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立诚

　　本文所述的两项考古发现，虽然不是出自古广信的地域范围，但却与古代广信的历史有直接的关系，对探讨岭南地区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一、汉“广信令印”

　　1953年，在湖南长沙子弹库清理了一座汉代墓葬，编号为23号墓。这是一座土坑竖穴墓，长3.8米，宽2.2米，存深1.75米，出土随葬品有铜镜、铜带钩、铁刀、石壁、石压板（黛砚？）和陶鼎、陶罐、陶熏炉。此外，还有陶五铢钱。从随葬器物分析，此墓当为夫妻合葬。最为重要的，是在墓室中部发现一枚滑石质，印面近方形，边长2.5×2.6厘米，背有环形钮耳，通高2.3厘米。印面阴刻“广信令印”四字，隶体，刻字草率，当为随葬之冥器。墓葬年代为西汉中期，发掘者进一步推定在武帝时期[1]。广信县，汉为苍梧郡所辖，王莽时称广信亭，最早建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是汉灭南越国之时所置，因此，有理由认为这座墓葬的主人可能就是广信县的第一任县令，其原籍为湖南长沙人，武帝时被派遣到广信县任职，死后归葬原籍。以武帝元鼎六年算起，到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武帝归西，其间共24 年，如墓葬年代推断无误，则广信县第一任县令在职时间不会超过24年。

　　汉代的县官在异地任职，死后归葬原籍，这在徐闻也有一例。1990年在广西合浦县廉州镇黄泥岗清理的一号墓，是东汉初年的砖室木椁墓，有墓道，分前后室，前室长1.9米，宽3.7米，后室长5.3米，宽3米，随葬品极为丰富，铜器有剑、镜、灯、壶、碗、釜、蒸酒器和明器仓、井、灶；陶器有罐、壶、罍和明器屋；玉器有璧、佩、琀、带钩；还有玻璃杯、琉璃串珠、水晶串珠、琥珀串珠、金花球串饰、金带钩、“货泉”铜钱等。其中玻璃杯、琉璃串珠、水晶串珠、琥珀串珠似为舶来品。此墓亦当为夫妻合葬。值得给予特别关注的是发现一枚滑石印，印面方形，边长2.3厘米，瓦形钮，通高2厘米。印面阴刻“徐闻令印”四字，篆体，刻工草率。另有一枚龟钮铜印，阴文篆书“陈褒”二字[2]。由此可知，该墓主人名叫陈褒，推断是从合浦郡派去徐闻县任职县令，死后归葬合浦。因合浦、徐闻都是汉代对外贸易的港口，故随葬器物中有玻璃杯、琉璃串珠、水晶串珠、琥珀串珠这类舶来品。

　　将“广信县令”墓与“徐闻县令”墓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后者较之前者更为富裕，这反映了岭南地区东汉时期较之西汉时期在经济上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与徐闻县作为对外贸易港的地位也有极大的关系，故有“欲拔贫，诣徐闻”之说[3]。

　　广信县的经济或许比不上徐闻、合浦，但其政治地位却不低。先秦时期，广信县的地域范围就是百越先民较多的聚居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遗址、墓葬分布很多，令人注目。秦南平百越，这里是双方交战的主战场，秦军过灵渠，下漓水、贺江，在广信转入西江，再通向南海郡番禺（广州），故广信一带极为重要。南越国时，赵佗封赵光为苍梧王，其地当在广信地域。武帝时灭南越，即置苍梧郡，广信县为郡治之所，其后又曾一度作为交趾刺史部的驻地，广信县地位之重要亦由此可见一斑。　

　　秦汉时，县官有“令”与“长”之别，“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4]。但是否如此严格，尚有讨论的余地。按《汉书·地理志》载，苍梧郡领县十，包括广信、谢沐、高要、封阳、临贺、端溪、冯乘、富川、荔蒲、猛陵。总户数为24379，人口146160。虽然没有编入户籍的应为数不少，但以十县之数，平均每县户数为两千多户，即使广信县兼作苍梧郡治之所，户数与人口是其它县的两倍甚至更多，但要达到万户亦不容易。这种情况在南海郡和合浦郡也是同样存在。合浦郡领县五，含合浦、徐闻、高凉、临允、朱卢，户数为15398，人口78980，平均每县户数为三千多户，以合浦县为郡治所在，人口应不会少于徐闻，这个统计数字尚难证明合浦和徐闻的户数能在万户以上。南海郡领县六，含番禺、四会、中宿、博罗、龙川、揭阳，户数为19613，人口94253, 平均每县户数亦只有三千多户，番禺县为南海郡治所，有万户之数估计不成问题，但龙川县能否有万户之数则存疑问。因此，岭南各郡之县大概都无法按万户之数来界定“令”的称谓。不足万户而称“县令”，也许是中央王朝给边陲地区的一种特许。从出土印章看，广信、徐闻均称县令；另据文献所载，赵佗在龙川任职时也是称“令”的[5]。需要讨论的是在湖南出土的一枚“龙川长印”，能否说明龙川县曾因户数不足万户而称“长”呢？这枚印是1994年在湖南郴州国庆中路3号墓发现的，滑石质，印面近方形，边长3.2×2.9 厘米，阴刻篆隶体，背面有覆瓦形钮。墓为带墓道的土坑竖穴，墓坑长3.8米，宽4米。随葬品有小铁刀、陶器罐、盒、鼎等[6]。随葬品的种类不多，数量也较少，似乎与县官的身份不大相符。有学者以这枚印为证，说明南海郡的龙川当时为长沙国的属地[7]。按该墓的年代如判断无误，则时为南越国时期。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将象郡、桂林、南海等郡封给长沙王吴芮，其实是虚封而已，不过是象征性地遥夺赵佗的权力，因为那是无法执行的事情。实际上，赵佗在此之前（公元前205～公元前204年）已发兵击并桂林和象郡，以秦三郡之地建立了南越国。龙川地属南海郡，那是赵佗立南越国之前为官之地，后人称为赵佗兴王之地[8]，赵佗也是不会轻易放弃的，龙川东去不远的五华山下（今五华县华城镇）有赵佗的行宫长乐台（狮雄山建筑遗址[9]）就是明证。因此，以郴州出土的“龙川长印”并不能论定龙川曾是长沙国属地，恰恰相反，更进一步证明长沙王吴芮也曾虚封了一位“龙川长”。以赵佗曾任龙川令的逻辑，断不会将龙川县官一职从“令”降为“长”。而这位“龙川长”因从未到任，他的墓葬随葬品与其身份不那么相称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不过，这枚“龙川长印”，或许说明当时龙川县的户数实际上是不足万户的。

　　二、晋“广信侯”墓

　　2001年，在肇庆市城区北面的坪石岗清理了一座东晋泰宁三年（公元325年）的砖室墓，墓室由墓道、前室、过道、后室、耳室、壁龛六部分组成，全长9.55米。随葬品虽略有散失，仍收集到50件，包括有金器手镯、指环，银器钗、簪、耳勺，铜器甗、盒、弩机，铁器矛、剑、刀，青瓷器罐、碗、盏、魁、洗、唾壶、熏炉、灯、虎子、水注，陶器瓮、罐和作为明器人俑、马、城堡、水田、井、畜圈、鸡笼。还有一件属舶来品的玻璃器[10]。可以肯定，这是一座级别较高的夫妻合葬墓，又以随葬器物中有剑、矛、刀等武器，男性墓主无疑当是一位武将，遗憾的是未见随葬的墓主人印章，未能得到墓主姓名及所任职务等信息。所幸的是，在一块墓砖的平面阴刻有草隶“高□□□广州苍梧广信侯也”，由此而推断墓主人生前曾被封为“广信侯”。广信县最早建于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其后一直为苍梧郡所辖。其时苍梧郡的辖地包括了今肇庆城区一带（属高要县）。一般地说，埋葬之地应就是墓主家乡，广州黄埔姬堂西晋墓（Ｍ３）墓主为南海郡增城县西乡梁盖可作例证，故坪石岗东晋墓墓主应为苍梧郡高要县人，如判断无误，则是苍梧郡人在本郡域内被封侯的一例。再以此推论砖铭的“高□□□广州苍梧广信侯也”，其意很可能是“高要某某”为“广州苍梧广信侯也”。东晋永和七年（公元351年），从苍梧郡中又分设了晋康、新宁、永平三郡，今肇庆城区一带划属元溪县，为晋康郡所辖。据此，肇庆坪石岗这座“泰宁三年”墓，是苍梧郡辖属该地的历史见证。

　　晋代的“侯”，在当时已多是一种荣誉性的封号，并无实际权力。如许多“关内侯”、“关中侯”、“关外侯”、“亭侯”等[11]。那么，这位“苍梧广信侯”作为武将，其时所任何职、官阶几品呢？虽然墓中没有资料作更多的交代，但我们可以同类墓葬来进行探讨。

　　1997年，在广州东部黄埔区大沙镇的姬堂山清理的3号墓，由墓道、前室、过道、耳室、后室以及七个小壁龛共六部分组成，全长8.52米。仅长度较之前述的“广信侯”墓略短，壁龛数则较多。随葬品有金钗，铜器镜、鼎、甗、耳杯、洗、带饰、弩机，铁器环首刀、削刀、刻刀、镊子、剪刀、剑钩，青瓷器罐、盒、碗、碟、钵、盂、盅、托盘、灯盏、虎子、壶，陶明器水田、井、牛圈、畜圈。还有砚、墨条、滑石猪及“牙门将印章”银印、“关内侯”石印，最为重要的是滑石铭牌和谒牌，正是根据滑石铭牌和谒牌推知墓主为“牙门将宣威将军武猛都尉关内侯”南海郡增城县西乡梁盖，卒年60岁[12]。需要注意的是，该墓使用了不少东汉时期的墓砖，其中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的砖铭。据姬堂山同一墓群中的2号墓为西晋“永嘉元年”，推断梁盖墓的年代亦属西晋永嘉年间（公元307～313年）。将“关内侯”梁盖墓与“广信侯”墓相比较，两座墓的入葬时间仅相距十余年，两者的墓葬结构、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都可说是大同小异，同属夫妻合葬墓，总体上是属于同一规模和等级，即同属“侯”级。魏晋时期的职官，牙门将为第五品，宣威将军则是五威将军中品级最低的一种，也是第五品[13]。再者，“武猛都尉”与“武猛中郎将”、“武猛校尉”一样，都是武将中的官阶，其秩均为二千石[14]。以此类比并论及“广信侯”在军队中的官位，亦当是其时在苍梧郡任职的一名将军，属第五品，秩比二千石，并被封为“广信侯”。墓主“广信侯”与“关内侯”梁盖的身份相当，墓葬结构、规模及随葬器物的种类也大体相近，由此看来，当时各地有着共同遵循的埋葬礼仪与习俗。

　　（作者单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参考文献：

　　[1]周世荣：《长沙出土西汉印章及其有关问题研究》，《考古》1978年4期；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集》二七页、一五二页，上海书店出版，1991年；王人聪：《两汉王国、侯国、郡县官印汇考》，载《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研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出版，1990年。

　　[2]蒋廷瑜、王伟昭：《黄泥岗1号墓和“徐闻令印”考》，《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

　　[3]［唐｝《元和郡县志》。

　　[4]《汉书·百官公卿表》。

　　[5]《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6]周世荣、龙福廷：《从“龙川长印”的出土再谈汉初长沙国的南方边界》，《考古》1997年9期。

　　[7]同上。文中将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误为公元前211年。

　　[8]［清］梁廷楠：《南越五主传·先主传》。

　　[9]邱立诚、刘建安：《广东五华狮雄山汉代建筑遗址》，《文物》1991年11期。

　　[10]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肇庆市博物馆（邱立诚）：《广东肇庆市坪石岗东晋墓》，《华南考古》第１辑，文物出版社，2004年。

　　[11]参阅叶其峰：《古玺印通论》第七章〈魏晋南北朝官印〉，第118页，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12]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丁巍）：《广州晋代考古的重要发现——黄埔姬堂晋墓》，《广州文物考古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13]《通典·职官》。参阅叶其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将军及有关武职官印》，载《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研究》第172、177页，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出版，1990年。

　　[14]参阅叶其峰：《秦汉南北朝官印鉴别方法初论》，载《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研究》第218页，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出版，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