洋与内陆产生出更丰富的联想，会让自己的论述变得更切实而明晰。我认为，“珠江文化”的概念应该是在这样不断的使用中逐渐流行开来的。

　　本来，“珠江文化”的概念也是内在地存在着的。既有“珠江”，自然就有“珠江文化”。有学者认为，至少在宋元时期，“珠江文化”已经定型，只是在历史上不被重视和强调罢了。因而现代的研究者并无需要去创造新的概念，他们只是敏感地抓住了一个既是旧的却也是新的概念，进而研究这个概念的本有的和新的内涵，并希望用它来更好地诠释本属于“岭南”地域概念中的旧有的话题以及新出现的话题。

　　诚然，“岭南文化”研究早已是一个根基深厚的学科，“岭南文化”不是一个可以轻率地加以否定的概念。但这个学科还是需要有新的发展的。问题在于，在“岭南文化”自身的继续的发展中，它的内涵也还在拓展，它仍有着充分的自信。而“珠江文化研究”好像是新冒出来的，是要来替代它的。但其实，“岭南”的观念重山，“珠江”的观念近水。是否需要开展“珠江文化”的研究，关键在于“岭南文化”的研究是否还需要一个“水文化”的研究去作为补充。我想，使用“珠江文化”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诠释“岭南”，使“岭南文化”的研究成为更丰富更切实的现代性的研究。说到底，这也是“岭南文化研究”的发展本身所要求的。要言之，“珠江文化”研究是由研究对象所提示的、所决定的，是广东历史发展的顺势的产物，是“岭南文化”研究的合理的开拓和发展。它的出现应该是合理的，是值得嘉许的。 

　　“珠江文化”和“岭南文化”两个概念的内涵同中有异，可以互容，可以互补；可以并行不悖；一致的目标是为了使对祖国岭南一隅的认识变得更为深广，更为丰富，更为切实。

　　二

　　学术界历来重视对大河流域文化的研究。“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的研究都已受到充分的重视。遗憾的是，珠江流域虽然也是一个大河流域，而“珠江”却是一向很少有人把它跟“文化”两个字联系起来。“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虽然是客观地存于中国的土地上，却是有“中心”和“边缘”之别，有“先进”和“落后”之别。在等级社会的观念中，同是自然状态的山河，“珠江”与“黄河”“长江”却不在同一个级别上。“岭南”是边陲之地，珠江既是“岭南”的珠江，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也会变得没有“文化”了。在“岭南文化”概念的长期使用中，在其俗成了相对固定的内涵中，有许多未免是等级社会的遗留。例如学者并不十分注重对南粤大地的水域文化的研究，更不能如“珠江文化研究”那样细致地对待西江、北江、东江以至南江的文化的存在。因而在历史上“岭南文化”事实上是较为粗糙地去包容或漠视了“珠江文化”的存在。这无疑是一个缺陷。

　　我认为“珠江文化研究”的提出，首先是就需要加强“海洋意识”与“江河意识”方面而言的。“岭南文化研究”的内质是中国整体性的内陆文化的研究。就广东人的思维习惯来看，“岭南”这一方水土似乎是相对于“岭北”的一大片的“北方”而存在的（岭南人对“北方”的指认是模糊的，几乎没有“长江以南”的“南方”的观念）。在历史上，“岭南人”觉得自己既是“天朝”的臣民，却又是“天高皇帝远”的边缘人。“天子”认为海洋是“率土之滨”的絶地，是土地切割的天然的分界；“岭南人”也习惯了面北而在，在一般民众的意识里同样缺乏对“海洋”意义的认知。但其实，广东的边缘虽然是南中国内陆的结束，却也是与海外世界接壤的新的开端。“岭南人”可以向“岭北”方向走，向他们认识的“中心”的方向走，也可以向本没有路的“海外”方向走。这个“海外”对于岭南人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不是想象中的蓬莱仙境。他们到港澳去，到国外可以去的地方去。它们以民间的方式，较早地形成了与世界的沟连。这地方的“港澳同胞”和“华侨”都特别多；最早的中国留学生也大都出在广东。而外国人通过商船的运载，也容易在这个地方踏足中国的土地。他们在广东或逗留，或贸易，或传教，先是对广东产生影响，然后把信息带到内陆去。在封建等级社会中，这样的生存方式，事实上让岭南多了一层不被认可的选择，也可以说是岭南民众的“絶地逢生”的表现。此种生存方式对岭南社会和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是需要有足够的重视的。

　　就一般观念而言，“岭南”既相对于“北方”而存在，“岭南”的存在就似乎只是一个整体。研究者会因为作为一个整体去关注它，也就容易忽略了对其内部的关联性和差异性的细致的表达。研究者在谈论“岭南”的“文化”时，为了使之与“北方”的“文化”的观念成为对称的存在，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研究的对象做出省略，使“岭南”的许多地域不能进入研究和论述的范围（例如我们不会拿“东江文化”来做论述的主要内容，罗浮山和韩江都很难出现在与“北方文化”对应的视野中）。这是颇不利于准确归纳岭南地域的文化特点的。我们试试转换成珠江水系的角度去看“岭南”，则我们会比较关注岭南地域的内部的研究；虽是同一个“岭南”而会显出另外一番风景来了。对于内部地域来说，珠江水系是这个地域的独具个性的自足的存在，这个独立的水系的自然的联系会帮助我们对相关地域的差异性进行考察，让我们对各个流域的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有更丰富的联想和深入的瞭解。研究者因而可以获得地域研究的新的架构，比较充分地考察地缘性的历史变化，比较容易看见地域内部的特点，对历史与现状研究也可以较好地结合起来。由此言之，“珠江文化研究”是恢复“岭南文化研究”本来就应该有的内涵；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也是在为“岭南文化”的研究收复失地。

　　在“全球化”的时代，不同类型的文化的研究本是可以多元幷存的。对“珠江文化”进行专门的研究，在学理上是完全可以成立的。“珠江文化研究”更是新时期提出的新课题，是研究现代广东文化的需要，因而也是研究现代中国文化的需要。

　　三

　　“文化”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对“珠江文化研究”应该做出一些合理的界定。

　　我认为，“珠江文化研究”主要应该是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它需要以多学科（例如是地理学和经济学）的综合的研究作为基础，但它本身不可能是泛文化的研究。珠江文化研究与岭南文化研究的基础是一样的。其主导方向是研究一个地域的人文社会，包括历史沿革、社会变迁、族群状况和精神习俗等方面的问题。在物质文化研究和精神文化研究的关系中，它的侧重点是在非物质文化而尤其是精神文化方面的研究。珠江文化研究和岭南文化研究的宗旨都是要宏观地诠释岭南。但“珠江文化研究”则更重在说明“中国”大环境中的“岭南”一隅的个性化的存在；在以水脉为架构的对地域社会的文化流程的观察中，说明珠江地域文化与其他文化个体之间的差异和相互的关系。

　　也由此，“珠江文化研究”与“岭南文化研究”一样，内质上是一项基础性的研究而不是实用性的研究。研究中的发现是在深厚的学术基础上的发现，不是浮光掠影的追波逐浪的发现。它尊重事实而摒弃夸饰。其研究成果对现实虽然可以肯定地说是有指导作用的，但研究本身并不以现实的利益为皈依。

　　对于广东学者来说，“珠江文化”研究不可能是对整个珠江流域的文化的宽泛的研究。整个珠江流域的文化的研究可以是一个大的背景，但我们不能以江河的长度来规范研究的空间。珠江文化研究作为一项“文化研究”，不可能把对“珠江源头”的研究或对“南海诸岛”的研究作为重点。它的中心点明确地是对珠江流域中的广东地域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广东社会的研究来表达“珠江文化”的主要内涵。广东社会也完全具备被研究的资格。广东地域文化是珠江文化的最典型最集中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说，唯有在广东地域发展起来的文化才最有资格被称为“珠江文化”，这与珠江流经多少个省份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任何一项大河文化的研究都只可能是对其最具代表性地域的文化的研究，而不可能是对大河上下任何流域的无主次的全方位的文化的研究。也因此，事实上只有广东的学者才是承担这项研究课题的最适当的人选，（比如说，云南的学者可以从地理学的角度去考察珠江，但他们不会是研究“珠江文化”的主力军）。所以广东的学者不必因为珠江的长度而担心无法完成跨省研究的任务，因而简单地认为要有研究界的跨省的大联合。“珠江文化研究”的本意不在此。反之，如果过分关注珠江的长度，把“珠江”所度越的地域空间完全包容在自己的研究对象中，研究就容易分散注意力，会使得文化的研究被单纯的地理学的意识所冲淡。诚然，抓住了研究的中心之后，研究的视野是会远在中心之外的，省际的联系也是必须的，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文化研究其实是历史的研究，“文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当珠江流域进入了文明史的叙述时，珠江纔可能成为文化研究的对象。珠江文化研究是对珠江流域有着四千年文明的历史的研究。有时我们会觉得是现实给了我们一种研究的责任，所以研究更需要为现实服务。但我们也须明白，这种现实交付的责任正是要求我们去追溯历史，是通过对历史的研究而更好地去认识现实。因而在历史研究和现状研究的关系中，虽然两者总是互相联系，而且现状通常是研究的切入点，但一地的人文社会的现状是历史所形成的现状，研究的侧重点必然还是在历史研究。“水文化”的研究本身更启示着“源流”的意义。“江河”也启示着一种博大的精神和宽广的胸怀。认识这一点，“珠江文化研究”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品格。而只有建立起自己的鲜明的学术品格和学术个性，“珠江文化研究”才会有更大的发展。

　　四

　　“珠江文化研究”的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打破固有的“边缘地域”的旧观念；在于可以冲击在固有的地域观念中表现出来的等级观念；在于可以更得助于水的灵动和海的胸怀，因而也会有利于建立起新的学术研究的范式，有利于以更为开放的姿态，以新的视角去研究“岭南”地域的文化。

　　但“珠江文化”研究应当把“岭南文化”研究的积累视为自己的必要的积累。“珠江文化”的研究不可能是另起炉灶的研究。例如在社会心理和精神文化习俗方面的研究，“岭南文化”的研究成果毫无疑问仍然是“珠江文化”研究的必备的基础。“在水一方”的“珠江”同时也是“坐北向南”视野中的“岭南”。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无论是“珠江文化”还是“岭南文化”，其文化的大主体也都是中原的文化。在远古时期，岭南虽然也会有它的土著文化，但岭南被开发之后，“岭南文化”就不可能再是与“中原文化”分割或幷存的独立的文化。在等级社会中，“岭南文化”被认为是后进的文化，这种历史的烙印同样也是属于“珠江文化”的。不能因为珠江文化研究后起，便受到一个“新”字的迷惑。尤其不能认为它是为新时期的发展服务，因而在描述“珠江文化”时，就一相情愿地只夸耀“珠江文化”的“先进性”。作为一项文化研究，我们不能只把诸如“前沿性”、“开放性”、“先进性”、“包容性”等许多美丽的标签随意地插在“珠江文化”的头上。要言之，我们在认识“珠江文化”的“先进性”的时候也要能正视它本有的“后进性”；我们在谈论它的“前沿性”的时候不要抛开它的“边缘性”；我们在肯定它的“开放性”的同时也还要知道它有过的“闭塞性”。在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的观念上，“边缘地域”的民众对来自“中心”的文化指令是难于违背的，因而也很难夸耀自己的“先进性”。历史上的政治运动，最早必起于北方，由中心扩散开来，然后才影响及于南方。岭南的“仕”阶层的人物如要施展政治上的抱负，是必须到文化的中心并汇入到主流社会里去的。事实上，只有准确地把握住这样一些基本的东西，对珠江文化的描述才会是有说服力的。

　　诚然，随着“珠江文化研究”的个性的加强，与之相关的研究是会带来独到的发现的。比如上述边缘地域的精神性表现，我们如果做进一步的考察，也会发现“边缘文化”在它内部仍有各种潜在的发展因素，会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方式，不全是被动发展的文化。相对偏僻的地理环境，以及独立存在的江海一体的格局都会给它提供内部发展的条件。例如，历史上的岭南由于远离了社会政治的中心，主流的意识相对地比较薄弱，新的思想和新的事物反而容易生长。我们从历史上看，佛教在唐朝，其中心当然是在北方，但佛教的大改革却是在广东的偏僻的山乡实现的，《坛经》的诞生地是在到目前为止仍然属于落后地区的韶关。从环境来说，“何期岭南有佛出世”，匪夷所思，而结果恰恰就是如此。这与广东地域的边缘性特点实在是有极大关系的。再说，江河海域被认为是隔膜的象征，而历史上又使珠江得到最早领会外来文化的便利。胡适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可能要早于汉代，因为到“中原”之前，应该是在沿海有它的传播过程的。（参见《论学谈诗二十年》）基督教则更明确是从海路来，近代与香港澳门有很大的关系。然则文化的异端最早影响的地域是“岭南”，则“岭南”的文化不但一直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和控制，又几乎是同时地是最先接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并接受着这些思想与传统思想所带来的巨大的冲突，从而在这样的碰撞中又表现着中国文化的新的特质。近代以来许多重要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出在广东，可以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得到合理的解释。我们如果从这样一些方面看起来，“珠江文化”又不能简单地说是“落后”的文化，它在文化上的创造力和影响力实在会比我们原先估量的要大得多。

　　我认为“珠江文化研究”可以在充分认识自己的研究个性的基础上，规划出属于自己研究领域的许多课题。例如与“水”更为密切的研究课题（岭南社会的历史沿革与珠江流域的关系。西江、北江、东江由分而合的特殊的分布怎样形成广东社会的不同的群落和不同的历史文化形态。江河的存在及其水患怎样影响着当地社会生活、精神特质和历史的发展，等等）；与现状关系更为密切的课题（“珠江三角洲”怎样形成为“珠江文化”的典型的社会形态；现代珠江三角洲的崛起的地理原因和历史原因，珠江三角洲渔网式的水系分布与其社会特点的关系；珠江三角洲与三大主干流域各地区的关系，等等）；与“全球化”格局关系密切的课题（珠江水域与南海海洋的特殊关系；珠江的出海口与广东历史文化的关系；香港和澳门对广东地域文化的重要影响；珠江三角洲社会与港澳社会的关系；“粤港澳”与内陆社会尤其是“中原”社会的关系，等等）。

　　此外，从“水文化”的一个大的背景中来考察它的民风民情，考察民众的思想心理，考察它的宗教，考察它的文学和语言，并关注到相关的历史人物，都会规划出许多新鲜而重大的课题。

　　我想，这种种问题，其实是早已有不少人在研究，或已经取得过不少研究成果了的，用不着我来饶舌；但我实在又不过是因为要让本文作一个结束，便画蛇而添其足，多说了几句。

　　2007 年4月20日 写于康乐园寓所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