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中外画坛作品曾经出现以广州风情为表现主题的风气。笔者将之称为广州风情画，因为画作真实地描绘了当时广州的社会景观。这种风气大约流行于十八、十九世纪，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逐渐式微。这一时期的这类作品，近年来渐为人所关注，并为收藏家和博物馆所青睐。20世纪70年代以来，香港艺术馆多次举办了这一主题的展览会。1996年11月19日至1997年2月16日，香港艺术馆与美国麻省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Peabody Essex Maseum，U.S.A)联合筹划举办了“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及香港”展览会，展出这两个馆的藏品，展示十八、十九世纪中外著名画家和佚名者围遶这一主题的画作以及实用和观赏用的工艺品。本文以展品中的广州风情画作品为例，评析其所反映的晚清时期广州得风气之先、领风气之先，东西方文化汇集交流的特殊景观以及在工艺美术领域上的鲜明表现。

　　一、广州风情画的兴起与盛衰

　　由于文化、地理上的差异和长期的隔絶，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接触的双方，对于对方的民情风俗、社会风貌、景观风光都是抱着十分渴望瞭解的心情和好奇的眼光去相互观察的。文字的记述当然是主要的，此外，在摄影技术发明和普及之前，绘画是一种直观的有用的工具。于是，在西方各国船舰开始从海上进入珠江口之时，广州风情画就应运而生了。

　　广州风情画首先是由外国人以西方绘画技法描画眼中的广州风情，带回西方以传奇，然后，才是中国人学会掌握西方绘画技法描绘广州风情并外销西方。尽管前者以猎奇为主要动机，后者则受商业动机所驱使，然而，双方都在有意无意地扮演着文化交流的角色，这些风情画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随着时光流逝而日益增强。

　　促成广州风情画的兴起，有三个因素。首先，明中叶以后，明清政府实行海禁，但对广州实行特殊政策，相当长一段时间只准许中外商人在广州进出口贸易，一在贸易往来中纷至沓来的外国商人、传教士，对中国的文化同时起着瞭解、传播的作用。广州成了文化传播的窗口，外国人最为注目和瞭解最多的，就是广州。广州的风景、民俗、市情，成了西方人眼中的新景观。其次，这一时期在欧洲各国掀起“中国热”，东方的神奇色彩，中国的儒学宏论精义，令西方思想家们激动不已，中国的瓷器、家具、丝织品令外国商人、王公贵族以至市民爱不释手。广州风情成了西方人瞭解中国礼仪观念的视觉景观和装饰中国工艺品的主要表现题材。再者，这一时期有许多西方绘画高手来到中国，他们中有商人出身的画家，有随使节团前来的画家，还有侵略军军人、航海者、游客中的画家，以敏感的眼光、独特的角度、娴熟的技法，将捕捉到的广州风情准确地再现于笔下。

　　明嘉靖二年（1523年），明廷罢福建、浙江两市舶司，只留广州市舶司，也就是“一口通商”，广州在全国外贸的地位更加突出，对外交往人数激增。在欧洲，商品货币关系已经严重地侵蚀着西欧的封建制度，引起了欧洲的商人和封建主对东方财富的炽热渴望，欧洲的商人、冒险家、传教士涌进了亚洲。英国、荷兰先后在1600、1602年成立英国、荷兰东印度公司，率先把触角伸到了中国。“珠江风情”展的作品中，年代最早的即是这时期的产物。荷兰人约翰·纽荷芙（1618-1672)是一名绘图员及水手，他1655年随同荷兰东印度公司委派的使节团从巴达维亚出发到访中国，充任管事一职，后来出版了《东印度公司使节团访华记实》一书（荷文版1655~1657，伦敦版1669)。纽荷芙有绘画之专长，将其亲眼所见制成版画刊印在此书中，是一幅描绘相当细致的题为《广州》的铜版画。除了这种附于书中的版画之外，还有水彩（包括纸本、绢本)、水粉、油画、素描、钢笔淡彩、玻璃画、套色或墨彩彩瓷等多种画种和地图。早期的西方人士绘制的广州风情画，其实只限于澳门、虎门、黄埔和广州城外珠江边景色，这与来华外国人被允许在中国活动的范围有关。直到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描绘广州风情的笔触才及广州城内的街道。然而，岭南人有着敏感的开放性，尤其是处于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广州，很快就有人接受西来的绘画技法，幷且捕捉到这一技艺的商业价值，创造出为外国人所喜爱的具有西方绘画形式并以中国风情为内容的艺术品，外销到他们的国家去，迅速地形成了一个崭新的行业——外销画。“外国商人来华者日多，广州的画家看准时机，便在洋人聚居的十三行范围内，开设画店，并雇请画工，大量绘制各类绘画。”〔1〕这类以商品用途的作品数量甚多，在西方风靡一时，以致“中国外销画”成了以西方画种表现中国风情的美术作品的统称。如上所述，倡起这类作品的不是中国人，此后创作这类作品的，也并非只有中国人，这从展览展出的作品可以看出。中国外销画只能说是这一时期中国风情画的一部分。不过，中国外销画既然是以旅游纪念为性质的商品画，数量上要比外国人创作的作品多得多，画面上也有许多是重复雷同，构图缺少变化。但也必须承认，中国的外销画家在掌握西方绘画原理和手法上，有着长足的进步，而且画家数量甚众，克罗曼1991年的专著中附録的《为西方商人工作的中国画家》就列有40人，实际上当不止此数。〔2〕在展品中，可以见到的中国画师就有新呱、煜呱、通呱、啉呱、庭呱。

　　外销画之外，还有以广州风情为表现内容的实用工艺品和装饰工艺品，如漆器、银器、象牙制品、套几、彩绘陶瓷制品及家具。展品中有一张黑漆描金木桌，配以象牙及丝绒配件。这是佛朗西斯·洛斯罗普先生夫人捐赠给博物馆的。此件女红桌的盖面上刻有一英文字母‘W’，是居于纽约和罗德岛纽波特的伟特莫尔家族的标记，盖子里层以黑地金漆描绘澳门南湾风貌。此桌子原是一套漆器家俬的一个组件，由从事中国贸易的威廉·伟特莫尔家族订制。伟特莫尔的职业是营运主管，1833年他前往广州拓展业务，直至1847年才撤回纽波特，这套家俬是在约1833年时订制的。十九世纪时期，附有象牙针线工具的女红桌是甚受欢迎的外销品。由此可见，中国艺术家有极强的商业意识，有着利用传统工艺形式表现新的时代内容和地方风情迎合西方顾客需要的极为主动的适应性。

　　19世纪中叶以后，曾经风行一时的中国外销画行业很快走向衰落。展品的制作时间，集中于十八、十九世纪，最迟的作品是创作于1870年，反映了这一过程。主要原因，是由于广州社会局势的动荡不安；列强强行打开中国大门，通商口岸已不止广州一处：摄影术东传，快捷新奇，更加准确的摄影，直接影响并取代了以绘画表现地方风情的手法，从广州迁至香港的一些外销画画家，开始兼营照相业。从外销画到摄影术，表明瞭时代变化的急剧，广州处于中西文化交汇点所受到的巨大冲击，以及依附于商业的艺术作品受到西方社会消费时尚直接影响的特点。

　　二、广州风情画的绘描内容

　　晚清广州风情画的历史文化价值，在于它是真实的历史画卷。以当时广州的社会风貌为题材，首先因为这是出自外国人视野中感兴趣的事物，以后作为外销画，当然要迎合外国人的欣赏要求，所以表现对象相对集中。广州风情画最初出自外国人之手，外国人是从外围远距离观察广州城，因而镜头是广角的，而且注意点出自己所在的位置；出于异国人的眼光，对地方特色突出的景物尤为敏感，在画面中也往往放在突出位置上。留意上述最早由荷兰人纽荷芙创作的题为“广州”的铜版画，很容易辨认出这些特点。画面景深大体分为两个层次，以中景临江城墙一字划开，前景是珠江，后景是隐藏在城墙后的广州城。画面前左方最显眼的前景，是一条体积庞大的荷兰舰船，占了画上江面的三分之一，此应是荷兰画家随使团搭乘的荷船。其他密布于江面上的中外船舶，相形之下要小得多。画面细致刻划了有城垛的城墙，清楚地勾勒出沿江两层城墙（应为外城鸡翼城之城墙和原南城城墙)意味着处于城墙包围之中的广州城对外国人是封闭的。可以见到城内高耸的建筑物，是塔、城楼和炮台，其中最为显目的是六榕花塔、光塔、五层楼，其余之屋一概以简单的笔划勾划。花塔、光塔、五层楼此后成为许多广州风情画中的城市人文标志。画幅正中，是一座高大的城门，由此而把人们的视线从江面引入城内，似乎反映出外国人渴望进入中国内地交易和瞭解城墙后的城市的心理。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外沿江之地已经建有数长列两层屋舍。1751年，彼得·奥斯伯克有如下记述：“河岸上筑了一排排的房子，是中国人租借给逗留此地的欧洲人的。”〔3〕那么，这些房舍可能是原先作为外国商行之用的，此时还是采用中国传统的居屋形式，未见有以后十三行商馆那种洋房子。沿江人来人往，有坐轿的、骑马的、坐马车的，显示出此时城市的繁华。远眺广州此后仍是广州风情画的一个常见的题材，随着时间的推移，作者改变为中国人，画的用途也由立此存照而转为外销画，而在总体构图基本不变（即江岸将画面一分为二，前为江，后为城)的大同之下，画面上描绘的具体事物都发生了有趣的变化。约绘于1800年的《远眺广州城》纸本水彩及水粉画，屋宇不论远近，都描绘得十分细致，城墙只是隐约可见，并未突出。密布江面上大大小小的船只，都是中国人驾驶的木船。光塔、花塔、五层楼以及珠江上的海珠炮台和远处山头的炮台清晰可见。高出屋宇的数处旗杆，标志着官衔祠庙之所在，而右方屋顶中有一处尖塔状楼房有着西方建筑的明显特征，说明当时在城内已有外国人入居，或者是一处教堂。画面的中心位置，突出了十三行商馆。整幅画给人一个总的印象，这是一座中外文化幷存、水运繁忙、繁华而又有所戒备的城市。这种远距离广角描绘的场景，还有虎门、长洲岛，这都是外国船舰白海上进入珠江口到广州途中所见。

　　十三行商馆在珠江边建成之后，商馆区成为中外人士的聚焦点，原来的江边全景式远眺图转向集中描绘商馆区。这些画幅细致描绘了商馆的西式建筑外貌，同时也成为实用工艺品的主要装饰题材。18世纪下半叶绘有广州商馆景貌的水果混合酒碗，在西方十分流行，被外国人称为“彩碗”。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以商馆为立足点眺望珠江和河南的相反角度的画面，画集中一幅《从集义行（荷兰馆)顶楼眺望广州全景》，创作于约1810年，推测为通呱所作，其采用的角度就是从商馆屋顶上向珠江及河南远眺，画面上清楚地描绘了河南沿江滨临江边的海幢寺、红炮台。时过境迁，如今的海幢寺早已远离江岸，红炮台也已废没。此图留下了珍贵的不能再现的图景。〔4〕

　　广州景观的另一集中主题就是有地方特色的标志性建筑，除了上面提到的花塔、光塔、五层楼屡屡见于画面之外，较常见的还有琶洲塔、莲花山塔、长洲塔、海珠炮台以及长洲上的文塔。可以看到，这些标志性建筑中，高耸的塔是最引人注目的。对于航路不熟悉的外国航海者来说这些建筑还起了导航的作用。画集中有一幅英国水彩画家安东尼·菲尔丁所作的琶洲塔棕色调水彩画。菲尔丁是英国当时首屈一指的水彩画家，他没有到过中国，但却能把琶洲塔的造型特点及其周围气氛逼真地再现于纸上，是重绘了其他画家的写生作品，反映了当时描画广州景色的画作在海外之常见。古塔的形象还屡见于象牙雕刻、彩瓷、餐具，是艺术家喜欢描绘的题材。

　　在摄影术传入和推广之前，广州风情画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贵的历史镜头，使我们直观地瞭解到十九世纪广州的社会风情和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情景。由中国画家煜呱创作于约1850年的“黄埔船坞”，是长洲岛远望开去的黄埔全景，图中央是基督教坟场，海港内泊碇了美国及法国的商船。海港后面的黄埔岛上，岸边仓库分配给5个通商国家，由左至右分别是英国、荷兰、丹麦、瑞典及奥地利。左方是“法国人岛”。图中江面上的外国船只，船帆大多放下，这样做是顺应清政府的规定，防止船只在未付关税之前就离开港口，只有刚进港或准备离开的船只才挂满帆。如这本画集中的“马戛尔尼使节团撤离虎门情景”（作于1796年)，画面上的两艘使节团舰只就是满帆乘风行驶，画面上特使马戛尔尼特使是英国第一次派遣使臣来中国，他所乘坐的“狮子号”舰只，炮火的浓烟在船上冒出出。该画幅作者英国画家威廉，亚历山大是使节团的随团画家，据他的日记记载，使节团船只由广州出发经虎门往澳门时，“‘狮子号’向沿途的每一座炮台鸣炮三响致敬，并获得各炮台和其他战舰的回礼”。可见当时中外外交交往还是友好的。外船桅杆不挂帆的图象，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夕，清政府对前来广州贸易的外国商船管理还是有效的。中国画家笔下更刻意反映这种情况。中国画家传史贝霖画于1807年的《广州商馆区一角》，画面上是两位清朝官员在仪仗队的护送下乘轿前往旧英国馆，商馆门上饰有彩带，门前有一名英国士兵和两名中国锣鼓手肃立欢迎，外国商人在商馆二楼游廊上向下张望。〔5〕另一幅题为《市舶司回府》的水彩，则将镜头拉至江面上，商馆前面广场活动的人物很小，面目无法看清，但可以看出粤海关官员到商馆视察的场面要铺张得多。〔6〕鸦片战争之后，这种现象不复见了，但在中国画家笔下的外船仍是空桅，这也反映了中国画家的立场。1822年，十三行商馆失火，关于这场大火详细的第一手资料并不多见。而中国画家油彩笔触留下了一串有动感的画面。这是一组五张的油彩，从大火初起，到烈焰熊熊，到大火熄灭下的断垣残壁，以及人们奔走救火、职员仓皇逃难、逃生至江面的船上观火的场面，生动地留在画上。

　　这些画幅也有详细描绘商馆及附近的社会生活情景的。约作于1825年的《从商馆区眺望广州景色》，画面上有丰富的内容，远处是炮台，河道上几乎停满了船只，这应该是以珠江为生的水上人家。有一只髹上红蓝两色装饰得很漂亮的船艇，艇首插着一面外国旗帜，应是行商洽谈生意的花艇。近景，左方是沿江码头，各式各样的人物，大体可分为挑夫、赶路者和在茅草做成的遮阳伞下的摊档前歇息品饮者，从摊档上摆的器皿看，卖的可能是凉茶、豆浆之类。中间有一片围栏围住的宅地，圈养有牛、羊、鸡，应是以备供应商馆食用。右方一列二三层楼房的后背墙壁上可以见到“时昌柴炭批发零售”广告，“新天和”旅店名匾。所有这些，展示了广州这一港口城市商贸活动的一角。〔7〕这本画集中收入一只银杯，是广州众行商赠给在旗昌洋行任职期满回国的美国商人约瑟·库利奇的礼物。此杯约制作于1839年，杯身上刻着外国人在珠江上赛艇一景。当时，划艇被来华贸易的外国人称为“唯一能在公共场所的消闲活动”，他们在1837年组成了“广州划船俱乐部”。〔8〕选择洋人赛艇场面为赠别之纪念品上的装饰图案，立意妙絶。

　　 三、中外工艺美术的文化交流

　　以晚清广州风情为题材的绘画和工艺美术的交流是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渠道，也促进了中外民间的相互瞭解。

　　广州风情画是异域人民瞭解广州的一个窗口，在初扺广州的外国人心目中，广州向他们展示了别开生面的城市画卷，画家波塞尔在1838年至1839年间访游中国时记道：“这个国家充满着异彩，她的奇丽景色深深地吸引着我。”〔9〕画家绘制的画幅，又转而向西方人民展现了广州这座东方港城的风貌。1838年在英国出版的一本展览小册子，标题是《描绘广州、珠江及其邻近地景貌的一幅作品，现正于莱斯特广场的〈全景画廊〉展出》展出的是英国画家罗伯特·百福德绘制的环形全景壁画，观众只要付以一先令，便可以换取飞越广州的幻想旅程，仿佛置身英国商馆楼顶平台环视珠江及对岸景色。这本小册子的文字说明还提及百福德的壁画是根据“一位名叫‘通呱’的广州本地画师”的原作制作的。百福德的画除了涵盖黄埔至澳门水道炮台的珠江河段，将广州的庙宇、塔楼等收入眼底之外，又在平台上加插了人群，各式各样，有抽烟的、聚赌的、奉茶的、奏乐的、耍木偶戏的……，展示了广州人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日常场景。〔10〕黄埔是来华外国船只修理补给、评核课税之地，船只可以在黄埔停留三至六个月之久，而外国船员只获准有三天可以前往广州。因而黄埔风光是最早期描绘中国沿岸的外销题材之一。英国海军上将安森的环球航舰在1734年扺达广州时，特别制造了一批碟子，碟沿饰有英国普里茅斯及黄埔两地的风景，黄埔景物主要是珠江、山丘、寺塔及寄锭的东印度公司轮船。〔11〕与此同时，西方的景观也随着画本和工艺美术品为载体的画面出现在中国人民眼前，画集限于主题没有专意展示这方面的资料，但是英国人安森在广州定制瓷碟要求在绘制中国风光的同时绘上英国风光，显然是英国风光的画作已传入广州。这书画集中收入一只汤盘的图片，是英国的科顿家族约于1733年在广州定制的餐具中之一件。盘中间是该家族的族徽，盘沿分别绘有两幅相同的珠江景观和两幅相同的伦敦泰晤士河景色。此时的广州城沿江尚未建有西式房屋，最突出的景物是城墙和江中的城南碉堡（即后来的海珠炮台)，以防卫建筑为显眼的标志性建筑。而伦敦市景貌，即以伦敦桥和重建后的圣保禄教堂为最显眼。盘中的族徽花纹图案是西式花纹，盘沿的装饰花纹则是传统的中式花纹，呈现出一种中西幷存的艺术风格。〔12〕

　　晚清广州风情画的兴起，使西方绘画艺术品及工艺美术传入广州，中国工匠、画家为着制作适合外国人口味的外销美术品、工艺美术品，努力学习掌握西方工艺美术。1655年纽荷芙随荷兰使节团扺广州时，对中国工匠这一才能大为叹服，在访华记实中写到：“此间人民生性灵巧、刻苦且聪敏，对任何手工制作一看即能学效。葡萄牙人从欧洲带来式样崭新的金银器物，他们都能勉力地短时间内仿制出来……”〔13〕其实，外来工艺品的传入和工艺品外销的交流远在此前。著名的特种工艺广彩（广州织锦彩瓷)起源于清雍正年间，艺人取景德镇白瓷胎加以彩瓷烘烧，销往欧洲各国。嘉庆、道光年间，广彩进一步发展，把锦缎纹用于彩瓷装饰，又以传统透明颜料加上不透明的珐琅白色制成乳浊性颜料，色彩增加且更为艳丽，器皿也发展为中西式多种多样，十三行有专营出口的瓷庄和洋行。中国人接受西方艺术与工艺并外销，首先是在工艺品上，金银器物、陶瓷餐具、漆器、牙雕、扇面等，到了十八世纪，外销工艺品增辟了绘画，画种有水彩、水粉、油彩。有的还继续采用中国绘画材料，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作于1760年的广州风景画，就是水粉绢本卷轴。前述广州众行商定制赠给美国商人的银杯，杯耳为龙的造型，杯身上的花艹纹图案却是西方风格。

　　对于中国美术界，西方艺术的传入有重大影响。从画种上说，接受了水彩、水粉、油画等西方画种；从技法上说，是接受了西方绘画的透视原理以及表现技法。瑞典画师奥斯伯克1751年以传教士身份随瑞典东印度公司轮船“查理斯王子”号扺达广州，常在其著述中写道：“若干年前中国人绘画的技艺不高，但近年来因得以见识欧洲艺术家的造诣，他们在这方面已大为进步——尤其是透视学上，从前他们对此是一无所知的。”〔14〕来华的西方画家中影响最大的英国画家钱纳利培养了许多画家，其中中国人关作霖（原名关乔昌，又称啉呱)曾附搭洋船遍游欧美各国学习油画技术，归国后在广州开画店，主要画肖像，宣统《续南海县志》称其所画肖像“栩栩欲活，见者无不诧异”。〔l5〕美国专家克罗斯基在其《中国的外销品》一书中提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广州最出色的肖像画家是史贝霖（Spoilum)，史贝霖曾替夏威夷皇族犹安娜画像。克罗斯基还赞许中国画家煜呱的风景画作与欧美风景画相比而毫不逊色，〔16〕广州画家所创作的油画，还作为贡品上贡朝廷。道士李青来自学成油画，卖画糊口。后来，受官府所遣，携其所作之画随关舶上京进贡。

　　如果再扩大视野，还可以看到十三行商馆是西方建筑风格率先传入中国的范例，对推介西方建筑有重大的影响。

　　文化交流是双向的，西方的美术、工艺、建筑、园林等许多领域，同样也受到晚清广州风情画的影响。比如，当时的西方艺术家习惯于依照传统方式避开建筑物的正面取景，而从侧面角度取景，广州风情外销画，描绘广州商馆区大多从对岸正面取景，有的西方画家受此影响。英国画家托玛斯及威廉·丹尼尔叔侄就采纳了这种取景方式。一些外国艺术家（包括未来过中国的艺术家)作品画面上的船舶、人物、亭楼，皆明显参照中国外销作品。至于十七至十九世纪，在西方国家掀起的仿制中国瓷器、漆器，工艺品采用广州风貌图景，以及仿建中国园林建筑的风气；以广州风情为主题的外销画盛行，成为西方的一些画家乐于模仿、描绘和题材，都反映出晚清广州风情画颇具魅力，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注　释：

　　〔1〕  丁新豹：《晚清中国外销画》，1982年香港艺术馆展览前言。

　　〔2〕  李公明：《广东美术史》第60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

　　〔3〕  《珠江风貌一一澳门、广州及香港》第144页。香港市政局1996年编印。

　　〔4〕《珠江风貌》

　　〔5〕  《珠江风貌》第169页。

　　〔6〕 《珠江风貌》第157页。

　　〔7〕  《珠江风貌》第181页。

　　〔8〕  《珠江风貌》第186、187页。

　　〔9〕  《珠江风貌》第45页。

　　〔10〕  《珠江风貌》第21页。

　　〔11〕《珠江风貌》第23页。

　　〔12〕《珠江风貌》第147页。

　　〔13〕约翰·纽荷芙：《东印度公司使团访华记实》，奥格尔比译（英译本)1669第34页。

　　〔14〕  彼德·奥斯伯：《中国及东印度航旅》，福斯特译（英译本)，1771，第一册242~243页。

　　〔15〕宣统《续南海县志》卷21。

　　〔16〕C·L：Crossman，Thc China Trade，The Ryne Prcss，Pririceton，1972，P63

　　（作者：泽泓，广州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