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自干校归来，我由中国文联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操起编辑这一行，至今已26个年头，对干编辑生涯，真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一、轶事的启示
我初到人文社古典部(即今古典文学编辑室)，见北窗下坐着一位清癯瘦削已见二毛的老同仁 。打完招呼后，他惊奇地问我：“为什么到这里来?”我下意识地答道：“希望学有所用。”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的是古典文学，又在刘大杰先生指导下研读过魏晋六朝隋唐五代文学史，颇热爱这一专业，所以随意应了一句。他的目光中带着几分无奈几分惋惜，说：“这一行呀，能干的不愿意干，不能干的想干也干不了。”一瓢冷水浇得我浑身打寒颤。这位老同仁就是周汝昌先生。若干年后，他果然不干了，调到文化部艺术研究院去了。
不久，听室中同仁说：有一位老编辑，审读一位老教授的书稿，贴了许多浮签，提了不少意见。所指出的谬误和问题，绝大多数是很中肯的，这些都照改了，并不多言；其中有个别问题，大约百分之二三吧，提得不合适，或者提错了。这老作者却抓住这百分之二三的失误，大发雷霆，说编辑水准如何低下，甚至厉声呵斥道：“×××有什么资格审我的稿子!”听了这则轶事，我多少明白点周先生那话的含义，也顿时萌生投错门的悔意。原以为在研究机构、在大学校里、在出版社里，都可以做学问，人文社里不也出了好几位学者专家吗？看来地位还是有差有别的，编辑比研究者、教师社会地位何止低一等!
后来，又听到人文社的一件往事，更是令人沮丧。有一位水准颇高的老编辑，发现一部内容很好但艺术与语言却比较粗劣的小说稿，经过请示，决定加工录用。在修改加工过程中，作者很谦虚，一切尊重责编的意见。因为合作得很好，责编也很投入，除了语言的加工润色，情节也适当加以调整充实，有时增补一些片断，做了一些合作者所做的工作。书出来了，一时大为走红，作者因此名噪文坛，为众所周知，而责编却默默无闻。重印时，责编觉得修改时，他代加的一小段不该保留，随手给删了，未曾同作者商量。这便惹祸了，作者不仅大光其火，而且向出版社领导告状，说侵犯了他的权利，当年的谦虚态度和合作精神没有了，摆出居高临下的架势。出版社的头头认为作家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得罪不得，便对这位可怜的责编加以严肃处分。我后来见到这位责编，问起往事，他哭丧着脸摇摇头，不置一辞。这事件在我心灵上投下的阴影，至今仍未抹去。
以上所记二则轶事，固然令人沮丧，乃至令人气愤，但感情是一回事，理性又是一回事，需要冷静地认真地加以思考。轶事给我们的初步启示是：其一，在知识界中，编辑的社会地位低人一等；其二，书稿在成书过程中，编辑有责无权；其三，编辑的知识产权落空，成了无私奉献。归根到底，关键问题是作为知识份子的特殊职业编辑，其责权利没有同知识界(包括学者、教师)取得平衡，并加以统一，作出符合知识份子劳动特点的规定。因为出书的过程是工勤人员、出版人员、发行人员与编辑人员的协作过程，所以责编往往被等同于其他人员，而无视其带有知识产权的特点。在出版社作为事业单位时是如此，在出版社改为企业管理时也是如此。这对于编辑的工作必然带来负面的影响，因而直接影响出版物的品质水准。
在推进法治的当今，编辑的责权利似宜逐步通过法律的形式，使之协调并统一起来。
二、改稿的功过
出版社出版图书，不只是为了文化科学，也是为了政治宣传。要达到这双重目的，作者和编辑必须分工合作，作者无法“文责自负”，编辑必须“严格把关”，共同修改稿件，便成了习以为常的事。而作者和编辑在改稿问题上的分歧和纠纷却也由此而来。前所记两则轶事，编辑之受呵斥被处分，便都是因改稿之事发生的。
编辑改稿的事曾引起不少争议，上海《文汇读书周报》组织讨论过，发表不少文章，各抒己见，议论起编辑改稿的是非功过，最后并没取得一致的看法。这涉及体制问题，比较复杂，就事论事是说不清楚的，所以我没参加讨论。我以为，出版作为国家事业，编辑不仅有责，而且有权，对书稿提出修改意见，或经与作者商议径加修改。书籍的出版，作者和编辑都要对国家事业负责，也要对广大读者负责，既要对社会负责，也要对历史负责。因此，书稿应力求准确与正确，改稿也就是必然和必要的了。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要求，出版图书亦然。从事科研与教学的作者，如果不熟悉出版的特点与要求，所写书稿很难符合规格，一次达标，大都要经过修改，甚至推倒重来。当过编辑的作者，情况就好得多，很少返工。鄙人虽不才，所写论著、选注、通俗读物等各类书稿多种，几乎没有退改的，原因在于知道各种书稿的宗旨和体例，乃至文笔深浅的要求。当然，学者、教授书写多了，熟悉出版这一套，同样可以一次成功。我所说的改稿，是有原则的，并非随意的。有的编辑喜欢动别人的稿子，而且往往带有随意性：可改可不改者，改之；语言不合己意者，改之；以至观点与己不合者，亦改之；最糟糕的是，原稿无错者却因修改而铸错。这样的编辑可能自以为比别人高明，其实，恰恰是不高明的表现。这样的改稿，是作者所不能同意也不应该同意的。然而，我们却不能因为有的编辑妄加修改，而否定正常改稿的必要性。随意改稿是不行的，应遵循一定的原则，意在提高书稿的品质，使之符合出版要求和水准。需要改动者，一般说来有以下诸方面：其一，不合宗旨者要改。每一套丛书，每一个系列，每一种书籍，都有一定的宗旨，都有一定的目的和要求，都有一定的政治、学术、文化、知识标准。但凡书稿有违于或未达到以上丛书、系列、书籍的宗旨、目的和标准者，都要求修改、充实、提高。其二，不合体例者要改。丛书、系列、书籍，均有一定体例，也有一定格式。倘若书稿有乖体例，不合格式，也要求调整和修正，以使之统一和规范。其三，文字语言不规范或有错讹者要改。文字无论繁体简体，都应使用当今规范化或约定俗成的文字；语言则应文从字顺，合乎语法，消灭语病，使之纯洁。不规范不顺畅的语言文字，都要修正润色。其四，征引资料失误者要改。书稿中援引古今典籍和书刊中的资料，要求准确无误，经过校核，如发现失误，均应改正，以免以讹传讹，贻误读者。其五，观点有违碍者要改。一般说来，在学术问题上，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作者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如果这种观点对当前政治、政策有违碍，乃至有悖于出版管理条例，就应当改，否则就不能出版。以上略举五端，都在可改必改之列。编辑在审稿中发现以上诸问题，可以提出来，要求作者修改，在不违背作者观点的前提下，也可以由编辑径加改正，如核实资料，修正语病，规范文字之类。这都是编辑责权范围内的事。编辑认真这样做，无损于作者，有益于读者，是无可厚非的。
我初到人文社，就听说人文社与中国社科院文研所有个协议：文研所的书稿，人文社不能动，甚至连标点也不能改。而我负责审读的却正是文研所的书稿，颇为坐蜡。若依协议，审稿作甚!若按编辑职责，则需审读。于是我先把“协议”搁置一边，认真审读，发现存在的问题还真不少，贴了许多指出问题所在的浮签。提意见是我的责任，改不改是作者的事，我这样想。出乎我意料之外，德高望重的余冠英先生看了我贴的浮签，很高兴，并且让执笔者作了认真修改。自此我便同余先生成了忘年之交，并从他身上学到许多东西。修改书稿，提高品质，是作者和编辑的共同目的，目的一致，本应不会也不应当发生矛盾乃至互相诋毁。作者与编辑相互攻讦者，当是书稿以外别有私心在。编辑改稿，如果不带随意性，而是掌握原则，认真对待，使之减少差错，提高品质，不仅于出版尽了责任，于作者也作了贡献。当然，改稿当中，容或增添新误或改正为错，这是应努力克服的。不过，一般说来，编辑改稿其功要大于其过。通常改稿，做些补苴罅漏的工作，也就算尽责了。但认真负责的编辑，往往注入更多的心血，如结构的调整、观点的纠偏、资料的补充、缺漏的弥补，都能尽力而为，作无私的奉献，其功更是不可磨灭。
在改革开放以前，编辑的这种无私奉献，均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无论出版社或者编辑，从不向作者计较。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逐步推广，版权和知识产权也成了商品，可以交易了，于是问题也就来了：向出版社提出，将版权拿走，可书中有我社编辑的劳动成果，是经编辑加工而成的，这版权如何算?责任编辑提出，我在书中注入了心血，在修改中贡献了自己的知识，这里的知识产权怎么算?这是无理取闹吗?显然不是，很值得思考。
(作者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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