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严肃的东西是要有代价的
新快报：你目前手头上正在做的是什么书？
锺洁玲：张承志的系列已经做完，还有李云迪的书、李佩甫的《等等灵魂》，现在我还在继续做“大家小集”和“花城原创”。做李云迪这本书占用了我比较多的时间，效果还不错，从十月份销售至今已经卖了接近两万元。
新快报：一直有很多人认为，广州出版的实用倾向很严重，你认为是这样吗？
锺洁玲：是会有这样的情况，但这个并不是绝对的，我们也出版张承志的书，也做杨显惠的书，这一类就不是实用的。张承志的书并不是为了市场出的，“花城原创”主要是挖掘一些有潜力但还没出名的作者，如果单纯从市场考虑，是不会做这些的。而李碧华的作品，就是直接走市场的，这么多年来，我的工作主要是出李碧华系列，目前已经出到第25本，她的书好销，李碧华的书最先是在北京做的，但是从目前来说还是在广州出得最成功。
新快报：国内出版界实际上一直有一本书救活一个出版社的说法，你们在李云迪这本书上的试验是否有这样的目的？
锺洁玲：会有这样的说法，哈里·波特系列就救了人民文学，以前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很死板的。比如布老虎丛书，起印就是两万本，品牌的效应是有用的，这都会带动原出版社。我们也希望有个别的书能带动出版社的发展。我们也希望有个别的书能带动出版社的发展。我们做了《人体使用手册》、《等等灵魂》以及李云迪的这本书，花城的整体形势有点变化，起码渠道回款快了，也让别人知道我们也出大书，你一再出新书，他的要量会大点，大书对小书是有帮助，大书养小书是有规律在里头。
新快报：能不能说目前广州出版还处在对市场适应的阶段？
锺洁玲：对，在尝试，李云迪这本书就是整个集团做专案制的第一本书，非常辛苦。现在我们从排版，都要进行监督。我们从排版开始抓，书稿不断修改，我们还做了整合，先不出书，等李云迪的大碟出来后，我们才跟着一起推书。这个整合营销包括李云迪的一百多场演出，他回中国的时间很短，两年时间都要穿插进行，我们和环球的宣传资源对接起来，光碟随书赠送，我们给他也穿插了一个签售的行程。从去年开始，我们出版社在进行企业化改制，全部都要市场化了，像李云迪、李碧华，市场需要这样的产品，读者需要这样的偶像，这样的东西和读者的需求是契合的。但是张承志的书这一类比较严肃的东西，我们还是有所坚持的，严肃文学就是要有代价，很有可能是亏本的，张承志的书至今是略亏到持平的状态。
做教材很容易让出版社养尊处优
新快报：你们出书的速度是怎样的？
锺洁玲：如果你想做得到位，一个编辑一年其实做三五本就够了，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可能要出二十多种，精力很受限制，每本书不可能耗费太大的精力去推。传统的出版是很简单的，就是把文字编辑一下，那太容易了，高中生都能做到，一年发三五十本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可以不顾市场。但是现在需要的是出版人，需要将上流和下流都打通。没成书之前是上流，这个中间会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下流就是指在推广上，推广却是目前编辑最缺乏的，都很害怕，不知道怎么推，心里没谱。拿到一本书稿，首先要市场认证，有什么潜力，相同的有多少，价值是否有优势，作者是否是独一无二的，每一本书的推法又是不一样，你得找到适合的推广渠道和媒体。可能你用十分之一的时间做案头工作，其他的精力你都得用来琢磨怎么来推。李云迪这一本书就是从编辑到发行，都是自己在做。花城社目前在做一个改革的尝试，从今年七月开始的，可能以后都会倡导专案制。
新快报：为什么要推行这样的专案制改革？
锺洁玲：主要想从教材养活转向市场，教材这条线对很多出版人而言不是那么体面的，智力含量不高，但是利润最大。专案制的改革现在才开始，很难从教材养活转变过来，现在教育书始终都是大头，不过将来会有危机的，现在在提倡环保教材、回圈使用、减负，书就不断地消耗掉，这个产业链有可能会停的，那你原来做教材的那帮人怎么办呢，这应该是出版集团做这个改革的主要动因。
新快报：怎么评价教材出版对广州出版的影响呢？
锺洁玲：广州出版比不上别人，我觉得和这么多年教材的支撑有关系。文化人做教材是很没理想的，智力会退化的，但是你得承认，教材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是我们的第一大支柱，尤其是教育出版社，我不知道全国有几个出版社能达到广州教育出版社的水平。教材利润高，支撑力量也很强，让大家没后顾之忧，很容易让出版社养尊处优，让我们没有感觉到市场的压力，打市场的书就放松了——不去强攻市场生活也过得挺好，那我们干吗还有去做吃力而不一定能赚钱的事情。如果从出版社长久品牌来说，只做教材肯定是很不利的，如果花城仅沦落为一个教材出版社，那是很可惜的，出版社的人文价值也没有了，很多人很辛苦挤进去肯定不是仅仅为了做教材，比如花城缺四个岗位，会有一千多人来应聘，竞争都厉害，新进的编辑都是研究生以上学历了，我想这么强的人进来肯定不是做教材。
体制扼杀了我们的锐气
新快报：现在有很多书商、工作室，有些做得非常优秀，这对出版社会不会构成威胁？
锺洁玲：书商的优势就是人少，并且目标准，出版社就要拼品种，要份额多，要有气势，可能你的一百多个选题有三分之一是没有把握的。现在其实出版人不应该这样，而是应该把每个选题做活做透，但是出版社带有赌博的性质，期望在一百多个选题中能够有几种卖好。他们也不去做调研，这一类书起印数也很低，带有试一试的想法，万一赚钱了也很少，比如一本书赚一千元钱，做二十本书就把两万元钱赚回来了，就是用一种比较消极的方式来做出版，每个编辑都有长有短，你不可能让每个编辑都很精确地论证，这方面出版社比不上工作室和书商，他们对市场定位很准，要么跟风，要么别人都没有，如果没有竞争优势，他们是不会轻易投资的，不需要像你规模这么大才能养活。
新快报：你怎么看待广州、北京和上海三地的出版呢？
锺洁玲：广州出版和北京、上海比差距很大，人才都流向北京了。上海的管理很不错，他们没有冗员，我们不能比的，我们还是国有体制，他们整个搞活了。我们主要还是意识形态控制比较严，想出一些有锐气的东西，很多选题都被杀掉了。当年的王小波也是一样，如果当时很清楚王小波作品的内容，那肯定出不成的，我们拼命往艺术上靠，不谈他的思想尖锐问题，就混过去了。
新快报：作为国内的名编辑，是否有人向你发出邀约，因为很多人认为北京的出版环境会更好？
锺洁玲：有，不单是北京，在广州的工作室（书商）也有。不过花城我也做开了，我也不想做其他。如果我们的体制放得开，你在北京还是广州都是没有区别的。
锺洁玲眼中的广州出版业
出版社带有赌博的性质，期望在一百多个选题中能够有几种卖好。他们也不去做调研，这一类书起印数也很低，带有试一试的想法，万一赚钱了也很少，比如一本书赚一千元钱，做二十本书就把两万元钱赚回来了，就是用一种比较消极的方式来做出版；
广州出版比不上别人，我觉得有和这么多年教材的支撑有关系；
我们主要还是意识形态控制比较严，想出一些有锐气的东西，很多选题都被杀掉了。
（来源：新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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