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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高度结合的特色，还表现在小说的故事情节有机地寓于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进程之中，或者说是在小说人物之间的矛盾纠葛和浮沉命运中，反映了时代风云和历史进程，尤其是体现了历史的必然走向。例如，《鹏回首》以主人公洛古从20世纪70年代末受命创办南门经济特区，经20余年数度大起大落、最后直至辞世的坎坷历程，将中国改革开放和兴办特区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发展进程反映出来，同时也将要以办特区而“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历史必然性和走向体现出来；《风中灯》以香港金融界两大家族——孔氏家族和杜氏家族之间的一系列斗争、尤其是在香港回归前夕，杜氏为显示英资在香港的威风，玩弄一场迁册百慕大的游戏而引起的激烈斗争，反映了香港从开埠到回归的百年历史，同时又以代表华资的孔氏家族从弱小到壮大、最后在金融风暴中必然取胜的过程和走向，显示了香港回归是人心所向、势在必然的历史步伐；《十字门》以张拔和他的儿子张乃庸、孙子张江和张海等三代人，分别在鸦片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对英、对日、对葡抗争和他们家族的悲欢离合，历现了澳门在这三个历史时期中的重大事件和历史进程，同时也显示了澳门儿女代代心向祖国、日益企盼回归的深情憧憬。所以，这小说系列是具有史籍价值的艺术形象史，又是具有深厚思想力和发展力的时代风云史。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小说系列塑造了很能体现民族精神而又力求民族振兴的多种人物典型，而且这些人物典型既构成家族或战友谱系，又组成前仆后继的形象系列，显示出民族振兴的精神和事业，已成为人们的精神和彼此交往的纽带，幷且代代相传。《鹏回首》的主人公洛古是试办特区的南门市市委书记，为民族振兴担当大任，忠心耿耿，数度大起大落也无悔无怨，取得成功也不骄不躁，最后辛劳辞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洛克的两位挚友：最早提出市场经济理论的经济学教授白言、法籍华人大画家海谷，都是力求民族振兴的人物。他们三人是行业不同、经历各异、性格悬殊的朋友，而追求民族振兴的理想和事业，使他们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数十年如一日，友谊常在，理想长存。《风中灯》以主人公孔希伦为代表的孔氏家族，与有英资背景的、以杜尼斯为代表的杜氏家族之间，延续三个世代的利害冲突、恩恩怨怨，体现了在香港沦为英帝殖民地后，社会上一直存在和延续着的倾向祖国与倾向英帝之间的思想观念与情感冲实；孔希伦代表的孔氏家族第三代，正体现着倾向祖国、力求民族振兴的情结始终延续于香港百年的历程中，幷且一代比一代更强大、更强烈。《十字门》分别在第一部“澳门风”、第二部“澳门雨”、第三部“澳门情”所写的各部主人公：张拔、张乃庸、张江和张海，是父、子、孙三代人，分别是在鸦片战争、抗日战争、抗葡斗争中的典型人物；各部的时代背景不同，斗争对象和方式各异，但他们的理想和斗争精神是一脉相承、而且是代代增强的。因此，可以说这小说系列是民族振兴的人物典型系列，是体现民族精神的深港澳家族英雄谱，因而这也是其堪称民族振兴文学碑记的一个依据和标志。
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作者这小说系列的创作中，始终以现代文化意识去把握历史和艺术创造，尤其鲜明地体现在着重塑造人物的文化性格，体现人物的文化观念，幷在故事情节中着意体现文化上的矛盾冲突，从而使小说具有鲜明的文化色彩和深刻的文化底蕴。《鹏回首》的洛古、白言都是敢想敢干、坚持正义、受尽迫害也刚正不阿的形象，他们既有崇高的现代革命精神，又体现着中华优秀知识分子传统的高风亮节；洛古从延安整风肃反扩大化时敢讲真话，之后一次又一次的肃反、清查、反右中的被审查，在“文革”后复职的塘鱼事件，到《三浦开发区方案》事件中被诬陷等等，表面看是政治斗争，实则是人品之争，是文化精神和品质上的美丑之争。《风中灯》中写孔氏家族三代人之虽然也有许多矛盾冲突，但在每个人的意识上，都不是从对立或力图置对方于死地的目的出发的，都是主要从“和”、从“化”的传统文化观念上去为人做事的，即使是最有现代西方观念的青年金融家孔希伦、何大伟也是既有西方文化风格，也有传统文化观念；小说所写的故事情节，主要是金融上加矛盾冲突，实际上其内蕴也仍主要文化上的冲突。小说中与孔氏对抗的英人杜尼西开导他的儿子说：“那是中国仁者之言。遗憾得很，世界上那有这些仁者的地位。孩子，你该学会不仁之道，那你才懂得什么是仁了。……仁就意味着失败。”可谓一语中的。《十字门》的张拔、何静芳尽管同英人、葡人长期相处，关系密切，但始终未见同化，一直保持着中国汉子和坚强女性的风格气度；张乃庸、张江和张海等后代人虽生长于海外和殖民地，也丝毫未变华人本色。小说所写的故事情节始终贯串着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抗争。
耐人寻味的是这小说系列三部的书名：《鹏回首》之“鹏”，是深圳之别称，源于庄子《逍遥游》：“有鸟焉，其名大鹏，背若泰山，翼若埀天之云，传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溟也”。“南溟”即南海。深圳的地理和地势似之，故有鹏城之名。以此书名概括深圳改革开放历程固有“回首”总结之意，但更主要的是“不回头”之意，即洛古的女儿林林所说那样：“大鹏决不回头，因为他是大鹏呵！展翅盖泰山扶摇九万里击水三万丈，一往无前”。《风中灯》在扉页上引用苏轼诗句：“过眼百年如风灯”，显然是以此体现香港百年风雨之意；其“灯”者，民族魂、文化情也。《十字门》是在澳门与珠海之间的一个珠江出海口，有地理寓意，更有历史和文化寓意，即：澳门始终像十字的形象那样，处于中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汇和要冲地位，而小说从鸦片战争开始写到1999年回归前夕，澳门都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可见三部书名都是具有深层寓意和文化底蕴的。这正就是作者以强烈的民族振兴精神和时代责任感进行这小说系列创作的聚焦凝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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